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年是美国阿波罗登月50周年，纪念这个伟大工程的经典著作，被公认为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阿波罗：向月球的赛跑》。这部巨著的作者之一，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士，她叫凯瑟琳.布里.考克斯（CATHERINE BLY COX），是耶鲁大学的博士。但是，有点奇怪的是，她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固定工作，虽然她每天都非常忙，奔波于数个非盈利组织和基层社区机构之间，甘当志愿者，却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
我刚刚才查到她在耶鲁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这大概解释了她多年来在“职场”上有点不寻常的选择。
凯瑟琳的丈夫，对此有点小小的打抱不平，他认为妻子从事如此有价值的事业，为社会贡献出这么多精力，但是社会却不能用金钱给她的劳动以应有的承认。当然，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钱不是万能的，但丈夫是政治经济学博士，以他的专业敏感，他深知“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这个道理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无独有偶，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华人企业家，也在为妻子发出不平的呼声。这位华裔男性，是藤校高材生，成功的小企业家，2012年奥巴马政府授予他“变革先驱”的荣誉称号，2015年更任命他为“全球创业者总统大使”。可是这么成功的人，却认为他太太的工作比他辛苦得多，创造的社会价值比他也是只大不小。
他太太是家庭妇女，在家全职照顾有自闭症的大儿子。她不仅没有任何收入，而且根据企业家老公的估算，在目前经济模型中，太太创造的GDP为零。
那么，这个社会在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平则鸣。凯瑟琳的老公名叫查理斯.莫里（CHARLES MURRAY），他和妻子凯瑟琳一同是《阿波罗》一书的共同作者，同时专长于福利经济学和社会学，是保守派经济学里泰山北斗似的人物。他在几年前提出了一个概念：全民基本收入（UBI）。
那位华人企业家名叫杨安泽，他目前正在竞选美国总统。他竞选的招牌式政策，巧得很，也是这个全民基本收入（UBI）。
这个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概念很好理解：美国18岁以上的公民，不论贫富老少，每人每年能从政府领到一万三千美元。所以，莫里阐述这个理念的专著，题目就叫《（钱）在我手》（IN OUR HANDS）。
我们在下文就用UBI来代指全民基本收入。
人工智能：狼来了？
这个政策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象杨太太和凯瑟琳这样的，或者默默支持家庭，或者不计报酬为社会服务的女性，从政府得到了物质形式的承认。
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政策的社会基础：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取代人类蓝领甚至白领从事的高度重复性的工作。美国人民需要这笔救急钱，来完成从低端职业到高端人口的转换。
人工智能真的达到了和人抢工作的水准了？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相信的人说，人类从狩猎社会到农耕社会，再进入工业时代，再经历从制造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每一次的技术革新换代，都有人喊狼来了人要被技术取代了，而实际上，新的技术固然淘汰了一些旧工作，但是产生了更多的新工作。
我个人是相信人工智能的威胁的。
我这个信念的起源，是小时候在少年宫学围棋，老师是围棋粉+象棋黑，他说聪明人要选围棋，因为围棋比象棋高出不止几个维度。电脑象棋已经达到大师水准，而电脑围棋才是初段，从概率和数学的排列组合上看，电脑围棋永远不可能达到九段的水平云云......
