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一个深爱我们、呵护我们、悉心陪伴我们成长的人走了。都说父爱如山，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家庭里的宝塔山。我们这些子女原指望他能享期颐之寿，但他终于还是离我们而去，永远的安息了。他生肖属鼠，享年95岁，也算高寿谢幕。等到千里迢迢的儿子赶赴到身前再告别人生舞台，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
父亲的一生是波澜不惊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党性与良知、成熟与率性在他身上共存共荣，甚至良知与率性总是不合时宜冒出头来，犹如归属花果山的大圣初心不止，颇具有传奇色彩。
父亲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作为家中的老儿子，他自小就生性调皮顽劣。为此，家中老人为了他不知操碎了多少心。祖父家属于下中农，不算赤贫。全家省吃俭用，可维持温饱。为了让父亲能够有出息，他适龄时就让他上学。先读私塾后又入正规学校，辗转数年读读停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小学没毕业便辍学了。
他对种庄稼干农活毫无兴趣。也许得到祖父的默许。小小年纪就干起了当地人最拿手的活计——挑盐。父亲出身在硕大盐场的海边，为盐场挑盐几乎是当地人的铁律（首选）。一天几个小钱（铜板）的工资，便能养活全家，加班还有打赏。与这些老实巴交的盐农不同的是，父亲不仅当脚力，还伙同一些人干起了偷盐贩运的勾当。自打明清开始，食盐便是政府管控物资。设有专管衙门，并有专职的盐警。自大清开始，偷盐者被抓住轻者重罚，重者坐牢。父亲一伙人偏不信邪，跟盐警斗智斗勇。有一次几人同时被抓，众人惊魂未定，吓得不轻。怎奈盐警偷懒，押运时松懈。到后半段拖拉在尾，前后形成长蛇阵，父亲等人自行走在前面。父亲见状，正是大好时机，他先把手中的独轮车脱手滑进坡下草丛里，快到押运目的地时，乘人不备，迅速跳进另一片野草之中。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听到盐警拉枪栓的声音，心都快跳出嗓子眼……那次.一行人啷噹入监，就他一人当天返回家，并带回一车两大包盐。其他人后期需要缴罚款的缴罚款，留置的吃几天牢饭。父亲为此一下子出名了，都说他胆大心细，为他起了外号叫“X小锥子”。这以后他的挑盐队伍就不断发展壮大，享名在外。
父亲等一干人从此抱团自谋出路。这帮人虽然不像梁山泊的英雄聚义，却也活得相当滋润。在日本人和国军、共产党新四军三不管的地界内摇旗呐喊，赤条条地打出一片天下。他们有钱就挥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共担一个字：赌。赌人生，赌银两。愿赌服输，他们认命。有人赌博输了当裤子，算算全年白干。指望来年又是一条好汉。
有一次，父亲等盐贩子落入八路军黄克成部队（此时是新四军三师）手里。他们要么背上“破坏经济”罪名、要么参加八路及留下来为部队筹款，洗心革面。于是参加革命或成为坏分子只有这两条路面临选择。父亲没有太多犹豫，就参加了共产党。并被派去做八路军占领区的村长。其实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早在他9年前11岁时就注定了。他就读的那个小学有两个女共产党员，是姐妹俩，暂住校园。父亲与她们相知，颇熟，成为她们的小跟班。俩人白色恐怖撤退时将个人物品和书籍托他保管。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她们找父亲 “赎回私人物品”，父亲当然“完璧归赵”。要不是不到十三岁，年龄太小，被祖父母拼命拦着，他当时就随她们进山了。
参加革命后，由于纪律的束缚，父亲再也没有赌博过。他有高小文化，算盘打得噼啪响，头脑也灵活，因此深受上级的肯定与喜欢。抗战胜利后，黄克诚部奉令去东北，父亲被作为 “种子”留在当地打游击。1946年底上级派他去军政大学华东二分校深造。春节期间请假回家探望父母，不料形势突变，返校后人去楼空，整个苏北军政机关撤至山东。父亲为此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档案上形成空白。他原准备赶赴山东去追赶队伍，但在滨海县长韩培信（改革开放后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说服下继续留下工作，并重新入党，成为韩县长下属，担任专管粮食的助理员。
淮海战役后，父亲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先落脚合肥，再到巢县新民区，先后任区委组织部部长，领导该区组织人事工作。全国解放后，新区工作走向正轨，随着人民政府各项政令、政策、法规的执行，1950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成了重中之重。土改中过激做法是屡见不鲜的。不久后他就捅了篓子。由于土改中上上下下漠视乡村基层结构以及违反政策的无情举动，引起了当地乡绅和部分农民的不满，干群关系迅速激化。个别人鼓动农民围攻区政府，一些乡村流氓无产者群情激愤，探听到区委书记、区长外出，便大胆向区政府进攻。父亲作为留守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一看大事不好，在向对方警告、劝诫无效情况下，操起手下的步枪连发五枪，打中四人，人群这才散去。
