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554年冬天，西魏大军攻破梁的都城江陵，皇帝萧绎能做的只有烧书，萧绎以后身上会挂了无数的形容词，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这时都毫无意义。衣冠南渡积攒的十四万卷藏书烟销灰烬，燃烧的书页在空中飘散，如同漫天飞蛾赴火。光明中，萧绎会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有人说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时期。进入国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展厅，会发现和其他历代展厅相比，这里有的区域光线最暗，也许是国博是对此间历史做无意的注脚。
照明也是我们逛博物馆常常忽略的地方。从50年代到 80年代中，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大都采用天然光为主的照明手段，依靠展厅高大的侧窗采光为主，展厅顶部的高压钠灯为辅，文物就这样长期被阳光和钠灯的紫外线照射。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刚建成，《文物》 杂志拍摄的宋元部分陈列室内景，阳光里，十分敞亮。
现在国博古代中国搬到地下一层，全部采用人工照明，其中环境照明和重点照明采用的是德国欧科灯具，为了保护文物，有的展区光线很暗，算是国际上‘黑屋学派’的体现，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陶俑展区和一部分唐代文物展区就是代表。
如果文物有生命，会不会感慨自己不如养鸡场的速成鸡，一生连两次阳光都没见过，出土时见了一次，以后就只有暗无天日。新来的文物听国博文物老炮讲，多年前光影如何在自己身上流动婉转，窗外北京的在那里朝霞暮雨，四时兴化，一定会无比的向往。
一进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陈列，就可以看到29件骑马陶俑，肯定不会错过。不过骑马陶俑的一个细节，容易被人忽略，这个细节决定了骑马陶俑为什么能占据陈列C位。
骑马陶俑，西晋，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
这些陶俑同出土于一座墓葬中，墓葬主人只是西晋的一个县令。该墓一共出土29件陶俑，其中23件为仪仗俑。仪仗俑中除7件骑俑以外，还有文吏俑、武吏俑。其中有的陶俑马鞍左侧前端系有一只三角形马镫，是供上马搭足用的，骑上去之后就甩开不用了，是中国使用马镫的最早实物证据。
马镫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国使用单镫的时间很短，比金盆岭只晚了20多年的南京象山7号东晋永昌元年墓就出土了 双镫陶马俑。到 10世纪，伊朗地区还把马镫称为“中国鞋”。正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说的：“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陶耳杯，三国 魏，1951年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
耳杯，古代的名称是羽觞，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常见的酒具，一般为漆器、青瓷器，长圆形，两侧有把，即“耳”。陶质的耳杯是随葬用品。
1951年，在山东省东阿县鱼山西麓的荒草堆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不起眼的坟，它的主人就是的曹植。曹植的墓地却非常简陋，随葬的132件物品大部分是陶器，几件玉器也不是很值钱，比起上面的那个西晋县令都差远了。一方面三国时期流行薄葬，另一方面曹植一生的辗转流离，到后来连温饱都是问题，说自己“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墓葬简陋可见一般。
在为数不多的陪葬品中，就有这两件陶耳杯，摆在尸骨的右侧。曹植好饮酒，《三国志》上说“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晚年的曹植一定是手拿耳杯，独自高歌“人居一世间， 忽若风吹尘”，这时转头四望，建安风骨已经高踪绝唱，再无嗣响。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 1981年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
步摇的基座为马头形，马头上分出呈鹿角形的枝杈，每根枝杈梢头卷成小环，环上悬一片金叶。马头和鹿角形枝杈上镶嵌珠饰。这个步摇不是插于发间，而是钉缀于冠上使用。注意基座上有钉孔。1979年在阿富汗席巴尔甘，大月氏金丘6号墓出土了金冠，上面就有步摇装饰。
