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忆 第 一 次 看 芭 蕾
芭蕾艺术诞生于西欧，但在六十年前，中西文化交流被人为阻隔，多数中国人都以为芭蕾是苏联艺术，而且以为芭蕾就是《天鹅湖》。那年头既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没几个人观赏过《天鹅湖》全剧。我只是在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年》里，看到过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几个片段，加起来不到一分钟，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5年时，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某日在《新华日报》看到，中央芭蕾舞团来宁演出《天鹅湖》，由著名芭蕾舞演员白淑湘领衔，仅演一场。芭蕾舞是何等高端、大气、上档次，终于有机会观赏全剧了，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那天傍晚，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演出场地南京人民大会堂。虽然不是人山人海，却也是人头攒动。我挤到售票处，最好座位的票价一元六角人民币，最便宜的五角钱。我想自己是穷学生，不在乎后排边座，买最便宜的票就行了。岂料再一看，所有的票都已售完，连售票小窗都关了。我既失望，却又不甘心，就在大会堂门口转悠。
也许是机缘巧合，等了约二十分钟，有位中年男子来到面前，问我“要不要芭蕾舞票？”我当然说要，可是当他把票递到面前，我不禁怔住了：这竟然是张头等票，票价一元六角。以现在的眼光，这点点钱何足道哉，吃碗牛肉面还要三十元钱呢。可那是在1960年代，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是十二元，也就是每天四角钱。这张票竟值整整四天的饭钱！是要还是不要，我陷入了天人交战。那位先生见我犹豫不定，又问了一遍，我这才咬咬牙把票买下。那时候的人比较本分，没有黄牛票这一说。要是摆到现在，这么抢手的芭蕾舞票翻上两三倍都不止。
说起《天鹅湖》，就绕不过白淑湘，是她放飞了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白淑湘生于1939年，10岁开始习舞。1954年中国舞蹈学校成立，她考取了这所舞蹈界第一学府。1958年苏联芭蕾舞专家来中国指导排练《天鹅湖》，白淑湘担任主角，她的成功表演得到苏联专家的肯定。白淑湘饰演的“白天鹅”奥杰塔完美、准确的动作，娴熟、优雅的舞姿，明快的节奏，矫健的身段，赢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白天鹅，1959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白淑湘迈入了事业的黄金阶段。
于是就在1965年的那个晚上，我得以欣赏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精彩演出。然而这段往事的意义，其实不止于此。那个夜晚，无论是翩翩起舞的白淑湘，还是观众席上的我，都是在狂风暴雨袭来的前夕，享受着最后的美好时光，只是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随着中国与苏联决裂，由苏联专家指导的《天鹅湖》，自然成为修正主义反面典型。1965年我看到的白淑湘的演出，竟是她扮演白天鹅的最后身影。剧团回到北京，《天鹅湖》就被禁演，白淑湘被打成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年仅27岁的她更被强制劳动。在那些灰暗岁月里，她被发配去农村拉粪、插秧、扫厕所、挖地洞、打井，什么活都干过。到了晚上，她还被迫交待问题，受批判，写认罪书。
有幸欣赏白淑湘美丽舞姿的我，在同一个时期也有着坎坷经历。我比白淑湘年幼几岁，于1963年考取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我就像干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科学知识，立志为科学研究贡献毕生。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观看白淑湘演出《天鹅湖》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拉开了，中国之大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除了翻来覆去读毛的那几本书，别的书包括专业书看一看就是罪过。我们白天无所事事混时间，到晚上广播里传出毛的“最新最高指示”，那怕是深更半夜，都得爬出被窝，到大街上敲锣打鼓“报喜”。1968年，我更被发配到一个偏僻小县的偏僻村庄去“劳动锻炼”，因为毛指令大学生都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就这样，当文革的暴风雨袭来时，无论是已经成名的白淑湘，还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都未能幸免。直到1974年白淑湘才被召回恢复练功，可是她离开舞台已近十年，白白损失了舞蹈家最宝贵的三十岁上下的青春年华。后来在多部芭蕾剧中，白淑湘都担任主角；可是她最受欢迎的白天鹅形象，却未能再现舞台。我的经历也类似，当我在1978年历尽辛苦考取研究生，终于回到科研岗位，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但十年的损失毕竟是难以追回的。
文革浩劫对于中国而言，是损失了整整一代有用之材；而对于艺术家与科学家个人而言，则是损失了十年光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何况是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的十年？尽管我们都努力挽回损失，却不得不承认，本应大有作为的一代艺术家和科学家，就这样被耽误了。由是之故，每当忆及这段人生坎坷，我就不由得想起五十五年前，一个穷学生有幸来到南京最佳的剧场，坐在最好的位置，聆听柴可夫斯基的曼妙乐曲，观赏第一只白天鹅的优雅舞姿，度过狂风暴雨袭来前那个难忘的美好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