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日）
编纂《公民常识》或《公民课本》是为未来民主中国奠基的一项伟大工程。
人类现代史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是一个进步的制度选择，它更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唯有人们像渴望空气、水和食物一样地渴望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才有可能真正在那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又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
这样一来，让这个讨论，又回到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的哲学旋涡当中去了。
其实，人民和制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既不是先有谁，也不是谁决定谁。
宪政民主的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宪政民主的共和国，自然首要的是做好一个制度安排，重点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执政党的权力、特别是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同时也限制在野党的权力、限制在野党领导人的权力；同时也限制一切试图谋取公共权力的人的权力。
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
有政治抱负和试图谋取公共权力的人更是一批自以为是的人。
但是，每个人会因为他作为人，而必然固有种种缺陷。
有政治抱负和试图谋取公共权力的人，也必然会因这些缺陷，而危及公共权益。
现代社会，在经济领域里，几乎仍然在沿袭着古老而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尽管也有了一些诸如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制约机构，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固有的管理模式。
这，正是让一些自认为是共产专制的异议者，然而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迷惑的地方。
因为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它是靠市场的优胜劣汰这样的自然的淘汰机制在运行着，它不惧怕任何可能危及全社会公共权益的劣势公司对社会的危害；因为现代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法治社会，它的反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等等法案，有可能把这种有效率的机制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政治领域，现代社会是采用权力分割、权力限制、权力有限和相应的权力责任制，来保证公共权力的使用者只有更多的造福于社会，更少的危害公共权益。
但是，每个公民也不是一个天然的圣徒。
每个公民有必要在知道自己天然拥有的权利、并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的同时，也要知道自己的权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规则”的认同意识；“边界” 的认同意识。
每个公民有了这样的一些意识，才会防止“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才有可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今天发布《公民常识》（讨论稿），让我想起了美国潘恩的《常识》，整整影响了美国整整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世。所以，这个讨论稿的发布有着它的特殊的意义。
《公民常识》是国内朋友寄发来的，由国内朋友精心撰写的讨论稿。我们欢迎朋友们对这个讨论稿发表意见，以供修改。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提出自己的《公民常识》和《公民课本》的讨论稿，以供大家讨论参考。（请见：www.cdp1998.org 请发：ccc3@hotmail.com）
在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在海内外由一些专家学者和更广泛的人参与的情况下，形成几个定本，供全社会现在或将来选用。
我个人，就目前的能力和条件而言，来做这件事情已经是勉为其难的了，更惶论去对国内的民主事业起什么领导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只有辜负一些国内朋友们的期待了；明着辜负，总比暗着损害国内朋友们的期待要好得多。
我和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样，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首先，一切政治流亡者都会遇到一个巨大的生存压力。说白了，就是永恒的哈姆雷特的那句话：“是活下去，还是死亡。”
问题就是这样严峻。
我和一些幸运的少数朋友一样，是在全体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事业共同付出努力的朋友们所产生的共有的结果下，而拥有了一点荣耀的人。然而严酷地是，美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会一辈子认可这些“虚名”，这些“虚名”仅仅作为推荐某个人来美国、并任某工作的资格都完全不够，更不要说能够靠这些“虚名”得到什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实质性的帮助了。
全要靠我们自身努力，自己救自己。
美国社会和西方是个很现实的社会，它首先要看你对于它能带来些什么，它才会付出什么。
的确，在海外流亡者中有那么一、二个机构是有钱的，但是他们和政治几乎是不搭界、或者故意不搭界、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他们反而是和美国社会和西方的现实利益靠得很近的机构。
中国现代的二十多年的民运史也表明，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和政治流亡组织不可能对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起到领导的作用。
不要说生发在海外的这样的个人和团体，就是从国内被迫流亡到海外的这样的个人和团体，尽管都作了种种的努力和尝试也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政治，虽然需要理论的指导，否则它没有远见。但是，政治首先不是一门理论。
政治，主要是把某种理想和政治抱负变为现实的艺术。
政治，更多的是实际操作。
政治，是众人之事。
政治，是绝对不能缺少对众人的感同身受；是绝对不能缺少对社情民意的深入细致的体察；是绝对需要对瞬息万变的情况的把握；是绝对需要对眼前问题机动灵活的应对。
政治，“法无定法”。
政治，在现代是对人权的尊重、对法治的敬畏。
但是，它首先面对的是现实。
隔洋观火，隔靴搔痒，是定然不可能作好一个领导者的。
何况，海外的政治和物质资源，其实是极其有限的。
更何况，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个个都志向高远，几乎人人自我为中心。
所以，要真正在海外形成一个对于国内有实质性帮助的政治团队是难之又难。
所以，我只有选择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
但是，我会尽心。
但是，我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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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今年夏天如去年一样，我忙得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所以上帝不高兴，因为这违背了他的约。
但是，我终于把你寄来的《公民常识》这大作做完了整理和粗读，为了听取更多人的意见，于明日公布于世，我仅仅作了整理。尚有第13、14、23、59、89页有多处乱码，请尽快帮助解决。
从此大作看得出，编纂者的学养、文笔、见识皆属大家。固然，他引证了多位前卫的自由主义学者的成果，但他个人的见地和水平是显而易见的。
他和所有有志于此的朋友所作的工作，对于中华民族是千秋伟业。
只是关于中国社会自秦之后，算不算“封建社会”，我有一些看法，我将把我在别处所论引述在下，仅供参考。
“这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实行的是秦始皇开创的‘一杆子插到底’的‘郡县制’，也就是古代‘皇权至上’、当代‘党权至上’的专制制度，而决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这期间，有封同姓王、异姓王事，皆无实在的领地和权力，这不算‘封封建制’的封建制。说这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是极大的理论误解。”
从《公民常识》和它引证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批独立的、思想深邃的理论巨子，他们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他们完全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的束缚，他们完成了和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对接和传承，使得中国社会有可能从“左倾”占上风的渊薮当中摆脱出来。这是在发布这个《公民常识》大作中，最值得庆贺的一点。
让我再次感谢你和编纂者，让我们等待批评的意见吧。
徐文立
2004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