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键接受中评社专访，畅谈中日关系（中评社 张爽摄）
中评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郭至君 张爽）日本大阪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键接受中评社专访，畅谈他眼中的中日关系和中日民间交流。王键的工作经历是伴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微缩历程，改革开发之初，他亲身参加过引进日本技术设备的许多具体工作，1986年到日本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社科研究领域，随后他又多次到日本的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对日本文化与社会有着长期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他说，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更加开放的，而开放的中国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以下是问答实录：
中评社：您对习近平主席6月将出席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的成果有何期待？在您看来，6月底将在大阪举行的中日峰会有没有可能使得两国关系实现重大突破？
王键：与大多数期待中日关系改善的朋友一样，我个人亦非常期盼习主席在六月份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如期与安倍首相举行中日峰会，进一步夯实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持续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战略性势头。但我亦坦率地说，在严峻的中美贸易战的现实面前，在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中日关系面前，我们不宜过高期待两国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重大突破。虽然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总体非常好，但双边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钓鱼岛主权争端、东海划界等依旧未解，今后仍需要双方作出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再就是，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我们必须承认，近年来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急剧上升，以“美国优先”为标志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骤然抬头，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由此，国际社会普遍期待G20在全球治理与维护多边主义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这是时代赋予G20大阪峰会的重要历史意义。我们期待G20大阪峰会传递推进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正面信号，坚定国际社会对维护自由经济体制信心。中国大力支持日方举办G20大阪峰会，习近平国家主席即将参加G20大阪峰会，就是对日本成功办会的最直接支持。一个正义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也是确保与促进中日关系长足发展的重要存量。
我希望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欲速则不达。中日从1972年建交到现在，跌宕起伏，目前要稳重求进。
今后中日亟待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同时还要重视经济合作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这是确保两国关系克服障碍、战略互惠、行稳致远的重要手段。
我们注意到此次G20大阪峰会将有一系列双边元首会谈，中美元首会谈很有可能举行，而且峰会对日美关系亦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时机。在安倍首相的邀请下，特朗普特意在大阪峰会之前访问日本，按照美方的声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日是为了展示美日两国的牢固关系，而安倍首相则全程“陪同”特朗普打高尔夫、观相扑、见天皇、品美食、登日舰等，呈现“亲密之日美关系”的局面。日本还宣布向美国采购105架F-35隐形战斗机，这亦是安倍送给特朗普的一份“大礼”，换得特朗普同意日方把美日贸易会谈推迟至7月份参议院选举之后的请求。
至于未来的日美关系走势如何，我认为日本主动性或将更加突显。我们注意到，在美日首脑的共同记者会上，安倍不仅表达将扮演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停者”角色，他亦期盼中美通过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在6月下旬“G20大阪峰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安倍势必最大限度发挥其“主场优势”。但刚愎自用的特朗普绝难在降低关税问题上对日“让步”，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旗帜下，美一方面要持续通过“强卖军火”加强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亦将压迫日对美开放市场，彻底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由此，不仅安倍试图“软化”特朗普的如意计谋恐难兑现，而且日美同盟的牢固性势必发生扭曲。
中评社：您如何评价日本经济的发展？
王键：日本经济这二十年有一种说法，叫做“失去的20年”，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客观，日本经济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腾飞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了。但日本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黑字，而美国自1980年至1985年间的国际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为解决之，1985年9月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达成G5《广场协定》，决定共同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但协议签署后日元与马克急剧升值，美元贬值亦加快，美国的国际贸易赤字愈加扩大。随后在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达成G7《卢浮宫协定》，确定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以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观察G5《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一定要联系G7《卢浮宫协议》。需要强调的是，最早提出调整汇率设想的是日本而非美国。1982年11月中曾根内阁成立伊始，作为中曾根康弘首相私人智库AF会成员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细见卓就向中曾根递交一份有关日元汇率的报告。报告认为日本对美贸易出超确实太大，日本应该和美国共同提高日元汇率之后再将其稳定下来，这一设想得到时任大藏大臣（现在称财务大臣）竹下登的支持和强力推动。他们认为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过热，日元升值可以帮助日本拓展海外市场。当然，日本推进《广场协议》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美国拟对日实施大规模惩罚性关税，日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日本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政策应对严重缺陷，日元大幅升值，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但亦终归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经济学界对此早有清晰观察，比如前人民大学校长、现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其《世界是部金融史》的著述中就有精准的描述。
