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管理者理想的部下，当然是既有才能，又忠诚可靠的人。但现实中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有才能的人不够忠诚，忠诚的人又才能不足。因此领导人在提拔和重用部下时，不得不偏重某一方面：要么以“才能”为重点，或者唯“忠诚”为首选。
提拔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对领导人来说，并非是好事一件。这里主要有三种危险：第一种是本人被有才能的部下取而代之；第二种危险是事业被有才能的部下改弦易辙。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很能干的人，他掌权后就改变原领导人晁盖的事业的方向，走上招安之路。
提拔重用“有才能”部下的第三种危险是领导人被蒙蔽。因为能干的部下往往野心勃勃，他要往上爬，自然就试图要“蒙蔽”领导，增加领导对自己的好感。一般来说，就是只汇报对自己有利的事，不报告对自己不利的事，美化自己，丑化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样一来，领导就容易被这种“有才能的部下”所欺骗。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对领导人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主要的危险也有三种：第一种危险是弱化事业。让忠诚有余才干不足者继承事业，自然会导致事业的弱体化。这在平稳的和平时期，问题还不显著，在战争时期等紧迫情况下，弱体化事业就意味着自我毁灭。
拿西汉初年刘邦为例，对于刘邦来说，韩信是“能干的部下”，周勃是“忠诚的部下”，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就必须重用韩信这样“能干的部下”，重用周勃是夺不到天下的。
等到刘邦夺到天下之后，就转而重用周勃这样“忠诚的部下”，即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的第二种危险是贻误战机。忠诚的部下往往不敢自己做主，什么事情都要请示汇报，这种请示汇报在一些情况下就意味着贻误战机，失去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华国锋处理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显然是贻误了战机。
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失控于萌芽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处理。而华国锋却不敢做主，不停请示汇报，结果等到天安门广场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才动手，失去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的第三种危险是领导人被孤立，失去对大多数人的团结。
（26）
“忠诚的部下”只知道忠于领导人本人，而不会团结其他人，更不会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客观上导致领导人被孤立和人心的背离。比如《水浒传》中的晁盖重用宋江，宋江就能给晁盖拉来一大批人，大大强化梁山泊的势力。如果晁盖重用阮小二，他倒是忠于晁盖，但梁山泊的事业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始终停留在几条好汉的小团伙。
1976年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的绝不是“飞鸟尽，狡兔死”的天下太平局势，而是面临着“飞鸟”很多的天下不稳局势。在此情况下，本应启用“能干者”稳定局面，绝不是启用“忠诚者”的时机。对这个道理，毛泽东应该说是清楚的，所以他反复想了20天，最后才决定启用华国锋。这显然是毛泽东在没有找到“能干的部下”情况下，不得已才启用华国锋这个“忠诚者”。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这点并不错。华国锋除了依靠毛泽东之外，他没有试图投靠过其他人，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团队或者帮派，他始终是一个孤立的人，甚至没有自己的亲信。毛泽东的以前几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有自己的帮派团队，就是王洪文也有一个小帮派“四人帮”。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帮派团队，一方面可以视为他“老实”，另一方面也是他“不会”拉帮结伙。能拉起自己的团队，能把一批人团结到自己周围，需要相当的才能，不是什么人都能学会的。华国锋就始终没有学会这一手，在他接班之后，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一个人要想掌权，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个团队，把自己团队的人安排到要职上，这才能真正地掌握实权。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团队，也就意味他无法掌握实权。这点毛泽东很清楚，他选择华国锋，并不是指望华国锋掌握实权，而是希望华国锋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派系的虚位领袖，摆平各个派系的纷争。
毛泽东看出，目前存在两大派系：周恩来、邓小平派系和江青集团派系，而且这两大派系已经越来越势不两立，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在毛泽东生前，他还能摆平这两个派系，把他们之间的斗争压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毛泽东死后，没人压得住他们，这两大派系的冲突必然激化。
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他死后发生粉碎“四人帮”，因为江青集团虽然掌握着宣传工具，掌握了上海基地等一定的物质力量，但军队基本上在周恩来/邓小平派系一边，如果双方爆发武力冲突，江青集团绝无胜算。所以毛泽东不能安排张春桥当总理，更不能安排江青出任要职，否则将等于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送。
（27）
因此，毛泽东安排华国锋这个中间派人物，作为两大派系之间的“缓冲”。毛泽东指望华国锋以第三者的身份，调解和缓冲两大派系的斗争，使这场斗争不至于演化到武力对抗的地步。毛泽东启用华国锋的最大愿望，就是想避免粉碎“四人帮”事情的发生。但毛泽东万万没想到，他认为的“老实人”华国锋，居然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带头人。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没有野心，这在过去是对的。因为华国锋认为自己在资历上和才能上，都离得接班人的标准太远，可望而不可及，根本不对接班人抱有幻想，所以也表现出“没有野心”。可是人是会变的，当华国锋真的当了接班人，他的“野心”就出来了。后来华国锋要求人们喊他“华主席万岁!”，要求把他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悬挂，这些都表现出华国锋的“野心”。
华国锋的价值，其实是体现在他不加入任何一派方面。如果华国锋组织派系，因为他本事不大，对于本派系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人们不会重视他。后来，华国锋加入了周恩来、邓小平派，铲除了江青派系，结果他自己就变成毫无价值之人，很快就被逐出政坛。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让华国锋接班，给他的第一件任务，是主持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1976年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28）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华国锋的这个讲话，立场还是比较坚定的，彻底与邓小平划清了界限。华国锋说：一、给邓小平定性“修正主义路线”；二、要求受邓小平“影响”的高官带头揭发批判；三、邓小平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四、对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五、不搞群众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华国锋在“打招呼会”上声明可以批邓之后，江青集团就在他们控制的宣传媒体上，开始大规模地登载批邓的文章。因为受到“不点名”的制约，报刊上就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为邓小平的代名字来批判。当时批邓的文章一时间铺天盖地，那么批邓的文章具体写些什么呢？这里摘录一篇典型的批邓文章：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该文写道：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1957年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
但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29）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
