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回眸(1)：
芒街的“鬼屯”
法属时期，殖民政权在越南到处修建军事设施，最常见的是碉堡据点（越语称为??n“屯”）。因芒街是边关，当年法国人在这里驻扎相当一个师的兵力。虽然不少是雇佣兵，但统帅是“五划官”，师级军衔。一九七八年以前，歌龙河畔有一座相当规模的法式建筑，西周围墙，墙有枪眼，出入口有哨岗。外边另有几门十九世纪造的土炮，炮口瞄准河对岸，虎视眈眈。这就是所谓“五划楼”，法驻军司令官邸。
但“五划楼”并不是真正的军事据点，其功能主要是行政而非军事。芒街的军事据点乃在别处。单市区范围，规模较大的至少有两座。一座是位于“五划楼”后面数百米处的“高山屯”，另一座是位于北仑桥头的“鬼屯”。因为华人管法国人叫“鬼佬”，“鬼屯”因主得名。“鬼屯”盘踞一小山头，河水哗啦啦山下流过，临河峭壁冷冷而立，极之险要。临街的一边同样直如刀切。不太陡斜的西边拦着铁丝网，东边紧靠桥头。“鬼屯”居高临下，站在山头北端，不但可以鸟瞰对岸东兴全境，还可以监控桥上一切动静。当年法国人在此屯兵，断然是看中这个咽喉要塞的优势位置。
小童时期，我们住的地方距“鬼屯”只有百来米。我常常跟随着大孩子们上“鬼屯”玩耍。那时法国人已离开越南好些年，“鬼屯”连个鬼影也没有，空城一座。穿过山腰几片木薯地的土埂，再往上爬十来米，便到了这个军事据点的中心设施 — 一座四方形的碉堡。碉堡有地下一层，加上地面两层，共高三层。要通过地道才能进入碉堡内部，而地道又与周围的土战壕相连，形成一个相当密实的防卫系统。从地道进入碉堡后，里面有一架破旧的铁梯，直搭顶层。铁梯很陡，两边没有护栏，地面还铺有铁桩和星散的军用残物，如手榴弹壳等。要爬上去，别说小孩子，就算是大人，也会胆战心惊。稍不小心，随时会有摔下来的危险。由于怕大孩子们说自己是胆小鬼，我还真尾随他们上过顶层，而且不止一次。上到上面，透过枪眼窥望山下，得到的是一种胜利感、成功感。那还是北仑新桥落成之前，自己不过四、五岁；现在回想起来，深深地感到后怕。
“高山屯”比“鬼屯”还要高，同样是座山顶碉堡，与“鬼屯”遥遥对望。这里原是法军大本营，越军接手后，继续留为军用。虽然是禁区，平民不准进入，但山上不再屯兵，一则没有必要，二则供水上山不易。六十年代末，出于好奇，我曾伙同一个“小顽皮”两度从东侧爬上山上（因西侧是正面通路，容易让人发现）。上去后大有发现：这里的地下通道比“鬼屯”的规模得多，战壕四通八达，还有地下室。周围到处是铁丝网，另有小型防卫堡垒好几座。除了法军留下的旧痕残迹外，我们还在地下室内发现搬离不久的越军丢留的日用品，如皮带、牙刷和漱口盅等。“高山屯”的碉堡是当时芒街置地最高的建筑物，俯视歌龙河下游。若不因为是军事据点，这里大可以设为山峰旅游风光观景台。除了“鬼屯”和“高山屯”，芒街还有两座建在平地上的碉堡，一座在“中渡”西岸，另一座在弯山（后来的菜市）附近。两栋都是独立式建筑，旁边好像没设壕沟系统。据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法两军曾在弯山碉堡里外厮杀，双方死伤惨重。
在位于郊区约五公里处的“狮子岭”，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但规模相当大的法军旧据点。“狮子岭”在通往茶古公路左边的海域，潮涨时四面围水，是完整的小岛一座；潮退时滩地连陆，可以徒步上岛。“狮子岭”的型状像一头伏地的狮子，头尾有几节火车那么长。同样是在六十年代末，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个小伙伴也曾经上过岛上去“探险”。但见那里藤条攀树，青苔盖石，不见人烟。