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猪不怕开水烫
从一九七零年七月开始招工，到一九七二年底突然宣布招工暂停。湖北省的知青和他们的家庭在这两年半里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和冲击。一次次的招工带来一次次的希望，但随后更多的则是一次次的失望，毕竟招工的指标远远少于知青的数量。这是一场折磨人和人被折磨的较量。所以几十年后，人们说：“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们，如果还没有死掉或者疯掉，神经必定是非常坚强的。”
刚开始招工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中央还是湖北省发了一个文件。大意是要知青们安心劳动，各级领导要支持知青下乡的工作，解决他们的困难云云。于是，二附中组织了一些老师和学生到各知青点探访。七月三十一日，天气热的要命。我们刚出完早工回来，大家打着赤膊围坐在桌子前吃早饭。于衍正突然从窗户看到有两个女的朝我们这里走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二附中的王芝老师带着一个学生。来不及穿衣服了，吴恒乐有点惊慌。范镇峰说：“没关系，我们只要当作没事的样子就行，千万不要脸红！”大家于是继续吃饭。一会，王芝老师带着学生进来了。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请她们坐。王芝请学生把有关文件宣读一下，学生就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大声地朗读起来，大家洗耳恭听。过了一会，范镇峰问道：“然后呢？”王芝说：“没有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宣读文件的呀。”我们惊愕地问：“念给我们听有什么用？是叫他们关心我们，我们是被关心的，应当读给各级领导听才对呀！” 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她们有关农村划成分的一些奇谈怪论。问王芝应当怎么办。王芝脸也红了，她不知该如何回答。我突然回忆起原来曾经看过她的档案，好像出身也不是很好。就踩了范镇峰一脚，叫他不要问了。“自己屁股流鲜血，哪管别人有痔疮”。王芝老师连自己的成分都讲不清楚，还顾得了我们吗？
刚开始执行政策时，基本上还算是唯成分论吧。剩下来的知青们中出身不好的那部分还满怀希望地努力劳动，祈求党中央能在某个时候开始执行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而出身较好的则祈求能在下一次招工中可以轮上他们。然而情况变得比想象要糟得多。很快，招工的标准就由阶级政策变成了“关系”，人们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知道了“开后门”这个名词。比较斯文的代名词是“招收本单位的子弟”，比较露骨的则是“递条子”。条子可以靠权力送来，也可以靠金钱或者熟人关系送来。
于是剩下的知青们进一步分化。只要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甚至还可以退一步，即便已经定案但没有很大问题的人的子女，如果有这样那样的路子，被招工的希望都是存在的。剩下完全没有指望的只有两类人：黑五类的子女和与招工单位毫无关系的人。不过后者很少，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人又热衷于拉关系，只要有耐心，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的。这个后门开得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流传着一个小道笑话：有外国友人问周总理：“听说中国流行开后门，是这样吗？”周总理则苦笑着说：“后门倒是关上了，不过围墙被冲倒了。”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六日，范镇峰第一个从我们组里被汉阳铸造厂招走了。走得如此慌张，连写给女友程业云的情书都掉在床上忘记带走，被我们几个吃饭时朗诵了一天，估计是怕夜长梦多。次年九月二十一日，吴恒乐第二个离开了我们组，和他一起走的还有荣兴大队的李植年。他们是被作为职工子弟招工走的，所以走得比较从容。到十二月十六日，江山的雷全贤回武汉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十二月十八日，于衍正也回武汉了。也是去李植年他们那个电子设备厂，而且那批招工就他唯一一个。连招工的人都没来，怎么走的谁也不知道。不过大家都还是很高兴：毕竟走一个少一个。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如果走不成，决不意味着能把其他人换走一个。
每当有人被招工走，大家都要在荆门县城里吃餐饭，帮忙拿拿行李，也算是送行吧。都是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同学和朋友，不知道何时再相聚？不管每个人心里想的什么，反正在送行的那天，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们祝被招工的朋友们在新的岗位好好工作，而他们也祝愿还在农村的人能早日离开。
