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江青集团再次干扰毛泽东的部署，提出“反经验主义”。
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主要是批判两个主义：第一个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第二个是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周恩来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
如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延安整风重点是批判王明和他的“教条主义”，但一些人也试图向周恩来的“开刀”。据参加这次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回忆说：在会上，有一些偏激之词。有人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
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毛泽东压下了有人试图扳倒周恩来的“反周”，但对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还是进行了批评。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代表的“经验主义”。
（20）
《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验主义”不只是指周恩来一个人，当时主要的“经验主义者”有：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这些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批判。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毛泽东再次提到和批评了彭德怀的“经验主义”。
1959年8月，中共内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小册子无出版社，无印数，仅此一版。毛泽东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前言，毛泽东的前言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
毛泽东这次提出的批“经验主义”，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的。然而到1975年3月，江青集团借着毛泽东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加进自己的“私货”，又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再次向已经病休的周恩来发难，试图趁着周恩来“退居二线”，大权旁落之际，一举扳倒周恩来。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记述：从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这次，江青集团故意搬出毛泽东1959年写的“反经验主义”小册子，试图借此把“反经验主义”的靶子对准周恩来。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时，大谈“经验主义”的问题。张春桥特别提到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春桥说：《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
（21）
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
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1975年3月，《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在文中也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写的那段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后，江青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量宣传批判“经验主义”。
比如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江青也在多处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还试图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日他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汇报情况，特别提到江青集团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显然是针对江青的。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人发起的“批判经验主义”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当然不服气，她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状，王洪文在信中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1973年12月会议的案。”
（22）
同时，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后来说：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决定亲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从医院出来，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先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周恩来：“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然后毛泽东开始在会上当众批评江青集团，主要是针对江青。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教条主义，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鸡蛋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23）
年5月3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毛泽东这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却是批评江青。此时毛泽东因白内障的视力很差，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说话也不清楚，只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要张玉凤给他当“翻译”。毛泽东在这种身体情况下召开会议，关键是要解决江青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的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出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说江青也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完全否定了江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再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要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不要用个人的名义”。其实这些话毛泽东已经跟江青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再次讲，因为江青听不进去。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当时对这四个人还是区别对待的。毛泽东是重点批评江青，轻微批评王洪文，而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则采用“保”的态度。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的眼睛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1958年就写了文章(指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那时代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插话说：“见过一面。”(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柯庆施曾带着张春桥见过一次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留下印象。)
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24）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十分欣赏，亲自写了一个编者按，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了张春桥的文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张春桥的观点，只有两篇文章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观点，所以毛泽东说“张春桥有气”。
毛泽东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搞错了，他把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搞错为张春桥写的。其实张春桥并没有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而是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这样就为张春桥承担了错误。
这次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集团是全体出动，张春桥在会上讲批判“经验主义”，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王洪文写信告状。如果说“批判经验主义”搞错了，那么就不是江青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他们四个人都有错，应该四个人都批评。毛泽东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错误责任担下来，而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江青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这么做是很高明的，因为江青有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下，也不会垮台。而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这样的过硬身份，如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两人的话，马上就会引来众人的围攻，他们两人马上就要垮台。所以毛泽东要“保”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批评他们，不能让他俩垮台。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用严厉的口吻批评江青，但又给江青留了后路，并没有打倒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意思。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特别指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也就是说江青他们的问题不算大，一下解决不了，可以慢慢解决，“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25）