同样，在此我们也发现一个完整的钢筋水泥防卫设施，地上有不少破残的军用物品，如子弹壳、钢盔、军靴甚至断折的刺刀柄。岛上有一口水井，水清幽幽，蛙卧井底，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狮子岭”离北仑河口不远，法国屯兵此地，其意图可见一斑。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狮子岭”的“屯”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但“高山屯”和“鬼屯”早已不复存在（六二年“鬼屯”拆除，改建边防人员宿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类似“鬼屯”这样的建筑都得以保留，甚至开拓为陈列馆，供游人观摩学习、回顾历史。澳门的旧兵营就是其中表表实例。很可惜，芒街的碉堡没遇到这样“宽大处理”的运气。它们先后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大风大浪中成了祭品。这里记录一下，姑且当作一次精神上的“故地重游”吧。
往事回眸（2）
友谊机器厂
去年某天，碰见一越妇，她家原住芒街和乐街“天生堂”药铺附近。她说，咦，咱俩是老乡，怎么我以前没见过你，你住哪条街？我想，如果我说某某碗厂，她未必知道（碗厂老号通常只有华人知道）；于是我说，我住在“旧机器厂对面”（nhà máy c? khí c?）。本以为她早已忘记，谁知她说，“没忘。记的牢着呢”。
芒街“机器厂”座落在友谊街北段，旁挨北仑桥头的“鬼屯”，背靠“牛骨插”浅滩。法属时期，这里是发电厂，人称“电灯局”。远在东北极端的边疆小城，国界大桥旁边，有这么一个规模还算不小的发电设施，与边关防卫需要有关。“电灯局”的前楼是一栋长形平房，只有一层，但显法国款式。“电灯局”大门向南，门内两旁两株大椰树傲然挺拔。法国人撤后，这里照样供电，但门卫远没有原先那么严实，外人有时还能进去走走瞧瞧、遛个弯儿什么的。相隔仅几十米，“电灯局”的电工和对面碗厂的工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面熟眼熟。五十年代末，我曾由大人领着入过“局”里。只见草坪中央，两个巨型涡轮和好些遗弃的旧机器懒洋洋地躺着在地上；旁边高地上，还有几盆超大型的热水锅。眼前一切，威严又荒凉。有一回，一位正在清理旧物的电工还送给我一个特厚玻璃制的法国小灯泡。我将这小巧玲珑的灯泡作为宝物，一直藏着房间的写字桌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越两国正处在卿卿我我的蜜月佳期。中国广东援助邻帮兄弟省越南海宁一系列经济项目，其中包括在芒街重修“北仑河友谊大桥”、创建芒街机器厂和搭造歌龙河石拱桥。好几批中国专家先后来到芒街（瓷厂和部分农村单位亦接待了好些相关专家）。就芒街机器厂而言，计划部门就地取材，将“电灯局”搬走，在原址通过改建和扩展成就了这家全省独一无二的机器厂。因“友谊大桥”刚落成不久，前边的街道又叫做“友谊街”，机器厂以“友谊”两字标榜其名，顺理成章。一九六零年，“友谊机器厂”工程竣工，广东省领导远道而来，出席为机器厂举办的落成典礼。那是一次隆重的集会、国际性质的联欢活动。礼宾舞台就搭在机器厂门前，前边是一排排临时摆设的椅子。那天正好是周末，碗厂工人休息。北仑桥头人山人海，仿佛全城的人都湧到这里来。会场标语夺目、彩旗飘扬。由于闲杂人等不能进去，未获邀者只能在场外远眺。但我们这家碗厂的写字楼正好在机器厂对面，居高临下，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会场的一切。如果没有弄错，我记得当时有人指着讲台上一位身着“四大口袋中山装”的致辞者说，他就是重量级嘉宾、广东省省长陶铸先生。
