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
中共革命史上的汉献帝—张闻天
卜一
张闻天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新获得实权。 次（2）月，毛泽东推荐张闻天就任中共总书记，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一直到1940年5月，张才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交出。 在这几年里，中共经历了艰辛的长征、内部张国焘分裂、重建陕北根据地、促成国共合作统一抗日，张对中共的图存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 但在这期间，实际的权力都在毛泽东手中。 长征途中，毛曾对人说：「有人说我是曹操，党中央是汉献帝！」 这位汉献帝乃是指张闻天。
少年留学日、美、苏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年出生于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1917年入南京河海专校学习，1920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与左舜生、田汉等任中华书局编辑。 1922年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Berkeley）就读，1924年返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任教，成为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美国加州伯克利（Berkeley）分校
美国加州伯克利（Berkeley）分校
他是中共领导中极少数去过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的一员。而且去的是俊才云集的名校Berkeley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了他深厚的教育背景和刻苦的学习精神；打下其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观察、分析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
进入中央苏区，排挤毛泽东
1931年，张闻天回国，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 当时张闻天等国际派进入中央苏区，进行了“反罗明路线”和“批判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等党内斗争；将毛泽东排斥于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仅让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后来他与毛泽东交往日益密切。思想观点日趋一致。
中央苏区瑞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之下，情势危急。 当时中共中央由秦邦宪（博古）、周恩来与李德的三人小组领导，决定突围西窜（长征）。
长征中力主召开遵义会议，扭转乾坤
长征之初，张闻天、王稼祥与毛泽东都因病被抬在担架上随军而行。 毛一路上与张、王两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交谈，影响他们。 三个月的艰苦行军中，中央红军冲过四道封锁线，激战湘江，然后渡过乌江，攻入贵州遵义，稍做休整。這时原来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兵众只剩下三万来人。看情势原打算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了，而下一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大问题。
张、王在毛泽东的鼓动下，促成了于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会议中，博古、周恩来首先作了报告，接着张闻天站起来，作了准备周详的长篇发言，他上来就说：“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和周恩来同志所做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他言词严厉地批评了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三人团“在作战指导、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继张闻天之后，毛泽东也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第三个发言，他支持张、毛的观点，对博古、李德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提议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加之与会者增加了一些毛的红军旧属，毛泽东得到大多数到会者的支持，结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军事三人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重新取得军事前敌指挥权，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
张闻天在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遵义会议中居于关键地位，为挽回红军的前途做出了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旧址
李德
担任中共最高领导—总书记，事实上是汉献帝
但当时张国焘四方面军及王明国际派势力正盛，毛泽东明智地没有要求担任最高领导——总书记。 在遵义会议十多天后（ 2 月 5 日），红军抵达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庄，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逼迫博古将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闻天。 张成了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鸡鸣三省
但实际的权力都在毛泽东掌握中。长征途中，毛曾对人说：“有人说我是曹操，党中央是汉献帝！” 这位汉献帝乃是指张闻天。有趣的乃是在這期間，毛澤東私下經常稱張聞天為“明君”，及其夫人劉英為“娘娘”（皇后）。
帮助毛泽东斗倒张国焘
遵义会议后，一方面军转战贵州、云南，然后渡金沙江北上，过大渡河、翻过夹金山，于1935年6月12日，先头部队在懋功（今小金）达维遇到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 18日，毛泽东及党中央抵达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 但会师之初的欢心喜悦很快就被权力斗争与进军策略分歧的阴影消散。
红军长征经过的泸定桥
红一方面軍、红四方面軍会师的达维
当时四方面军拥有五个军团、八万多军容齐整的部队;而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头两个月逃亡、失散就丢了两万多，过湘江又少了两万多，而且第八军团全军覆灭，到遵义时只剩了三万;再辗转战斗、奔命，到会师时仅剩约两万人了。 形势使然，接下的两三个月，双方在权力重组和北上、南下进军路线两方面一直争执不息。
张国焘一再逼迫、要求重组中共军政领导班子。 形格势禁，张闻天与毛泽东商讨，打算将总书记职位让给张国焘。 但毛泽东十分警惕，绝对不愿将这个天子之尊位让给张国焘。 最后只得牺牲周恩来，将他的红军总政委给了张国焘以为妥协。 其后在毛、张的斗争中，张闻天的“总书记” 名分起了相当的作用，使毛泽东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最后于8月5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中决定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迅速分别经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占领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
毛的东与张国焘
毛儿盖
毛儿盖会议旧址
一方面军的第5军（原第5军团）、第32军（原第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一方面军的第1军（原第1军团）、第3军（原第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前敌总指挥部率领。
右路军由毛儿盖北上度过草地，减员颇多，抵达班佑、巴西。 左路军经卓克基到达阿坝，正在向班佑进军，在东进到葛曲河时见到涨水无法架桥渡过，加之草地缺粮，张国焘不愿再继续东进班佑、巴西与右路军汇合北上，致电右路军重提南下的主张。
川西草原
阿坝
双方来回电文争执六、七天后，张国焘犹不愿向右路军靠拢，一道北上。 9月9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令他率右路军南下。 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从叶剑英的并行里得知了这一电报的内容："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注：如今没能在档案中找到这份电文，显属毛泽东捏造）。 当时住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开会商讨，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的企图，毛泽东打算率一方面军分裂单独北上。 当，毛泽东又到距巴西不远，徐向前所在的前敌总打当徐向前的意见，徐表示不愿分裂。
