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老宅三代 ”Wellesley“ 学人（3）

这里几乎家家都种有这休斯顿的市花，喜欢木玉兰的淡雅，纯洁，清香。。

这栋网上的老房子很像二伯伯家，1946年，由安琦表姐当时的未婚夫，后来的先生，杨纪珂教授亲自设计，施工的第二栋房子，是红瓦顶。97年我从美国回家探亲前，就拆除了。

记得1966年酷夏的那个上午，那条高坡鹅卵石民国路旁，大树上的知了一早就开始热得吃不消，‘知了知了’一片声地聒噪着。叔伯伯是乘夜车从苏州赶到南京，一早就去了市房管局，排着长队把58年私房改造后,被允许保留的老宅里半栋自住房交了公。叔伯伯是交过房子后，才匆匆赶来老宅我家吃了个中饭的。饭间她忧心重重地和父母交谈了一会儿后，午后就要赶回苏州。中饭后，父母都还要去上班参加运动，姐一早去了学校，中午也没回家，我就送叔伯伯去鼓楼32路车站，好去下关赶下午回苏州的慢车。

在站台上，来了好几部车，都挤不上去，后来我总算使上了全身的力气，才在蜂拥而上的人群里，把穿着汗渍斑斑短衫，近七十岁瘦弱的叔伯伯好不容易推进了车门。十四岁的我站在永远拥挤的32路电车站头上，对着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来的叔伯伯，挥着手，也不知她是否看见了。我一直目送着像沙丁鱼罐头般，紧紧塞满人的32路电车勉强关上了车门，慢吞吞起步，摇摇晃晃地开远了。

文革开始后，老百姓基本上相互都断了来往，文革结束前的两三年里，我妈和我姐趁出差机会，先后去苏州拜访过二伯伯和叔伯伯，而我却没有。至今脑海里还清楚留着那最后一次与叔伯伯的见面和送别（二伯伯还是上小学时见的）。那时满大街的，正破四旧，叔伯伯的短发是临来南京前自己剪的，身上那件阴丹士林大襟短衫也是那几天里，从长衫绞短后，大针长线赶着，自己重新翘边缝制的。后来，母亲常提起住在苏州的二伯伯和叔伯伯，晚年生活是非常节俭的。在我的印象里二伯伯和叔伯伯在南京老宅居住时，她们的衣着都是早已过时的长衫，或旧衣改短的，房间里所用的家俱也是老旧的。

从安琦表姐的文选里，读到她的外公，二伯伯和叔伯伯的父亲- -民国教育家袁希涛（我外公的长兄）光绪31年辅助马相伯筹建复旦，累积负债六千余两银，无人承担，都是由袁希涛大外公独自一人，逐年偿还，多年全家人都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日子。从表姐们回忆父母亲的文章里也读到汪懋祖教授和二伯伯除了倾心倾力出资办学，还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贫苦学生和生活困难的邻居们，而二伯伯夫妇自己一生的家庭生活却是极为朴素节俭的。

77年，二伯伯83岁过世后，叔伯伯被安琦表姐接去北京同住，还帮着安琦表姐看顾过表姐家出生不久的外孙，有福享受到晚辈孝顺的温馨日子和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了。

“二伯伯”家的两个女儿，我的安琦表姐和安琳表姐都长得非常像母亲，清秀的五官和精致苗条的身材，说话和举手投足之间，满满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民国大家闺秀的风度。我之所以要提到民国，是因为像我和我姐这代在红旗下出生长大，或49年以后出生的几代人，经过一系列人斗人的运动，然后又是一切向钱看的洗礼和熏陶，是很少有人再有表姐她们那代人的气质和修养的。

我和安琳表姐一家多年相处有如家人，但是我和安琦表姐并不熟悉。住在老宅里二十多年，一共也就见过她几面吧。只是记得安琦表姐和她母亲，姨母，妹妹一样平易近人，说话轻言慢语。安琦，安琳两位表姐都和我妈很亲近，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印象里，最深刻的是文革中后期邓小平复出的那几年吧，我妈刚从乡下调回城里。安琦表姐在去苏州看母亲的途中，在南京下车去林学院看妹妹，再和安琳表姐一起来老宅看望我妈这个XY阿姨，文革里，亲友如有幸重新见面，都有死里逃生后的感慨。

碰巧我也从乡下回家，那次见到了安琦表姐。她很关心我和我说了不少话，细细问了我在乡下的生活，还告诉我她的两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和我姐俩差不多年纪）也在东北农村插队，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冬季很长。。表姐还问我在乡下有没有读些什么书，我摇摇头说没有。表姐认真地看着我说，年轻人还是要想办法多学些文化，知识总是有用的。

后来我跟着电台英语讲座学英文，应该也是从那次和安琦表姐谈话里得到的启发。72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后，各省电台先后开办起了外语学习讲座，英语教完二十六个字母，日语教完五十音图，毛还活着时，就学Long live Chairman Mao, proletariat。。 毛沢東万寿には境界がありません…。我那时还在乡下种地，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加上那年头，除了毛选，书店里什么书都买不到。想着表姐说的知识总是有用的，好不容易电台里让学点儿知识了，还不赶紧抓住个机会。这就是我自学英语的开头吧，后来也因此改变了人生（当然能有信心，坚持学习下去，后来也还受到一位知青学长的影响和鼓励）。

