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宽大为怀赢得千军万马
毛泽东用宽大为怀赢得敌酋千军万马。古今中外历史上两军交战中杀降、虐俘，这是所有战争史的通病，唯毛泽东自建军之初，就极为重视优待俘虏，并将其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一条。而模范地执行优待俘虏，这展现了毛泽东的胸怀，更展现了共产党的宽大。
毛泽东制定优待俘虏政策。从建军之初，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泽东又增加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后将“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条。
“共军”模范执行俘虏政策。毛泽东不计前嫌，没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进行杀戮，并实行优待。相比残杀、残暴对待俘虏的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执行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没有可比，堪称世界楷模。无论国民党被俘官兵，还是日军被俘官兵、美军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当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俘虏，依依不舍的结束战俘生涯时，美国一家通讯社发文：美军不仅是败于战场，更是被一种文明所打败。
280万国军为何能调转枪口。解放军不仅优待俘虏，还对傅作义、陈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战犯，委以重任，这换来大批国军倒戈和投降。当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打响，无人相信共产党能赢得战争。因国军430万人，装备精良，解放军120万人，还是土枪土炮，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变成国民党军149万人，解放军400万人。因280万国军调转枪口，包括整建制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188万部队，1500余名将领，240个师，97艘舰艇，128架飞机，“解放兵”占解放军总数70%。这为解放战争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国民党死亡。
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毛泽东都十分慎刑：一方面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一方面严格限定死刑适用范围，只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毛泽东用海纳百川消化前朝遗留并改造战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屠杀前朝统治阶层人物，尤其是屠杀它的代表人物以绝后患，几乎是夺取政权后的统治者一贯采取的手段。可毛泽东不仅包容了1000万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还创造出改造战犯的奇迹。
对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包起来”和“招回来”。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后，面对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毛泽东极有气魄地决定：“包起来”!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按毛泽东的指示，对国民党留下的行政人员，有的留在各级政权当干部，有安排到参议部门，有根据自己意愿安排教学，有的干脆养起来。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大体按原级别安排各部队。要求各级政府在国民党遗留人员，注意发现建设人才，不光在专业上使用，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经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奠基人。
对战犯一个不杀，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释放。解放之初，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如何处理战争罪犯，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也很慎重：“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对926名国内战犯，毛泽东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愿留大陆的给工作，愿去台湾的给路费。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0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
对969名日本战犯的改造政策：一个不杀，从宽处理。对这批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抚顺管理所实行“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经几年改造，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获释战犯成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毛泽东一生，政敌多多，但没私敌。毛泽东一生指挥作战无数，但没刑罚过一个政敌。
在“反右”斗争中十分注意保护右派。毛泽东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刚刚建国，急需建设人才。可1956年，毛泽东为保持中共“金刚之身”不坏，搞大鸣大放对自身“整风”，竟意外引来“右派”猖狂进攻，要请国民党回来轮流执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泽东特别注意保护“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顾整风反右，潸然泪下地强调：整风“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 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对某些右派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邓小平任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远超毛泽东五千人的预计。面对反右扩大化，为保护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右派”亲自下定义，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领导对右派“杀一部分、关一部分、劳教一部分”的意见，而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群众监督，思想改造。
由于有毛泽东掌舵，50多万右派分子才没一个被判刑坐牢，只极少数首要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大多数人只带右派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群众监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给基本生活费(高于二级工人工资)。大都让他们避风头，接地气，了解国情，去“改造思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给右派四张票：一张布票、一张粮票、一张选票、一张党票”。这后两张票，实是恢复了(扩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权利。在毛泽东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已给30多万“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忏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泽东交情深厚，又是批评，又是指责，大发连珠炮，把毛主席的领导说得一无是处，临了，还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这个雅量”，接纳他的意见。毛泽东的回答：“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 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泽东还对梁漱溟的反动历史作用“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等进行了15点批判。但反右斗争，梁漱溟并未划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我实在是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旧居门前，感悟当年和毛主席的争论，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他最后感叹说：“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对比“反右”和改开后的“清理三种人”。1951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有18万人被捕，40人死刑。改开后的1983年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有86万人判刑，2.4万人处以死刑。“反右”波及55万人，一个未杀，一个没有坐牢。“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波及300万人，仅北京大学校一级领导就被查处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为核查对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庆霖因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口粮，没分红，生病请假没人管，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李庆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毛泽东为大右派解决生活困难，改开后清理“三种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总之，说起毛泽东能如此宽大地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和政坛上的敌人，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世界历史中也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都说：将军臂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可毛泽东心中装的是万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转。“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唯有那些两面派自私自利者唯利是图两面三刀才留下这些在毛泽东逝世后抹黑攻击毛泽东的无耻小人也。例如邓小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