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摘取前面发过的博文中的一段，我认为在今天贸易战的背景下可以参考。那是50年前的話，今天看看是否还有些价值呢？
那是從1960年代，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派驻北京记者查尔斯.泰勒回忆录（Reporter in Red China，作者是泰勒-Charles Taylor，由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6出版）中编译的。前面的两篇见链接（第一篇，第二篇），这里摘录的来自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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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5年初期，中国似乎在争取亚非世界和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中，取得了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共产党国家还未从苏联赫鲁晓夫突然下台（这印证了中国很久以前的一个预言）的震荡中恢复，倾向中国的党派不断增加。原子弹爆炸和早先周恩来总理在非洲的成功巡回访问，都似乎在显示中国就要把亚非国家联合成一个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在北京的领导下，要与美国和苏联对抗。
忽然一下，天塌了下来，1965年接下来见证了一系列的倒退，阿尔及利亚Ben Bella倒台，第二届亚非大会的失败，周恩来后来的不成功的访问，以及非洲领导人对发动革命的反感（注），印巴战争中中国的错误干涉，印度尼西亚亲共力量的失利，以及与古巴的分歧。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守势，而苏联在新的领导人表现出比赫鲁晓夫更明智的举措之后，争取回来失去的阵地和失去的盟友。
关于这些失利，有很多理由，包括美国在越南打下去的决心（这至少显示美国并不一定是北京宣称的纸老虎），和莫斯科更加熟练的战术。某种程度上，也要把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太直接了当的方法考虑进去，比如，周恩来经常被重复的说法，“非洲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这句话甚至让肯尼亚的老革命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都觉得不安。中国的损失，部分来自于他们缺乏外部世界的经验，除了周恩来和陈毅，最高领导人中几乎无人到过比莫斯科更远的地方，还有部分原因是海外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错误报告。中国人在海外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离开他们的住处。值得怀疑的是，来自国外的中国外交官的报告，可能在模仿前朝钦差大臣和其他地方官员的先例，他们总是只说天子想听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害怕引来龙颜震怒。
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失利似乎还与中国传统的对外部世界的观念有关联，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与外人合作的框架。历史上，他们只知道一种外交关系：向北京进贡的臣属国，他们习惯于一次只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国庆节，中国官员参加外交聚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他们只参加没有第三国人员到场的聚会，如果某位外交官打破了这个常规，他会发现他的中国客人闷闷不乐，以后也几乎不会再接受他的邀请了。
中国人不习惯于有来有往的合作外交，他们最高兴的似乎是类似于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符合传统模式的国家元首。当他们救世主式的共产主义争取主宰亚非和共产党领土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折衷他们的好战教条，也不能接受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心想把任何联盟变成接受北京领导的君臣关系。
与苏联的关系肯定也是如此，在他们28年的权力争斗中，中国共产党从俄国人那收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更关键的是，他们经常发现自己的利益被斯大林出卖以达到苏联外交政策的目的。刚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1950年期间把自己的命运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从经济需要出发并考虑到大多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敌意，他们那时没什么其它选择。
有意义的是，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第一次选择这样的联盟，随后的事件并没有给中国人太多理由，来证明这个实验的合理性。从一开始苏联方面的经济军事援助的条件就很苛刻，当中国被迫加入朝鲜战争（当联合国军向鸭绿江逼近，威胁到中国国家利益的时候），苏联仅提供了要价昂贵的武器和装备，1958年的离岸群岛（Offshore Islands，是指金门马祖吗？）危机中，苏联也只提供无足轻重的支持。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与艾森豪维尔的会谈中的表现，在中国人眼里是严重背叛了中苏联盟。最后在1960年，苏联突然切断了经济援助，撤回专家，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这个经历，让中国人不再对盟友存任何幻想。进一步地，因为他们的中央之国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肯定对在一个基本上是源于欧洲的蛮夷运动中处于从属地位感到不自在。早在192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很洒脱地不顾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和莫斯科的指示，坚持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为基础，而不是城市无产阶级。1949-51年期间，其他中国领导人宣称毛泽东发展了马列思想宝库，中国革命而不是苏联，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真正模式。