当晚，随同代表团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湛江木偶团还在这个临时搭建的会场献艺。之前木偶团曾用大卡车沿街摇着木偶做宣传，招揽观众。其实不用宣传，观众亦肯定是人山人海。很多人下午四、五点就来会场“占位子”。因地得宜，刚入幼儿园不久的我也在碗厂门口的高处弄了一张长板凳子，准备“远眺”木偶表演。谁知未等晚会开演，早已困得撑不开眼，并很快就暖入梦乡。第二天醒来时，发觉自己是睡在家中的床上，早已后悔莫及。
另外还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庆祝活动前一天，布置会场时，一名“电灯局”电工攀上一杆木头电灯柱，正要安装什么来着，突然电线的电源开通，扑通一声掉下来，当场毙命。这一幕就在我眼前三、四米处发生，把我和在旁的几个大人目睹者吓到脸无血色。
“友谊机器厂”建成后，到底生产了些什么，不太清楚，反正里边声音隆隆不断，不分昼夜。胡主席来芒街时，还专门进去参观过，出来时一脸悦容。一九六四年，海宁和鸿广煤区合并为广宁省，省会迁离芒街，“机器厂”带着全体厂工“移情别恋”，投进下龙湾鸿基市的怀抱，“海宁省友谊机器厂”变为“广宁省友谊机器厂”。后来这个厂的命运如何，是否健康成长，长成个什么模样，也许如今的芒街居民中，没几人知道、关心、过问。这里啰里啰嗦，漏洞难免；但若能唤起回忆，也就不算白费笔墨。
往昔回眸(3)：
小学杂忆
芒街开埠以来曾经有过多少间华人开办的学校，如今知道实情的人可能不多，图书馆也不可能找得到这类资料（也有住在芒街但过东兴去读书求学的人）。不过，至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边疆小城曾经有过两所华文小学，一所是“吴園民立小学”，另一所是“芒街市华文小学”。“吴園”还设有幼儿园，但因课室不足，小学只办到四年级。大约在六二或六三年，“吴園”关闭，剩下“华文”独树一帜。
一九六零年秋我入读“华文”一年级。“华文”在“红桥仔”码头旁，校园四面有围墙，西临歌龙江，东望天主教堂，建筑风格属于“中西合璧”：中式的是一座完整的关帝庙，西式的有校务处和好些教室。中心地带是一个盖顶的舞台，舞台的前边和左边各有一空地，分别是沙地操场和篮球场。后门旁边还有一大丛黄竹。由于学校就在市中心，早年，这篮球场的人气特旺，星期天常有球赛，围观群众行行成墙。学校正门是一座独立式的四方门楼，对望芒街天主教堂。门楼两层高，上层挂着一口铜钟，下面便是出入学校的主要通道。门楼左侧的房间住着一个叫做“六伯”的老头。“六伯”是门卫又是敲钟人，两样都干得十分卖力。逢上、下课时间，大钟当啷震耳。低年级的同学都怕“六伯”，因他习惯言出仓促，对小童毫不客气。放在西方国家，我想“六伯”饭碗难保。
“华文”还有一个令学生害怕的人，那就是校长。校长姓何，带深度近视眼镜。他举止斯文，但有一招独特的惩罚学生的方法：两只手指托着受罚者的腮，再慢慢地往上抽。受罚者往往不敢低头，只好尽力踮起脚尖，越踮越高，直至脚尖酸软。不管多顽皮的学生，一见到校长，都马上变得唯命是从。反而校长的夫人黄老师总是媚慈目善，深得同学爱戴。有一年黄老师的妹妹还插入我们这个班。那时好像河内还未防空疏散，黄同学为什么远道来芒街读书，不太清楚。但一九六五年后期起，外地（尤其海防）来的插班生明显增多，其中好些人后来继续升学陈富初中，甚至高中。