毛泽东虽说不处分任何人，但却不明显地处分了王洪文。这次会上毛泽东替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了好话，但没有替王洪文说好话。毛泽东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对不起，我就是这样。
前面说过，毛泽东多次劝告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后面，可是王洪文就是不听。这次王洪文又给江青当枪使，写信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让毛泽东感到颇为恼火。毛泽东特别点出“王洪文要见我”，也就是说王洪文想要私下见他，试图私下向他告状。毛泽东明言“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就等于是批评了王洪文试图私下告状的做法。
在会议结束时，王洪文与毛泽东握手时，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做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毛泽东用手势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阳奉阴违。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这样一来，等于就把王洪文“逐出”了北京，“逐出”了政治局。不过在表面上，仍然保留了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反复用“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来告诫江青和“四人帮”。与其说毛泽东批评他们，更应该说是劝告他们。毛泽东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这样做，其实是为江青等人好，是想给江青等人留一条后路。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和王洪文同时提出了“离婚”，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据参与“四人帮”审判的大法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新华出版社)一书中，提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离婚之事。该书说：王文正大法官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26）
一天晚上，张春桥召见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张春桥谈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国锋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张春桥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马天水)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张春桥妻子)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地说：“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张春桥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他说：“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27）
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严肃地批评了江青。但毛泽东也知道，江青是不怕他批评的，他对江青并没有多大的“威慑力”。所以毛泽东还要安排一次政治局会议，让众人来批评江青，这样江青才会感到害怕，才会有所收敛。开会批评江青这件事，毛泽东当然是让周恩来去布置，周恩来最善于做这种“批评——团结”的“和稀泥”事情。
周恩来接过这件事后，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虽说从1975年2月初就正式“退居二线”，但周恩来在医院中，依然密切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自从江青集团发起“反经验主义”宣传之后，周恩来就明白，这是针对他的，想乘他把实权交出去之后，乘虚而入，一举打倒他。当然周恩来也在分析，这次“反经验主义”的宣传，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江青集团自己的“私货”。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明确表态不赞成搞“反经验主义”。这样周恩来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这次“反经验主义”宣传是江青集团的私货。
4月27日，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批评江青集团搞“反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介入这件事，因为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不应该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了。
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5月4日，周恩来再次回到“一线”，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之事。5月8日，周恩来再次在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会上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邓小平计划在5月12日至18日出访法国。
5月18日晚，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立即赶到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一个小时。邓小平还给周恩来带回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常吃的法式面包。在与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商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的议题。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只是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而周恩来认为，这次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时，也不能放过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他们两人也积极宣扬过“反经验主义”。为此，周恩来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意见。
（28）
周恩来在信中说：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4月23日批示的问题。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
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3月1日在总政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
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周恩来。1975年5月21日
周恩来在政治局开会前夕发出这封信，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指出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参与了“批判经验主义”，因此这两个人也应该受到批评；第二，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姚文元写的文章，搞错为张春桥写的文章，这里周恩来纠正一下。
王洪文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于5月22日转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后，在传阅件上批阅：“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在传阅件上批阅：“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在传阅件上批阅：“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在5月24日批阅：“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5月25日，周恩来收到王洪文转来的传阅报告，看到张春桥的批文“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张春桥敢写“总理有些话不确切”这样的话，显然是挑战周恩来的权威。或许是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已退居二线，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质疑周恩来的话。
若在以前，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很可能会保持沉默，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过去。但周恩来退到二线之后，反而比较无所畏惧了。周恩来于5月27日，亲自给张春桥写信，回应他的挑战。
（29）
周恩来在信中说：春桥同志：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
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3、4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1975年5月27日5点半
