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最悲催的是今年过年去了武汉，最最悲催的是在武汉染了新冠肺炎，最最最悲催的是得了新冠肺炎却住不进医院而不得不在家等死。而最最最最悲催的是你得了新冠肺炎却得不到确诊，不能入院治疗，至死可能都不会在统计数据中出现，更不会得到全额医疗报销。这个最字还可以往下写，这只是针对个人命运的黑色幽默，而在更高的层面上看，个人的命运显得非常微不足道。
此次武汉疫情最诡异的是在防疫战最紧急的时刻，习近平于2月1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突然要求加紧生物安全立法。科技部也于当天指示要求加强对病毒生物实验室的管理。此事发生在国际国内都有此次病疫的来源可能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流出所致的怀疑，中国坚决拒绝美国疾控专家来华协助调查新冠病毒及疫情起源的敏感时刻，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中国科学家关于此次疫病的论文中明确指出41名最早感染的病人中，有27人曾到华南海鲜城。而最早患者没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史，此人是谁至今没有透露。今天（2月15日）华南理工大学肖波涛教授在Research Gate 发文指出距武汉南方海鲜市场28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可能是此次武汉新型肺炎的起源地。肖波涛发现位于华南海鲜城280米外的武汉疾控中心，有一个动物实验室叫武汉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有进行与蝙蝠有关的研究。该实验室共有605只蝙蝠，分别为在湖北各地捕捉的155只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以及450只在浙江捕捉的蝙蝠。他进一步指出该实验室在实验中出过若干次溅蝙蝠血和尿液事故。我不知道远在广州的肖波涛教授是怎么知道这些详细情况的，如果怀疑竟成了事实，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物安全灾难，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能如此迅速地确定了新冠病毒并将它同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作比较。从习近平的反应看，中央政府可能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拭目以待调查结果。
最荒唐的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对武汉疫情作了调研后在1月中旬说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报，疾病可防可控。事实上12月26日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就已经报告了人传染人的病例，武汉最早的医生被感染发生在12月27日，医生被传染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武汉卫健委12月31日硬说没有人传人。高福作为国家疾控中心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在2019年10月公然宣称在中国再也不会发生象SARS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了。2019年11月的内蒙古和北京鼠疫被悄悄地控制住了，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当局可能从这次鼠疫控制中得到烈性传染病都可能被悄悄地制服而无需采取大规模预防行动的概念。秉持这一理念，他无视事实，揑造谎言，导致疫情剧烈爆发，数万人染病，上千人死亡，疾病传播到全世界，武汉封城，全国严防死守，造成数万亿的经济损失。武汉市长可以勇敢甩锅，你的那篇41病例的文章如果是曲线揭露的话，你也可以甩锅。
最令人心痛的是到2月14日已有1716名医护人员遭到感染，6人死亡。这一方面展示了广大医护人员无比英勇，在在几乎是裸奔的条件下没有退缩，无畏地坚持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作出了令人尊敬的重大牺牲。另一方面则暴露了医院的防护水平有多差。基本的防护服，口罩，负压救护车，负压病室，实验室，转运车，呼吸机等等无一不缺乏，造成大规模的交叉感染，许多紧急手术如切插管等根本不能做，只能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通过这次疫情使人看到中国医疗系统的薄弱之处，希望能吸取教训，迅速改进。
最令人愤慨的是李文亮医生事件。他本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0日下午他在看到一份与SARS冠状病毒高度相似的病人的检测报告后，在他的微信同学群中发了一条关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微信，随后又发了一张检测报告和一张患者肺部CT图。后来他又发了一条微博补充说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离。2020年1月3日他因在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提出训诫。1月8日他为一青光眼患者作了检查，次日这位患者出现了肺炎症状，李文亮也随后出现咳嗽发烧症状，但一直没有确诊，后来其父母也感染了新冠肺炎。李文亮直到2月1日才被确诊，在此前一天他在微信上展示了他的训诫书。2月7日晨李文亮医生因新冠肺炎病情恶化去世。他的去世激起了巨大反响，民间将他看成是一个吹哨者，一位英雄，这种强烈的反应其实是民间对于压制言论的不满，卫健委也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国家监察委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调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钟南山院士关于李文亮医生的评价被封杀。钟南山是2月11日在回答路透社采访时用英语说他认为李文亮是英雄。他是饱含深情，声音哽咽，眼含泪水说＂大多数的认为他是英雄，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为他骄傲。他在12月底告诉了人们真相，然后他就去世了＂。他的谈话在网上遭到迅速封杀。奇怪的是同是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的其他人也说了同样的话并没有被封杀。钟南山现在在人民中很有威望，他领导了2003年对非典的斗争，他在1月20日说出武汉新肺人传人的事实，使全国认识到了新冠病毒的危险，3天以后武汉宣布封城，以控制飞速蔓延的疫情。就是这样一位身居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高位的人的谈话都要遭到封杀，谁还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压制言论的后果在李文亮医生之死上已经清楚表现出来，但是还是忍不住要这样做，制度使然。
最伤心的是看见许多武汉人在痛苦中生活甚至死亡。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常凯2月15日清晨因新冠肺炎去世。初三时其父走了，初九母亲也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下午他姐姐也因新冠肺炎走了。十七天里遭遇灭门之灾，此时他的妻子还正在与新冠肺炎作殊死的搏斗。一个6岁的小姑娘，双亲都因新冠肺炎进了医院，自已独自在家，每天等着邻居阿姨来给她送吃的，打开门后她都自觉地退到远处，以免可能传染阿姨。实在可怜。一群重症确诊者被一辆公交车辗转数小时送到医院，没有人陪同，没有人迎接，一个个奄奄一息，根本不知道谁来安顿他们。唯一健康的公交车司机花了长时间才打听到应该送病人去什么地方，一些基层干部的冷漠和不作为令人心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