独家中译稿 | 美国胡佛研究所报告《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
原创：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IPP评论 1周前
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参与该报告撰写的，是美国一批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倡导美国增强与北京接触的中国问题专家。参与报告撰写的重量级学者包括葛来仪（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美国驻华大使罗德（Winston Lord）及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也名列其中。
研究背景：中国在美“锐实力”行动
自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35年时间里，中国坚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政策。邓小平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退休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这些原则继续指导着中国的国际行为。
研究背景：中国在美“锐实力”行动
自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35年时间里，中国坚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政策。邓小平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退休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这些原则继续指导着中国的国际行为。
通过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试图强调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它对“大国权力地位”的靠近，不会威胁现存国际秩序或者亚洲邻国的利益。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更自信地扩展了过去的政策，新政策不仅寻求重新定义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声称它是一种比西方民主体制更有效的发展模式。
然而美国非常清楚，中国是在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投射寻求影响力。我们担心北京近来寻求文化和信息化影响力的多种方式会破坏我们的民主进程。这些方式包括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社区、中国在美留学生、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将这些行为的特点总结为“隐蔽、强制或腐败”。
这其中的一些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没有区别，但另外一些则涉及使用强制或腐败的方式给个人和组织施压，从而干扰美国公民和政治生活的运作。
当然，我们不必夸大中国这些新政策的威胁。中国并没有试图干涉美国大选，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试图在民主话语中制造混乱或激化两极分化。虽然中美两国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在友谊、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着深厚的历史纽带，这些都是我们乐见并希望培育的。对于与其他美国公民和族群一样充满自豪感的美籍华裔来说，免于可能导致相貌歧视或新麦卡锡主义的普遍质疑或侮辱很有必要。
然而，随着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的影响力让中美关系陷入极度不平衡和对立状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还把美国关于言论、新闻、集会、宗教和结社自由的理念视为对政治制度的直接威胁。
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入往来，它们之间有了共同的重大利益关切。中美贸易总额（6354亿美元，其中美对中贸易逆差为3354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双边贸易额。超过35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包含8万多高中生）。此外，数百万中国人移居美国，他们的存在对美国来说本身就是一笔巨额资产。
然而，这些优点不能掩盖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正在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以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推进其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威权体制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来寻求影响力。这阻碍了美国相关机构在互惠基础上与中国社会接触的合法努力。这种差异就是本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寻求影响力的活动已经不限于过去统一战线政策所关注的华裔群体，它还瞄准了西方社会中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智库、大学、媒体以及政府机构。中国致力于促进对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同情，并拉拢重要美国人物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利益。
诸如考察团、文化和教育交流、付费媒体植入以及政府游说等，都是许多国家能接受的软权力投射的常规公共外交手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因为它们是透明的。但是，本报告详细指出了中国一系列不透明的“锐实力”行动，中国在越来越积极地加强在美国的活动。这些都在利用我们民主社会的开放性来挑战，有时甚至会削弱美国关于自由、规范和法律的核心价值。
除俄罗斯外，在尝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面，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与中国一样广泛且资金充足。在金融资源的广度、投资深度和强度方面，需要更严格地审查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因为它正在干预更有资源和权力更大的部门，甚至比俄罗斯干预的还要多。通过开展融入美国生活多元化结构的活动，中国已经获得了更广泛和潜在的长期影响。
报告的调查结果
本报告由一群美国杰出的研究中美外交事务的专家撰写，是一年多研究的成果，旨在记录中国在美国境内扩大影响力的程度。
虽然已经有许多优秀的报告记录了中国寻求影响力的具体案例，但本报告在试图解决整个问题，并纵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负责指导中国海外影响力的活动。其中还包括与中国对应的美国社会不同部门的各个部分。附录中有中国在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多样化的影响力活动的调查。
•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利用广泛的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推进其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大大加强了这方面的投资力度。虽然报告中描述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国家为导向的，但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对此负全部责任，即使“统战部”已经成为中国寻求影响力活动的代名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还负有监督职责。中国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体，包括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都受到政府的影响，遭受压力，以促进国家利益实现。
对外影响力行动的主要负责机构包括统战部、宣传部、对外联络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全国侨联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所有这类机构都受到不同国家机构的支持，比如外交部、国务院侨办等。后者在2018年3月被并入统战部，这反映了统战部不断扩大的权力。
