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的生活中遇见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举国欢腾，还有一件就是我家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永久牌，26型。
那是一个周末的早晨，天气寒冷，我还在梦中，楼下传来了呼喊。
父母慌忙穿好衣服，开门迎了出去。
我和哥立马从床上爬起，胡乱裹了身棉袄，跑到门口向外探望。
来人掮着车，踏着沉重的脚步，拾级而上。
新车锃亮，克罗密的涂层，钢圈一尘不染，黑色硬座垫散发塑胶的气味。刹车手把连着两条软管线，霸气的交叉在龙头前面，像戏台上武生头上的两支羽翎；单边支撑杆。提起后座，用手轻压踏板，铰链处发出哒哒声响，轮子轻快的转动起来，闪过一道道冷光；车在地板上立着，家人围看，跟看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的新奇。
车是为母亲上班买的。父亲原是骑厂里的公车，一辆黑色的，锈迹斑驳的车，像机器一样的沉重。父亲骑在车上，裤管用两只铁夹子夹住，风雨无阻。后来骑上自己的车，发现裤管常常会扣到踏板轴上，我想了父亲的铁夹子。
小的时候一家出门，父亲推着车，哥跨坐在后面的书包架子上，小妹横坐在前面的车杠上，我手扶座垫，立在右边的踏板上，仨孩子的交通在一辆自行车上都解决了。父亲推着我们从日晖桥出发，沿着南长街走，经黄泥岗，跨塘桥，去往第三百货商店。
六十年代末，自行车是紧俏货，买车要凭券。家里用棉胎券，烟酒券，布票凑成一堆，和人家换了几张工业券，加上自家的两张才够数。那时候买自行车是一桩的大事，全家得筹谋大半年。
母亲在轮船公司上班，每天来回都是走路，出门走新生路往北，穿过沙门东，过吉祥桥到北门，从南到北，几乎走完一个无锡老城的对角线。母亲的脚步走的飞快，在麻石路上噔噔的跑。午饭的时候，顾念孩子，每天中午还往家赶。然而这车母亲却没有用上，母亲学车的时候，摇摇晃晃摔了几次就决意放弃了。
母亲仍然走步上下班，那车给了父亲专用，也成了我练骑的工具。
那时，我和邻家的孩子身高还够不着踏板，无法坐在座垫上，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骑姿，半蹲在车一边，身子前倾，一脚踩在踏板上，另一脚从横杆下面的三角档里撇出去，踩住另一边踏板，两脚一上一下踩半圈，像踩水车一样。一个孩子在歪歪的蹬，另一个就帮着扶住后架，跌跌撞撞的往前跑。
为了学车，我们不知摔过多少跟斗，直摔的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摔的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我们为在每个跟斗后有一点点进步而激动不已。起先我们是在弄堂里练，在新开河空地上练，后来到体育场练，最后就上了马路。
我们的进步从踩在踏板上“趟”车开始，到三角档里的半圈全圈，到后来我们可以坐在座垫上像我们的父兄那样骑了，虽然那时的脚尖只能勉强够着踏板，蹬车的时候身子一左一右的借力。
刚上马路的时候，我心里紧张。自行车龙头变得灵动不听使唤，有一个无形的力量仿佛在和我抢夺方向，我越想避开的目标，车子却越往那里扎去（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个名词，知道这叫墨菲定律）。我的车凶猛的越过马路砑子，向着坐在家门口纳凉的人群直冲过来，我高喊：撞，撞！那些大叔大婶爷爷奶奶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我连人带车亲密的撞成一团。
后来我们的车技日臻完善，我们学会了前上车后上车，学会了骑车带人，学会了单脱把，双脱把，直到两只脚搁到车龙头上，骑出了花样，直到招来了交通警。那时候，有一辆车能让我们几个孩子推到体育场去骑上半天，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