今天，这种中央帝国世界观的心态，存在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和亚非世界每一个激进战略的背后。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革命，没有什么外来帮助，他们衷心相信毛泽东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革命模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怀有民族主义抱负的中国人，具有传统的文化和民族优越感，和重振中央帝国雄风的决心，让世界感受中国的威力。在与苏联的论战中，中国一直遣责“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表达了对平等互利原则的殷切期望。但是，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从中国强硬外交的失措中看到好战的共产主义与传统的种族傲慢的双重危险。
尽管如此，要重提“黄祸”的恐惧是愚蠢的，象某些西方领导人那样谈论中国的霸权野心也是可笑的。这类观点仅仅是中国谩骂“美帝国主义”的翻版而已。对于西方来说，重要的是对当前北京的举措中区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成份，还要研究共产党在实际中作的，与他们发出的威胁进行对比。比如，当中国宣布世界革命的产生，以及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城市（西欧和北美）的时候，这并不是中国侵略或扩张的蓝图，虽然中国确实支持那些地区人民的革命运动。相反，这是以儒教传统来表达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实践中是否可行，目的是影响其他人。另一方面，当中国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民族主义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他们绝不妥协。
关键是，要区分中国人所说的（非常强硬）和他们实际所作的（一般都很谨慎）。1949年以来，中国人并不是特别激进或具扩张性。当他们使用武力（比如在朝鲜，西藏和台湾）的时候，都是在界定很清晰的范围之内，而且仅仅是当他们感到他们的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可以从他们一直以来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香港（他们从香港赚取大量的外汇）的容忍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与非共产党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或缅甸的友好关系中看出来。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也许在远境的外交关系上走了错着，但是至少在边境周边，中国在使用武力上是很现实和克制的。
如果说冷战思维已经过时的话，同样关键的是应该摈弃任何不现实的，对过去的中国的感情上的牵挂。美国领导人似乎尤其总是用共产党阴谋的角度来评价中国，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压迫那些可爱的人民，人民的基本观念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传统儒家的孝悌，家庭责任和保守等特质。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官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恰恰是中国所持有的“我们热爱伟大的美国人民，我们反对狭隘的美国统治阶级”这样一种心态的反面。如果说美国人对这种说法会感到奇怪的话，中国人也会对林登约翰逊1964年的一个讲话里所谓“我们的老朋友，那些中国大陆上的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感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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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本博引用内容，多伦多的环球邮报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很有意思，1960年代中国大陆基本上封闭性的，外部的新闻记者很少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西方记者，上面的这位泰勒说，他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只有4名西方记者。当然环球邮报进入中国也不是顺理成章的，进入以后前后派过好几位记者驻北京，泰勒是其中之一，而且这几位记者几乎都写过书，回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另外报纸的某领导也写了回忆录，其中提到环球邮报进入中国的来由。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这些书整理一下，但是这些书的资料不知放在哪个文件夹里了，得花时间找。
注释：关于周恩来访问非洲的言论，有很多资料，这里选手头可以查到的一本，The Reds and the Blacks，a Personal Adventure，作者是William Attwood，由Harper& Row， Publishers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第249页，说6月初（应该是1965年）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宣称，非洲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ripe for revolution）。非洲领导人非常生气（“要革谁的命？”），乃至于周恩来在坦桑尼亚之后发现没地方可去了，肯雅塔明确地告诉他，内罗毕（肯尼亚首都）不欢迎他，中国大使馆也被严密监控（African leaders were so indignant（"Revolution against whom？”）that Chou found himself with no place to visit after Tanzania. Kenyatta let him know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he was not welcome in Nairobi,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was put under close surveillance.） 作者William Attwood是一名美国记者，作家，编辑，还是一名外交官，肯尼迪时期担任过美国驻西非国家几内亚大使，他在二战中当过伞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