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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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于这件事，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书生气十足的历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照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单纯地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剧本《海瑞罢官》，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巨大政治旋涡，悲惨地成为政治牺牲品。
弃学从政身败名裂的吴晗与夫人袁震之
这种说法虽谓主流，却有几个基本的疑问经不起历史的考证：
疑问之一、吴晗是无辜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还是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家？
疑问之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还是他本人自发写的？
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还是虚构历史的文艺性作品？
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吗？
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
下面我们来逐个分析。先看第一个疑问：吴晗是无辜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吗？
吴晗，1909年生，比毛泽东小16岁。1931年，22岁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研究，曾受到当时文坛巨人胡适的青睐和关照。吴晗毕业后，28岁就当上大学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这段时期，吴晗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学者。1943年，34岁的吴晗加入政治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政党活动。此后的吴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兼学者了。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40岁的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当时所谓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此后，吴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离开了学术研究行列。此时吴晗的身份，应该说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
1957年，吴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这时，吴晗就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地下党。民盟的党员们，不知道吴晗的底细，依然把吴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没有顾虑地对他讲心里话，吴晗再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共，有利于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内部的情况。
（2）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反戈一击，积极揭发批判自己的两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毅然把罗隆基的一封秘密信公开，这的确是置人死地之举。在反右运动中，吴晗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用“上纲上线”的语气声讨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与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批倒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之后，吴晗从民盟中央委员，上升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共党内出现一股“亩产十万斤”之类的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建议党员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敢给领导提意见。“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于大胆批评皇帝而著称。之后，吴晗开始发表赞颂海瑞的系列文章，1959年6月发表《海瑞骂皇帝》，1959年7月发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而出问题的《海瑞罢官》，则是发表于一年多之后的1961年1月。
这里引出第二个疑问：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是毛泽东指示他写的吗？
有两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声称是毛泽东指示吴晗写《海瑞罢官》，但这两个传说都是假的。传说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毛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在“家里”接见过马连良，也没有同他一起吃饭，更没有表扬《海瑞罢官》写得不错。了解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待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接见党外人士。如果毛泽东要接见马连良这样的党外人士，应该是换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在正式的会客大厅里接见，而不会“在家里接见”。详细介绍马连良生平的《马连良传》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曾经接见过马连良。
传说之二：“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这个传说似乎是想证明毛泽东曾经与吴晗的私交很好，连带说明江青批吴晗是泄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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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毛泽东从未请吴晗吃过饭，当然也就谈不上江青插话了。首先，吴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这个传说中，袁震说话的语境显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69年之前的人，不会这么评论江青。再者，毛泽东极少请人吃饭，那些极少被邀请过的人，也是柳亚子那样的老朋友、老前辈。而吴晗比毛泽东小16岁，是晚一辈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有什么资格被毛泽东请去吃饭？吃狗肉就更是不可能了。
把这两则传说排除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毛泽东与吴晗并没有朋友式的私人关系，江青与吴晗也没有个人恩怨。据说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曾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书上签字:“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泽东，还不是神圣的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毛泽东签名的《毛选》第四卷赠书，那时候并算不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毛泽东的赠书，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与吴晗有亲密私交的证据，更不能认为毛泽东赠书是为了表扬吴晗写《海瑞罢官》，这两件事并无关联性。
那么毛泽东是否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呢？后来张春桥在文革时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亲口说，他本人没有提倡过写海瑞。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说，写海瑞是自己向吴晗建议的，并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说：“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胡乔木只是说：“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事实上，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发表之后，也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称赞。
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的时间是1959年，此时吴晗已经当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长，应该完全适应官场的风气。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这仅仅是胡乔木的个人意见，既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是来自中宣部的指令。对胡乔木的建议，吴晗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完全取决与吴晗个人的好恶。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奉旨”行事，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那么吴晗自发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俗气一些的话说，就是想迎合和想讨好毛泽东。
吴晗是善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迎合毛泽东的。毛泽东赞扬曹操，吴晗就写文章赞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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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吴晗很快写了《谈曹操》的系列文章，吴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歌颂曹操说：“曹操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员。他是中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文学家、第一流的诗人。”毛泽东称赞武则天，吴晗又撰文《谈武则天》，歌颂武则天说：“当时唐朝的文化、生产发展，其关键主要是武则天统治的这五十年。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再看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吗？
读一下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就知道，吴晗在文章中写的海瑞，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海瑞。吴晗在文章中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江青《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吴晗写的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不顾历史真相来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书上说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海瑞让老仆种菜，自给自足”。可是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却把这个历史记载“拔高”为海瑞动手“自己种菜”，还加上一幅海瑞亲手浇菜的插图。再比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史书记载海瑞娶过几个妻妾，“时常吃不饱”，大小老婆如何养活？
吴晗在书中还写道：“海瑞与同乡青年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了，只好一面用手按肚子，一面与客人谈话。客人走时，边谈边送，掩盖自己挨饿。”史书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史书只是说海瑞为了给同乡讲解经义，肚子饿了也顾不上去吃饭，手撑住腹部继续讲。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说海瑞是因为没钱饭吃而挨饿。
从上述事实来看，吴晗写的《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迎合毛泽东意图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从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京剧，是文艺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文革之后，不少人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位成了“学术文章”，指责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好像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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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有多少学术性呢？先看看吴晗写在《海瑞罢官》前言中的一段话：“这部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这里，吴晗武断地给历史人物“海瑞”和“徐阶”，分别戴上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政治帽子，用这样口气写的文章，能称为学术文章吗？又怎么进行学术讨论呢？