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们那一套才灵。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这样，要不然是生产搞不上去，要不然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不然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30）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江青又活跃起来。前面提到，在1975年6月，江青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做了检讨，并写了书面检讨。在此后一段时间，江青销声匿迹，不再出来活动。据1976年2月6日文化部长于会泳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春桥同志管。凡请示件不要往江青同志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于会泳传达的这个指示中，明确江青不再管事。可是到了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2月25日至3月3日），专门批判邓小平，这时江青又开始活跃起来。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多次找人谈话，特别是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的负责人谈话。江青的谈话，不改过去的“老毛病”，大胆放炮。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我这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邓小平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过了河，不回头。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子啊，我感到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
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31）
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邓小平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邓小平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
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能够谈心的人，觉得他可以。我应该告诉同志们，1974年噢，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
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
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蓉、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为了“风庆轮”，前年我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
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像我这样的人，不用自己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
邓小平这个“三项指示为纲”，我9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说：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
（32）
毛泽东看到江青的讲话后，批示说：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显然，在批邓的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希望江青跳出来，这也算是保护江青。但江青却是一个天生的“战士”，战事一起就按耐不住自己，参战心切，非跳出来不可。
毛泽东亲自发起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此时的毛泽东毕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在具体布置上力不从心。因此这场“批邓”的大批判，主要是由掌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来操作。江青集团在批邓问题上操作得走了题，批判对象扩大到已死去的周恩来。因为他们把周恩来看作是邓小平的后台，所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不放过批周，试图以此来清除周恩来影响。这种“批邓又批周”的做法，很快就引发起人们的愤怒。
1976年2月6日《学习与批判》以介绍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历史情况为由，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小评论《孔丘之忧》，其中有一句：“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这是在暗讽悼念周恩来的人。
3月5日，《文汇报》在转发3月4日新华社《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将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四句题词删掉了。此后《文汇报》收到几百件抗议信和电话，责问他们为什么删去周恩来的题词。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3月5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联名写信给报社，责问他们居心何在。
同时，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政治传闻和谣言，这些谣传的基本主题都是“祭周拥邓”，反对“四人帮”。当时人们还没有把王洪文联系到“四人帮”里，主要是反江、张、姚三人。比如当时的一首打油诗：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里的“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在各种政治谣传中，最著名的是伪造的《总理遗言》。伪造的《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给邓颖超的，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1975年12月28日
第二部分是写给中央的，全文如下：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33）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周恩来。1975年12月29日
（34）
《总理遗言》的伪造者是当年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工人李君旭。1976年5月，李君旭被捕。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李君旭被平反出狱，一段时间曾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
《总理遗言》模仿得颇像周恩来的口气，一时间以假乱真，人们都以为周恩来真的写过这么一份遗言，也都相信这份周恩来的遗言。《总理遗言》中有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一段称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环境下，流传这么一份周恩来大力称赞邓小平的话，显然起到对邓小平的支持作用。
另外，《总理遗言》进一步突出了周恩来的“好人”形象，人们更感到周恩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民间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活动悄悄开展起来。3月19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这是由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敬献的。此后，前往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和悼念的群众越来越多。
1976年3月25日《文汇报》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当时人们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指邓小平的，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明显地是指周恩来了。这篇文章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进一步激化起来。
恰在此时，南京传出今后禁止去梅园新村(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南京的住所)，禁止去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的禁令。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李西宁贴出通知，号召全校学生抢在禁令传达之前去梅园新村悼念。3月28日，李西宁和其它几名学生干部带领约4百名师生，髙举周恩来的巨幅遗象，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沿闹市大街前往梅园新村，这是国内第一起大规模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活动。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学生把3月25日的《文汇报》贴在校园里，并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六大字。同时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在南京市街头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周总理罪该万死！”等大标语。同时一部分学生前往火车站，在火车上刷写“《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大标语，这些大标语随着火车带到外地，扩大了南京的影响。