有了这个小时候的概念，当1997年IBM的深蓝电脑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时候，我的目光仅仅是在报纸上多停留了几秒钟。
在2016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特朗普在11月当选美国总统；而更重要的那个事件，发生在8个月前：谷歌超级计算机阿法狗，以4比1击败世界围棋排名第一的韩国李世石九段。
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人工智能的时代已来，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UBI和社会主义
有人说，政府每个月每人发一千刀，这是社会主义。这个指控乍一听挺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一个简单的事实，同样主张UBI的查理斯莫里，是如假包换的保守主义学者，是从美国最大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领工资的。纽约时报1994年的头版文章，用这样的题目介绍他：《最“危险”的保守主义者》。据说这个人某年在一所左派大学发表演讲，由于他过去一些保守有争议的观点“太右”了，学生还对他的来访进行了激烈抗议，险些让他走不出校门。这样的人怎么会支持“社会主义”？
再看美国唯一一个在州一级实行UBI的地方，是阿拉斯加，这是一个红得发紫的州，多年来都是共和党执政，一个保守政党怎么会大行“社会主义”？
另一个更简单的道理，我想本文读者中的大部分人，要么正在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就是前半辈子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你们谁曾收到过政府每年给十万块的福利？反正我是没收到过。
如此看来，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被部分右派和左派同时推崇的经济政策，就颇值得推敲了，它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简单脸谱就可以归类的。
研究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人人称为极左的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传统保守主义的精神。下面就让我一一道来。
UBI和小政府
首先，保守主义推崇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正如里根总统指出：“政府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恰恰相反，政府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审视美国当下的福利体系，不算地方的项目，仅仅在中央级别就有上百个扶贫项目，政府雇佣庞大的行政团队，负责审核受益人的资格，以及扶贫款项的分发，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人们所诟病的大政府的毛病，在美国的福利体系中能得到集中体现。据统计，2018年联邦和地方的福利支出总和已达到一万亿美元，效果如何呢？四千万美国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相当于两个加拿大的人口。
如果换成杨安泽主张的全民基本收入，那就意味着大量的社会财富从政府的控制变成人民的自由支配，会极大地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基本工资人人有份，审核标准的庞杂政府机关将不得不关停并转，这是精简政府机能的最好体现。
UBI和公民责任
保守主义最重视个人的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但是目前的福利体系，是依靠政府官员府去教育穷人要自强自立，这并非政府功能的所长。那么政府最擅长什么呢？恰恰就是给人民发钱。比如，每年税务局给人民寄发退税支票，基本上是快速准时童叟无欺。
全民基本收入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有个别不自觉的人，兑了支票就去吃喝嫖赌挥霍一空，这怎么办？
试想一下，这样的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已经不能再去找官方福利机构，因为这样的机构可能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就只能去找父母，亲戚，女友，邻居去帮忙。他的亲人一边接济他，一边会提醒他，下个月的基本工资，一个礼拜之后就到账，你可要千万珍惜。
者正是UBI的神奇之处，它把教育浪子回头的责任，自然而然地从官僚机构转移到了民间，社区，家庭和个人，这是一种更有效，更合乎人性的方式。
个人对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是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在个人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生很多孩子而疏于教养，会极大地增加社会的负担。而目前福利制度，对无节制生孩子却有一种“鼓励”机制，孩子越多，福利就越多，如果是单亲妈妈，福利就更加优厚。如此一来，本来是扶助孤儿寡母的良善用意，却成了“鼓励”未婚生育的负面机制。
而全民基本收入，只向成人发放。孩子越多，母亲的UBI就越捉襟见肘。试想一个年轻女孩子，看到自己的同龄人用UBI来读书消费甚至买包包化妆品；而自己未婚先孕的姐姐，却只能把珍贵的UBI给两个娃买尿片奶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女孩子会对人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不言而喻。至少她会等到自己身心条件成熟之后才会选择结婚生子。
“数落”完单亲妈妈，就不能不提到“渣男”问题，其实他们更是美国贫困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中家庭崩坏的罪魁祸首。这些男人在让女友怀孕之后就游手好闲甚至玩人间蒸发，留下孤儿寡母苦熬度日，沦为所谓的龙虾一族。可是目前的制度还真拿这些男人没办法，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职业和收入，很可能自己也在吃政府救济。找他们要抚养费，那是等于天上掉馅饼。
