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和警察对决，而我是麻将的人质
作者：虫二
麻将大概是四川人的第一大特征，川人对麻将的热爱，远超常人的想象。有玩笑说飞行员在巴蜀上空，能清晰的听见地面上搓麻将的哗哗声。记得成都市政府在2000年来临之际，准备在天府广场埋下一个给千年后蓉城人的纪念品，网上征集意见，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说埋一副麻将吧，着实让市政府为难，太不高大上了。那年代流传说北朝鲜人民的宏大理想是：穿新衣，住瓦房，喝肉汤，而我们成都人心目中的小康水平就高一个档次了：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喝点枸杞酒，看点歪录像（就是黄带子啦)。
说起来，我有许多警察朋友，我一直觉得，麻将和警察是一对天敌，在这俩的对决中，我就是麻将的人质。不过有时运气好，我这个人质居然能被放了。
我抽烟喝酒打麻将睡懒觉，都是在大学期间学会的。曾经一段时间非常喜欢打麻将，经常几个朋友约着一起打麻将，一打就是通宵。年轻，不知疲倦，不知好歹，只要有场合，就跑去。
一次老妈出差，我叫了一帮狐朋狗友在家里打麻将。结果，老爸在早晨六点就过来了，听见开门声，我们吓得把灯一关，一帮人不敢作声。我出去迎接老爸，老爸还说：你这么早就起来啦？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就走了。老爸下楼后，我跑进房间，一帮人还是不敢作声，只看见那副夜光麻将发出荧荧的如鬼火般的暗光。现在想起来，其实，老爸在楼下早已看见朝街面的那个房间之前是亮着灯的，为了给我留面子而没有继续走进去。
一次被绍平叫着去，从晚上11点打到早晨6点。困了，在沙发上靠着睡一会儿，到了早晨八点半，一看上班时间到了，脚一蹬就跳起来去上班，也不觉得累。过了两天，绍平才说，那天晚上是在1984年川西第一大抢案的主犯家里玩（四川第一次有拿着武器，开着吉普车抢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金矿）。
一次是跟生死兄弟少平和剑娃子打麻将，结果我手气太好，想什么来什么，几把下来，打得他们没有回手的余地。大家一下失去兴趣，直接散伙。半夜两点多，三个人蹬着自行车在街上乱窜。到了人民南路主席像下，把自行车一扔，翻墙爬到观礼台上，学主席挥手。还没回过神，就看见黑暗中，有两个保安拿着电警棍对着我们冲过来。我们三人当时是狼奔豕突，两米多高的铁栏杆，两下就翻过去了。两名保安没有翻出来，从铁栏杆空里面拿着电警棍冲我们杵过来，我们都闪开了，然后隔着栏杆对骂。叫骂声中，一个睡在旁边草坪上友谊树下（就是阿尔巴尼亚送的橄榄树）的叫花子爬起来站在旁边看热闹。少平一把推开叫花子，叫花子倒退几步，拖鞋就留在地上了。少平捡起两只拖鞋就愤怒地向保安狠狠扔了过去。然后，我们骑着自行车跑了，背后清晰地传来保安疯狂的叫骂声。
第一次被抓赌是在公安局的一位朋友家里。这位朋友有才气，从小练体操出来的，字也写得非常漂亮。他当时是搞反革命案件的，学过刑法的都知道，在中国只有一种罪是没有追诉期、可以无限期追诉的，就是反革命案，其它所有刑事案都有追诉期，最长20年。那时候，朋友经常跟我聊一些阶级斗争的动向。怎样去跟踪怀疑对象，怎样抓捕一些需要抓捕的人。其实，国安掌握的情况和细节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想象。比如，一次，他来找我，说接到线报，有一张邮票有问题，我跟他跑到邮票市场一看，果真是，把几位运动员胸口带的号码一加起来，就是那场敏感运动的日子。还有就是，他们掌握的一些人，平时跟哪些人聚会，聊天，说了些什么话，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还有一次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吃饭，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口木头箱子，装满了锈迹斑斑的匕首，三角刮刀、菜刀、连成串的粗弹簧等，堆得冒出来，跟小山头一样。我问他：这些是啥东西，这么破旧呢？他说都是凶器，从50年代开始收缴的，准备扔了。
最逗的是一次他跟我说，他碰到鬼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工资比较低，他和刑警队的一位警察一起开了个冷淡杯的小店，挣点外快。那位刑警也是不错的级别，是可以养线人的。他俩有空时轮流守着小店。有一天是他守店，到了半夜，来了十多个小年轻，搞一个大桌，又吃又喝，差不多的时候，那帮人一个一个渐次地走了。他一看情况不对，就守在那里。最后一个人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准备离开。朋友立刻走过去，要求结账。那位说没有钱，朋友说把你那帮人叫回来付钱。那位说：他们去杀人去了。朋友一听，马上把工作证摔在桌上，说：看清楚，我就是专门抓杀人犯的。那位一看，马上软了，打传呼叫那帮人。不一会儿，那帮人整整齐齐地回来了。看见朋友，个个双手抱拳，一直陪礼道歉。说：认错门了。把餐费一五一十的付清。我还记得餐费是130多。
