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乡村自治”的终结与中国大动乱的肇始/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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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家升:“乡村自治”的终结与中国大动乱的肇始/轉載

提要:彭湃毛泽东两位所谓“农民王”, 是终结中国数千年“乡村自治” 的始作俑者。他们以俄为师,在中国广袤农村,推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对贫苦的乡村,做彻底的剝夺,不惜大量杀人。受害的首先是土地红利主要提供者,也是士绅文化的传承者,中小地主阶层。而延绵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也被彻底摧毁。亿万农民失去生存的家园,和文化道德的依托,再加上异族的入侵,从此近百年的大动乱大灾难开始了!

彭湃本人的经历和其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上世纪二十年代,彭氏发动海陆丰起义,成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先后以土地革命名义,大量杀人。大动乱曾迫使当地八分之一人口,逃避粵港;六十年代被杀者后人,在文革期间,又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大量杀伤彭氏后人亲属!

暴力革命致使如此冤冤相报,还不该发人深省吗!

            一

中国历来农耕立国。由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和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与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乡村自治状态,先民们过着自耕自给,远离皇权相对自由散漫的生活。几千年来,历经多次皇朝更迭的大动乱,战争、灾荒、瘟疫等种种劫难,先民们凭借脚下几亩薄田,几片山林,几畦菜地,和吃苦耐劳,艰辛发奋的精神,都坚强地生存、繁衍下来了。

但是,也因为几千年帝制的桎梏,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还有分散的单一的小农经济,产量低,物资匮乏,缺乏竞争力。加上多年的固步自封,已与世界潮流脱节,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保守的大门,被外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切身感受到危机的到来。

于是一批批有识之士,在认真反思本国本民族种种积弊的同时,也纷纷走出国门,去见识滚滚前进的世界潮流。当然,纷纭繁杂的世界潮流之中,也是泥沙俱下、五颜六色,其中发光的不全是金子,嗓门大的不一定就是真理。

果然,各种正说邪说正理歪理,都戴着各种面具,藏着各种野心祸心,打着各种旗号,涌进中华大地这块闭塞已久的土地上来了。中国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生态,被彻底终结,近百年来的大动荡也一发而不可收了。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是两股思潮:一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带来的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大变革,和由此行成的民主、科学、宪政、自由、平等、人权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要就是指它们。认识它,接受它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代表人物有魏源王韬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胡适等,当然也包括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陈独秀。

在这样的世界潮流推动下,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两件变革性的大事:一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一是由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旧制度,引进推广民主、科学,及自由、平等、人权等普适价值。

可惜,这股民主大潮,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大陆中断了,以后只在偏居一隅的台湾岛上,才有延续与发展。

其二就是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所带来的红色大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世界,要消灭私有制,包括剥夺农民和小工商业的资产;要和旧的传统做彻底决裂,甚至要破除婚姻和家庭的“束缚”,据说那样就可以到达人人都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极乐世界了。

今天来看别说这样的乌托邦是如何的荒唐与充满暴力血腥和灭绝人性,但其开始鼓吹的反剥削均贫富的主张,确实也蛊惑了一批知识分子,愿意为它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从而也成就了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夏明翰、彭湃等。

有两位人物,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共有“农民王”头衔的彭湃和毛泽东了。他俩应该是终结中国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是在中国广袤乡村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最有力的鼓吹者和顽强的推行者。由此带来的乡村乾坤大颠倒,其后果是福兮?祸兮?他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农民的大救星,还是灾难连年的灾星?两位之间有何异同,历史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他们?

说来话长,还得从中共成立说起。

             二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据叶永烈先生文章,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上海陈独秀住所,逮捕了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一大代表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是马林花了保金500两白银,保五人出狱的。)

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一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虽然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但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

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1927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

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后,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老一辈革命家。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一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一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暴力革命,就是去终结在中国广袤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注目。一是广州农讲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一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死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三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特别是毛泽东,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当然是党史上明确写着的是,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即由“打土豪,分田地”发轫的暴力革命,如暴力土改、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等等。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

然而未想到的是,在新政权里,帮助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实行“统购统销”,剥夺农民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虔诚的马列主义信徒,主观上就是认为它是终极真理,所以即使到农业合作化已彻底失败,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土地荒芜,百业凋零,乃至神洲陆沉,依然我行我素,顽冥不化,死不悔改,典型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

毛泽东是否背信弃义,欺骗了帮他打天下的亿万农民,今天还有讨论价值吗?稍加回顾,仅从延安以毛为首建立边区政府起,看看毛们向国人,乃至国际舆论,由其喉舌《新华日报》为代表的白纸黑字公开声明,和毛本人回答中外记者的谈话,不都是信誓旦旦,一再表明,我们决不搞一党专政,要保障新闻自由,要军队国家化,要一人一票无记名氏的选举领导人,一句话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试问毛掌权之后,哪一条实现了,遑论农民问题。

再说说毛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或曰毛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什么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呢?在下草民是一头雾水,一窍不通。只知道这股红汤,流到那里,那里就是灾难、动乱、血腥!

