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左翼作家冯乃超在《拓荒者》中骂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却洒脱地说：“我不生气。”这句梁式经典语录极大刺激了与冯同属一个阵营的鲁迅。作为批评家，最恨别人说他打出去的拳象棉花团，于是鲁迅1930年5月发表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短短一篇文章中，鲁迅用笔之毒前所未有，大大背离了自己“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信条。
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众所周知。两人起初并无私怨，只是因为文学观点不同互相挖苦了几句，但后来架越打越大，逐渐发展成为政治论战。假如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鲁迅在论战中是输梁实秋一筹的，因为有失风度。终其一生，梁实秋也比鲁迅宽厚得多。梁可谓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温文尔雅，著作等身。鲁迅则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其次算个思想家（但他没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再次才算个文人（这大概是他最不够格的身份）。
但是我并不厌恶与梁实秋打架的鲁迅，我只是可怜这时的鲁迅。鲁迅1927年之前在北京时，有优裕的生活环境，也有独立的人格。37岁时他的文章开始大行其道，《呐喊》乃厚积薄发之作。胡适对他的评价很公道：新文化运动这些年来，只有鲁迅所写的《狂人日记》立起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碑（胡的原话不在手边，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是这个意思）。
1927年以后，由于政治迫害，鲁迅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数地，最后蛰居上海租界。这时鲁迅又遭到左翼作家的集体围剿。在左翼看来，鲁迅属于旧式文人，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文学的批判对象。上海地头不大，一山难容二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很高，代表一股思想潮流，这潮流与左翼是不一样的，所以左翼立刻组织人马批判他，其中以成仿吾为甚。此人堪称“文革文风”的开山鼻祖，他把鲁迅讥讽为顽固守旧的“老头子”，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从两人的笔仗可以看出，鲁迅对成仿吾是非常憎恨的。鲁迅身上带有浓厚的社会进化论和个人主义色彩，他的精神导师是尼采而不是马克思。他属于无党无派之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左翼则是一个准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其成员大都带有特殊的政治使命，不属于自由文人。左翼对鲁迅扣了很多帽子、打了很多棍子，给他造成很大伤害，但他绝不低头，所以左翼也让他骂得够呛。
这场围剿使左翼偏离了真正的斗争方向：国民党反动文化思潮。此外，鲁迅的威望很高，拥有大量支持者，左翼与鲁迅为难，也会失去人心。这两点都不符合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为此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左翼立即停止对鲁迅的批判。后来鲁迅被拉入伙，成为“左联”领袖之一，实在也很无奈。上海是一个孤岛，处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冲突焦点，单个文人很难立足，尤其象鲁迅这样的泰斗级人物，即使想要隐居都困难。
鲁迅被左翼招安后，很快捧为旗手，并最终封神，这完全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作为旗手，鲁迅不得不为本门派进行冲杀，写了不少违心之作。这段时间他的作品充满政治术语，相当枯涩，文字水平明显变差。鲁迅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训练，他在搬弄政治概念方面表现得相当笨拙，比周扬和成仿吾这些职业政治文人要差得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夹杂不少谩骂乃至辱骂，实在是鲁迅杂文中的下品。但是另一方面，鲁迅至死都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越到后期越有一种殉道者的悲凉色彩。
1927年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也乏善可陈，只有一本《故事新编》，结构松散，内容隐晦，充满影射，是一种杂感式的小说，或小说式的杂感，其文学地位根本无法与《呐喊》、《彷徨》和《野草》相提并论。究其原因，不是鲁迅江郎才尽，而是鲁迅卷入政治斗争和繁杂事务以后，已不再有时间和心情从事文学创作。这不能不说非常遗憾——在1927年之前，没有迹象表明鲁迅的文学创作能力有任何衰减。
我对鲁迅有很深的感情。我看过他的全部杂文、散文和小说，以及一部分书信、杂记和学术著作。我的鲁迅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偶像。我能感到他前期的勇气和锐利，也能感到他后期的彷徨和伤感。他是中国骨头最硬的一个文人，可是他仍然有自己的无奈。鲁迅加入左翼后，他的很多杂文象是一面哈哈镜，里面是被扭曲的鲁迅，而不是真实的鲁迅。鲁迅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愿意当神，他是自设神坛，自封为神。鲁迅不愿当神，是被别人架到神坛上去的。他为此很痛苦，因为他必须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也因此远离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好友。他周围虽然有了众多“同志”，但他的精神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状态，这种孤独一直陪伴他到死。他死前的心态很耐人寻味：完全没有功成名就后的从容，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怨恨，所以他说“我一个都不宽恕”。
通读《鲁迅全集》，可以明显地感到：1927年是一道分水岭。1927年之前的鲁迅是“呐喊”的鲁迅，1927年之后的鲁迅是“彷徨”的鲁迅、“伤逝”的鲁迅。第一个鲁迅是孤独的斗士，第二个鲁迅是被赶上架的鸭子。我永远敬佩着第一个鲁迅，永远可怜着第二个鲁迅。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