3月31日，南京又出现“保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有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等大标语。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更多的群众则去雨花台向周恩来送花圏和悼念。据后来统计，3月底至4月初，南京市共有1600多个单位，60多万人到雨花台悼念周恩来，送花圈6千余个。
（35）
对于南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事件，1976年4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紧急研究对策。会后毛远新把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远新的报告写道：主席：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报告圈阅同意。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该《通知》写道：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但很快北京的形势发展，就超过了南京。自从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了第一个花圈之后，送花圈的人越来越多。3月30日，笫二炮兵后勤部的24人联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来自军人的花圈。3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圏已达百余个，诗词、悼文也迅速增加。
4月2日，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先后传达了中央文件《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北京市委也作出紧急通知：“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也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北京市委的《通知》不但没有起到灭火作用，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4月2日以后，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数骤增，活动也更加激烈了。
（36）
关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的回忆，透露了一些当时高层的情况。吴忠回忆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我赶到北京医院，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
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
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
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的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
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毛主席是说了话？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
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总理追悼的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37）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
吴德召集我们几个书记，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
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既然已经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动员他们扛回去，他们能扛回去吗？这是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
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我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保护群众安全。”
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吴忠说：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这是诱发天安门事件的诱因。不过实际的诱因并不是那么简单，绝大多群众是自发地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但其中也有推动运动发展的所谓“推手”。
群众不满意上面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群众怎么知道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个人主导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呢？根据吴忠的回忆说“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也就是吴忠不知道具体是谁发出的这个指示。
连吴忠这样级别的人，都不知道这是来自什么人的指示，一般民众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是江、张、姚“搞鬼”呢？显然是有人泄露高层的情况，把江、张、姚“推出来”，使民众把愤怒发泄到他们身上。
1976年3月31日，北京市总工会的20余人送来贴有悼词的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
4月1日，崇文区化纤厂80余人送来一篇悼词，上面写道：“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
（38）
4月2日，中科院一零九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路人远远都能看到，十分醒目。诗牌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还有人在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打豺狼。”
除了大幅标语之外，更多的是小字报和诗抄。当时最著名诗抄是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上述这些标语、悼词、小字报、诗抄等，已经超出了悼念周恩来的范围，提出“血战到底”等口号，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经变成了抗议活动。
据一位当时在场者回忆说：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内容实际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
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
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迂回到学校宿舍。
（39）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升起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和“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花圈摆满了广场，据称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200万人次。
一些人开始公开演讲，高呼口号，场面十分热烈。有一位青年工人王海力在纪念碑前旗杆上展示了用自己鲜血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顿时，广场上人声鼎沸，王海力被大家高高地抬起。
据吴忠回忆说：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4月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那人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
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1968年以前，江青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北京军区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北京军区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
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
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40）
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凌晨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4月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提前到4月4日晚上就收花圈。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4月6日收花圈。如果4月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4月6日，花圈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4月6日。