海瑞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讲求天下利害”，吴晗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人民谋些福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以吴晗的古文水平，绝不会误解这句原文的意思，吴晗是在有意误导。吴晗在《海瑞》系列文章中，不惜篡改历史，把古人海瑞描写成一个“自己亲手种菜”、“忍饥挨饿”、“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还给海瑞冠一个“左派”的现在头衔，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号召人们“学海瑞”，于是吴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这样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们学习的榜样嘛。
吴晗写的《海瑞》系列小品文，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迎合领导意图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演之后，同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反响，京剧戏迷也不喜欢这出戏，认为它在戏曲上并无大的突破，只不过是演员的阵容强大，马连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员联合出演而已。
尽管观众对《海瑞罢官》的反应平淡，而报刊界的反响却相当热烈，一片好评之声。不少人撰文称赞说：“《海瑞罢官》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等等。
为什么报刊界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评价这么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鼓励党员干部学习“海瑞”，勇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真有彭德怀这么一个“海瑞”跳了出来，大胆给毛泽东提意见了。这不免让毛泽东感到尴尬，因为批大胆提意见的彭德怀，显然与他提倡的“学海瑞”自相矛盾。在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把“批彭德怀”与“学海瑞”之间的矛盾，进行一些辩解。毛泽东说：“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学海瑞。现在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哪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现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右派海瑞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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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里说的“现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当然指的就是彭德怀。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显然是非常牵强的。众高官心里也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解释，不过是自找面子下台而已。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谈学海瑞的话题了，因为学海瑞成了毛泽东心里的一块伤疤，谁要是再提学海瑞，那就等于是揭毛泽东的伤疤。所以，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积极提倡学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后，因为打倒彭德怀与“学海瑞”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再不愿提起学海瑞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有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吴晗《海瑞》系列文章的时间表。吴晗的前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别发表于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所以这两篇文章没什么问题；第三篇《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在彭德怀打倒之后，这篇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
因此，吴晗在1959年9月发表的《论海瑞》最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反对人民事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海瑞！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吴晗在文尾说的“假冒海瑞”和“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彭德怀。虽说吴晗的级别不够参加庐山会议，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转变，所以特别在文章末尾给彭德怀扣上一个“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怀的政治形势。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怀之后，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想再提学海瑞了。此后，为毛泽东着想的林彪、柯庆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关海瑞的话题了。可是吴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来揭毛泽东的伤疤，又发表歌颂海瑞的剧本《海瑞罢官》，还特别醒目地加上“罢官”两个字，难道吴晗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吗？
从吴晗过去的表现来看，他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领导的官场学。从吴晗在《论海瑞》中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是“假冒海瑞”，从吴晗在《海瑞罢官》中称呼海瑞为“左派海瑞”等等行动来看，吴晗是完全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发生了转变。吴晗明明知道这时候再提起“学海瑞”，就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在1961年1月发表剧本《海瑞罢官》，并且排戏公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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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吴晗的后台，北京市长彭真，以及彭真的后台刘少奇。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对毛泽东不利的，是有损于毛泽东的威信的。那么又是谁希望看到毛泽东的威信下降呢？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吴晗在1959年发表《海瑞》系列文章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迎合和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而他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候，无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刘少奇的政治意图了。吴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今后是刘主席的时代了，所以开始迎合刘主席的政治意图了。更有可能的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得到上面的暗示。所以在吴晗的剧本发表后，刘少奇掌控的报刊宣传界，对吴晗的剧本大为叫好。
吴晗后来辩解说，他写《海瑞》是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彭德怀会被打倒，所以他没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吴晗的辩解太苍白无力了。
打个比方，有人在1965年写一篇赞美刘少奇的文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该人在1967年重新发表这篇赞美刘少奇文章。有人指责该人发表这篇文章是为刘少奇翻案，该人辩解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预测到1966年刘少奇会被打倒，所以我没有为刘少奇翻案的意思。”这样的辩解能成立吗？
有没有翻案企图的关键，不是看文章写于什么时候，而是看文章发表于什么时候。虽说吴晗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就写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又把《海瑞》搬出来发表，这就明显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了。后来有人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并没有替彭德怀翻案的意思，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其实不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而是那些替吴晗辩解的人误解了吴晗。毛泽东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忽悠的。
因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没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剧情上并没有突破，基本上是一个老套的旧式清官戏。戏里故事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人民的冤情，严惩了恶霸和贪官，为民伸冤。在《海瑞罢官》的结尾，出现众贫民对海瑞顶礼膜拜的场景，众贫民感恩叩头说：“有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然后众贫民齐声同唱对海瑞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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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的背后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罢官》与旧中国的清官戏一样，赞美清官，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认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赐的，人民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没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不需要革命，只需等待清官的降临，只要清官一到，就会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马上就降临了。《海瑞罢官》宣扬的这种封建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
其实，《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作品。前些年中国播放了一些赞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引起不少人的争议。在1965年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时候，《海瑞罢官》这种在思想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受到批判是丝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实上，从《海瑞罢官》出笼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时间里，《海瑞罢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质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评，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罢官》公然宣扬和赞美封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并非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后，彭真曾组织一些人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进行反驳，但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驳文章都显得无力。一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二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海瑞罢官》赞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们对围绕《海瑞罢官》的五个疑问进行了探究，推论出这样的历史案情：
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政治意图；同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为了迎合另外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吴晗是自发地、或者受到别人暗示写出一个政治意图性很强的《海瑞罢官》，结果引燃了一场政治火灾。如果说吴晗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那么最后姚文元也被这场大灾烧到监狱里去了。自古以来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训，吴晗写《海瑞罢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也是玩政治之火，当玩火者发现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悔之晚矣。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