七十年代，哥去厂里当学徒工，家里给哥买了辆凤凰牌男车，28型。 那时候自行车是厂里青工的标配，有了自行车，来去自如，摆脱了距离的羁绊，也标志着结束了一个年代，一个老师家长的管束的年代；蹬着自行车出入工厂大门，于是哥和他的小伙伴们告别了大院小玩闹的行列，生活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师傅啦，夜校啦，图纸啦，技术啦……嘴里谈论的尽是我不懂的牛头刨龙门铣什么的。
哥和厂里的青工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拉风；要不就是一长溜的车队，去伯渎港去太湖边遛弯。在去郊外的路上，哥们骑的飞快，一路颠震，风尘滚滚，无可阻挡。听那一长串清碎的铃声，望那一辆接一辆的车队绝尘而去，总让我感到激动不已。
有了车哥的生活中有了许许多多的事儿，车贵如命，上班下班，那车得楼上楼下的扛。逢周日在家，将车颠倒了，双轮朝天，用机油细细擦洗，钢丝一根一根的抹，链条一圈圈的在棉纱中走----一手用棉纱裹着链条，一手转动踏板。街上风行偷铃盖，哥就给车铃做一副钢架扣死。有一阵，大街上流行在车前面的轮轴两侧加上两六角钢帽，像两耳朵般突鼓在前轮的左右。哥在厂里，设备技术都齐活，那时的青工们有无限的激情和创造力，他们自制铜皮带扣，自制钥匙链，瓶盖扳头，子弹壳刨刀，有人想出个新花样，大家就跟着学。那啤酒瓶盖扳头，甚至用上了铲刮工艺，通体闪闪的像鱼鳞般好看。哥的自行车上常有新奇的装饰，都是不锈钢的。有一次上路，碰到交警检查，说是违反规则，指着车让哥将那一对钢帽拧下来，收走了。我后来一直怀疑，那小警察检查是假，私吞是真。那年代，这些装饰多时髦啊，只要是一个进步青年，谁没有？你看那座垫，套上软垫，沿边佩一圈七彩流苏；钥匙链配上塑线编织的鱼虾，车从远处过来，最抢眼的就是晃悠在车锁旁的那只小彩虾。我看见过最酷的车钥饰件：一个不锈钢的孙悟空，一手握棒，一手回搭在眉头，凌空腾飞。
我骑父亲的车，去过鼋头渚，还去过荣军疗养院，最远的地方是和哥一起去二十里地外的乡下。我们骑自行车到乡下看姑姑，带去了城里的奶糖和香烟，还有一包旧衣服。乡下亲戚对礼品的兴趣全然没有对自行车的兴趣大。村里的乡邻闻声来到，看见自行车，眼睛发亮，未经同意，就七手八脚把车推到谷场上耍起来，你抢我夺，都想骑来试试。等我们再见那车，已经被折腾的气息奄奄，车把摔歪，链条脱落，推着走两步，卡啦卡啦的响。
我的乡亲们，他们生活在衣食匮乏的窘逼之中，青黄不接，三餐不继，油瓶块要见底，米囤里只剩下一把米，然而他们最大的满足却不是衣食，而是来自城里的工业文明，哪怕出现在他们眼目中的只是一丁点的光亮，哪怕只是一辆自行车的出现。
自行车曾是城里人的交通工具，早晨的路上，从城里去往郊外的工厂区，密集的车群匆匆过往，像迁徙在空气中的沙丁鱼群。一停停一排，一倒倒一堆。
自行车也是人们的运载工具，小贩用来载蔬菜筐子蝈蝈笼，卖冰棍的用来驼保温箱，家里用来挂米袋子煤气罐。
自行车还是客运工具。母亲出差到苏北探访退休职工，长途汽车到县城就到了终点，接着往乡里的交通便是坐自行车。那些揽客的农民，靠一辆载重型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蹬车送人，养家糊口。
年轻人结婚娶亲赶新潮，一队自行车，披红挂绿，穿街过巷，一串转铃声飘过，让人纷纷看过来。
八十年代，我有了自己的自行车，五羊牌，前面带一购物框。
那时我在北京工作，住集体宿舍，自行车拉近了我工作的距离，原来走惯了十五分钟到单位，骑车只要两分钟。我或然感觉到空间像是被折叠一样发生了变化，有车的生活轻省得让我惊叹。
周末我骑车去东城，走亮马河，逛王府井，去那些我原来够不着的地方，在三环路上经历自由自在的任性。北京的马路宽阔空灵，蓝天下飞过哨啸的鸽子，空气在自行车前面呈流线状绕过我身子向后滑去，衣角在风中噗噗作响。
假期我和单位的年轻人去香山，去颐和园，去八大处；夏天去车道沟水渠游泳，冬日去八一湖溜冰，星期天去海淀农贸市场买菜；假日里，前面坐着女儿后面带着妻子，一车载着全家，蹬去紫竹园，我有了做一个男人的体验。深秋运大白菜，冬季买蜂窝煤；冷天双手握把冻得紫红麻木，春天灌一脖领风沙回来。
我在北京工作十年，五羊忠实的陪伴我度过了整整八个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