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4月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
将近凌晨1时，吴德开会回来，布置收花圈的事。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
吴德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
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继续睡觉。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
4月4日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4月5日早上八点钟，我估计情况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讨还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
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他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
（41）
于是我就派人去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
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
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
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
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讨还花圈，问花圈搞哪儿去了？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
以讨还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
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
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
（42）
另据一位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说：此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我仔细阅读着挽联及小字报，还有一些人高声朗读悼念总理的文章，一些人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
正当大家处于极度悲痛之时，忽然看见一群人奋力追打着一名男子，该男子冲过马路向人民大会堂没命地跑去。经打听，才知道该男子自称是“清华大学”的，由于此人刚才在广场上高呼“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因此激起了公愤，致使受到成百上千人的追打。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没有受到人民大会堂前站岗哨兵的阻拦。我看见他逃入了人民大会堂之中，而追打他的群众反而被哨兵挡在了大门之外。
此时大会堂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强烈要求交出攻击总理之人，但是毫无结果。这时大会堂门前的马路上开来一辆宣传车，这是一辆警用轿车，车顶安有几只高音喇叭，宣传车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来回不停地开，并反复播放着下面一段话：“革命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在此处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大会堂前交涉未果的人们，此时正不知向何处发泄，当听到宣传车作如此宣传时，大伙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愤怒的人们立即火速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冲了下来，将宣传车围个水泄不通。人们纷纷质问“一小撮阶级敌人”指的是谁？
车内坐着三名身着警服之人。司机是个明白人，他回答说：“我是奉命开车的，要我开我就开。”
于是大家便一齐指责那两位播音员。其中一位回答说：“我是奉命广播的，要我播啥我就播啥。”
另一位却闭口不愿表态，于是立即被愤怒的人们从汽车中拖了出来，有人还将他的警帽抢过来抛到半空之中。而那辆汽车顷刻之间，也被愤怒的人们掀翻在地，像一只被翻过来的大王八，四轮朝天地躺在那里。
此时许多警察正排成一排，向南驱赶着人群，被警察驱赶的人们却毫无离开之意，于是包围圈向南面压缩，似乎让人退无退路。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被包围的群众奋起反击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搞来许多石块，也许是在松树林中捡的，大大小小的石块如流星雨般向警察们掷去，而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察们一下子反而变成了丧家之犬，立即作鸟兽散，套用一句古典小说里的话叫做“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有跑得慢的，额头上开出了鲜艳红色花朵，只好用手帕捂着头没命地逃去。一眨眼工夫广场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好像人间蒸发，踪影全无。
（43）
忽然有人叫喊起来：“着火了！着火了！”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广场东南角一辆轿车被人点着，冲天大火冒着浓烟腾空而起。由于广场上戒严的警察全都逃之夭夭，此时戒严令已经无人执行。
事后了解到，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有“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当时有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
中午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部分群众冲入楼里。下午5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5时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只好灰溜溜地从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与我们同时到达现场的，还有两辆从广场东边公安部大院里呼啸而出的救火车。而愤怒的人们不允许救火车靠近救火，有人开始打砸救火车。救火车上的人一边用手护着头，一边高喊：“同志们，这是国家的财产！这是国家的财产！”
于是有人又开始打车上的消防官兵，此时有人说：“打他们干嘛，他们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
下午6时左右，此时广场没有戒严了，可以任人自由出入。广场上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市长吴德的讲话，先放一遍吴德的讲话录音，再放一遍播音员的录音。
讲话的大意是：“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记得讲话的最后警告说：“所有人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离开广场，否则……”
听到广播之后，我没有再次进入广场。
（44）
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了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该《通讯》写道：4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5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8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9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
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
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
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
11时5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
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
将近中午12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
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一共四辆。4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
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45）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晚上6时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
9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