父亲为此被撤了职，送到行署党校学习与审查。半年后，事态平息。他也不适合继续在当地工作，只能调离。当时正逢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铜陵、马鞍山大规模扩建，需要大量干部。省委机关也急需人手。父亲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低，就没去省委机关，分配来到铜陵。那时铜陵很小，很袖珍，只有一个矿务局。父亲因此进入了矿务局纪律监察委员会，在矿务局的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领导领导下任专职秘书（长）。
巢县那次事件轰动全省，也是父亲的滑铁卢。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父亲却结识了在黄麓师范读书的母亲。1952年父亲来铜陵时，母亲未毕业，他只身一人单打独斗，1953年团圆时已经是三口之家。了却了后顾之忧，父亲干劲充沛，很快由纪委转任矿务局教育科长，在他手里完成了将原“国立第十六中学”搬迁到铜陵的事宜，也就是今天的铜陵市第一中学。
1957年铜陵建市后，父亲任市卫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为全市医院、卫生所的建立，乃至整个医疗保健设施的布局操心竭力、任劳任怨。由于他兢兢业业使得他曾在39岁时被选拔为团市委书记的候选人，因为年龄偏大，未获任命。刚好不久，那场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淸经济）如火如荼，他被抽调并被派往铜山矿。此时铜陵市已经改为铜陵特区。本来四清结束后，铜陵特区区（党）委的安排是要他适时接手矿山书记，将原书记调离。不料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国内整个局势大变。造反派胡作非为，父亲等被打入走资派，关进牛棚和送井下劳动。父亲不服，乘看管不严，连夜乘自行车回到市里，准备找特委汇报情况。没想到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动乱，特委已经瘫痪。父亲的出走，成为铜陵当地造反派小报《东方红报》元旦号外的头条新闻。那年月虽说不是洛阳纸贵，但也一时间“刷屏”于街头巷尾，父亲的名字顿时“闻名”整个山城。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的冲击不小。他有历史上“脱党”以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现行反革命是两条，一、反对江青；二、恶毒将毛主席的像压在床底。幸亏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不以为然，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核实，全部推翻。倘若不然，其中一条就会使他永无翻身之日。著名的主席像事件是乌龙事件，后有人有意陷害。那段时期父亲井下劳动改造，根本没有回矿山宿舍休息一天。由于房间长时间没人，大风将主席像刮落地下，有人偷偷或者清洁工将它放在床上，本来就是重新归置之事，有人大放厥词，硬是收集证据，造成事实上是父亲有意将主席像压在身下的铁证；所谓反对江青，是父亲一次私下与原书记闲聊，说起好像江青当过演员的议论，书记遂向造反派告密。军代表出于良知，顶住压力，认为反对江青不成立，他说主席也当过图书馆职员，职业不说明什么。再有就是脱党这件事颇费周折，外调人员三番五次最后一直找到韩培信（也在牛棚里）写证明才得以解脱。
父亲的一只耳朵的耳膜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破了，听力受损严重。以后一直在工业部门做领导，因为他的听力有问题，所以说话声特别大。
文革后期，人心思变。父亲所在的工业局下属运机厂派系复杂，内斗严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也是军代表出身的市委书记为此严厉指令工业局对该厂进行整顿。父亲领衔带领工作组进厂，跟职工同吃同住，大干一百天，实现产值、利润翻番。市委书记在会议上对父亲进行了褒奖。
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硬说父亲是军代表的红人，要搞内部清算。父亲不服，据理力争。他几十年一直默守“群众大局，良心天平”的原则，即凡是对普通百姓（员工）有利的事就坚持。当时是恢复生产，把生产和福利搞上去，大家受益，怎么能说变脸就变脸呢？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认为军代表在台上就是一朵花，下台就是豆腐渣。这本来是一个凭良心为人做事的态度，在当时却被斥为“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路线立场有问题。父亲不为所动，坚持不检讨，认为自己没错。为此又被打入“另册”。