这就是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UBI的一个功能就是给这些“渣男”穿上鞋子。这些男人如果不履行作父亲养育责任，政府无需象以前那样苦口婆心且束手无策，只需停掉他们每个月的UBI支票即可，那么这些“渣男”只怕是立马傻眼，只有老老实实承担责任，并且以后再也不敢到处留种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跟钱过不去。
由此看来，与其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执行去规范人民的德行，不如利用UBI孕育出一种良性机制，鼓励每个人自发做出明智的选择。
UBI和传统价值观
保守主义重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对几十年来女性大量占领职场的现象，有点不以为然。而实际上，很多中低收入的女性在工作家庭孩子之间疲于奔命，很可能是生活所迫，而并非自愿要当女强人。全民基本收入，对她们来说不异于雪中送炭，让她们能够或者全职在家相夫教子，或者努力服务社区，或者工作家庭一把抓之间，做出真正合乎意愿的选择，家和万事兴，社会整体也因之得以提升。
保守主义肯定工作的价值，“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条之一。但是当前的福利制度，旨在帮助穷人，发放食物券，提供低价甚至免费住房，医疗扶助。而受益人一旦找到了工作，收入从无变有，他原本享受的福利很可能就拿不到了，加上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一个穷人找到工作后的生活水准，甚至不如在吃福利的时候好。如此简直就是在惩罚找工作的人了。
而全民基本收入则从制度上确保了工作的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必然高于不工作而只拿UBI的人，这其实是一种鼓励就业的政策。
那么基本工资会不会鼓励人民养成坐吃山空的懒惰习性？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一个人对基本人性的理解。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如果人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换句话说，人也是需要政府来管的。但是保守主义又是坚信有限政府，甚至设计出一系列复杂的制衡机制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就说明，保守主义更坚信人性的自我完善，政府组织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如果过于担心全民基本工资会扼杀人类工作和改良生活的天性，那么就不要自称为保守主义者了。
另外，在现在的新经济时代，对”工作”的定义也应该拓宽。比如，杨安泽的妻子，全职在家教养有自闭症的儿子，不拿一分钱工资，这是工作还是不工作呢；莫里的妻子卡瑟林，头顶耶鲁的博士帽，却甘愿在各种非盈利机构当志愿者，无私贡献时间和精力，这是工作还是不工作呢；我又想到我的一个白人邻居，他原本从事制造业，已经失业多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不到或不愿意找新工作，但是他经常热心地给邻居剪草，无偿组织社区小孩的棒球训练，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就一定比不上那些年薪多少多少万的人。
也许这些例子都太“正面”了，那就让我举一个真正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例子吧。
有一个华人小伙子，从名牌大学毕业后，不好好找工作自立养家，而是痴迷于摄影和极限攀岩这样价格不菲且有生命危险的项目。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不得不住在车里。小伙的父母看到精心培养的儿子成了准流浪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中国有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人学成之后，反而成了父母的心病，岂不是不忠不孝？
这个人叫金国威，他的”不务正业”最后居然真混出了名堂：在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签约摄影师后，他于2018年拍摄了极限运动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 SOLO），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品。
那么，金国威睡汽车玩攀岩，一边穷得叮当响一边放飞梦想的时候，他是工作的还是不工作的？
UBI和自由意志
保守主义的灵魂在于，个体的自由选择，正如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一代宗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名著的题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比较凑巧的是，弗里德曼也曾提出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当年他用的概念叫做：收入所得税为负。意思就是个人非但不向政府交税，政府反而要给个人发钱了。
中国有句老话，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可是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这个授人予渔恰恰是一种大政府大包大揽的思想，因为它没有征求人民的意愿，并非每一个人都擅长或者愿意当渔夫，风吹雨淋日晒还可能被鲨鱼吃掉，有什么好的？
美国社会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失业问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最高达到适龄人口的四分之一。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的应对手段之一，是一种美国式的“山上下乡”运动。 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平民环保组织”的准军事化团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用极低的薪水雇佣城乡无所事事的青壮劳力，爬雪山走戈壁，深入不毛，修建基础设施。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在美国国家公园游览，也许会惊讶于哪怕是人迹罕至之处的发达交通和完善设施，这都是百年前那些失业大军们的功劳。