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事隔10年，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书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党中央，很恶毒的。”
（46）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花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江青气急败坏地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政冶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束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来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
因而，会议决定从当晚4月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四人帮”一伙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的行动是在4月4日晚11时以后开始的。身着蓝大衣的一队队民兵开到纪念碑东西两侧待命，接着近百名腰系皮带的士兵，突然从天安门广场冲向纪念碑东南角，与民兵、警察配合，包抄了在那里读着诗词的无辜群众，将57人押往中山公园“审查”，并逮捕了其中认为可疑的人，其余上千名群众则被强行轰出天安门广场。
4月5日零点刚过，公安局的便衣人员便冒着小雨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搜索猎物。他们小心地揭下各种诗词、悼文，记下送花圏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以后侦破的依据。接着，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早已等候在广场上的大批士兵、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动，他们把花圏连同上面的总理遗像推倒、踩扁，扔上卡车。凌晨4点多钟，花圈基本收完了，大部分被运到八宝山，小部分被运进中山公园和“三联指挥部”。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就开始逐渐积聚人群，他们纷纷对发生在昨晚的广场洗劫表示愤慨。6点多钟，北京市第一七二中学30多名学生抬着写有“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直径约一米的花圈，成四路纵队走向纪念碑，吸引了广场上几乎所有的群众。
纪念碑四周的军人和民兵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企图阻止学生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慨。群众异口同声地质问道：“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为什么不让献花圈？你们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
接着，在一片“冲进去！”的喊声中，由青年群众手挽手开路，群众夹道随送，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北侧浮雕下。然后又在群众的倡议和帮助下，将花圈高高地固定在纪念碑基座上方，并举行了包括群众在内共上千人的哀悼宣誓仪式，呼喊出：“誓死捍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
（47）
一个军人模祥的中年人挤到纪念碑高处向群众喊话：“大家不要这样搞了，中央已作出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们这样悼念周总理的做法是不对的，大家赶快回去！”
他得到的反应是群众的厉声斥责，人们揪住那个人不放，一定要他说出昨晚花圈的去向。恰在此时，一群民兵挤到那个军人模样的人面前，以“让我们来处理他”为借口，帮助那人逃离人群，钻入历史博物馆。激愤的人群高唱起《国际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小型游行活动后又回到纪念碑旁。
这时，一队全副武装军队开上纪念碑，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
被赶下纪念碑台阶的愤怒群众质问军人：“你们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命令？为什么偏在这时修理纪念碑？”
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在激愤的人群簇拥下，冲上了纪念碑，把花圈放在浮雕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盘问其所在单位，这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
那人不顾群众的炽烈情绪，高声喊叫：“你们简直是胡闹！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你们别为走资派卖命了，报纸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名了！”
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喊“打这两个便衣!”。这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
一个便衣见状，像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追不舍。一下子，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门前，集中了几乎所有前来参加活动的数十万名群众。
谁知，隐藏在群众之中的便衣却以“要冲人民大会堂”为由，向“三联指挥部”作了汇报。“三联指挥部”立即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增调民兵、警察和军队，并于8时30分左右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读：“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把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群众活动，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种语言引起了在场群众极其强烈的愤恨。人们截住了广播车，要广播人员对他们的宣传进行解释，并改变广播内容。
（48）
一辆广播车在群众正义力量的感召下，喊了“周总理万岁”后，被群众放行；另一辆广播车却仍然不停地播放着“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激怒的群众爬上车顶，砸坏了高音喇叭，踩蹋了车顶，将广播车翻了个底儿朝天。广播车里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了群众的教育后，也被放走了。
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和纪念碑周围的数十万人群，痛心地议论着眼前发生过的一切。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忽然冒出一句话：“用这种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这一下子激怒了周围的群众。在一片咄咄逼人的目光和言词威胁下，那人转身要逃，却被群众一把揪住，问道：“你别走，把话讲清楚，你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接着，群众雷声一般的质问和雨点一般的拳头，那人抱头鼠窜，直奔人民大会堂。当群众把那人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地下通道，揪到大会堂北边平台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昂。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人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贴有照片的清华大学听课证。
看见“清华大学”几个字，群众的义愤上升到无法抑制的程度，言行也就更加犀利极端，那人却仍然咬住要“按照上面……”。
群众让那人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却回答：“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那人多挨点揍也只能是活该了。后来，群众一致要那人到纪念碑前向周总理下跪认罪。
“三联指挥部”了解到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情况，发出命令：“现在广场上的人很多，要派民兵和民警，由部队配合，把广场南北两面封锁起来。”
大队民兵开向人民大会堂前，带队的民兵喝斥道：“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敢冲大会堂？”同时又把群众往台阶下推。
这时，已经聚集了对立情绪的群众，把愤怒移向了民兵。群众一面规劝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当镇压人民的凶手，一面动手拉下他们手臂的袖章，抛向天空。许多民兵在群众的感召下，主动摘下袖标，灰溜溜地走下大会堂的台阶。
“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和《国际歌》的歌声，又重新占领了人民大会堂周围的空间。在一个民兵的指点下，大家得知“三联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在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指挥下，人民大会堂前的人群排着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三联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