“华文”一直使用白话讲课。但我们这届升三年级时，新来的班主任试图推广普通话教学（也许全校一样）。这个班主任也是姓黄，凉山人，河内初师毕业，人靓歌甜。那时虽然大家喜欢学普通话，但毕竟之前没基础，做起功课来不容易。几个月后，黄老师不再坚持用普通话讲课，但音乐课还是学点普通话的。每学一首歌，学生必须学会用普通话读歌词。虽然读得马马虎虎，但接着学起歌来，顺口很多。黄嗓子好，但远不及六年班班主任梁老师。梁老师歌喉全校公认，但整年仅只代过我们班的一节音乐课。
上四年级后，音乐老师是宜安来的王老师。王老师教唱歌同样是先让大家学读歌词，然后才学歌谱、唱歌。那一年我们跟王老师学了不少歌曲，如《谁不说俺家乡好》和《中国—古巴》等。至今我还记得《中国—古巴》的开头几句：
北京哈瓦那
中国和古巴
远离太平洋
团结如一家… …
一九六三年海宁和鸿广区合拼时，“华文小学”易名为“黎文八小学”。课本增加了好些有关越南的素材（之前主要使用国内发行的教科书，课文计有《三五年是多久》、《毛主席看望关向应同志》、《抢渡乌江天险》、《朱德司令爱劳动》等等）。约莫记得，四年级的新课本有一篇题目叫做《海防，恢复了青春》的课文；开头的几句是：“海防，在我幼小的时候，就听过她的名字，当时人们把海防描绘得如画一般……”。
上五年级那年，接近年终大考时，班主任宣布：明年开始，全部华文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也就是说，明年所有同学集体“留班”。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很失望。老师解释说，你们是“多读一年书”，而不是“重读一年书”，因为新五年级课本将会有全新的内容，可学新的知识。就这样，我们成了最后一届小学读六年书，但考取的却是“五年级小学”毕业证书的班级。
不久，不知什么原因，“黎文八小学”又分成两半，大半留在原址；另一小半搬到位于菜市旁的一排淡黄色的平房去，取名“统一小学”。我们这个五年班在“统一”呆了一阵子。后来，出于防空需要，“统一”又转移到北仑桥以东“广裕隆碗厂”的旧车间。那时正好是“第二个五年级”刚开学不久。有一天，班主任黄乃祥老师把我找来，说国内某省某小学六年级学生集体写来一封信，声援这边的抗战救国运动，你代表全班写一封回信。我拿着这封来信回家，但却没写成，因为家里要我尽快转校去山区小学。据说后来是班主任自己代表班里回复了那封信。大前年乃祥表兄从多伦多过来旅游，但碰头时我却忘了同他证实此事。不知他还记得否？
往昔回眸(4)：
“電船”年月
十九世纪末法国人来越南之前，从越南腹地到边疆的芒街并没有一条正式的陆地通道，起码没有像现在的人们所认识的那种公路。后来，为运送兵员及各种物资以控管边关，殖民政权开通了一条直达茶古海滩的土路。不过即便如此，商业性的陆地客运服务仍未形成。也就是说，芒街的陆地客运是一九五四年法国人离开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要去河桧潭河等附近城镇的，芒街人必须徒步或乘坐畜力车辆。直接要去内地，只有先取道水路去海防，然后再前往目的地。而且，在还没有机动船之前，人们乘搭的还是靠风力开动的帆船。
十多年前笔者遇见一位海防来的华人老者（今已故），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提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自己还在海运行业工作时，曾多次到过芒街。他说那时候芒街是个繁华的小商埠。他们的货船通常停泊在“拉溪根”船埠（粤语：洋桃树根码头）。但由于船多码头小，有时还得停在更远的“三叉江”，待前头的船离开后，才能将船开进来装卸货物。海宁和鸿广煤区合拼前，芒街的海运都是直达海防港的，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拼省后鸿基（有时加上锦普）才成了中转站。