网图
这件有草原特色的金步摇应为慕容鲜卑的遗物。金步摇不仅限于贵族女子，还包括男性的国王和高级贵族。根据孙机和田立坤的研究，虽然都叫步摇，这种金属摇叶不同于本土汉代的垂珠步摇，起源于西亚（以上面的金冠为例），由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田立坤甚至认为小小的金属摇叶步摇的传播，可能是解决慕容鲜卑和西方交流问题的重要线索。
往里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陈列靠墙有一面展柜，里面有四件文物，背景是甘肃敦煌莫高窟259窟，这些放在一起，都是有关当时宗教的。这里的四件文物，每个都有个二维码。国博一个展柜所有文物都有解说二维码的不多见，国博说明向来惜字如金的，这里国博真希望你知道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既然已经走到这里，四个文物中的前三个简单介绍一下。
最左边-四叶八凤佛兽纹青铜镜，西晋，1975年湖北鄂城出土
青铜镜的三瓣柿蒂纹中均置一尊坐佛，佛像有肉髻、头光，上有华盖，下有莲座。另一瓣内是一尊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像，后有一侍者持曲柄华盖，前有一跪拜供养人。
青铜镜旁边-黑釉楼阁佛像陶魂瓶，三国 吴 ，江苏省南京市甘家巷出土
魂瓶，又称“谷仓罐”，或“堆塑罐”，是流行于三国孙吴至西晋期间的一种形式独特的随葬品，多出土于江苏、浙江两省。魂瓶贴塑有20余尊佛像，这些佛像结跏趺坐，均有头光和背光。魂瓶上的30余座佛像，均出自一个模子。这些佛像为模制贴塑，是古代中国传统的陶艺制作方式，表现出佛教艺术在传入中国初期就与中国传统艺术紧密结合并开始了中国化进程。
这两件文物放在一起，是代表佛教早期传入中国时的状况。汉魏时，佛教和各种神仙崇拜混杂在一起，在中国很多地区，佛只是神仙的一种，并没有从西方昆仑神话体系中剥离出来。和其他仙人（象西王母）一样，在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的环境之下进行传播。而佛像大都作为装饰纹样的出现，是一种降吉祥、保平安的神仙。象这两件文物上的佛像具有异域风格的装饰纹饰，不是宗教崇拜对象，而是神仙。魂瓶上的佛像起着引魂升天的作用，青铜镜上的佛像具有与龙、虎等祥禽瑞兽一样的含义。
早期佛像甚至是唾壶的装饰图案。象江苏南京板桥镇出土佛像纹唾壶 。把佛像用作唾壶的装饰，在佛教兴起以后，乃至今天都是难以想像的，也只有在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时候才会发生。
但是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到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发展成为普通百姓虔信的宗教，当佛教成为广广泛传播的宗教信仰后，佛像不再成为生活用品装饰纹样了。
这也就有了魂瓶旁边紧挨着的这个文物
“张开（）”造石观音菩萨像，北朝，北魏，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菩萨像用汉白玉雕成，头戴方形宝冠，脸颊丰满。左手下垂握玉环，右手上举持莲蕾。帔帛自两肩垂下后于膝前交叉，再向上折至双臂垂下。菩萨下身着长裙，跣足立于莲座上。舟形背光为素面，长方形台座两侧刻发愿文。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了外来佛像极大的影响，犍陀罗风还是秣菟罗风，都不像中国本地人。这尊菩萨像，面容清秀，衣文线条阴刻，都是中国艺术元素的体现，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代表。
这三个文物讲述了佛教形象如何几百年间从神仙装饰到虔信宗教，和中国文化一步步结合。信息密度很大，估计参观的时候，一时半会儿也不注意这个，这里就介绍一下。原先国博把同属佛教文物的白双且造石塔也放在这个展柜里陈列，估计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把石塔移出来，单独陈列，这样石塔前后左右都看的见。
这里展柜靠边的的第四件文物不是佛教的，放这儿，不留意肯定以为又是一件佛造像，其实这是道教的早期造像。
王阿善造石像，北魏
这尊造像正面是高浮雕的二位长髯道长和三位头戴道冠的女官，背面是乘车和骑马图，石上刻文表明此像为女信徒王阿善所造。石上刻文记录了此像是女信徒王阿善所造。隆绪是萧宝寅的年号，萧宝寅是南朝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齐灭亡后，他出逃到北魏，任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由于遭到北魏朝廷的猜忌，萧宝寅起兵反叛，僭号隆绪，仅存在二年。隆绪元年是公元527年。