这封信是周恩来一生中，为数极少的“进攻性”信件。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知道周恩来真的较真起来，他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张春桥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阅：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张春桥同意后，周恩来该信上批“呈主席批阅”，把这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但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资料，周恩来这封信的原件上，未见毛泽东的圈阅。是这封信没有转到毛泽东哪里？还是毛泽东看后没有圈阅？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概毛泽东看出周恩来这封信是想批张春桥和姚文元，所以就把信压下不做批示。
因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圈阅意见，在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发难，只是把矛头对准了江青一个人。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两次会议的记录。
1957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吴德：“主席说：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我主席听过三次，4月一次，12月一次和这次。这次主席又讲，又引起注意。(四人帮)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邓小平：“主席5月3日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讲话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
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
（30）
4月27日的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王洪文)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江青)说：突然袭击，围攻。这次会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
我倒是要提一个问题，有三件事：
一、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
二、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当面点很多人的名。
三、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人，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我倒是问—问，为什么？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搞小圈子，历来不好，首先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
李先念：“4月27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主席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陈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
1975年6月3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沉默，沉默，又沉默。
叶剑英：“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指示。我的体会是：
一、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的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次不同于庐山会议。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
三、‘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开了三次会，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一、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二、去年11月份，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的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三、经验主义，我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看到‘经验是主要的危险’，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
以后要好好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4月27日会议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我有两个保留：
l、不同意把形势说得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去年11月会议，那次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4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31）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之事。众人认为毛泽东的立场已经变了，所以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吴德(时任北京市长)等人，都对江青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据说邓小平还拍了桌子，这算是对长期一直“霸道”的江青出了一口气。众人感到很乐观，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今后江青集团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
但周恩来却不这么乐观，他并不赞成火力集中批江青，因为这样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据吴德回忆说：1975年4月28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零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
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
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
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
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
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5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5月3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
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
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
据吴德回忆，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对他说：“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恩来暗示吴德：毛泽东虽然同意政治局开会批江青，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拿掉江青集团，他还要“观察”。
周恩来认为，这次斗争是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批江青，而是在于批张春桥。因为江青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只要毛泽东在世，她肯定是批不倒的。批江青顶多是出口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以周恩来劝吴德等人，不要跟江青吵。
张春桥则没有这样的特殊身份，只要政治局开会批他几次，张春桥就非倒不可。而且张春桥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要拿掉张春桥，江青集团就基本上瓦解了。这点林彪和周恩来看法是一致的，林彪也是把主攻方向对准张春桥。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公开登高一呼，掀起一把揪张春桥之火，试图把张春桥一举拿下。当时林彪认为，仗着他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没想到毛泽东居然是要张春桥不要林彪，这就让林彪“吃不消”了。
（32）
周恩来继承了林彪的“遗志”，也两次向张春桥发难。第一次是1974年底召开四届人大之前，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递交张春桥历史上曾经当过“叛徒”的材料，但毛泽东没有理会周恩来的材料，反而进一步提拔重用张春桥，让张春桥当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肯动张春桥，于是他也像林彪那样，号召政治局成员们向张春桥发难，当然周恩来做得不像林彪那么明显露骨。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但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在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上，众人也会按照毛泽东的态度，批评江青和王洪文，而放过张春桥。开会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对毛泽东来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第一是打掉江青的威信，阻止江青自行其事，破坏他的战略部署；第二是让邓小平等老干部“出一口气”，减少对江青等人的怨恨。
毛泽东知道，老干部们对江青的怨恨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一味袒护江青，这只能更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样毛泽东死后，江青的下场就很危险了。毛泽东不护着江青，让众人批评一下江青，这就减轻了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对江青的未来是有好处的。
另外，毛泽东的确也不希望江青搞“四人帮”。结成帮派，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江青等四人不结成帮派，各自为政，那么他们的力量就要小很多。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大了很多，但同时也引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就大了。
