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长城抗战辩异
长城抗战，指1933年3月-5月，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保卫华北的民族抗战。其事迹，精神被采录于国歌，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抵抗精神的原点。遗憾的是如今，这个词汇已被政治所抽象化，失去了现实面的意义。仅作为一种抗日精神，一种反抗侵略的民族记忆，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手段存在。被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所熟悉，但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不了解其事实的真相，底细。铸成此历史错误的原因，即在不以事实真相，而是以民族精神为基准的抗战史记录的病理之中。
今天，国内有关“长城抗战”的研究，解说，影视作品等千篇一律，总给人造成一种中国军队在长城线坚守，挥舞大刀奋勇杀敌，抵抗日军入侵华北的印象。并且这种抵抗，从日军入侵热河境内的2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日军进击关内，逼近平津的5月下旬。虽然在全体国民的激励鼓舞下，国军，抗日义勇军各部奋起抗战，痛歼日寇，但终于力不从心，导致了长城线的失守…。用血肉保卫长城，以大刀手榴弹制敌。政治这样宣传，历史这样解说，课本也这样教育，遂形成一种民族间，国家内的共识。此为现在“长城抗战”一词在民众间的一般印象。
战斗在古长城，沙飞1937年秋摄于河北涞源浮图峪，这是和喜峰口长城抗战风马牛不相及的照片
遗憾的是这里的“中国军队在长城线坚守，抵抗日军入侵华北”的基础史实，却是一个明显的历史曲解。事实是在日军攻占热河的战斗，长城线的榆关，义院口，界岭口至古北口间，除后来被国军再度控制的冷口外，3月中旬前后已全部失陷（ 冷口3月4日，古北口3月12日，喜峰口3月10日，董家口3月10日，界岭口3月16日，义院口3月21日）。狭义面，将“满洲国”境扩大到长城线的日军“热河作战”也到此结束，之后日军进入了巩固长城线，警备“满洲国新领土”的守势阶段。
在热河作战三周间，日军的两个师团，三万余人，驱赶，追击上十倍之东北军一举占领了热河全境，战斗中死伤数仅392名（至3月16日）[1]。作战中日中军队的战斗损失比率均在数十倍以上。中国军在长城各关口的抗战，包括惊天动地的喜峰口，古北口之战，能足踏长城进行抵抗的时间也都不过一至两天。兵败如山倒，亡人失地，丧国辱权。与其说是长城抗战，不如说是长城沦陷。之后，坚守在长城线抵抗的，并不是中国军队，而是将枪口对向关内的日军。
以喜峰口的战斗为例，热河作战中，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赵登禹部能在喜峰口长城线“抗战”的时间，前后不过24小时。3月10日正午，倚仗天险要地修筑的两重关门即全部失守。之后一直坚守，控制着喜峰口和附近长城线的并不是宋哲元的三个师，而是日军混成第14旅团松野尾大队的两个中队（由于兵力稀少，西方的潘家口在二十九军控制下）。此时，长城线被反过来利用，变为日军守卫热河，警戒关内国军反击的壁垒。这才是所谓“长城抗战”的普遍实态。宋哲元军在初战失去喜峰口后，至“长城抗战”结尾（塘沽协定）并没有能在喜峰口与日军对战一天，当然也没有夺回此处的长城线。其抵抗和骚扰行为，多数发生在河北境内喜峰口南部山地至滦河东岸一带。
侵占长城的日军数量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以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三个步兵大队约2000人来占领喜峰口，董家口，冷口，界岭口的当初关东军作战计划 ，简直可称为是一个目中无人的暴举。之后由于兵力薄弱，局部受到顽强抵抗，不得不再投入步兵第33旅团（关东军预备队）接替界岭口，义院口方面的作战。
由于兵员少，除重要关口之外，日军并没有兵力去防守。潘家口就是一个日军当初没有占领的国军据点。喜峰口守军松野尾大队，此时只有两个步兵中队约200余人能用于长城线防守，全部被分布于最重要的喜峰口长城线两侧。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近万人兵临城下，使其也不可能顾及西方潘家口的安危。3月11日夜赵登禹率领的大刀队（一〇九旅）夜袭，即是从潘家口附近出发的一次越过长城线的反击作战。此次出击遭到惨败，并没有到达收复失地的目的，反而使日军得到教训，3月17日午后，在增援部队到达后，潘家口也终于落入日军之手。
关东军司令部在热河作战中十分担心下属部队的妄动，怕战火扩大到关内，激起世界舆论的反对。所以作战开始前2月19日，武藤信义司令官即发出内部训令，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不许越境作战的命令，云:
一，“热河经略属于满洲国内政，不能以此为动因介入对支战争”二，关作命第473号已命令不得擅自进入河北省作战，诸官须严厉督促下属各部队…[2]。
