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母亲节，儿子和女儿通常一早就准备好了贺卡、礼物和蛋糕，一家子开开心心地给我过母亲节兼生日（这两天往往紧挨在一起），令我这个做母亲的心里感到特别的踏实、满足和幸福。也是在这个日子里，我特别思念天堂里的一个人，那个生我养我、以她的善良坚韧深深影响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农村老太太，她就是我深爱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在粤北山区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外公是解放前国民县政府的一个财税官，经常要下到各乡镇里去巡查，工作可说是十分繁忙，因此他在老家乡下购置了良田大宅，用来安顿家小。外公外婆那时已结婚多年，先后生下了五六个孩子，但仅有母亲存活了下来。由于外公长年在外，外婆和母亲在乡下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在母亲11岁那年，外婆又怀孕了，全家人都很开心，小心翼翼地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有一天，久未回家的外公突然被一顶轿子送回了家，原来外公不幸得了重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强撑着命人送他回家见妻女的最后一面。正值壮年的外公很快就撇下妻女，还有那未出世的儿子离开了人世。
自从失去了外公这个顶梁柱，这个小康之家就迅速走向了衰败。为了养活一对儿女，外婆在几年的时间内被迫把外公留下的田地和房子都先后卖了，但生活仍然捉襟见肘。虽然年龄不大，但身为长女的母亲不得不外出打工挣钱，帮人插秧、割草、放牛，晚上一回到家，就帮着外婆照顾小舅舅，以期尽量减轻外婆的负担。
五十年代中期，年轻的母亲经人介绍，去给当时的县委书记（也是我们县的首任县委书记）做保姆，主要是照顾他们家的四个孩子。母亲提出不要工钱，只希望允许她的幼弟和她同住他们家，并在县城当地的小学上学，书记同意了母亲的这一请求。从此，母亲每天起三更睡半夜，悉心照料县委书记一家人的起居饮食，接送他们的四个孩子和小舅舅上下学。身居要职且工作繁忙的县委书记，没有当官的架子，倒十分尊重母亲，有空时还会指点一下舅舅的功课，这使得母亲非常感动。虽然在书记家做保姆的时间不太长，但勤劳、善良、能干的母亲，仍然赢得了书记夫妻俩及孩子们的信任，并和他们一家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县委书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常被造反派批斗关牛棚，那时他们家大的孩子已陆续下乡去了外地，最小的孩子则还在上小学。当时已回乡结婚生子的母亲，看到书记两夫妻整天被人揪去批斗，年幼的孩子忍饥受饿，无人照顾，感到十分心痛，因此母亲不时带一点乡下的番薯芋头和豆子等，偷偷送到城里老书记家，顺便给孩子做一顿简单的农家饭菜。
文革的中后期，县委书记一家被下放到了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那个人人自危黑白颠倒的年代，周围的人都对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庭避之不及，恨不得马上跟他们划清界线，但是母亲，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家妇女，硬是从家里不多的口粮里抠出一点吃的，偷偷送给家徒四壁三餐不继的书记夫妻和他们的孩子，母亲说她还曾带着三、四岁的我，走远路去探望老书记（可惜我全不记得了）。母亲就这样以她特有的质朴的方式，帮助着与她仅有短暂“保姆之缘”的老雇主一家。
文革结束后县委书记得到平反官复原职，再后来又升职调去了省城，但他对母亲在他们家最困难时期给予的帮助十分感激，80年代末他回到我们县里“省亲”，还特地把母亲和舅舅（他当时已是县里的一名干部）请去叙旧。90年代中期，母亲来省城帮我带孩子，老书记闻讯后，特地找了一天叫齐他的四个孩子，并派他的警卫员开车来到我家，把母亲接去省部委他的家里“团聚”。据母亲回来说，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书记夫妻俩见到母亲，显得十分激动，他们的孩子也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当年的保姆“姐姐”，小四子说永远都记得母亲当年煮的那些番薯粥、芋头饼，是他人生中吃过的最美味最可口的佳肴。
那是母亲跟县委书记一家最后的一次见面，不久后我就出国了，母亲也回到了乡下老家，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母亲继续平凡而卑微地生活着。母亲这一辈子永远都在为他人着想，她善良、坚强、有担当，极富同情心，母亲就象一支小小的蜡烛，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在沉沉的黑暗中透出一丝丝温暖和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