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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东林党名臣，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东林党为拔高史可法而编造故事说史可法是文天祥转世，称其母尹氏怀孕时，梦到文天祥进入她的房间，于是生下史可法，见《明史》：“从质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史可法身材短小精悍，面孔黝黑。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载史可法师承左光斗，天启七年被取为孝廉，崇祯元年联捷进士，授西安府推官。
《明史》中声称崇祯十年正月，史可法与左良玉在枫香驿击败变民军，拯救了桐城知县陈尔铭及县民，但根据《明季北略。卷九》中引述的桐城人自己的说法，真相其实是史可法率部驰援桐城，却被围困在鹿耳城，是桐城县令杨尔铭“率通邑乡兵”救了无能的史可法，“流寇犯安桐等处，安庐道史可法，率众出御，距桐城三十余里，被围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谓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杨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围始可解。谁敢驰书者？一将愿往。遂溃围出，夜半叩城缒入，出书白杨。且曰：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时既倥亟，而士卒复寡，尔铭疑思移刻，疾邀诸绅议事。既至即捐其冠带，易以戎衣，率通邑乡兵。趋救，不必长剑大戟，止令每人各持两炬，疏行广队，整肃而行，贼遥见火光烛天，疑大军至，即解围去。可法得免。”东林党人竟然如此颠倒事实，看来史可法一生实在是乏善可陈，为了塑造史可法的光辉形象只好胡乱捏造。
崇祯十年七月，无能的史可法被推荐升任右佥都御史。崇祯十六年七月，史可法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明史》记载：“可法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史可法每次写好奏章，都要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每次都被自己的忠义感动得声泪俱下，就连身边的人也被他声情并茂的朗读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场面感人至深。
甲申国变之时，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为留都南京的百官之首，关键之时史可法不是放下党争，以国为重，反而是为了一党之私阻挠伦序第一的福王继位，致使弘光王朝埋下了藩镇坐大、内部分裂的恶因，而后又主张“联虏平寇”的错误政策，在与清廷的书信往来中极尽卑躬屈膝之辞，伏乞清廷合师进讨农民军，助长了清军的嚣张气焰。清军南下，史可法朝令夕改、进退失据，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和陈明遇率领江阴城百姓能够奋勇抗清八十三天，而史可法统率江淮重兵，经营扬州城一年有余，却不到一天时间便让清军攻破扬州，可见史可法有多无能。
但是，谁又能想得到，被东林党吹捧成是文天祥转世的史可法不仅昏庸无能，而且还是个弃城而逃的无耻懦夫！
史可法扬州殉国之说首现于史德威写的《维扬殉节纪略》，史德威自称史可法临死前认他为义子以继承史家香火，因为清军许定国不想让史可法断后，故而将史德威释放，史德威的《维扬殉节纪略》被东林党推崇备至，因此被后世视为是研究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史德威声称，扬州城陷，史可法自刎未遂，虽然多铎对史可法“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以“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诱劝史可法投降，却被史可法坚拒，清军因此将史可法在扬州的南城楼上杀害，可清军不是将史可法的尸首公开示众，而是奇怪地选择了将尸体分裂为碎块，使得史德威找不到尸骨，见《维扬殉节纪略》：“阁部知势不可为，以副将史得威素有忠义，可寄大事，十八日，遂传入内，相持恸哭曰：“拚一死以报国家，尔我同有此心，甚可嘉赖。”乃下拜得威为后嗣。……阁部知势已去，乃与得威诀，持刀自刎。参将许谨，双手抱住，血溅衣袂，未绝，复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加，相持昏绝间，谨同数十人拥阁部下城。至小东门，谨等被乱箭射死，阁部问前驱为谁，得威以豫王答之。阁部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北兵惊愕。众前执赴新城南门楼上，豫王相待如宾，口呼先生曰：“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阁部怒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时得威身有遗书，恐致失落，奔盐商段姓家寄藏遗书，回视阁部，词色俱厉。