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封
Helen:
唉，终于以一声叹息开始了这一次的书信往来。在整个疫情期间因为三观撕裂愤而退群的事情终于也发生在了你我身上，哈哈！关于退群，你已经给出了非常严肃也恰当的解释，我并无更多的话要说。如果有，我无非想说无论何时，我们总该对这个世界拥有最朴素的情感与最起码的善意。这也是我无法接受群里的某位同学时至今日还在对武汉进行阴暗的揣测的原因。他当然可以对武汉这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城市不产生任何情感，但是他是不是应该对为了生存而付出艰苦和努力、不向厄运低头的武汉最普通的老百姓怀有起码的善意和同理心呢？
经历了伤痛，难道不是最需要慰藉与鼓励吗？那样的恶意揣测，难道不是只能暴露出他自己的心里一片黑暗吗？
我怕黑。即使世界的模样越来越黑暗，我也要在心里为自己留一片光亮。而实际上，在武汉的至暗时刻里，就有许许多多心里有光的志愿者为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不停地付出。我特别能理解一个志愿者朋友的感慨，能理解他不愿意看到武汉被污名化的心情。在他的感受里，那几乎就是对他们曾经的艰苦付出的否定。当然，有些事情必须理性对待不能被情感左右。但是在理性看待与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否多一些胸襟与策略，不去伤害那些最为朴素的情感？
昨天是我家哥哥的生日，因为疫情，他竟然在家里度过了他十九周岁的生日。相约了几个好朋友，吃过生日午餐我没有开车而是慢慢走回了家。经历了几天大风的洗礼，北京碧空如洗。街边开满了一簇簇鲜黄的不知名的小花朵，一辆红色的单车被风吹倒了，温柔地躺在花丛的怀抱里。而街边恰巧一棵杨柳树，碧绿的柳丝轻轻地拍打着自行车的把手。我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如果不是脸上还有口罩，我几乎要忘记了疫情的存在。
哥哥19周岁了，今年没有为他准备特别的生日礼物。19年前他出生在北京的春天里，我懵懵懂懂的，不太知道怎么做妈妈。我记得他第18天才掉了肚脐上的痂，而那天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你知道小婴儿哭起来是很让人崩溃的。到了晚上实在没办法，老Z抱着他去了北京儿童医院。我当然不能跟着去，在家里心急如焚。两个小时后老张回来说医生把他骂了一顿。医生一边给哥哥把小包被、小棉袍扒得只剩下一件薄薄的婴儿衫，一边给哥哥做检查一边气呼呼地说：“孩子没事儿，都是你们给捂的！也不看看现在多少度了？您自己穿个短袖儿，给孩子裹这么些棉的他能不哭吗？！”
看来，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这事儿，真是有年头儿了。
哥哥第一次发烧是在他刚刚四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上班，我正编着稿子，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哥哥发烧了。我顿时魂飞魄散什么心思都没了，扔下稿子就往家里跑。到了医院又被骂一顿：“孩子才四个月怎么就让他发烧了呢？你们这些年轻的妈妈能不能对孩子上点儿心？！”我心里很委屈啊，我觉得对他可上心了，可他还是发烧了我能怎么办啊。不过对医生的态度我没有任何抱怨，我当时觉得上了年纪的儿科医生都有一颗大妈的心吧！
再后来，哥哥在上幼儿园的初期变成了一个复感儿——就是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儿童。从咳嗽到发烧，从吃药到输液，我的心慢慢地坚硬了许多，再也没有因为他发烧而失魂落魄。他也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好了。当然同时，他也像所有走在国内应试教育路上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坚韧不拔。
我们一直没有把哥哥早早送出国读书的计划。一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二是过早送出去总感觉不可控因素太多，三是我们对国内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要想在竞争中拔得头筹，应试教育的路并不好走。它需要一个孩子拥有自律的品质，具有不畏困难的意志，细致耐心的习惯还要一直保有主动学习的热情，同时也还要拼智商。这其实很难。但我想一个人无论将来做什么，在应试教育的路上历练出的这些品质都还是需要具备的吧，那我们索性就用现成的基础教育来历练孩子。