这位老伯所说的景象，也许是芒街最兴旺的时期，年轻一辈未能亲身经历、体会。到了五十年代末，童时的我开始懂点事时，家人有空时间或带我落“拉溪根”船埠凑热闹，看满载乘客的小火轮“嘟嘟嘟”地进进出出。那时候的客船都是私家经营，计有“龙珠河”、“海东”等小火轮（当地华人称作‘电船’或‘火船’），船主都是华人，其中客家人陈八的轮船还因坚持准时开船而名闻一方。因要等潮涨水满才能进出码头，客船很多时候是在半夜抵埠或起锚。人们对客运航程时间也很熟悉。每逢是夜晚“船期”，小小的船埠总是人声嚷嚷、灯光火明。那时芒街没有巴士，的士就更不用说了，上落客船的旅客，行李少的徒步，行李多的就坐“识路”三轮车。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芒街的三轮车还相当活跃。只是到了后来，因国家经济“一天天烂下去”、多数人连一日两餐都顾不上时，拉车的“识路佬”也不得不“砸锅卖铁”— 拆卖了心爱的铁骑，改做别的行当谋生。
出于防空需要，自六十年代中期起，“拉溪根”旧船埠暂停使用。乘船的旅客要在歌龙河下游的“三叉江”上船（白话称为“落船”）。没多久，船埠又从“三叉江”迁到六、七公里外的玉山。这么一来，要乘船先得乘车去玉山。六十年代末，北部湾沿海被水雷封锁，船只不敢出海，海运陷入冬眠。芒街的长途客运只能靠陆路运输。七二年巴黎谈判有结果后，水雷撤走，沿海运输逐渐恢复，芒街的小客轮又忙碌起来。自那时起，虽然间或客轮在“拉溪根”起航，但船埠已移到用于起落物资的码头。而且，“海东”“龙珠河”等也先后被新的船只代取。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玉山的客运码头地位基本上完全固定。
十年前短游芒街时，我发现“拉溪根”沿河一带已改建为“寿春港”(C?ng Th? Xuân)，原来的菜市不复存在。而乘船的旅客，得先乘专线巴士去玉山才能上船，那里修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码头（有公安人员检查护照）。但由于近滩的水太浅，到了玉山乘客还要搭小艇才能转上停在深水处的客轮。我还注意到，如今的客船比前的“摩登”多了，就像巴士一样，人人对号入座。船速也快多了，到下龙用不着三个小时。前不久，我再次去芒街时，却发现好像没人提客船了。大巴车多了，陆路交通相对更为方便、合算。这样下去的话，说不定待到芒街—温顿高速公路建成后，这条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芒街—海防海运线路将有一天会切底退出历史舞台（步梧州—广州水路客运的后尘）。以后，“拉溪根”这个原汁原味的粤语地名，以及那些曾经为人熟悉的小火轮，再也不会有人记得，再也不会有人提起，最多只能间或在像我这样“食古不化”的人的脑子里出现。
往昔回眸(5):
球迷雙城記
听前辈们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芒街的篮球运动发展蓬勃，市内十三家碗厂，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球场和一支业余篮球队。虽说称芒街为“篮球之乡”纯过度夸大，但芒街人热爱篮球倒是有根有本的事实。到了六十年代初，瓷器厂公私合营，十三家碗厂编为一个陶瓷企业，含五个分厂。尽管名义上每分厂还有一支球队，但因整个企业只有一个球场，人们玩球的机会大大地减少。芒街的群众性篮球运动是退烧了还是比前更加发烧了，恐怕只有曾经亲历早期“盛况”的前辈们才有发言权。