迄今，日本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层次，很难再往高处走，所以我们今天看日本经济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日本依旧保持着旺盛的高科技创新势头、国内经济结构亦很合理。至2018年底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资产净值达到341.56万亿日元（约合21.54万亿元人民币），使日本连续28年稳居世界最大债权国地位。也就是说，即使失去了20年，经济增长也确实非常缓慢，但普通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并没有降低，这几年日本的就业还是最好的时期。
中评社：《2019年外交蓝皮书》将日中关系重新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且将安倍晋三过去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改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删除了战略字眼，您认为，这样的变化有何意义？
王键：日本外务省制作的《外交蓝皮书》是系统梳理日本外交政策方针，并对今后的外交政策做通盘展望的档，与防卫省的《防卫白皮书》一样，每年新版的《外交蓝皮书》都会受到有关各国的高度关注。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在2018年的《外交蓝皮书》就明文记载：“对日本而言，与作为邻国的中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019年的《外交蓝皮书》中又添加“从大局观点来看，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日中关系进入正常轨道，进入以新发展作为目标阶段的一年”等内容。我个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的一个标志，富有建设性，值得肯定。2018年10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这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档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话立意高，视野广，对未来的中日关系给予很高的期盼。
所谓“印太战略”最初是安倍首相于2016年提出的。其内容是在美日澳印四国主导下，推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拥有所谓“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注意到在2019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方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改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删除“战略”二字。日本共同社称，日本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很“照顾”中国，尽量不提安倍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而是写成“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样做是考虑到，若使用“战略”一词的话，会给人造成牵制中国的印象，日本希望避免使用会刺激到中国方面的有关词汇，以此给外界留下“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合作共存”的日本形象。
我认为删除“战略”二字，只是表述方式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其内容有什么实质性调整，我们更希望日方切实落实中日四个政治档，切实采取对华友善政策。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时，即提出由美日印澳构成“菱形包围圈”，这就是“印太战略”的雏形。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美国国防部正式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2016年安倍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的公报中,首次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概念。近年来，日本反覆提及“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2017年12月4日安倍首相在日中两国经济界会议上明确表示：“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至2018年11月12日，安倍首相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表示，“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希望与参加国携手向国际社会释放强有力的信号”。安倍首相在此讲话中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
简言之，“印太战略”本来是美日共同谋划的一项重大战略，为何日本把“战略”改称“构想”，并希冀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我个人认为，首先，在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的过程中，特朗普持续逼迫日本进一步开放农产品与汽车市场，大幅削减美日贸易逆差，最终解决美日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的日本，也被美列入对美出口钢铝制品的征税对象。美日间出现地缘经济战略的摩擦，致使美日战略疏远，或许就是安倍首相把“战略”改称“构想”的一个因素。其二，“印太战略”自提出至今，尤其是日本在“印太战略”名义下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始终难以被接受，因为东盟国家大多是中国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在改善中日关系之同时，日本适时改称“构想”这个比较中性名词，则更易于和东盟国家接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改善。2017年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两次会晤；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４０周年之际，李克强总理与安倍首相实现中日首脑互访；双方就坚持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体系，合作拓展协力厂商合作市场等达成一系列重要战略共识。在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的氛围下，继续使用围堵中国色彩浓厚的“印太战略”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更不利于中日关系的长足改善。但我以为，日本仍需进一步作出努力，要从综合战略上改变视中国为威胁的立场；双方要积极探索建立长期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模式，首先要积极创造构建中日战略互信的良好氛围。否则，即使去“战略”，改“构想”，也不可能如日本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以及东盟国家所接受。
再就是印太战略远远没有形成，标榜不结盟的印度并没有完全按照美日的部署意图走，它不愿意跟中国发生全面战略对抗，希望和中国保持既有对抗，又有对话，不愿意彻底加入美日对华包围圈。5月31日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从6月5日起取消给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印美关系骤然下行。另外，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矛盾是很明显的，印度始终对澳军进入印度洋持有介意。可以说，所谓的印太四国同盟还远远没有形成。虽然日本把“印太战略”改称“印太构想”，但美国到现在还没对此正式表态，奥巴马提出的战略是“重返亚太”，现在提出了“印太战略”，最初还有人说“印太战略”是“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现在确定是“印度-太平洋战略”，这就是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这几年安倍首相多次讲印太战略或构要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我们注意到，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5月10日李克强总理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大会上有一个演讲，提到日本和中国的发展战略要对接。但这个对接和日本主张的印太构想要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不是一回事。