但这里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应试教育缺乏对孩子们包容与鼓励的机制，而人文素养这一块的培养更是极大的缺失。我知道有很优秀、家庭又很有能力的孩子及早出国接受了世界上更为先进的教育，我也非常理解孩子在国内的应试教育中遭受挫败，而出国寻求另一种教育方式的家庭。教育本该因人而异，很少有可以复制的样本。
我和哥哥曾经一度关系非常紧张，后来经过痛苦的磨合，现在他对我而言已经成了一个贴心的大男孩儿。我想有机会，再给你讲讲我和哥哥关系转变的几个时间节点。
哥哥十九周岁，我和老Z结婚也已经超过了20年。我很爱我的家，我很爱把地板擦得锃亮；我很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归置得井然有序；我很爱站在厨房里一点一点极有耐心地做出一顿好吃又好看的饭菜；我很爱看孩子们吃饭香到鼻子尖微微出汗；当洗净的衣服或者床单在阳台上被太阳晒出好闻的味道，我的心里都会有极大的满足。只不过，我眼里的这些满足与爱，老Z并不以为然甚至都未必知道。但我们讨论过，这么久的婚姻生活早就让我们明白了男人在很大程度上和女人不是一个物种。在现实中，一对夫妻能够组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带娃团队且基本相安无事，就算不错了。
这些年的很多时候，我以为日子就是这样了。我当然也有很多的遗憾和错过，我也会有很多的后悔与自责，即使那样的滋味不好受。但是，我都接纳了，我以为日子就这样了。直到这两年，大环境的波动渐渐影响到我的小家，直到今年，这个突如其来又不知何时离去的病毒……我一直沿着街边走，春光明媚，我心惶惶。
Jin
2020-4-25
Jin：
昨晚看了去年的一部有关废奴领袖传奇的影片《Harriet》。或许你也看过了，剧情就不细说了，其中Harriet的一段话特别打动我。那时候，国会迫于南方农场主的压力，通过了逃亡奴隶法案，这意味着那些奴隶逃亡到废除奴隶制的北方也不再安全，只能再往更北方的加拿大逃亡。影片中，这个不认字的矮小妇人在一群衣冠楚楚的逃亡策划人中慷慨陈词：我们有吃有喝，在温暖的大房子里谈论逃亡计划，路程会不会太远？路线是不是可行？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奴隶们天天面临的可能是饥饿，毒打甚至死亡……她身体力行一次次地重返南方，象摩西一样把奴隶们营救出来。
我想说的是，在武汉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处在风暴中心，没有经历过封城，我们家中没有亲人离世，也谈不上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去评说武汉人在哪个时间点应该抗议；更没有资格来断定错过了某个时机，武汉人就应该自作自受。如果我们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为武汉人做点什么，至少我们不该去漠视甚至否定千千万万为武汉拼过命的志愿者的付出。说一句朴实的大白话就是：做不到施予援手，也做不到悲天悯人，那最起码就做到闭嘴。
你家哥哥的这个在疫情期间度过的19岁生日恐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每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我们的父辈经历过战争、饥荒、天灾或人祸。我们这一代人迄今为止还算是一直处在和平年代，虽然也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几次疫情，但总的来说比父辈们要幸运。我们也祈祷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加幸运，尽管孩子们长大真心不容易，作为母亲，我们都是一路担惊受怕。
儿子小时候，我在加州的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上班时把他送去幼儿园，他的幼儿园正好在经过我上班的高速公路的入口处，下班后接上他，给他放一盘Barney的录像带我就开始做晚饭。我会唱这只讨厌的紫色恐龙唱过的所有儿歌，以至于在办公室里无意中哼出的调调都是它而常被同事们调侃。或许孩子心里明白妈妈太忙了，就特别的乖，生病时不让去幼儿园我便只能带着他去上班。在办公室的地毯上铺个床单，给他一桶乐高积木，他自己一个人玩，累了他就趴在地毯上睡。那时候在国外，没有谁家有钟点工，更不可能有住家保姆，那些都是工薪阶层难以企及的奢侈，可我们的孩子也就皮皮实实地长大了。
等到了香港，发现香港居住条件跟北美真是天壤之别，但住家保姆却极其普遍。妈妈们可以单独外出饭聚，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喝个咖啡或下午茶，拥有片刻的安宁，甚至还可以有闲情逸致读本书。有条件偶尔小资一下，简直是人群挤迫、气候不宜、弹丸之地的香港最最吸引我的地方了。