硬件少了，打球的机会少了，但人们爱看篮球的习惯“五十年不变”。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后期，除了防空形势特别严峻的几年外，芒街每年都举办各种地方性的篮球比赛，包括瓷厂各分厂在裕丰球场的决斗和芒街各部门在东池球场的厮杀。陈富中学队就是六十年代末杀出名堂来的一支劲旅（广宁省队和第三军区队均有陈富出身的学生）。在广宁省范围，芒街还是举办历届篮球比赛的主要基地，每年来自河桧、马嘶农、潭河、先安等地的球队汇聚在这里拼搏、献艺。芒街还多次邀请外省甚至境外球队来打友谊赛。一九七八年越南排华前，来过芒街作比赛的外省球队计有河内邮电队（及其二队河内邮政队）、海防队、海军队和体工队。而金星（武装公安）队基本上是在芒街“横空出世”。来芒街打友谊赛的境外球队计有东兴队和湛江青年队。芒街队本身也曾经“出访”东兴，尽管“过江猛龙”带回来的战绩让人不敢恭维。
说起东兴，既然和芒街只一水之隔，其篮球观众自然少不了芒街人。较之芒街，东兴的硬件更充足。而像芒街一样，东兴每年也举办全县范围的比赛，来自防城、企沙、那良、江平等公社的球队纷纷到东兴争头衔夺奖旗。东兴的球赛从来都少不了芒街观众。由于比赛多在夜晚进行，人们经常得在黑夜中涉水过境。即使冬天河水冰凉，球迷们仍兴趣不减。像东兴人一样，芒街观众对东兴的“球星”也相当了解。除县内赛事外，东兴还举办过地区范围的比赛，参赛球队来自北海、灵山、合浦、上思等地。七十年代中期某年，广西代表队还来东兴与东兴联队打过三场对抗赛；只是后者连续三场的得分同样是让本地观众不愿重提。
去年秋天笔者回过一次东兴，但在市区范围却不见有篮球场，除了市政大楼后面一个破落不堪、灯光严重不足的露天场地外。每晚夜幕降临，十来个年青的“散仔”在这里“摸黑打球”。听说如今东兴甚至没有一个篮球代表队（也没有电影院）。至于在芒街，排华前一年，那里曾建了一个灯光球场，还是当时北越最好的篮球场之一。但这灯光球场今已不知去向。据相关网站介绍，如今芒街每年都搞一些小规模的篮球比赛。稍早前笔者乘车路过芒街的“新路顶”时，无意之中看见两个看来是新落成的篮球场，旁边还有好些如高低杠之类的设施，整个环境有点像中国某大学的操场，只是规模稍小而已。后来看清楚门口的标牌，才知这是一家中方投资的工厂。看来，如今芒街的球迷不需像过去那样，非得在晚间顶风冒雨涉水过河去看球赛，因为东兴的篮球场已经搬到芒街来。虽然“东兴的球场已经搬到芒街来”是个很夸张而且有点晦气的说法，但目前这两座城市在篮球运动硬件方面的比较，不能不令像艾仔这样的“昔日芒街球迷”感到有点费解和遗憾。
往昔回眸(6)：
河檜買雞一日游
前不久两度乘车路过河桧，但见这里如今路宽楼靓，面貌一新，三十多年前那种浓郁优雅的岭南气息不复存在。河桧与芒街唇齿相依，有史以来是北越富庶一方的华人聚集区。但河桧到底有些什么特产？其名气为什么这么“火爆”？看来还真是个值得聊一聊的话题。现在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以前，很多人会说河桧特产是蔗糖，也有人说是玉桂八角甚至“塘花茶”。但我对这几样产物都不太清楚。反而，河桧出产的肉鸡倒留给我不少记忆。河桧，白话的读法是“夏该”(随音写字，但也有写成“下居”的)。所以河桧产的鸡又叫做“夏该鸡”。
河桧距芒街仅只三十五公里，一九七八年以前，逢年遇节，芒街都有不少人去河桧买活鸡。为啥跑去这么老远买鸡？原因有二。首先，河桧鸡味道胜过其他地方出产的鸡。河桧养的鸡，嫩滑鲜美，煮出来的鸡汤清甜可口，属一等上汤。为什么河桧鸡比其他地方的鸡更好吃些，虽然各有各云，但多数人认为水土优质是主要的原因。其二，相对来说，在河桧买鸡会比芒街便宜不少。也许环境不适宜养鸡，芒街的鸡农好像没河桧那么多。再说，芒街产的鸡很多都带过东兴去卖。东兴的购买力比芒街的强，人民币比越南盾有价值。拿两只鸡去东兴菜市换“大团结”，要比在芒街卖三只以上划算得多。由于本地产的鸡多选择“飞象过河”，芒街市场的鸡就因为缺货而贵了很多。有空闲的芒街居民，于是就干脆去河桧“趁墟”（赶集）。一可以省钱，二鸡肉鲜美。再说，去河桧“趁虚”，还可顺便买其他农土产品。河桧的农土产品不单种类丰富，而且因为土生土长，货真价实，让人买得放心，食得满意。