可以肯定，在热河作战（2月23日-3月18日）阶段，日军还没有形成入侵河北的企图。所以在此时，长城抗战目的是阻止日军进犯华北的解释，也并不正确。热河作战结束后，日军各部队按上级命令回到长城一线坚守，以防止中国军方面的反击。实际上，此日军的守势，成为了中国军“长城抗战”第二阶段（3月下旬至5月下旬）的背景。国军见日军不再追击，便集结到长城线前构筑阵地，骚扰日军，形成对峙。伺机展开局部反击，并成功地控制了冷口，坚守到4月9日。在长城上抗战的部分事实，至此才开始出现。不过此一时的抵抗不论从时间，地点来看也弱小的可怜。
国军在长城线前集结，骚扰的举动，使日军轻易寻找到“反击”借口，冷口之举不久又诱发了日军的“滦东作战”，“关内作战”，从而将战火扩大到河北省境内。滦东作战（4月9日-4月23日）是为了夺回冷口，确保长城线安全，对关内至滦河一线（滦东地区）中国军阵地进行的扫荡，属于一时性的越境出击。而关内作战（5月3日-5月23日）则完全是为了“消除将来隐患”，对河北省内（平津地区）之中国军进行的越境追讨[3]。而在日军的守势中，能前进到长城脚下敌阵地前摩拳擦掌，挥舞大刀跃跃欲试的国军各部，此时却又一败涂地，平津危殆。最终导致了屈辱的塘沽协定的出场（1933年5月31日）。
大刀队抗战的胜利，为什么又导致了丧国辱权的塘沽协定的结果？其中的细节，现在很多人并不明白。若只使用“长城抗战”一词去宣传民族精神，讲大刀队杀敌故事，作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的话，也会使读者，受教育者很难明白。所以今日的历史研究中，不能只以宣传，故事情节为主题，而需要仔细分析日军热河作战及国军长城抗战各阶段的背景，事态变化。搞清战斗各过程的细节和事件的因果。若宣讲“长城抗战”，也绝不能囫囵吞枣，首先要明白到底是谁在长城上“抗战”。若宣传大刀队杀敌，也要先研究还原其战斗的真相，及如何杀敌的实态。从此意义讲，能使国人热血沸腾这一抽象化的固有名词，可用于教育，宣传，但不值得追求事实的史家推奖。
10.3.历史与神话之间
文章至此已至接近尾声，还剩下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即为什么诸如喜峰口大刀队的神话能充斥历史研究，历史记录的现场？除了政治对历史记录，历史教育的干涉，大众文化的猎奇心理等要素的作动外，笔者经此研究还发现一个原始档案记录（战果报告）不真实的问题。史料的不实，记录者的立场偏袒，史料批判程序的不在，会使历史记录演变为这种神话故事的温床。
在此，达数倍，数十倍的战果虚报，数字作假还只算是一个小节，最大的问题在完全曲解了“长城抗战”的全局，结果，好像第29军从未让出过喜峰口，长城线。此种默认的曲解，为众多的神话故事提供了“着实”“可靠”的历史素材。战后，以此记录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抗战精神的宣传，又将历史的虚伪打造成所谓的“民族记忆”。又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2018.4）企图阻止学问对虚伪的挑战。今天，在缅怀英雄烈士，沉醉于喜峰口大刀队痛歼鬼子的故事情节中的国人，能有几位能知道赵登禹大队夜袭的真实结果，又有何人知道到底是谁在坚守喜峰口，又是谁在长城线上“抗战”？。
此问题发生的原因，并不全在宣传，教育机关，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应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在提供基础史实时，缺乏严谨的史料批判和国际接轨的比较研究。当然也不否定还有在历史记录中禁断的“国家立场，党的原则，民族气节”等政治面的投影。历史记录在不能突破民族，国家的壁垒，越过党邦，国境之前，肯定要受到来自权力，党人的政治干涉，出现历史事实面的失真。就像喜峰口大刀战钢枪的形象一样，并不是有普遍价值的历史，而只是一个民族内的荣辱故事，一个党邦，政权内的天方夜谭。
经过本论的史料检证、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有着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广泛为人所知，并且占领充斥着几乎所有历史记录，教育现场的“大刀队英勇歼敌，大获全胜”的宣传形象，另一个则是至今几乎不为人所悉的，大刀队夜袭惨败，队员遗尸730具，大刀被缴获380口的档案资料中映出的事实。
以上大刀队的事例也仅仅是一个代表。国共两党的抗战史记录中，被称作抗日大捷的战例，抗战英雄事迹中，如笔者所研究过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阳明堡夜袭，滕县保卫战，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等，都存在用政治宣传对历史事实进行加工，改写的一面。且此种现象的发生，演变，极端化，又多产生于把抗战史用作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的战后。为什么虚伪的宣传内容能记录于史书，应用于学校教本，而忠实于档案资料的研究考证却往往被斥为“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有良心的研究者有必要在方法上，对“以政治介入历史” “以宣传取代历史” “以权力统制历史”，把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手段这一抗战史记录中普遍存在的“病理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解析。也要反省一下学界在史料批判，研究国际接轨面的努力不足。
