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方老故事 (八)同学T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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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建文是我的同班同学,自小学起。

  T建文是个腼腆的孩子,五官清秀有些象女孩,脑袋不大,说话懦懦唯唯弱声弱气。T建文身体嬴弱,所以免上体育课。当体育课我们在操场上欢蹦乱跳时,T建文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教室里,有时则会站在教室门边看我们玩,显得孤寂落寞。

  后来有一次聊天他说他开过刀,为了证明是真的,他撩起上衣露出后背,果然见他左后背上有长约一尺半的粉红色刀痕。他说他得的是心脏病,疤痕是那次手术留下的。

  T建文来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欧洲,回国后任教于同济大学,那时已是建筑学教授,母亲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其后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当秘书。

  T建文智力平平,学习吃力,小学一二年级时尚可勉强跟上,再后来就难以为继了。虽说他天天挎着书包和我们一样上下学,但课堂对他而言只是消磨时光的地方。上课时他安静的望着讲台上的老师,既不做小动作也不调皮捣蛋,很认真的模样,但老师也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个样子而已。他也许听进去了零星半点,也许脑中就是空茫一片,无人问过,自然也无人知晓。

  可以说他是我们班所有人的陪读,作为回报,我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无意中成了他消磨光阴的伙伴。

虽然上课对他是个形式大于内容的事,但对待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T建文却是很认真,每次都认真记下要求。收作业时,他一下从书包中取出语文作业簿递过去,又一下拿出本数学作业簿,象模象样从不拉下。

读到三年级时,班里新来了个女语文老师,姓张。张老师提出了新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题目自命。刚开始,同学们还能找个题目胡乱凑够字数交差。很短时间后,江郎们才尽了,感觉天下事已被写尽,再也挖掘不出新题材。要么写点爱情?又有点早。。。。。。

  于是周记渐渐成了压在心中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每逢“交货”期一天天逼近,一拖再拖的孩子总是抓耳挠腮——不知写什么、该怎么写。越急越写不出,越写不出越急,一脸的肠梗受阻样。

  但T建文是例外,他从容不迫,一派胸有成竹了然于心的样子。

  很蹊跷很可疑!

  同学们好奇,问他,他不语;想看他的作文簿,不给,没半点商量余地。

  一次课间休息,学习委员将老师阅毕的作文簿退了下来,趁着T建文未在,我们抓起桌上的作文簿匆忙翻阅起来。

  不到二分种,找到了答案:原来,T建文的周记内容只有一个——读书。他的作文堪称是读书札记。

  文章启头第一段,他这样开始:这星期,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XXXX》。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后面跟着一个“:”。

  随之换行,开始第二段——文章的中心环节。这是让我们最费神最难写的一段,但T建文在这却是最省心,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一字不拉抄下来。

  最后一段,他这样结尾:读了这本书,我深受教育。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好孩子。

  如此,一篇周记就告完成!

  作文簿里篇篇如此,不同的是读物的名称和内容简介。

  难怪啊!我们一页页翻着,且翻且乐,出现在边上T建文也呵呵的跟着乐,看不出是得意还是不好意思。。。。。

 

  T建文家境优渥,不仅家里总藏有许多零食小吃,而且饮食也讲究,所以他个头窜的较快,比同龄人要高一多头。但受身体先天不足影响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的脑袋好象忘记了生长,始终停留在刚入学时的状态。久而久之,他的形象就俞发有点怪异了:高高的纸片般的身体上方,顶着一个比成人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脑袋。

  这使他常常引来好奇的目光。国权路缺少教养孩子也经常拿他开涮,“小头小头”的叫个不停。遇到这种情况,T建文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下头加快脚步,待笑声消失后才一步一回头,盯着取笑他的人的背影,似乎要记住他们的样貌,又象是用忿然的目光回敬他们的轻簿。

  后来T建文就时常戴一顶帽子。那是顶考究的帽子,可能是他父亲早年留学时带回来的:类似西方水手帽,由藏青色簿呢制成,帽沿及帽箍均为黑色真皮,样式别致做工精细,在国内鲜能见到。

  记得一天下午,T建文和我行走在复旦大操场边的路上,一个国权路的孩子骑车带着另一个孩子迎面而来, 一声声“小头小头”叫着骑到我们跟前,错肩而过时,后座上的家伙冷不丁伸出胳膊,一把将T建文的帽子揪了下来,随即一溜烟逃去。见到心爱的帽子被抢,T建文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抢帽者远去的背影,眼神中带着怯怯的忿然。

  我知道他住哪里,告诉你妈妈赶快找他们要回来。——看着T建文的一脸失落,我赶紧安慰他。

当天掌灯时分,我们真的在第四宿舍对面的阴暗巷子里找到了抢帽者的家,取回了帽子。在那间凌乱简陋的屋里,抢帽的孩子一脸不在乎的对T建文妈妈说:“我跟他闹着玩的。”

分手时,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到一丝笑容又回到了T建文的脸上。。。。。

 

  进中学后的T建文仍然时常被校友们关注,记得铁路新村有一位高我们两级的女生很调皮捣蛋,只要见到T建文,就嘻哈乱叫,作派举止和她清秀文气外貌简直判若两人。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和T建文走在一起的我们至多笑笑,对于自小到大一起成长的我们而言,T建文就是个普通人,不是有角有獠牙的怪兽。只是,脑袋确实有点小而已。

  记得一次上自习课,没老师看管,于是男生就步出教室,散立在走廊过道上。

  那时每间教室有前后两扇门,每扇门均有一个尺多长的长方形的玻离窗,透过玻璃能里外互望。

闲极无聊,几个同学就凑近门上小窗看对过教室情况。教室里一屋子学生正全神贯注上课。形影不离的T建文也有样学样,把头凑近着小玻璃窗。

  不知怎么了,根本没有商量,同学们突然起了恶作剧念头,二三个人几乎同时伸手紧按着T建文的头,把他的脑袋贴到了门的小玻璃上。悉悉嗦嗦的挣扎声吸引了教室里同学们的注意:他们看到的是小玻璃窗上T建文因拚命挣扎而被扭曲的小脸。全班顿时轰堂大笑。。。。。。

 

  中学期间我还和T建文同桌过。一次,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篇T建文妈妈写的文章,是关于鲁迅什么事的,篇幅不长,具体内容早忘记了。我向T建文提起,T建文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没二周,报上又出了另一人写的反驳文章,打着商榷的旗号,但言辞中透着讥讽和嘲弄——这点我这样半大孩子都能看出,可见那人文德不佳,起码是文痞遗风未消。我开玩笑对T建文说你妈妈被人驳斥了,这次他有点急,摆着手说不是的不是的,懦懦地试图想解释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我期盼看到陶妈妈的反击,但出乎意料T建文妈妈就此偃旗息鼓了,可能她也觉得这种讽刺挖苦般的“商榷”已偏离了学术轨道,失去了意义了吧。

 

  T建文和我的同学缘由小学开始,直到高三分文理班时才结束,此后再未见过面。只听说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同济街道加工厂做临时工。又过了几年,得到了他母亲过世的消息。约一年前吧,又意外地知道了些他零星近况。

  如果有一天,当你行走在同济新村、四平路或赤峰路上,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高高个,小小脑袋,顶着满头白发,斜着纸片般身体幽浮般行走的人,那不用怀疑,他一定就是本文的主角——我的同学T建文。(玉米冲冲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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