那时，从芒街去河桧买鸡的多是骑脚踏车去的。路不好走，踏车一般得两至三个小时，还要早出晚归。虽然有班车，但因通常每天只有一两班车，一票难求。再说，开车的司机也不想让自己的车变成运载家禽或其它杂物的工具。河桧原来的墟场在镇内，离小河渡口不远。后来也许是出于防控疏散的需要，也许是因为人口渐渐增加，墟场迁往镇外一教堂前的空地。早上从芒街出发的，到河桧时一般还未到十一点。此时墟场渐入高潮，人声熙攘。卸货上货的、讨价还价的、算账数钱的……现场情景果真有点像岭南乡村市集。时到下午，来买鸡的人们，大笼“阉鸡”绑在车后，若不去见熟人朋友，或再买些什么别的，便就打道回府，争取在四、五点钟前回到芒街。
在芒街那些日子，我本人专程去河桧的次数不多，多数只是路过，因去内地可乘“电船”。而专程去河桧的那几次，目的只是要运回一张让人定做的西式红木床。但后来床没弄到手，吹了，落得个财物两空。既然很少去河桧，专程去买鸡的就少之又少，就那么一两回。有一回，大约是在七十年代中某年春节前夕，一位娘家在河桧郊区的瓷厂女工动员她的邻居和朋友随她去河桧买鸡（目的是帮乡下的鸡农推销）。出于好奇，我神推鬼使地加入了这些大哥大姐们的行列。那天一早，老老少少一行好几号人，骑车直取“境外版江南古镇” -- 河桧。
醉翁之意不在酒，远道早行不在鸡。其实游山看水才是我们这些随行客的真正意图。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如沐春风。中午时分，接近女工娘家时，只见小道崎岖，村屋错落，四周密林，好些时候自行车得推着走。尽管如此，大家仍然玩得极为开心，因平时难得一见这样清香浓郁的自然风景。乡亲们也很好客，买卖归买卖，到了吃饭时间，主人还是为来客张罗了好些农家小点，其中有水煮花生、木薯饼（“乙”）等乡村美食。随后，“买鸡队”又推着车子（和绑在后座的鸡笼）去河桧镇的市集转了一圈，然后才掉头回家。夕阳西下，车队回到歌龙桥时，每个人都有一种“一骑二鸟，不枉此行”的成功感。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那次随邻居“拉队”去河桧买鸡的情景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想忘也忘不了。
往昔回眸(7)
粤曲“一阵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海防有一位老伯只身来芒街“卖唱”兼说书。老伯视力有障，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盲公”。“盲公”除了一把破旧的二胡外，好像再没别的家当。碗厂的粤曲迷们，每到晚上，便三凑四合地纠集一文几毛什么的，请老伯唱粤曲、拉二胡给他们听。虽然不懂粤曲，但童年的我常常挤在人群中听老伯“讲古”。我记得听过老伯讲《薛仁贵征东》和唱《万恶淫为首--乞食》、《卖花女》等选段。他边拉边唱，声乐兼备，功夫十足。在人们眼里，老伯是名副其实的“大老倌”。老伯回海防后，歌迷们还经常提起他。
那时期，碗厂工人对粤曲的喜爱“风涌云起”。我们家所在的碗厂有一台留声机，可能是老闆南下时丢弃的，也可能是后来厂领导买来的，反正厂里的几个青年干部经常拿出来唱“大戏”。《搜书院》、《昭君出塞》等剧的选段几乎天天在碗厂的写字楼前飘逸，令不少过路的人陶醉着迷，有的还跟着哼哼唱唱，学得有板有眼，成了“粤曲发烧友”。唱得较好的几个，甚至还拥有自己的“粉丝”。此时，鼓乐手也是人才涌现。一个规模小但五脏皆全（含粤曲和时代音乐）的文艺队在瓷器厂应时而生，活跃在工人文化生活的舞台上。