那时的人脸皮比现在要薄多了。除了从天上掉张招工表填了就走的特例外，基本上表面形式还是要走的：队里所有的知青都要填一张招工表，然后交给下来招工的人，最后通知被挑中的人去体检，就意味着可以走了。当然事事都有意外。据说团林的初中同学万力被招工的选中了，不料在临上车前被通知取消资格，把行李从大卡车上拿了下来，回到屋里大哭了好几天。偶尔，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发生。下放到随县的李正秋一个小组九个人，被随县巢丝厂来招工招了八个。剩下她一个女孩子，就顺便把她也招走了。李正秋自己戏言：“我是卖藕搭萝卜一起走的”。当然这等好事极少，特别在男孩子身上发生的概率要小于彗星和木星相撞。
因此，每一个在农村呆了好几年的知青一定填过好多次招工表。但填过几次后，我就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被挑中的！于是到后来，我填表越来越漫不经心，有时干脆在父母情况那一栏中填：“父母因历史问题正在被审查”，免得耽误招工者的时间。很奇怪，这样做了以后，我的心理压力反而越来越小。对招工满不在乎，每天根本就不去想招工的事情。吃饱了干活，累了就睡觉。心情谈不上好，但很少操心，每天在笑嘻嘻中过日子。我有时也自己安慰自己：我们修的焦枝铁路，不是在做战备运输吗？我们建的炼油厂，不也是为国家建设提供汽油吗？我们生产的粮食，一定也有部分送到珍宝岛和新疆给部队吃了。这不是一样有意义吗？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感到自豪，无愧于历史。至于家庭问题，那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大可不必感到悲伤。周围有七亿农民留在农村，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些，心里就舒坦了。
但张崇武就不行。他爸爸是武汉锅炉厂的工程师，在科研和教育单位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在工厂里可能就不一样了。也许刚好处在可招可不招之间吧，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绷紧，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状况。我们的床是相邻摆着的。一天，张崇武看着我的床，突然很惊讶地问：“你的床单怎么还这么新啊？”我看看他的床单，上面补了一大块补丁，枕头毛巾也是破破烂烂的了。我们两个都是下乡前几乎同时买的床单和被套，但我的一点也没有磨损。张崇武沮丧地说：“我的床单已经补过两回了。” 我同情地看看他憔悴的面容，心里想：一定是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复去磨成这样的，要不床单和枕巾哪会磨得这么快？看来，阿Q精神有时也是有用的。在革集公社的知青中，心情最差的可能就是张崇武和刘敦昭了。刘敦昭几次唉声叹气地到我们这里来，都被我嬉皮笑脸地逗开心了。吃完饭，高高兴兴地回荣兴。我看着他的背影，有时想：“如果着急没有用，还不如干脆开心点过日子。这样烦恼是何苦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知青的命运也牵挂着千千万万父母的心。于是很多家长都跑到农村来了，或看望子女，或探讨前途，或拉拉关系……。一九七一年底，于衍正的爸爸来到我们这里。由于在读高中时我们都去过他家，所以大家都很熟。于衍正的爸爸对我们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他几乎把每个队的同学们都看遍了。晚上就和我们畅谈，给我们打气。叫我们要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太累了，要争取一切机会等等。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也知道他一定是为于衍正的事情在奔波忙碌。但大家仍然心怀感激，仿佛是自己的爸爸来过了一样。
七二年底，秦以钦的爸爸也来了。此时组里已经只剩下他儿子，张崇武和我三个人了，情况的确比较凄凉。他除了和秦以钦在一起说话，或外出找人，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居然大谈起如何胸怀大志，在农村扎根奉献青春的问题来。我们听到这些不由得大吃一惊。张崇武不耐烦地站起来，走来走去。我则耐着性子坐在那里，心里在胡思乱想。晚上，张崇武躺在床上烦恼地说：“叫我们扎根农村，那他干什么来了？”到后来，大家见面都没什么话说了。回到武汉，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于衍正，并问道：“他爸爸是干什么的？”于衍正嘿嘿地笑着说：“别见怪，他爸爸是马列主义教研组的老师。” 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职业病啊！
不过，这一切没有动摇我的理想和自信，相反更激起了我不服输的劲头。当我黄疸性肝炎出院后，我回到武汉。看到张邦发和王晓林在无线电厂，用示波器调试设备，我发誓要自己造一台示波器出来。你们能用，我就能造！到沙洋化肥厂看到王孟颖他们每天上班就是开开阀门，调调旋钮，我就整天在想怎么用一套自动控制设备把他们换下来。结果在后来几年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无线电、自动控制和射流技术的基本知识，并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了些小小的设计。这些知识给我今后——无论是在荆门电管所，在革集水电站，在手表元件厂，还是在中科院水生所——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后来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这几年的自学是功不可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