如果江青听从毛泽东的话，解散“四人帮”，对别人构成的威胁不大，那么别人也就不一定非要除掉他们不可，这样几个人可以作为“火种”长期保留下来。而江青的“四人帮”不解散，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很大，那么别人就非除掉他们不可，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
周恩来看出毛泽东搞这次“批评帮助会”，只准备批江青和王洪文。江青是批不倒的，王洪文本来毛泽东也不准备要了，所以批倒也不要紧。而周恩来则试图改变这个“批评帮助会”的方向，把会议的火力，从江青和王洪文身上，转移到张春桥身上。因此，周恩来在政治局“批评帮助会”之前，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没有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反而委婉地批评了张春桥。周恩来希望众人看了他的信，理解他的意思，在会上把火力对准张春桥，一举打倒张春桥。
但吴德等人并没有理解周恩来的用意，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只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触动张春桥，这就让周恩来失望了。而毛泽东则对这次会议比较满意。6月7日，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了这次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33）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小平)，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
毛泽东之所以比较满意，是因为邓小平等人按照他的意图，只是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动张春桥。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提到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提到张春桥。
而江青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她在会上仍然采取对抗的态度，写检讨采用拖延战术，试图蒙混过去。江青以为毛泽东还会保她，给她留面子，免掉她的书面检查。但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书面检查。因此，江青在1975年6月28日，终于迫于压力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这就是江青的《检讨书》：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1975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我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江青。1975年6月28日
江青正式向党中央作检讨，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可谓让老干部们“大快人心”。江青检讨后，一度非常沮丧，连续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王洪文也作了长篇检讨，但张春桥只是做了比较简单的检查。张春桥的检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理解毛泽东“保”他的意思，所以不能在检查中认错太多，否则毛泽东保他就没有意义了。
（34）
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基本是“安定团结”，目的是为了自己死后能够“和平地”交班。在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访时，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得已写信给邦戈总统说：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1975年6月27日
当时毛泽东的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东西，这封致歉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这封短短的信，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由于健康原因而取消与外国首脑的会晤，这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的口头禅是“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一方面是哲理，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应验了他的这句口头禅。文革的发展，完全不是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大家在毛泽东面前，都不敢说文革的“坏话，”可是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赞成文革的是什么人呢？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大造反派，各个地方还有各种小造反派，通过文革升官进入各级领导部门；第二种人是在文革中并没有造反，而是搭顺风车上来的老干部，比如华国锋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邓小平也属于上述第二种人。
邓小平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和批判，但邓小平一下子跃升到接班人的位置上，这也是受益于文革。如果没有文革，不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么邓小平是不太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毛泽东一下子把邓小平提升为接班人，让邓小平意识到自己也是另外一种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试图这样使邓小平感到，他也通过文革得到了好处，因此就不会否定文革了。但邓小平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行事。
虽然上述两种人都赞成文革，但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主要是第一种人不服气。因为第一种人在文革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是文革的功臣；第二种人在文革中没有造反的功劳，当然也没有得罪人。现在这些文革中的逍遥派却来坐享胜利果实，被称为“下山摘桃子”派，当然让江青等第一种人感到愤愤不平。
反对文革的又是什么人呢？也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是反文革的主要力量；第二种人却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文革初期，老百姓毫无疑问是支持文革的，但文革发展到派性武斗，老百姓就开始对文革摇头了。更主要的是文革长期拖下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多年不提工资，副食品、生活必须品供应紧张等，而且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35）
文革后文艺作品很少，电影、戏剧就是八个样板戏，人们都看腻了。所有文艺杂志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泽东选集》、革命英雄故事、教科书和初级技术教材，让人们感到文革把文艺也搞掉了，所以感到不满。
毛泽东也了解到人们的不满，为了丰富人们的文艺生活，从1969年开始，第一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主要是“三战”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的故事片，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等；1971年，第二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有抗美援朝系列故事片(《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故事片。当时有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为了解决人们对文艺生活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开始拍摄的新故事品。第一批新电影故事片《火红的年代》等4部影片在1974年春节上映，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国产新故事片开始陆续上映，比较反应比较好的有《闪闪的红星》、《车轮滚滚》、《春苗》等。然而文艺片多了，必然出现一些“有问题”的作品。而江青等人在文革中培养出灵敏的政治嗅觉，特别喜欢从文艺作品中发掘问题，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从评论戏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首先江青提出湘剧《园丁之歌》有问题，但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批示说：“我看是出好戏。”最为著名的是电影《创业》，这部反映石油工人的故事片在1975年春节期间公映，但第二天就被禁止。因为江青发现该电影有问题，说该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列出了“十大罪状”，并声称该电影美化刘少奇。为什么说该影片美化刘少奇呢？因为该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中央首长”，而当时刘少奇是中央首长，所以美化了刘少奇。
此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张天民在信中写道：《创业》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人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电视电台停止广播。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公式化概念化。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
毛泽东张天民的信上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36）
关于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状之事，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情况，这是胡乔木(毛泽东过去的政治秘书)的主意。《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关于《创业》的这份材料，胡乔木读后，认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能够成为揭露“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但从效果出发，不适于拿它送给毛泽东。