风来雨至，一九六一年，广东粤剧团来越巡演，路经芒街。我还记得，粤剧团抵北仑桥头之后，下车步行到桥中央照相留念。芒街这边的桥头闻讯而来的人声沸腾。团员走过芒街这边后，又以大桥为背景，再次列队照相。“瞧，那位就是马师曾！”，“看，红线女多漂亮！……”桥头观看的人群中惊呼声此起彼落。接着几晚粤剧团在歌龙河畔的“大教场”露天舞台上演《关汉卿》、《刘胡兰》等剧目。艺术大师造访为这座北越边城吹来一阵清风。随后来过芒街的还有廉江粤剧团和湛江粤剧团。其实六十年代初期，由国内来芒街献艺的先后还有两个杂技团，一个是海军杂技团，另一个好像是湛江青少年杂技团。
自然，人们对粤剧粤曲的喜爱方兴未艾。一九六三年，海宁省宣布成立粤剧团，并在海防和海宁两地招募学员。很多在校中学生为此抽空练歌练喉，报名应征。在芒街试场，面试地点就在旧“法侬”学校后面的一个大厅内。面试的那几天，大厅外边特别热闹。那时笔者刚入读小学，因邻居有人报考，所以也夹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可惜这几位老兄的歌喉并没获得评审团的青睐。入选的数十人后来前往湛江学艺。据说原计划要学戏数年，但后来出于意外原因，学业提前结束。虽然在湛江的日子不长，但凯旋归来的“广宁粤剧团”并没有令观众同胞失望。剧团在“大教场”开锣上演了《三月三》和《断桥会》等折子戏，熟练的演技让人们看得贴贴服服。海宁、鸿广合并后，粤剧团撤离芒街去了康海。后来好像还搞了一些与当时的抗战题材有关的话剧剧目，巡演各地。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相关政策的收紧，粤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到了六〇年代后期，剧团的好些人先后被“息演”。笔者认识的前辈中，有好几人就是从剧团解甲归田的“小生”。他们都不得不为生活从新寻找生计，在艺术之外的领域演绎新的角色。至于剧团后来如何落幕收场，就有待亲历当年事件的老倌名伶们来解答了。
直至七〇年前后，从海防疏散来芒街的华侨还有不少。但那时的防空形势早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晚上摆茶档的卖香烟的还“照常营业”，街上似乎还有丁点“夜生活”的气息。此时，前边提到的那位“盲公”老伯又在芒街出现。每到晚上老伯又在碗厂街一家叫做“金城银行”的烟草小摊档前拉二胡、唱粤曲。但这回他是义唱献艺，并没收捐。老伯的出现同样是吸引了不少街坊邻里前来围观。然而，好事也能变成坏事。这样的民间歌艺聚集很快就刺激了当地官员的神经。未久，老伯又一次消失在芒街粤曲发烧友的视野。自此之后，很少再有群众性的粤曲娱乐在芒街公开出现。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往事仍历历在目。正如其它华人聚居的越南城镇一样，芒街也曾经卷起过一阵“粤曲风”。虽然没人确知何年何月开始吹起，但大家都很清楚的是，此风未能形成稳定的气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这里我把自己能记得起的一些琐事写下来，仅只是出于对往昔岁月的缅怀。上面说过，鄙人不懂粤曲，而迄今世界各地的前芒街粤曲发烧友仍大有人在，上面所述尚有不当之处，恳望知情者大加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