这些政府拉动的基础建设项目，半强制半自愿的人力组织形式，成为当年的左派应对社会危机的经典手段。
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走的是和罗斯福自上而下政府牵头截然相反的路子。这个政策，不依赖于政府设计再就业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是选择了对人类自由意志的信任。
其实，莫里的著作IN OUR HANDS，我意译成《钱在我手》，算是故意恶搞的行为，作者真正的用意，是人生的选择掌握于自己之手，正如金国威一样，世界也许少了一个平庸的程序员或郁郁不得志的公司律师，但是多了一个追梦的奥斯卡金牌导演，和他创造的激励人生的作品。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也许有金国威的梦想和才华，但是困锁于新经济社会分配带来的重压之下，政府应该把自由选择的主动权还给他们。
弗里德曼的所谓负税收政策，主要是给贫困线以下的群体提供现金扶助。这是一个规模有限且高度冒险的方案，因为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群，往往也正式社会环节中最薄弱的一环，直接发现金这剂猛药带来的副作用，也会让虚弱的机体吃不消？
而全民基本收入则不同，它直接面向两亿美国人，旨在发挥美国这个巨无霸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体量优势。
这也是一个有风险的方案，谁能保证两亿美国人拿了钱以后不会胡吃海塞道德沦丧集体撒酒疯？
在18世纪，有一个30多岁的苏格兰年轻人，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书中他这样写道，一个良好公民社会的建立，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判断，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相互协作，相互肯定，和由此而来的级联放大的体量效应。
苹果CEO库克去年曾说到：很多人担心机器人象人一般聪明，把真人都取代了。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人越来越变得像机器。
因为现代社会中经济运行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压榨机，固然能够高效迅速地从我们这些肉身机器人上榨取经济价值，但同时也摧毁着维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和谐互动和人文关怀。有的穷人，一天打三份工才能维持生机，下班妈妈接到孩子已是满天星头，爸爸回家时母子已然酣然入睡。他们终日为家庭奋斗，却难见家人一面。
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就是给在挣扎中的人民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也许会有更多的杨安泽太太能决定全职顾家；更多的莫里太太能把所学所用致力于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保护环境，治愈疾病；更多的失业人员去营造一个和谐互助的社区；哪怕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问题”人群，在花光了UBI陷入困顿之际，也会得到亲人和社区的监督和鼓舞。
这就是《道德情感论》所说的，社会人人互助协作而产生的道德向上力。
我相信本文的读者，不少是见过大风大浪有见识的人，不会被花言巧语轻易忽悠。你们读到这样的和谐场面，难免会有怀疑，这书的作者靠谱吗？这个理论怎么读起来象乌托邦？
这个苏格兰年轻人，没有写《乌托邦》，他在写出《道德情感论》之后20年，又出版了一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书，叫《国富论》，他的名字就是亚当斯密。
其实在《国富论》之前，人们也对自己在经济活动中能否保持理性而深感怀疑：市场交易，有人买有人卖，有人从事原料采集有人从事工业生产，隔行如隔山，如果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计划，如何防止生产或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如何防止囤积居奇或者强买强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大声疾呼：不必杞人忧天，人们只要按各自的经济利益自行其事，会有“市场”这样一双“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S），让经济个体各司其职，各归其位，有条不紊（特殊情况除外）。
《国富论》问世三百年，成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扛鼎之作。而《道德情感论》，却基本被世人遗忘了，尽管亚当斯密自认为后者比前者还要高明得多。亚当斯密把“无形的手”这个概念，最先写在《道德情感论》中，早于《国富论》20年。那些担心人民拿到UBI就会行为跑偏的人，也许要认真评估一下，亚当斯密“无形之手”在引导人类道德规范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有一个怀疑，凡是相信UBI的人，从弗里德曼，到理查德莫里，再到今日的杨安泽，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是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的信徒。
UBI挺好的，可是钱从哪里来？
不过，莫里的UBI毕竟不是杨安泽的UBI，因为莫里主张，除了低保福利系统之外，他还要把社会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和退休医保（MEDICARE）全部取消，用所有这一切来换UBI。而杨安泽的UBI则不触动这后面的两个大头。
这个中原因，是UBI非常昂贵，每个成年美国人每月一千刀，每年的开支就是2.4万亿，大约是美国国防开支的三倍。所以莫里要抡起大刀。才能给UBI达成一个账面上的平衡。我在上面掰开揉碎地讲了UBI这么多的好处，读者大概要问，好是很好，可是钱从哪来，难道天上能掉馅饼吗？