• 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政治活动中，中国在寻求和培养处于上升期的政治家。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聘请知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团体合作。这些活动配合了中国对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访华的长期支持。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也寻找美国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来介入美国国内选举。
• 在大学校园里，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接触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由于孔子学院在让学生和社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因此本报告不反对。但报告确实建议对孔子学院执行更严格的监督并实行更严格的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标准。在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直接支持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s）有时会上报相关情况，进而损害其他中国学生和美国教师在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美国大学举办被中共和政府视为政治冒犯的活动，会受到来自中国大使馆及其六个驻美领事馆以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压力。虽然美国对研究美国政治或历史的中国学者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却限制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进入中国去研究中国的政治敏感领域。
• 在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报告中能看出中国外交官的影响。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时，它就一直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并且还限制美国智库人员和代表团对中国以及中国官员的访问。
• 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其公司在国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和技术。中国允许外国公司继续进入其国内市场，前提是要它们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的立场。本报告记录了中国如何支持在美国成立的数十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 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它成功拉拢现有的中文媒体并建立了自己新的传播机构。中国国有媒体也在英语市场建立了重要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严格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体在中国境内开展正常的新闻采访活动。
• 在美籍华人社区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派遣人员到美国向发表反华言论者或者支持台独人员施压，还向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亲戚施加压力。北京把美籍华裔看作是全世界侨民的成员，认为他们不仅要保持对中国利益的认同，还要保留所谓的祖国文化，甚至是政治忠诚。这些活动不仅会干扰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当地对美籍华裔的怀疑。
• 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以盗用它认为对其经济和军事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除了强制众多合资企业转让所需的技术之外，中国还通过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及利用美国大学实验室的开放性，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新技术。这远远超出了寻求更深层次、更具渗透力的影响力活动。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这不仅帮助中国获得未来全球领先技术的全球主导地位，还会削弱美国在商业和军事领域的优势。
• 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寻求活动也在许多其他国家以不同形式反映出来。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在海外寻求影响力活动的形式的变化，本报告还总结了中国在其他八个国家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
建议：转向建设性警惕
在权衡政策的反响以迎合美国各机构的需求时，本工作组一直试图在被动和过激反应之间取得平衡。对我们的基础充满信心并对其可能的颠覆感到警惕，并且需要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解决一系列不公正性问题时还应保持开放。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我们将建设性的互动与危害性的互动区分开来，并且仔细地评估可能遇到的挑战，以免我们在遇到各种威胁时又过度反应，既破坏了我们自己的原则，又不必要地破坏了美中关系。
以下的章节以三个大标题提出具体的建议。面对现有的挑战，前两个提倡“公开透明”和“独立完整”。阳光是消除外部行为者对美国操纵的最佳消毒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找出中国施加影响力的地方，找出那些中国的组织或者个体并觉察它们是否是隐蔽的、有胁迫的或是会侵蚀的。并且我们也应该提升我们机构的活力，以及对中国“分而治之”策略的坚持。捍卫美国民主体制的完整性需要坚持我们的开放和自由原则，更加密切地协调机构内部的反应，并更好地向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通报中国或其他外国行为体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而第三点建议，促进“互惠互利”，也是本工作组面对并作出的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在许多领域，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美国的平台和机会，而中国同行则可以在我们社会享受自由。那么，在不降低我们自己的开放和公平标准的情况下，是否能让这样的竞争环境回归平衡，并实现更大的互惠？在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投诉和行动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结果时，是否可以通过施加不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开放原则的互惠限制来引起中国的注意？
本工作组并不总是意见统一，我们认为，在某些领域，针锋相对地反击才是有用的。不过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迫使达到互利互惠的手段。中国政府崇尚用坚定、公正的方式呼吁来实现互利互惠，而美国则认为应该通过施压的方式迫使其实现。
本报告的每个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增强中美关系的透明度，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完整性，以及给予美国的个人和机构类似于中国的个人和机构在美国那样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回应中国寻求施加影响的行为。
我们建议敦促应对中国的挑战，以促进更大的透明、完整性和互利互惠。我们认为，以一种新的方式强调这种“建设性警惕”是开始保护我们的民主传统、制度和民族的最佳途径，也是建立更公平、更互惠、更健康的美中关系的最佳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