豫王曰：“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阁部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遂慨然授命于扬之南城楼上，尸为众兵分裂。威时欲前同死，又念身承遗命，一死反为负托，急下城取前遗豫王书，欲投领遗骸收葬。早被拘执到营，逼降不屈，毒苦万状，批发许定国营审放，以全忠臣后嗣。五月初一日，方奔出营，进城找寻阁部遗骸，但见尸积如山，时天炎热，众尸蒸变难识，不敢妄认，以欺泉下之灵。急回金陵报讣，哀毁成病，垂危阅月少痊。闰六月初十日，复向扬，至段宅找寻原藏遗书，而段氏阖门杀掠殆尽，威彷徨莫措，唯仰天长叹，祷阁部在天之灵，忽于破屋废纸内检出，即持往南京，献于太夫人。回忆四月十八日，面讬时光景，惨然在目，得威不知其崩摧之何从也。更念忠魂无抔土之栖，存殁何慰，且使薄海内外，悠悠无定论，得威诚万有余罪矣。爰于丙午清明后一日，举衣冠笏袍葬于梅花岭旁，封坎建碑，聊遵遗命。得威于阁部受恩深重，而抚今追昔，覥然偷生，诚阁部之罪人哉。兹以危城授命始末，略述于左，不文不备，天下后世，将晓然共见阁部之大节，朗朗如日月之经天，则庶乎其不朽矣。”
明末清初的计六奇听说多铎后来建了史可法祠，于是猜测史可法必定是因为被俘不屈而死而获得了多铎的尊重，但是他碰到的扬州逃出来的百姓却非常肯定地说史可法下落不明，见《明季南略》载：“至于史公死节，其说不一。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缒城潜去」之说非也。更闻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淮扬，见公生祠謚为「清惠」，父老犹思慕焉。忆顺治六年仲冬，予入城应试。有浙之嘉兴人同舟，自言久居于扬；问以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颠末。初，扬人畏高杰淫掠，乡民避入城；后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许，遂居于城。四月十九日，大清豫王自亳州陆路猝至扬州，兵甚盛，围之。时史可法居城内，兵虽有，能战者少；闭城坚守，不与战。大清以砲攻城，铅弹小者如杯、大者如罍；堞堕，即修讫。如是数次，而砲益甚，不能遽修；将黄草大袋盛泥于中，须臾填起。大清或令一、二火卒侦伺，守兵获之，则皆欢呼请赏，可法赐以银牌；殊不知大清兵甚众。可法日夜待黄得功至；围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报曰：『黄爷兵到』。望城外旗帜，信然；可法开门迎入。及进城，猝起杀人，知为大清人所绐，大惊；悉弃甲溃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时哗叫，不知所为；皆走出城，（史）可法不知所终。”
史德威的说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多铎与史可法之间并无私仇大恨，按照史德威的描述，史可法见到多铎后除了表示宁死不屈外，并无丝毫冒犯多铎之处，从多铎后来为史可法修了祠，并优恤其家的做法来看，多铎对史可法是非常厚待的。当时清军对被俘不屈的明臣或是抗清首领多是斩首示众，并且悬挂首级以震慑百姓，如《明季南略》载：“独公弟咸建字海石，号如心；崇祯癸未进士，除钱塘知县。以焚册故，被擒不屈，杀之。时盛暑，悬首镇海楼三日，无集蝇。杭人收而殡之，祀之土谷祠中。”可是令人疑惑的是：按照史德威的描述，多铎在杀了史可法后，既没有收敛尸体厚葬以示尊重，也没有依照惯例，悬首示众以震慑百姓，而是立即将史可法碎尸万段、毁尸灭迹，这么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史德威所说完全是一派胡言，而史可法被清军碎尸之说更是荒谬之极，完全是史德威为了自圆其说，为了解释为何找不到史可法尸体而编出来的欺世谎言！
真实的情况是：多铎根本就没有抓到史可法，清军根本就不知史可法下落！因为后来的许多抗清军队都号称是史可法指挥，多铎于是修建了史可法祠以安定人心，减少抵抗。
时任清廷兵部尚书的洪承畴与史可法的关系最是亲密，因为清廷始终没有捕获史可法，听说史可法未死的洪承畴于是四处打听史可法的下落，想要搭救好友史可法，洪承畴问被俘的曾经跟随史可法守扬州的明将孙兆奎：“孙公在军中，可知扬州阁部史公果真死了，还是没死呢？”孙兆奎语带讥讽地回答说：“洪经略从北方来，可道在松山殉难的督师洪公果真死了呢，还是没死呢？”洪承畴听后恼羞成怒，立即把孙兆奎斩了，见徐珂的《清稗类钞.讥讽》中的“洪公果死耶？”条载：“洪承畴降时，方喧传扬州史可法实未死，当时就义者伪也。洪与史交最密，初欲救之，不及，恒引为憾。当时扰乱之际，乱事纷起，吴中孙兆奎其一也。孤军被陷，执送南都。时洪（承畴）当国，知孙至，与谈旧侣，并盛奖新君。便问及史，曰：“公在兵间，审知故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松山殉难故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洪大惭，惟面色不红，时人谓洪之脸皮乃革制者。孙卒遇害。” 即使是赞美史可法殉国的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亦记载了洪承畴查问史可法下落一事：“吴中孙公兆奎以兵不克，执至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邪，抑未死邪？’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邪，抑未死邪？’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