一个周末，他约我去打麻将，摆了两桌，他们一桌，我跟同事和他母亲一桌。到了晚上12:30左右，看时间差不多，我和同事起身准备离开，朋友他们继续打着麻将。当我开门的时候，觉得门外有股巨大的力量在推门。因为练过拳击，出于本能，我连忙用肩膀去顶着门。可是来回几下，门还是被推开了，一下冲进来好几个人，原来是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来抓赌。他们进来后，让所有人都不准动。朋友一看这个情况，马上站起来。派出所的民警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往下一杵，朋友被摁下去，回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又站起来，又被摁下去。三番五次，派出所民警也觉得奇怪，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朋友把工作证掏出来。对方一看，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工作证，马上在对讲机里说：他们没有赌，他们没有赌，然后自己开门走了出来，对屋里的人说：以后注意一下，对不起了哈。一帮人就撤了。
后来，朋友查了半天，才搞清楚是隔壁家的去举报的，而且是跨区举报。邻居知道他是公安，当地派出所知道也他的身份，肯定不会来的，所以就跨区举报。关键是那天本就是打的娱乐麻将，不是真正的赌博。当时的情况是：朋友的父亲患了肺癌，刚做完手术，每天休息比较早。隔壁邻居呢，开了个麻辣烫，搞了一个歪卡拉OK让客人唱歌，就是那种绿色破冰箱，上面堆个14寸的黑白电视，模模糊糊，人得走到电视跟前才能把字幕看清楚再跟着唱的那种。然后呢，隔壁邻居经常是营业到深更半夜，让朋友的父亲不能入睡。朋友跟邻居说过好几次，都没有妥善解决。一气之下，找了公安局的朋友在晚上11:30，把那家店的治安证以深夜扰民的名义给没收了。自然那家店立马不能营业，两口子断了生意，又听见这边在打麻将，就合计搞了一个跨区举报报复。
那天晚上，等派出所的人走后，跟同事出来已经太晚。我俩住的大院早已大门上锁，没有地方去。就蹬着自行车在人民南路周围到处逛，路上鬼都没有一个，静悄悄的，只有我和他。后来，跑到民航局的接待处，应该是早晨4点开门的，我俩坐在长椅上等天亮。直到早晨5点，同事宿舍区的后门开了，跑到他家去，洗漱一下，赶忙睡觉。当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第二次被抓赌是已经到了中外合资企业。原单位的一位老同志吉星高照，祖坟冒青烟，一下从普通科员被提升为副处级，春风得意，大宴宾客，请了一帮人去他家里吃喝，我也被邀请。上午10点开始，开了两桌麻将，吃了午饭，继续战斗，然后晚饭后再接着来。到了晚上9点多，一帮人正在兴头上，突然听见敲门声。出于本能，我说了一句：问清楚了再开门，要不就不开门。结果那位副处长站在门后面问了一句：哪个？门外说我，他就把门打开了（事后他解释说听声音以为是他表弟)。一下冲进来两个人，穿着体恤衫，点卡，拖鞋，腰上扣着一个牛皮裹袋。
我一看，晓得遭了。那种牛皮裹袋是当时警察的标配，大小正好可以放一把五四手枪。两人进来后，立马用手指着大家，说：都不准动，你们在赌博。顿时，原本热热闹闹的客厅顿时清净了，没有人作声，张口结舌的看着他俩，那位新官也吓傻了。我问了一句，你们是哪的，其中一个人说锦江分局的。然后我说：我认识你们特业科的科长，然后马上给特业科长打传呼。他俩一看，叫了一位同事出去问了几句就走了。自然，大家也跟着散伙，各自回家。出来后，刚刚走到街面，看到右手边路灯下，几个人坐在矮凳上，中间支起来一张木板正在打麻将，钱都是摆在木板上的。靠，刚刚两个警察也是来回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根本没有管，却窜到六楼上抓赌，很离谱。
副处长两口子当晚睡在床上分析，到底是咋回事。想来想去，最后断定是楼下四楼的同事举报的。因为四楼有亲戚小孩刚刚毕业，想进入西南电管局上班。副处长的老婆刚好在西南电管局的人事处上班，四楼的找了他老婆。但是，他老婆没有决定权，帮忙递了材料，可最后那位亲戚没能被录取。四楼的心思不大正，怀恨在心，听见六楼大宴宾客打麻将，就举报了。
到了美国后，几乎没有机会打麻将了。偶尔凑一起了，也玩几把，但也玩兴不大，没有瘾，慢慢地就生疏了，再也没有那种打到天亮的劲头了。上次回国，跟兄弟们打了两次麻将，连规矩都懂不起，还当了几次相公。第一圈打了下来，就我一个人输，这个说你要付我好多，那个说你要付我好多。一算账，2000多就没了。现在更是没有任何兴趣打麻将。
我想，美国警察才不管赌麻将这种鸟事呢。离开了这俩天敌的对决，我这个人质终获自由身了。结果，本人出走半生，归来已不再是少年。回望往年荒唐事，恍若隔世，心中有些怅然。不禁暗自叩问：我还是个成都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