也有人说毛本人并不读什么马列的书,一生都钻在中国的古藉线装书里,仅二十四史就读了多遍,此言不谬,已有毛圈点批注二十四史出版为证。那毛从古藉中都学到什么呢?对此毛倒襟怀坦白,公然鼓吹“天下苦秦久矣”的暴君秦始皇,还要“百代都行秦政事”, 还有就是赞赏并身体力行,以韩非、李斯、商鞅为代表的酷刑与阴谋诡计!一国领袖竟然鼓吹这种封建糟粕,毛制下国人还有安稳的日子过吗?

从1924的“农讲所”开始,到1976年9月毛死掉,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一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一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沒有建国前后的区别。

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一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一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一丝省悟。纵观其一生,如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先生在中央四千人大会上所言,是古今以来中国第一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毛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对广袤乡村来说,归根结底还是土地问题。文前曾说土地是亿万乡民的命根子,也可以说是乡民们的保护神。我们中华民族能相对平静地绵延数千年,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私有制,和与此相关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只要亿万乡民固守着脚下属于自家的土地,恋恋不忘“落叶归根”,中国就乱不到哪里去。反之,广大乡民们一旦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就是无根的浮萍,就是一群失魂的浪人,那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怪事坏事都会发生,包括自身受到侵犯和侵犯他人。

有人说土地私有应该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其实本来没必要这么细分的。在属于我的土地上,我想种啥就种啥,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乃至土地想买想卖,都是我自家的事。至于种出来的庄稼,除了交公粮,当然归我所有。就像我开-家商店,买什么卖什么,是赚了还是亏了,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事,除了纳税,资产也当然归我所有。会有什么问题吗?

未想到这些常识范围的事,在毛时代天翻地覆了。农业合作化愈演愈烈,农民们刚到手的土地证,未捂热就没了。一句工商业改造,你的商店工厂也没了。既然土地商店工厂都没了,还谈什么经营权和支配权?既然国家资源劳动成果和劳动者本身,都属于执政者,在领袖专政完成之后,财富劳力都成毛的私产。还有百姓的活路吗?出现饿殍遍地、经济衰退,乃至文化毁弃、道德沦丧,是必然的事。而这一切都生发于消灭私有制和暴力革命。

应该承认,毛死后邓主政,实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进步。就土地而言,宣布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即所谓“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都是自己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在土地产品分配权上,执政者向土地耕种者,作了一些让步。

近年据说开了一个大口子,农民有了土地经营权,政府向土地耕种者,发放了类似城市房产证的小本本。虽然它还不等于田契,还不是土地所有权,没有突破土地权属于国家的所谓红线,也算是时代的一大进步了。进步大小都是好事,都比固步自封好,更比倒退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远了,再说说另一位‘农民大王’彭湃的故事。

               四

而另一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一样。毛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是一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应该说彭湃对马列主义的信奉是真诚的,他归国后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主观行为,并非受他人蛊惑。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史称“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一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

彭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

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由于延绵数千年乡村相对平静的“乡村自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带来的是相互仇恨和杀戮,是动乱逃亡,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

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暴力革命地区八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一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一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一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一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一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五

 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文革时期竟风云再起!

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周凤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关于 彭湃之子彭洪被抓走批斗,曾失踪十年成谜,最后确定被害致死。网上有一张贴子: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四人帮垮台后,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一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勋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中死难者,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勋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一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一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一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多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 四字, 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复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一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结语:“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是基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土地私有和宗法制度的共同基础。数千年来它既保护了我们先民的生存权利,也限制了乡村的发展。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中国人的不幸,“乡村自治”的消亡,缘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红色大潮的侵入,缘于在乡村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无远弗届。以彭湃毛泽东两位“农民王”为代表的极权者,竭力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和与传统决裂,所带来的血雨腥风、杀戮、仇恨,和饿殍遍地、文化与道德的衰退。很多伤害是长久的,很难恢复的。

2014年7月初稿

2017年8月二稿

2019年3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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