道教是地道的中国本土宗教，早期道教不造像供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和佛教日渐兴起，促使道教发展和完善了教义体系，完成了对老子的神化，这时道教开始仿照佛教制作神像，没有道教造像参考， 工匠只好按照佛教造像的路子走，因此在道教造像上还留有佛教造像的影子，早期道教造像流传较少，珍贵。
这里可以从展柜侧面照相，看到背面乘车和骑马图。
各式的陶俑是南北朝展厅的一个主要看点。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服饰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出来，北魏的陶俑就是代表。
侍从陶俑（最右），北魏， 1965年河南省洛阳市元邵墓出土
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这里侍从俑的服饰模仿南朝汉族，头戴束发小冠，上衣下裤，上衣之襟从左向右穿，不同于鲜卑传统的披发左衽。
以前汉族服装的传统是上衣下裳，象两汉时，上层人物上面长衣，袴属于内衣，在长袍之下，外边是看不见袴的。到了东汉末年，受周边北方民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上身短衣，名“褶”，窄袖；下身为裤，名“袴”的袴褶装。到了北朝时期，上层学习汉文化，受南朝褒衣博带的影响，将原先一直收紧的袖口和裤口，加宽加大，形成了独特汉化风格的广袖、大口袴形式的袴褶装。
这个陶侍从俑身穿典型的宽袖袴褶装。北朝袴褶装逐渐流行，秦汉以来流行的“上衣下裳”在此时逐渐过渡到“上衣下袴（裤）”，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影响深远。
鲜卑服陶武士佣（最右边） ，北魏，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陶俑头戴风帽，风帽侧面和后面有下垂的风挡。不说的话看不出是个武士，眉目清秀的还以为是个女士。武士身上穿风衣，风衣里面才是军服。
这里有意思的是这个风帽，也称鲜卑帽，是鲜卑族特有的服饰。早期鲜卑人有编发的习俗，而风帽后面垂下的披幅可以很好地掩盖住辫子。虽然北魏孝文帝努力汉化，但是反汉化的努力也一直存在。到东魏、北齐时期，鲜卑当政者提倡民族特色，其中鲜卑帽就是重点。不过鲜卑人已不再编发，而是像汉人一样束髻。鲜卑帽背后的披幅就没了用，到北周时期，人们将鲜卑帽后的披幅用带子勒起来，这就是后世盛行的幞头雏形。到隋代，幞头样式基本定型。我们以后常见的幞头就是这么演变的，此后影响了中国男装上千年，成为古代男子头饰的典型标志。
彩绘执盾武士陶俑, 北朝 北魏,，1965年河南省洛阳市元邵墓出土
这件陶俑戴头盔，身穿袴褶装，外罩明光铠，左手扶盾牌，右手原持兵器已失。陶俑头和佣的身躯分别模制以后，插合成整体。执盾武士陶俑陶俑双目圆睁，嘴角下撇，表情狞厉，表现出无畏的气势。北朝陶俑一般头部较小，多数陶俑的五官不可能加以个性刻划。在元邵墓清理出土115 件完整的陶俑中，这件执盾武士陶俑体高远超俑群中其余陶俑（注意其身后的陶俑），面部刻划精细，应是特意加以表现的，以突出镇墓驱邪气势。
这个气场强大的陶俑主人是北魏孝文皇帝的孙子，常山王元邵。528年尔朱荣攻陷洛阳后，在河阴（河南孟津县）杀死北魏胡太后，幼帝，以及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将在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的汉世族大家扫荡一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河阴之变”。二十多岁的元邵就在河阴之变中死去。后来元邵墓被盗，这个威武的陶俑既护不了生前的元邵，也保不住死后元邵的墓穴。
西魏杀掉萧绎前，问他为什么烧书，萧绎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个回答他的子民是听不到了。江陵的居民全被西魏军虏为奴隶，在冬天里步行千里被押到长安。西魏军为了便于行动，将孩童和身体羸弱的人都先期杀掉。死掉和成为奴隶的人数有十余万到一百多万的几种说法。这中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冰天雪地中幸运的活到了长安。他老的时候告诫子孙要多读书，“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做例子，所谓“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这个年轻人叫颜之推，写的书是《颜氏家训》。
我总相信这些文物是有生命的，几世几劫里和这片土地同命而行，信其所亲，无论身处怎样的黑暗，总能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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