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时光
从那时起，每逢队里放假休息，我就跑到小妹那里，小妹也很高兴我能来看她。每当我来到掇刀，她就高兴地笑起来，把这些时发生的事情讲给我听，我则讲笑话给她开心。小妹年纪较小，和小林一样大，所以在我眼里还像个小孩一样。由于还小，没有什么思想包袱，考虑问题也不像我们那样多。在她们心里感到最苦的事情，大概并不是精神上的，而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而这对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而言已经算不上什么苦了，正好可以来帮帮她。不像和荣兴的同班同学们在一起时，大家都心事重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和小妹在一起，则经常能说得开怀大笑，叫人忘记烦心的现实生活。这才像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就这样，我和小妹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小妹住在一个小院子里，隔壁是一大家人，但很少过来。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做了一个灶，就是她的厨房。院子里只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她的住房。里面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还有她自己的一口木箱。我很难想象她一个人怎么就在那里过了几年？要是我会闷死了！但她说已经习惯了。她告诉我：刚下乡时最害怕不是孤独，而是晚上睡觉。吃了晚饭后，点着一盏小油灯，坐在床边看看书。总会突然觉得床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心里就吓得怦怦跳。我很担心地问：“那你怎么办？”她无可奈何地说：“我害怕极了，就把脚缩起来，赶快上床睡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可以拿个棍子往床底下敲敲啊。要是真有什么东西，大声叫，隔壁就会有人过来的。万一要是真有坏人在床底下怎么办？到半夜里跑出来，叫人都没有人答应的。”她笑了笑说：“还好没事，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另一间屋子里住的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偶尔可以见到她出来晒晒太阳，但很少和她讲话。老太婆生活非常节俭而且简单。记得有次我借来一个相机给小妹照了几张照片，顺便给老太婆也照了一张。过了些日子，小妹到她屋子里玩，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就问她：“照片呢？还在吗？”老太婆连忙说：“在，在！” 原来她把照片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然后把它珍藏到米缸里了。叫人啼笑皆非。
一天，小妹对我说：“我哥哥到宜昌三三零工地来了，我们去看他，好吗？”三三零工地就是宜昌葛洲坝工程的代号，是要在长江修三峡大坝前先建一个副坝。工程非常浩大，特别在文革中，修起来问题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有很多单位调到那里支援。她哥哥余有重所在的恩施建筑公司也有一批人到宜昌参加建设，不久前刚到工地。我从来没有去过葛洲坝，当然也很想去看看，就商量过几天一起去玩。
四月二十六日，我一清早赶到掇刀。小妹早就准备好了，正在那里等我。她紧张地叫我不要做声，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以免被队里的人看见了。我感到很好笑：知识青年出去玩还要偷偷地走？难道还怕队长不批准吗？其实我们这些知青对生产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占了队里人的一些工分而已，把分值拉低了。农忙时似乎还能帮上点忙，到了农闲季节，你不上工，不要工分，他们巴不得。还用得着这样吗？不过我没有做声，只是偷偷地笑了笑。
从武汉开往宜昌的火车快到中午才经过荆门到这里。当时火车还只通到离宜昌几十公里的鸦雀岭，并没有真到宜昌。从荆门到鸦雀岭已经没有多远，而火车到荆门又下去很多人，所以车上人很少。很快，在车上吃餐饭的功夫，火车就到了鸦雀岭，然后转汽车去宜昌。
