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史：离乡出走第三次…押送途中和民兵斗勇斗智，“荷樹下村”离我村不远，那里村民经常到澳头买鱼、挑“鱼味”(“鱼味”漁市场带点鱼腥的坑渠水也，用桶挑回家用瓷缸装好封实，再用“谷壳”闷火烧两日两夜，无菜吃时，的几点当鼓油捞饭吃，穷苦农村人日子就是这样过來的)、买尿(澳头是个小镇，居民拉尿时存起来卖给农民施肥川)、或到澳头卖水果(那一带，黄皮、荔枝特别多)。他们要到澳头通常几个人一起来，去澳头必经我村附近那条土公路。
“荷樹下村”我家有一亲戚“小姨妈”，小姨妈每次到澳头都会顺便到我家坐一坐，看看她姐姐我的母亲。平时我们两家很少來往，只有在过年(春节)时两家人才能见到上面。我家到外婆家要从小姨妈家附近经过，我记得那里有条“响水河”，我们也是每次去外婆家都会顺便到小姨妈家短暂坐一会，因为我家离外婆家要走大半天，所以在小姨妈家不能停留太久。有时两家人会在春节时(北方人叫“省亲”)在外婆家见到面。我从没有到过荷樹下村，只在小时候跟随母亲回娘家时从荷樹下村附近经过过。我小姨妈有个儿子我叫表哥，表哥和我过去也有见过面，小时候“过年”时，我妈带着我和小姨妈带着表哥同时回娘家撞见过。在外婆家也只见过两三次。
荷樹下村村民听说抓了三个偷渡“小孩”，男女老少都走来看热闹，这可能就是一种好奇心，有何好看的难道他们村没有人偷度？看热闹人群中有人拿了三条大红薯被我们吃，后来听说是我表哥给的，那就奇了我表哥怎知抓的是他表弟我。表哥得知我是他表弟后特为我们弄來几条蕃薯(红薯)吃，那年代也只有红薯。我们三人被抓后被送进祠堂，在祠堂里虽然有民兵看管但还算自由没有捆绑，但也只局限于祠堂里活动。听说我们是澳头附近人，所以他们也不敢太过为难我们，因为他们去澳头要经过我村边公路，小孩报复性很强会用石块报复。
“荷樹下”离我家“妈廟”走路要走几个小时，我表哥得知我们被抓当晚要押往淡水，天一亮就到我家報信。这些情况还是八年后(1971年)我从香港第一次回乡听我母亲说的。自从我母亲接到消息后半个多月全无音迅，我妈一直在哭，被抓、逃跑、开枪、劳改场没通知，香港无消息寄回，照当时情形分析可能已经被打死了。正常情况下一日一夜就可以到香港。我母亲年轻时走私盐去过香港。为何会长达半个多月全无音迅。原因源于在路上经过多次被追和日藏夜行，又遇水库挡路而迷失方向有关。全程走了八日八夜，当年从香港寄信回家最少都要一个多星期，所以从出门到接信足足半个多月有余。
我们在祠堂里等他们下一步行动，我们知道他们是不会直接把我们释放的，那里都有积极分子和照章办事的人。他们准备吃完晚饭后派民兵连夜押送我们去淡水镇(淡水公社驻地)，当年“荷樹下村”属于淡水公社管辖，(现在荷樹下村属于大亚湾管辖)。我们困在祠堂等待期间商量如何应对，经商量后决定在押送途中找适合地方反抗逃跑，要反抗就要预先做好准备。劳改兄弟因偷渡过一次对逃跑比较有经验，他叫我两提前把衣服脱掉，他说穿有衣服容易被抓，看来也是光着膀子加上流汗身体滑溜溜的确实不好抓。农村夜晚蚊虫特别多，光着膀子被蚊咬那种滋味真不好受，为了逃脱再难受也要忍耐。
他们吃完晚饭洗完澡后，派两个民兵连夜把我们押往淡水公社驻地，民兵他们也不傻，怕我们在押送途中逃跑也预先做好准备，先把两条捆草用的长绳连结起來，把我们三个人像电影里枪毙那种“五花大绑”，然后一个接一个连串在一起，这样绑法根本无法逃脱。两个“背”着长枪的民兵，一个民兵拿着我们的一大堆衣物干粮，另一个民兵牵着捆绑我们的绳头，像押犯人到刑场一样一个一个跟着走，连夜押送往淡水镇去。(现在淡水已经升级为惠阳县县城了)。
在祠堂里我们早己商量好在押送途中反抗，当晚没有月亮但地方空旷乡村小路但还算好走，我们三人在前(劳改兄弟亲戚最前我居中劳改兄弟最后)民兵随后一个个跟着走。五个人出了村子没多远，路的两旁全是刚插完秧的水田。深夜里小路没有人走动周围也没有房屋，这种时间地段最适合反抗。劳改过的兄弟首先发难，他说这样绑走得太慢，他向民兵提要求要自己单独绑，不想和我们两人连在一起，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走，其实就是有意刁难民兵。民兵押送途中如何逃脱下次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