中评社：有观点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受中美经贸等一系列议题摩擦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王键：把中美经贸摩擦视为中日关系改善最大推动力的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不足为谋。早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前，在双边的战略利益驱动下，中日就悄然开始改善双边关系的一系列政治与外交尝试。如2014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使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再次在国家最高领导人层面予以确认。所以说中日关系要改善是迟早的事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简言之，中日关系改善首先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需求，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被国际社会接纳，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进入2019年，日本推动的CPTPP与日欧EPA开始启动，中日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影响力空前增强，这是中日关系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背景。
再有，中国赴日旅游的人数从2015年到2018年成倍地增加，与中日关系改善进程是同步的，这和中美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在中日关系改善方面上，民间交流是至关重要的。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要邀请大量日本青年访华。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是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我认为中日青年交流需要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比如双方互相邀请的人数要相当，不平等就很难有持续性。习主席六月底去日本参加大阪峰会，我认为下半年应该会有更多的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的青年交流活动。
中日首脑互访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化竞争为协调”或“协调合作”新阶段，但形有微澜、势仍依旧。虽然当前中日关系改善了，但是有一些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以后解决问题有一个好的氛围。我们可以像下跳棋那样，哪步好走就先走哪步，先做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事情，先易后难，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很容易就解决的。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基础还是脆弱的，改善、夯实关系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我是工作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主要是工作需要和兴趣所在，那时候中日关系非常友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充满学习日本先进科技和管理的气氛。以我个人的经历看，文化交流、民间交流现在需要立刻做，让日本青年在价值观形成的阶段来中国交流，对中国留下好印象，这个太重要了。
日本人总认为我们拿历史问题说事，但是历史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问题不解决，民族和解根本不可能，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万的历史悲剧绝不能被忘记。我们要尊重历史，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好几次就是被日本打断的，日本也最终受到战争创伤。日本青年来中国，需要瞭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多学习一点中日近代关系史。
中评社：为什么日本能对中国大陆包括港台的年轻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王键：日本统治台湾50年期间，对台湾人也是以三等公民视之，日据初期总督府也屠杀许多敢于反抗的岛民，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施策也确实深深影响了台湾社会。现在台湾社会亲日的大多是年轻人，虽然他们跟历史没有太大关系，更多是受到歪曲历史真实的“台独”教育所致，也与岛内的媚日文化趋向密切关联。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这样的日本使许多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发生了错觉，在两岸长期分隔的状态下，他们错认为当年统治台湾的日本给台湾带来了文明与法制，带来了先进产业，台湾与日本应该是同质社会。
日本这个民族具有非常显着的岛国根性，战前军国主义极度猖獗，甚至把日本拖入战争泥潭。日本在战后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走到今天，能达到高度文明，主要是汲取了自己民族的惨痛教训，他们知道以武力侵占他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日本社会现在还存有一股强大的右翼势力，他们否认战争罪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获得巨额白银赔偿与土地权益，日本以战争赔款发展本国军事产业，后来不断侵略中国。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向英国、美国开战，胃口越来越大。直至战败后发现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是反人类的，战后的日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日本发展经济赶上了战后最好的一个时期，当时的石油也是最便宜的，自1955年日本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美国主持下制定了战后和平宪法，近年来安倍主张的修宪就是要修改这部宪法，这部宪法也是日本战后走向高度文明的最重要的法律基础。美国对战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促使日本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另外，在美国主导下，战后的日本与台湾很快“建交”，维系了二十年的“邦交”关系，一直到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迄今，日台经济联系依旧相当密切，日台民间交往依旧保持旺盛。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战后日本对台湾的影响超过了日据时期的影响。
在2012年因“钓鱼岛国有化”致使中日出现空前战略对抗的时候，台湾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还是在增加，赴日旅游人数也在增加。
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近年来中国赴日旅游的人数也在大幅增加。2018年12月18日，日本观光局宣布：2018年1-11月，中国赴日本778万人次，同比增长14.6%。中国赴日本规模已由10年前的一百万人次增长到八百万人次。2017年赴日人数已是2013年赴日人数的三倍。中国持续保持日本第一大入境客源国家，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第二大出境目的国家。从2018年月度数据观察，多数月份超过60万人次。
日本这个岛国没有任何资源，发展经济、维持生存就必须依靠外部，能走到今天，证明日本民族还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优秀民族。如以色列的生存环境也很差，是一个弹丸小国，但是还能把自己建设成科技大国与农业大国，要肯定他们的民族根性。相对于日本，中国的资源丰富多了，但是经济效率就不如日本。虽然自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但今天的日本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要认真借鉴学习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社会治理方式等。