关于史可法的下落，洪承畴不仅问过孙兆奎，还问过顾鼎臣的曾孙顾咸正，可以说是四处打听，见《明季南略》载：“当（顾）咸正解南京时，审官洪承畴问曰：『汝知史可法在乎』？咸正亦答曰：『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承畴默然。”
身为清廷高官的洪承畴四处打听史可法的生死，可见清朝官方完全不清楚史可法的生死，即使是作《梅花岭记》颂扬史可法殉国的全祖望也指出，史可法的尸骨根本就找不到，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上的史可法的坟墓实为史德威作的衣冠冢，并说当时最为主流的说法是史可法乘乱逃出了扬州城：“或说：（扬州）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皆托忠烈之名。”
正是由于史可法的下落不明，故而才会有许多抗清军队号称是史可法指挥，比如《清世祖实录》卷十五记载的顺治五年（1648年）的“伪史阁部案”，曾经担任史可法的记室（掌管文书的官职）的朱国材就曾以史可法之名在安徽巢县召集了一千多民众抗清，“我史阁部也，苦身劳形，志存恢复。今约兵数万，刻日齐集，大事可图也。”
所谓的和硕豫亲王多铎俘获并斩杀史可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是假义博利的史德威和欺世盗名的东林党捏造散布的欺世谎言，但因为很多抗清军队都假称是史可法指挥，为了安稳江南民心，清廷于是假称史可法在扬州城被多铎擒获斩杀，并在官方史书《清实录》中以“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最终确定了史可法在扬州城殉难的官方说法，真相自此蒙尘，如同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的“殉国”故事一般重演（张嫣的“殉国”真相详见《红楼隐史》下册《金瓶梅密码》中的解密）。
万斯同在《明史稿》中将史可法的一生描述得可歌可泣、忠义壮烈。因为精力不逮，万斯同于是委托好友温睿临编写南明历史，温睿临于是依据万斯同提供的东林党野史四十余部编撰了著名的《南疆逸史》，所以《南疆逸史》也属于东林党史著，温睿临在《南疆逸史。卷8》中对史可法壮烈殉国的描述也完全是参考了史德威的《维扬殉节纪略》而写成的。
关于史可法是如何出逃的，曾为史可法代笔写过《史相国誓师文》和《乞援文》的谈迁称史可法是由城上缘绳索而下缒城出逃，但也听到有人说史可法是骑马出逃，见《国榷。卷一百四》：“督军大学士史可法拔剑自刎，左右持救，乃同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或云，引四骑出北门没。”全祖望的《梅花岭记》记载说有人看见史可法是骑白马出逃，“或曰：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 计六奇的《明季南略》中的记载与《国榷》类似。
扬州城督军的总指挥阵前逃脱了，可被史可法抛弃的八十万扬州军民却仍然抗战到底、宁死不降，多铎后来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宣告：“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扬州城军民因顽强抵抗而被清军报复性屠城，可怜我扬州军民八十多万人惨遭屠戮，而这完全是昏庸无能的东林党“忠义名臣”史可法一手造成！
那么，丢下八十多万军民独自逃生的史可法在离开扬州城后去了哪里了呢？
专为赞颂史可法殉国而作的《梅花岭记》载：“或说：（扬州）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石匮书后集》说史可法与部下逃到了城外的宝城寺藏起来，但被寻踪而来的清军追杀，溺死。“清兵迹之，急决战，不胜，一时尽败没。”孔尚任专为美化东林党而创作的传奇《桃花扇》第三十八出的“沉江”中为史可法“缒下南城”进行粉饰，说史可法原想着逃出扬州“要南京保驾”，却听说南京城破，绝望之下于是投江赴死。
从《五美吟。西施》中的“一代倾城逐浪花”可知：朱慈炤认可了史可法投江而死这一说法，平庸无能的史可法倾覆了扬州城，一代倾城的东林党名臣不是与军民共生死、与城池共存亡，而是选择了丢弃军民仓皇出逃，但他还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毕竟没有投降清廷，而是投身江水追逐浪花。昏聩无能的史可法不顾大局、误国误民，但与其他的投降清廷捏造伪史的钱谦益、杨士聪、吴梅村、黄宗羲等等假名士和伪遗民相比，却已是东林党中的难得人物，通过我书中的《三春事业付东风——“君子”乱国、“忠臣”误国的明末史》就会对此有更深的认识，“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所以即使如史可法这样的倾城人物也足以令他的那些投降清廷的东林党“白头东施”们惭愧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