胡乔木对贺捷生说，最好由剧本执笔者张天民自己上书。胡乔木在委托贺捷生与张天民联系的同时，在7月18日开会时，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管得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繁荣创作、百花齐放的目的。邓小平表示赞同。
7月22日，贺捷生把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胡乔木，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读了张天民的来信以后，就及时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主席写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26日，邓小平正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7位负责人开会，会议中途接到送来的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即当场宣读了。文艺整顿初战告捷。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给毛主席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举其要者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通过发行。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即发政治局各同志。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9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姚雪垠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毛泽东11月2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周海婴10月28日给毛主席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
（37）
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得意忘形，头脑发热，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代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并建议他的妻子赵亮同志给毛主席写感谢信。这位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的领导同志，想得何等周到！
毛泽东感到文艺按照江青搞的“样板戏”的“高、大、全”模式，必然脱离群众，所以反对江青集团对文艺作品的求全责备态度。1975年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到：“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75年以后文艺界和电影界开始松动，出现“百花齐放”的苗头。但电影多了，也出现后来被称为美化“四人帮”的故事片《决裂》和“反动电影”《反击》，这些电影在粉碎“四人帮”后被禁止放映。
毛泽东放松文艺界，也表现出他当时的“安定团结”思路，希望以此缓和一般老百姓对文艺政策的不满，从而使得他死后的接班，可以平稳顺利地进行。但到1975年8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突变，骤然发起“批《水浒》”运动，之后又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两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破坏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安定团结”局面呢?这在后面分析。
（38）
促成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批《水浒》”和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说有各种因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人们不太清楚的周荣鑫。周荣鑫在1975年可以说是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胆敢干的人，如果他不是在1976年4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那么在毛泽东之后，肯定会是一位历史上留名的风云人物。正是由于周荣鑫的大胆敢干，促成毛泽东发起“批《水浒》”。
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5年上半年，是认真地准备了自己的后事。他安排邓小平接班，这是最平稳的接班部署。当时党内可以与邓小平一争高低的人，林彪、彭德怀、陈毅等人都已经死去，邓小平的潜在威望和实力，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而邓小平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可的接班人，这就更没有人阻碍邓小平的接班了。
本来，邓小平接班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只要他耐心地再等一等，等到一年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了。可是邓小平这个人，偏偏是个没有耐心的人，不肯等到毛泽东身后再动手，而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就急着动手。周恩来的性格与邓小平不同，他多次劝邓小平不要急，但并无效果。果然到1975年11月，毛泽东反过来开始批评邓小平，不再支持他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说：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三零五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荣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周荣鑫，1917年生，1937年入党，建国后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的最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后，周荣鑫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宁夏，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恢复工作，转任中科院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1月，经周恩来提名，在四届人大上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
周恩来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对他的期待是很大的。建国后，周恩来集团的势力只是局限在经济生产部门，文化教育部门是刘少奇管辖的。文革后，江青集团夺得了文化教育部门的管辖权，这次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是周恩来集团首次延伸到教育部门。
（39）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是受文革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基础”部门，受文革的影响就小得多。反过来说，教育部门是文革搞得最彻底的部门之一，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的文革，就搞得没有这么彻底。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调整经济”，逐步把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邓小平上台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使经济生产部门大致上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但文化教育部门，不仅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且进一步走得更远。
最能体现文革成果的东西，或者说文革最大的成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文革前是高中生直接考大学，文革后改为“工农兵学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文革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反而与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比较相似，其核心就是“读书做官”。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只是给学生一个学习知识的园地，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等都要靠自己，并不是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而文革前的中国，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拿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也就是古代的“官”，所以它与古代的“读书做官”体制很相似。
中国古代的“读书做官”，对社会潮流有非常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读书读好了，考试合格了，就可以作官。这样就引导社会上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这样一来社会就比较稳定了。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把精力放在读书上，而是去干其他的什么事，就有可能干出威胁社会稳定之事。
比如清末农民起义首领洪秀全，曾多次考科举，但屡考不中，他一直考到30岁，还是没有考中。于是洪秀全对考科举不再抱希望，转而自立教派，开始传教，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的主考官让洪秀全考上科举，让洪秀全当官，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大动乱了。
另外在文革前，那时中国的机器还很少，搞生产主要是靠挑担子，抡大锤等重劳动，所以干体力劳动是很辛苦的，大家都想成为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而那时只要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一律成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者”。而且有了大学文凭，更有社会地位，人生更容易“有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