今年是抗日结束第75周年。我们的抗战史记录，研究，教育将何去何从？希望有良心的研究者，能冷静思考此类问题，虚心求实，纠错平反，把抗战史学从政党的指挥，民族的故事中解放出来，给人类的历史，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几个诚实的脚印。说实话，记录事实是民族，国家的百年，千年大计。比起一时能弘扬国威，巩固政权统治的爱国主义教育要重要得多。
后记
笔者有关喜峰口的研究，开始于2017年6月。持续了近一年时间。主要考证的对象仅仅是服部旅团与宋哲元军的喜峰口一战。为了把视野扩展到整个长城抗战，2020年以后，又进行了第二轮的研究，将喇嘛洞，长山峪，古北口，罗文峪几次长城抗战中的代表性战斗，也作为对象，并入本册。使整个长城抗战（日军称热河作战）的轮廓逐渐明了，日中两国军队的战力对比，大刀队神话诞生的经纬，蒋介石，何应钦等抬举中央军，贬低东北军的政治操作等问题，也初步整理出眉目。文章的重点，还是在喜峰口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最受国内人关心，流传最广的故事，而内容又最虚伪的，至今还在欺骗着上十亿人。南京军委会搞宣传的本意，是鼓舞对日作战中一败涂地的国军各部的抗战士气，增强全体国民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虽内容虚假，作为宣传策略，并无可非议之处。
问题在从媒体接收抗日情报的普通民众，却都将虚假的内容信以为真。大刀战钢枪，徒手杀鬼子。好不快活，好不威武！这宣传攻势和媒体炒作出的虚伪的一面，之后不仅作为抗战文化被发扬光大，流传至今，还影响到历史记录中。战后，大陆方面的长城抗战的学术书籍，多采录宣传中的虚伪的事迹，资料，数据等来充作历史。大刀队的故事，也作为事实被写入史册。这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以宣传取代历史。可以说，这个国内的抗战史记录的基本病理，就开始于喜峰口。此种手法，之后传党接代，被更擅长搞宣传战的共产党发扬光大，不仅打造出中流砥柱形象，最终把抗战的主角国民党，蒋介石也搬上了峨眉山。
战后，这种宣传内容也未能被学问澄清，反而受到政权，政治的保护，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一种核心价值观被神圣化。在雄伟庄严的国歌（以古北口为背景），振奋人心的大刀进行曲（以喜峰口为背景）的背后，有谁人了解长城抗战中死伤比1对30的“血肉长城”之真相，又有谁人知道赵登禹大刀队夜袭作战中遗尸700具，大刀被缴获380口的事实？此夜战斗中，从日军死亡全体人员19名中，仅有乘马讨伐队的伊藤龟治曹长一人，可判明死于“格斗”。若大刀真能战胜钢枪，怎能导致出兵临城下的平津危机，和屈辱的塘沽协定（1933.5）的出场？
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还原事实，澄清历史的真相。并不是作为政治道具去宣扬“民族精神”，去维护什么“核心价值观”。作为学问的历史，并不需要什么党性，政治立场，而需要的是尊重科学和事实。釐正学问和政治，事实和宣传的界线，是笔者考证长城抗战史的基本动机。
本书的当初手法，只是介绍日军的档案史料。因为收集，阅读日方史料是以日本史研究为专业的笔者的特长。之后为了进行史料比较，批判，弄清真伪，寻找历史被扭曲，误写的原因，开始收集，比较中国方面的档案记录和宣传记录。并且，考证过程中，为了更接近事实，注意仅采用原初的档案史料，不信用后出的战史书籍。进行史料批判，不录用口述和回忆录，也是本书遵循的一个原则。另外，对每一次战斗，都进行地理调查，对比新旧地图，新旧地名来还原战场，地形，以增加实证研究的临场性，准确性。
用事实，史料对比的方法，还原事实，启发读者认识到现在国内的历史记录，研究面存在的方法上的问题，是笔者由衷的目的。历史是寻找记录事实的科学，并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此书仅为一个人的研究，在史料面，观点面不免要出现错误，不足之处，希望有更多研究界的同仁协助，辅助研究，进行批评指正，并推广此类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开拓出一个抗战史学问研究的独立天地。
本书在国内史料收集，解读面，至始至终，受到了晚辈X氏的无私协助。本书能到达国际比较研究的之地步的原因，可以说大多都是X氏功劳。在此深表谢意。
2020年2月9日于眺磐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