改革开放后，父亲摒弃前嫌（再加二个孩子同年考上大学的喜悦），父亲脚履轻盈，甩开膀子跟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市委这时适时下文，恢复了他正县级的职位。他是1956年省委组织部批准的正县（处）级干部，二十多年间一直低配，从未有怨言。
很难想象，组织上一错就是几十年而父亲坦然面对。在父亲的行事风格中，他不喜搞溜须拍马，不屑于走上级门路。更不会为了讨领导欢喜而弄虚作假，哪怕说应景的过头话他也不干。文革中只要他主动说几句违心的话，他早就提拔上去。不仅如此，他最看不上那些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有一次他去省委“五七干校”（文革中下放干部劳动的地方）学习，同行中有人大讲“劳动能治百病”的所谓无产阶级劳动观，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是形而上学，在汽车上与其人大声争论，甚至放言，领导干部可以参加劳动，也可以放下身段与群众打成一片（大家原本就是农民出生）。不过，毫无目的地放下本职工作前来劳动锻炼，他调侃道“闲得像猪一样吃好睡好”，这是否也是一种资源浪费？为此，他大声疾呼：“与其让他们活动筋骨，不如做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父亲就是这样宁可不要官位也不失去做人底线。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太搞特殊化，很少为子女谋私利。我自己有幸享受过两次特权。一次是1961年大饥荒我两岁时，由于饥饿，差点昏死过去。父亲为此特批了葡萄糖，让处在抢救中的我存活下来。还有一次是我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期间，我动用父亲的关系，为大队知青集中一起成立农科队买砖瓦水泥提供方便。其实，这一次是为集体办好事，根本不是谋私利。父亲处理事情秉公办理，善心以对。也正在于他私心不多，所以很少有人不满意，甚至心怀感激。就说我二岁多时的昏死，是保姆平时将我的口粮分给了同在我家她自己的孩子。事情发生后，家中并没有辞退她，因为此时她若带子回无为家里，必饿死无疑。不仅如此，仍将（允许）她的小女儿接来保命。父亲就是这样处理家事，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个忙碌的公仆。他走路很快、嗓门很大，对脾气相投的人则海阔天空，以诚相待，无所不谈。他本性善良，从不昧着良心说话。因为内心坦荡，心里相对干净。况且他总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甚至嘴巴骂人、真心护人，是个内心敞亮的人。因此处于关键时刻会有人帮助。就说文革中“攻击江青”罪名，若不是军代表仗义执言，造反派罗列的罪名足以判他十年、八年总没话可说。还有，在巢县土改时那件事，五枪撂倒四个，也是同期南下的苏北其他干部介于情况特殊给予庇护，才化险为夷。
父亲最后一个岗位是煤气公司，市委书记直接点将派他去“压压火”。此时按党内级别，他已属地市级干部。人们说，“煤气公司庙小王八多”，班子不团结，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市委要父亲去扶植煤气公司正气，压一压邪气。不能让煤气公司那股邪（煤气）气走进千家万户。
父亲二话没说，老骥伏枥，干劲不减当年，带领煤气公司广大职工锐意改革，在人事上吐故纳新，在工作上不断创新，大胆探索，不怕犯错。并倚重年轻专业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煤气公司面目焕然一新。多年后，提起老书记，干部职工们没有人不从内心表示敬重或肯定的。
父亲走了，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和事业。他的一生：个人品行持刚正不阿之正气；待人处事有海阔天空之雅量；从大海边来，随长江水去。生，强如梅花绽放之惊鸿傲雪；逝，俨如秋霜落叶之静美恬静。
父亲离休后，他最在意三件事。一是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聆听老百姓的心声。他认为这是党的生命线所在。为此，他每天去菜场买菜，了解行情，与基层大众接地气。二是保持与老朋友的沟通，父亲自1952年雁落铜官山，可以说是一个老铜陵，他见证了铜陵的发展和崛起。在一大半的生涯中，由于他的爽快与豪气，他有一大批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不乏有肝胆相照的铁杆。他喜欢聊天、下棋，与牌友们相聚，上麻将桌鏖战。几十年如一日，不玩钱只叙旧。然而年岁不饶人，战着战着，他身边的朋友愈来愈少，到最后确是凑不齐一桌了。这时候，他开始眼睛向内，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有道是年纪愈大愈 “护犊子”。他对子女的管教反而愈来愈严格，他不求子女升官发财，时刻提醒或督促我们走正路，老老实实做人。
如今，我们长大了，父亲却离我们而去。父亲平时“路盲”，分不清东西南北，认不清道路，我们曾为此担心甚至嘲笑他。父亲也不以我们为忤。他总是无问西东，走自己的路。如今，他到了天堂，有众多老朋友帮衬，并有上帝引领，想必不会迷路，也一切安好，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