为了解答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让时光倒流一两百年，让现代人穿越回到19世纪一个中国农民的家。我们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才能维持家里有口饭吃。让我们设想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90%的人不种地，而是坐在冬暖夏凉的房间里不知道在忙活什么，那会怎么样？这个清朝老农民恐怕要给你一嘴巴，不种地你吃什么，难道天上能掉馅饼吗？
我们知道现代的美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花花世界”，只有10%的农业人口。大部分人不需要天上掉馅饼也能吃饱饭。因为，农场有联合收割机，有最先进的化肥除草剂杀虫剂，有最先进的农产品加工储藏技术，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和市场流通渠道。先进的科技让极少数人从事农业劳动就能大量产出，喂饱社会上绝大多数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口。
使用旧生产力的人往往无法想象产业换代引发的生产效率大爆发，这是历史的永恒现象。
比如，让我们再从在这个19世纪农民的家，穿越回到人类的狩猎采摘时代。你如果告诉打猎的原始人，有朝一日人类不必天天挨饿，这个原始人一定以为你疯了。因为他一定想不到，如果抓住野生动物不杀，驯化圈养在后院；如果把撸下来的稻谷种子不吃而集中种植定期收获，人类就可以每天获取稳定的蛋白和糖分来源。
再比如，让我们从19世纪农民的家，向前快进100年，到了亨利福特把流水装配线引入工厂之际。在那个时代，汽车工业本是能工巧匠的天下，一个高水平的汽车匠人，可能要身兼数职：机械师金工钳工皮匠油漆匠，精心打造一辆手工汽车，就像创造一件艺术品，耗费时日金钱，只有富翁才配享用。你如果在1913年就告诉这个汽车匠，明年福特一个工厂就能年生产25万辆T型汽车，他一定以为你疯了。但是亨利福特在1913把装配流水线（偷师于肉联厂）引入汽车车间，果然年产25万。老派的汽车匠一定想不到，把上百成千的缺乏经验和技术的初级工人放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这么一个看似平常的在人力组织的改革，竟然同时提高了生产的质量效率和稳定性，把自己的饭碗都给抢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脸书是世界最大的“媒体”公司，他雇佣的写手数量为零；Airbnb爱彼迎是世界最大的连锁“旅馆”，但它旗下的旅馆房间数为零；优步UBER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公司，但它拥有的车辆为零；亚麻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但他们名下的仓库数为零。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身处的产业转型，就类似于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或者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觉察而已。
但是这样的产业转型，和一百年年亨利福特的变革相比，却有一个致命的差别。
亨利福特之设立流水组装线，在某种意义上，是用低端人口取代了高端人口，他可以让小学没毕业的低技术工人，靠做组装线上拧螺丝这样简单重复的工作，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的标准型汽车，从而一举踏入社会中产阶级；而经验技术都远高于拧螺丝水平的手工汽车匠，反而被市场淘汰了。
这就是亨利福特的伟大之处，美国人民在大部分的20世纪里的幸福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在吃福特模式的红利。
红利总有吃完的那一天，我们今天生产模式的转型，就是在和福特革命反向而行，把占社会大多数的“低端人口”踢出了中产阶级的圈子。
如果还用福特的组装线当比喻，今日的经济模式催生了大量设计“组装线”的工作岗位，但是低技术工人无法胜任；同时，高端人士设计出的“组装线”也同样高端，都不需要低端人口在线上拧螺丝了。当代“拧螺丝”的工作，包括卡车司机，零售业收银员，电话客服，甚至是工作重复性高的白领工作，秘书，律师，甚至病理学家，因为他们都可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失业危机所在。但是不要忘记，产业转型也同时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杨安泽的UBI，就是用高科技变革的红利，把快速积累的社会财富，以UBI的形式转移到普通民众手里，去缓解高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危机。让人类的思路从传统的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局限中跳出来，也许会催生重建公民社会的第四产业，也未可知。当然，这个“第四产业”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那杨安泽UBI的钱到底从何而来呢？
根据他竞选的网站，第一个来源就是目前社会福利系统的六千亿用UBI来取代，这样UBI所需的2.4万亿，四分之一就有着落了。
第二个来源是多收10%的企业增值税。要知道电商巨头亚麻去年的利润是一千亿，但是拜2017共和党的减税所赐，他们缴纳的联邦收入税为0。企业增值税据说是世界上最难逃的税，我不是财务或会计专家，所以对这个项目不做过多的解释。目前社会财富虽然迅速增长，但是缺乏一个合理分布，所以出现了亚麻这样的创收大户却不是纳税大户，真是岂有此理。企业增值税估计可以给政府带来八千亿的收入，用于UBI。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高科技红利用之于民的例子。
这两个大头一加，只支付了UBI的一半，那么剩下的一万亿从哪里来？ 杨安泽的网站上还列了一些其他可能的收入，比如民众获得巨大购买力之后对消费经济的刺激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盈余属于用经济模型预测的收入，并非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还不能马上就算在明账上。
某虽不才，但是对于如何省出剩下的一万亿以完成UBI的收支平衡，却小有心得。而且我看到杨安泽的网站对这个方法也并无提及。
预知后事如何，这一万亿从何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