那天安琦表姐还特意走到院子里，隔着院墙踮起脚，对着后面的那栋两层带阁楼的清砖红瓦居民住宅楼看了又看，还问我了两次，那栋楼是不是XX路XX号啊（好像她不太相信，要向我反复证实）。。我点点头，还告诉表姐，老宅和那栋楼本来是没有隔墙的，是后来那里住的人越来越杂了，文革前才不得不把两栋楼隔开了。表姐听了，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那天我并不知道安琦表姐垫起脚尖，仔细打量很久，隔壁那栋楼其实也是像老宅一样，原本是二伯伯家的私产。更不知道那栋楼是安琦表姐当时的未婚夫，后来的先生杨纪珂教授亲自设计和建造的，本来那第二栋楼还是二伯伯想要送给安琦表姐的结婚礼物呢。1946年，二伯伯夫妇为建造这第二栋楼时，用尽了存款还借了贷，幸好当年施工时，是年轻能干的杨纪珂教授亲力亲为，降低了不少盖房成本。等到贷款还清了，这第二栋房子由于是出租房，58年就被政府全部收归国有了。大概因为那栋房子里住了七十二家房客，不是自己的房子，谁也不爱护，各家就是搭个披屋，建个厨房，抢着占地儿，杂七杂八地搞得面目全非了，难怪那天表姐认不出来了（文革后，我家住的老宅也一个样儿）。

我从小长大至那次回国前，竟然从来不知道那第二栋房子的历史。直到读了安琳表姐送我的两本，两位表姐的家族回忆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二伯伯家老宅和毗邻的那栋二层楼，各自的院门开在不同的两条路上，两个院子原来却是相通的，还拥有同一个水表，归根到底两栋房子是同属二伯伯家一个房主的。记得二十多年里轮到我家收水费，我或者绕路过去收，或者从老宅的厨房里爬窗跳过去收。

现在想起来，对于二伯伯家第二栋房子，多年我从未听说过，不知底细，应该也是二伯伯作人的胸怀和风度吧。房子被收走了，心里再痛，也是不能改变的现实，那就接受，放下不提了吧。文革开始了，不允许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一点私有资产，二伯伯就让叔伯伯乘夜车立即赶到南京，把最后的半栋自留房早早上交。二伯伯这样大智慧的人，劫难来了，首先想到的是设法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突然想到，在如今美国瘟疫横行的日子，是否也应该学习二伯伯的民国老知识分子精神，平心静气接受不能改变现实，放下之后，求生存呢？）。

从安琦表姐的文选里读到，1957年时，杨纪珂教授对科研体制诚恳地提了意见，在文汇报上发表过文章，反右时被批为毒草。幸好周总理为那批1955年后回国的留学生说话，说他们为爱国而归，对国情不太了解，说错了话，应不予计较。但是文革后期，表姐还是被告知，她的先生杨纪珂教授在反右运动中，还是被“内定右派”。

杨纪珂教授当初随科大搬到安徽，学校只分配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间。冬天很冷，生个煤饼炉子，有一天夜里他差点儿煤气中毒。表姐还细细描述了在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她和先生，二女儿一起过春节，虽然不是全家团聚，（大女儿和小儿子在北京）安徽可以买到农民私下出售的农产品，大年三十炖了一只老母鸡花生汤，抄了几个菜，大米饭，年夜饭吃得其乐融融。还有杨纪珂教授从合肥回北京，想着北京主要吃粗粮，大米金贵，就带了一袋大米回去，经蚌埠转车，天黑过铁路时，摔了一大跤，手臂摔断了，幸有同路的科大老师帮助去医院包扎，一路护送回家。。。

文革中表姐在中关村教授楼里的一套住房里，被造反派掺沙子，搬进来另外二家人，一家四口人，另一家仨口人。因为表姐的善良宽容，在有限的空间里，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却能和睦相处。表姐还记录了不少与同单元两家邻居相处的趣事，邻居家的小二子常在表姐家里吃零食，享口福，一天看到表姐家饭桌上放了一块白脱油，以为是蛋糕，就自顾自吃了。等到表姐的大女儿回来找自己还舍不得吃的白脱油，却到处也找不到时，隔壁小二子的妈正愁小二子怎么突然就紧着拉肚子了呢？。。。

安琦表姐，至55年11月，和先生杨纪珂教授，带着一个6岁，一个5岁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从罗湖进关回国后，和中国的那代知识分子一起，经历了57年的反右，三年困难时期，四清，十年文革，不能作本专业研究，下放劳动，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回国后出生的）都当知青。。。她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安琦表姐一生遵守父亲汪懋祖教授的教导：爱国，敬业，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母亲袁世庄（文中二伯伯）的教导：诚恳，谦虚，守信，作一个正直的人。

这是我所知道的金陵老宅里，第二代 ”Wellesley“ 学人，安琦表姐的部分故事。

本文参考二伯家大表姐安琦遗作《汪安琦文选》，小表姐安琳遗作《我家的故事》。愿两位表姐在天堂安享永生的平安和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