女儿出生后家里也请了一个菲佣，我自己照顾孩子，她主要负责家务。跟你一样，我喜欢光脚踩上去感受不到灰尘的地板，我也喜欢把东西归置得整整齐齐。有了菲佣，的确让我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但其实并没有让我在精神上更轻松。
女儿在一岁半的时候没有任何预警地得了肠套叠，这是7岁之前的幼儿而且主要是男童容易得的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处理会导致肠坏死，一辈子要用粪袋而且有可能随时送命。我当时完全不了解，只发现原本淘气的女儿在排便之后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哭然后就昏睡了过去。20分钟醒来之后又大哭，然后呕吐，然后哭得渐渐没力气又昏睡。
母亲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正常，我带她去看了一个据说是资深的儿科医生。这位医生远远地看了一眼我怀里昏睡中的孩子，我在反复说明情况反常时，她竟然傲慢地打断我，让我可以出去付费了。我起身时，女儿因为要呕吐醒了过来，菲佣早就准备了塑料袋接住女儿的呕吐物，那位医生眼神里充满厌恶地挥手示意我们赶紧离开。可她的诊所明明高挂了一块“仁心仁术”的匾额啊！
事后我才知道她曾经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但是在政府给大学教师提供房屋津贴的政策上，她的操作涉嫌欺诈，于是被免职，才出来开了私家诊所。这样的人还谈何仁心仁术？女儿就这样被她误诊为普通的肠胃炎。
当晚，女儿回家后一直处于昏睡中，小身体偶尔卷曲起来痛苦地呻吟。我于是半夜三更把女儿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距离大学校园最近的将军澳医院是个相对其他区比较新的医院，住诊的医生，尤其是夜里的值班医生都是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生。那天晚上在分流站，经验丰富的护士一分钟都没有让我们等，马上就安排了医生看诊。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位年轻的医生稚气未脱的脸，他耐心地听我描述完病情后很肯定地告诉我说：这是肠套叠，我们医院没有儿科医生能够紧急处理，我们会马上派救护车送你们去伊丽莎白医院。
他不但安排了救护车，更亲自跟车把我们送到了伊丽莎白医院。后半夜，儿科外科医生赶到医院在手术台上为女儿灌气，这才松开了套紧的小肠，女儿转危为安，第二天便活蹦乱跳，调皮如常了！
如今我已经能够冷静地描述15年前的意外，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可每一个细节却依然簇新。我想，母亲的记忆里都是被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填满了的，或许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谁，我们还是会记得孩子们的点滴吧！
我又要说到电影，我们看过的很多电影都有逃婚的情节吧，男男女女都有。前几年一部电影版的《欲望都市》也是有关Carrie和Mr. Big寻寻觅觅若即若离总算确定对方是共度余生的那个人时，在宣誓的那一刻又逃婚的。说到底，逃婚不过就是逃避责任罢了。一个家庭的责任涉及到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才令人心生恐惧吧！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更是中产家庭最棘手的问题，我们既没有可以让孩子轻松混个文凭就能接管的家族企业；又实在不敢佛系到对孩子放任自流，不为他们的未来而担忧。所以，我们便只能别无选择地摸着石头小心翼翼地过河了。我个人从来不热衷各种育儿经验，也从来不羡慕什么名校的男孩、女孩，那都是马后炮。就像从来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从来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孩子，正如你所说，没有成长的样本可以复制。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认识的一个家长对教育疯狂地痴迷，逢人便传授她的育儿经验。一个朋友听了她的讲座之后，曾经对自己孩子的智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可有趣的是，这位被妈妈严重怀疑智商的孩子考上了斯坦福大学，而那位传授育儿经验的家长，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考入叫得上名字的大学。
Helen
2020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