葛洲坝在宜昌市西面，离宜昌还很远。但从鸦雀岭开始，到处都是泥土飞扬，到处是各种大卡车跑来跑去，仿佛从那里开始就是个巨大的工地了。我们从这个大卡车爬到那个大卡车，直到傍晚才到达葛洲坝工地。天哪！这里是无边无际的工棚，而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看不到什么标志。我们只好边走边向别人打听恩施建筑公司。找了两个小时，我简直头都晕了。突然听见小妹在那边高兴地叫了起来：“哥哥！” 原来我们已经找到她哥哥住的工棚跟前，刚好碰见有重从里面钻出来。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大坝。那时葛洲坝的大坝已经建了有十几层楼高，孤零零地竖在那里。听说有什么问题暂时停下来了，反正不是一片热火朝天施工的样子。她哥哥要上班，我们就自己到处走来走去，还去宜昌市玩，玩累了就呆在工棚里休息，晚上就打乒乓球。一下子混了几天，真开心啊！。
玩够了，我们买了五月一日的船票从宜昌到沙市，想从沙恩那里回去。从宜昌到沙市，轮船走了整整一天。我们在船上也就天南地北地聊了一整天。小妹听说我打算趁农忙时回武汉，就说：“能帮我带一盒百花雀斑膏吗？”我奇怪地问：“谁要用？”她指了指自己。我不解地看着她那张脸：这么漂亮的脸蛋还需要这东西？小妹好像看出我的疑问，就指着自己鼻子旁边让我仔细看，我这才看到在鼻子旁边似乎有几点很浅的棕色斑点。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谁去那么认真地看你脸上几个小小的斑点啊！？
这几天我们玩得真的很开心，但毕竟还是要回去的。五月三日一早，我们上了从荆州到荆门的汽车。在路上，我在想回生产队后怎么过，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总之，在路上我们没有讲一句话。直到车经过掇刀时停下来，她下车前才给我打了个招呼。看得出来，她和我一样，都对返回队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不想回去，但又不得不回去。我和小妹都没有小林那个胆量，一年只在生产队里上两天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还是忍着点吧。
从十里牌回队里的路上，到处都是一片春耕大忙的景象。现在正是插秧最紧张的季节，但我已经对此没有什么感觉了。张崇武正在忙着办转关系的事，几乎天天都不在家。我一个人不可能参加农忙。一天近二十个小时的劳动，回来连吃饭都成问题，要是累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的。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我要回武汉过段日子，把春耕这段时间躲过去再回来，免得别人看到我不出工，会有看法。
我正在路上边走边想怎么跟队长请假，队长刘永财迎面走过来。他递给我一封电报说：“你家里来了电报啊，是不是叫你回去？”我感觉很奇怪。接过电报一看，上面写着：“母病速回”。不由得心里有点好笑：这种其他知识青年常常干的伎俩，怎么他们也用上了！我搔了搔后脑勺，忍住笑，对队长说：“那我就回去啦？”队长摆摆手：“回去吧，你一个人在队里也做不了什么事，看看家里也放心些啊。”说完就走了。我看着队长的背影，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这电报是假的，还是在装糊涂。于是，我匆匆地把家里清理了一下，当天下午就又赶回荆门县城，乘晚上的火车回武汉去了。
小姐姐这次是回来结婚的。她和于正文先是回山东即墨老家，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然后再一起到武汉玩几天。于正文是第一次到武汉，也是头回见老丈人和丈母娘。防疫站这次还比较给面子，临时把隔壁的一间房间借给我们家做小姐姐他们的“新房”，否则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不过，我们家对小姐姐的结婚是尽量无声无息的低调处理。既没有告诉亲戚朋友，也没有请客吃饭。只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回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玩了几天，爸爸也带我们到汉口的几家餐馆里好好地吃了几顿。于政文可能除了我们一家人外，我们家的其他亲戚一个也没有见到。不过在山东已经热闹过一次，所以他也并不在意。
玩了十天，小林还意犹未尽，不想回去，可我想回去了。从去宜昌算起的话，离开生产队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五月十三日晚，我和大姐姐一起乘火车回到了荆门。
回到队里，农忙还没有结束，秧也没有插完，但队里对我非常照顾。主要做做在旱地里插红薯苗、点棉籽、打农药之类的事情，或者查广播线、买化肥之类的杂活。偶尔也插半天秧，但决不和他们一起拼，实在干不动了就在家休息半天。或许，他们也被搞怕了。像我这样每年大病一场，万一出大问题没法交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