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更加开放的，而开放的中国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强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中国将与欧盟一道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则，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中评社：蔡英文上台之后一直采取“亲美媚日”的策略，日台双边关系虽然低调但仍有频繁往来，您如何评价当前的日台关系？如何警惕日台关系突破当前限制，给中日关系、两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王键：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执政当初，台日均认为在亲台的安倍内阁与亲日的蔡英文当局的执政条件下，台日势必取得“突破性”发展，比如推进台日战略同盟、台日自由贸易协议等。但蔡英文上台三年来，虽然台日关系在政治往来、双边贸易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如2017年日台窗口机构先后改换名称、3月份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访台等，但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而且，长期缠绕台日之间的钓鱼岛与冲之鸟礁渔权纠纷不克解决，再有近年来困扰台日的福岛五县食品解禁问题由于“反核食公投”通过而陷入困顿，更导致台湾加入日本主导的CPTPP的愿望破灭。在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的势头下，当前的台日关系呈现矛盾交织、跋胡疐尾的态势。蔡英文上台执政至今，台日关系由以往相互过高“期待”逐渐回落到维护利益的现实层面，但基于台日政经利益，未来台日依旧会以“逐步积累”方式提升双边关系，而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与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是“制约”台日关系“偏轨”发展的最重要变量。
中评社：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初选战已经打响，日本曾经密切高度关注了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您是否认为日本依旧会大力介入2020台湾地区大选？这会给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王键：日本对台湾的关注是具有现实性与战略性的，任何全岛性选举包括2018年“九合一”选举等都受到日本的高度关注，但那次的选举结果也超出大大日方预料，没想到民进党如此大面积溃败，没想到蔡英文执政能力如此低下。
日本不仅将台湾作为对华战略的重要筹码，而且更重视台湾海峡对于日本战略安全的重要意义。日本基于地缘政治思维，对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改变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由此，2020台湾地区大选肯定是日本包括美国高度关注的。自台湾实施直接选举以来，岛内参选的政党领袖都以取得美日的政治支持作为赢取选战的重要前提。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大幕即将拉开，美日介入台湾选举的相关动作将陆续展开。迄今已有朱立伦、吴敦义、柯文哲、韩国瑜等陆续访美，以及5月份赖清德与柯文哲的访日等。此次台湾“大选”前夕，正值中美贸易摩擦激化、台海局势日趋严峻，美日因素在台湾“大选”中的角色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值得格外关注。我们也要客观地认识到，美日作为长期影响台湾社会走势的最重要两大外部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影响台湾民众投票倾向，但无法完全左右台湾民众的投票行为，但参选人若得不到美日的支持则其当选概率必然大大降低。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最具敏感性，既有历史纠葛，亦有现实因素。从属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台日关系被视为台湾问题外部因素仅次于台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至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
2018年5月9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会谈。李克强强调，在台湾问题上，希望日方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安倍晋三承诺，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因此，我们希望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要重信守诺，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毋庸置疑的是，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台日关系的空间势必将进一步被压缩。
中评社：在中日关系不断改善过程中，两国在东海、南海、历史等问题上仍有分歧，要如何克服？如何能够建立不会倒退的中日关系？
王键：自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始终是主流，分歧和矛盾从来不是主流。当然，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亦遇到东海、南海以及历史各类问题，而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互信，但存在问题并不能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理由。面对新时代，中日两国要始终把握战略互惠发展的大方向，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分歧，避免两国关系偏离发展正轨。其中，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确保两国关系正确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只要双方重信守诺，始终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和相关承诺，以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沟通对话谋求管控分歧，就能够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健康、持续发展。我们深信，中日改善关系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也要面对很难解决问题的严峻现实，当下两国应把存在的问题适度“冷冻”，防止局部矛盾激化，同时双方要为解决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再就是中日亟待加强战略对话，切实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最后，要从新时代的高度来定位和思考未来的中日关系，以全球视野、东亚视野来思考、观察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中评社：您长期研究日本史、台湾史与东亚区域关系史，您当初为何选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王键：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史研究者，先后取得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经济史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日本经济史博士学位，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台湾经济史博士后，这是我从事日本史与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开端。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以后，又先后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经济产业省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其实我在进入社科研究领域之前，先在政府机关短暂工作一个时期，后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中日科技交流，也可以说，我的工作经历也是伴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微缩历程。我第一次到日本留学是在1986年，那时在东京接触到许多留日的台湾年轻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这也是我感性认识台湾的最初起点。80年代改革开放当初，大力引进日本的先进科技与建设经验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日语，重点是科技日语，并在工作中直接参加引进日本技术设备的许多具体工作，对日本的观察始于我这一段的工作时期。那时的我与日本技术人员经常在第一线并肩工作，非常敬佩日本技术人员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也就是自那个时期开始，利用工作余暇，我就有意识浏览日本社会文化的著述，没想到这为日后的改行做了一定的积累。
近年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和研究的拓展，不仅关注日本与台湾，亦开始把视野扩展至东亚区域，在这方面做的还非常不够，还在继续探索。这里也非常感谢中评社郭伟峰社长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的眼界与视野更加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