当时右路军中林彪已率第一军抵达俄界，而彭德怀的第三军则驻扎在距巴西数公里远的阿西。 毛、张、博三人于国国率军委纵离开巴西，抵达阿西。 经与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当夜立即率第三军与军委纵队，脱离徐向前、陈昌浩部众及张国焘、朱德领导的左路军，前往俄界，与第一军一道北上。 一方面军开之际拔着对四方面军进行警戒。 当时情势十分紧张，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和徐向前、陈昌浩属下的四方面军在巴西的驻地很近，双方形成对峙，随时有开火的可能。 所幸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答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才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根据笔者本世纪初前往川西草原，在巴西的考察中访问了当地的喇嘛，据他們说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三人与军委纵队住在巴西的大喇嘛庙里，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前敌指挥部则住在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下。毛泽东於9月9日夜间匆匆率部离开巴西，不知何故，大喇嘛庙与附近民房起火，留下如今大喇嘛庙废墟的遗迹。
川西巴西村喇嘛庙废墟
9月11日，毛泽东、张闻天与第三军到达俄界与第一军汇合。次日在俄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中张闻天指出张国焘必然会组织第二党。果然，张国焘于10月5日在马尔康脚木足乡白莎村的若布洛寺召开的卓木碉会议上提出“另立党中央”。
俄界会议旧址
马尔康脚木足乡白莎村的若布洛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後，於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接着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 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毛泽东甚至公开羞辱张国焘。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但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1月，张闻天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事实对张国焘进行了深刻批判，严肃地指出：“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后来又被言中。
同月底，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在经过新疆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红四方面军的两位高级干部——李特、黄超，罪名是“托派”。王明在延安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前往武汉投奔国民党。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张国焘没能了解蒋介石不能容人、不能用人的狭窄心胸，在国民党里被“畜养”在军统戴笠属下，饱经凌辱，郁郁不得志。
张闻天在红军分裂中洞察张国焘的阴谋，在毛儿盖、巴西、俄界、延安多次关键中，深知张国焘的阴谋，加以劝阻、批判，也大力地帮助毛泽东取得斗争的胜利。
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8月1日，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在共产党国际《七大》会议中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个“收编”红军的大好机会，也能得到苏联对抗日的支持，遂立即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秘密联系接触。 次年一月，双方在莫斯科做了多次会议，表达了国共再度合作进行抗日的意愿。 其后在国内经过诸多管道联系、沟通。 最后于是年底由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谈判。
当时张闻天做为总书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积极推动把“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张闻天是中共主张和平解决的主要决策人之一。12月21日，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處名义发电报给给当时在西安与张、杨、宋等谈判的周恩来，提出谈判的条件和“放蒋”的方针，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以后达成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於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与宋美龄飞返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飞返延安
江青事件，高瞻远虑
本来婚姻问题是个人的私事，但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人就不能单纯地当作私事处理。在中国历史上，皇后、太后误国的事层出不穷，每当立后、废后之际，大臣们都进言，参与其事。1938年11月在延安，毛泽东婚姻发生问题，贺子珍怀着孕离开毛去了莫斯科，江青趁虚而入。当时毛已45岁，而江青只有他一半大——23岁。江青其人品格有问题、私欲野心满怀、不善与人相处，特别是频频搞男女关系，声名狼藉。
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曾任上海特科負責人、了解上海時局和各類人士背景，知道江青的桃色新闻太多，认为毛泽东居于党的领导地位，如果与江青结婚，将来会对党的发展有不良影响。于是他首先组织联名上书，劝阻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 ，联名上书的报告经张闻天转呈。 同时各根据地也有许多人打电报、写信表示反对的。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的手中。另外中央的几位领导，譬如刘少奇等也都有像张闻天同样的反应，希望由他出面劝说。经过再三考虑，张闻天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很婉转的信给毛泽东，大意是：“了解他与贺子珍婚姻的问题，但在其他选择中以慎重为要，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太好。”毛泽东接到信后，当场拍桌子大骂：“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着，后天就结！”
当然那时毛泽东要结婚还必须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当时康生是极力支持，周恩来和稀泥也说好，贺龙大老粗说：“主席弄个女人，谁敢罗嗦，老子毙了他！”而毛泽东耍赖，声称：“如不同意，我就回家种田去！“ 其他人也没办法，就通过了，但有个附带条件，就是江青不准干涉政治。毛泽东请了两桌客人，张闻天没有被邀请。毛泽东对他十分不满，两人关系从此种下深深裂痕，也导致其后张被冷落，庐山会议、文革遭到惨痛的打击。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但从历史的回顾来看，毛泽东、江青这对夫妇夫唱妇随，在文化大革命中带给中共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以及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恒古以来未有的浩劫，张闻天当时提出对毛、江结合的顾虑，是高瞻远虑的！
整风运动，张闻天被逼自我批评、检讨、下放考察
斗倒、解决张国焘后，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王明。 王明原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期住在莫斯科。 他于1937年11月底返回中国，自持有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意气飞发。 起初毛泽东也对他礼让三分，但1938年8月，王稼祥由苏联回国，转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作出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抗战时的延安
是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东北桥儿沟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遂在会议中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 但是当时王明的势力犹未铲除，加之张闻天作风民主，能顾全大局，譬如毛泽东开会喜欢海阔天空、天马行空，会议效率不高，而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都有明确的议题，又能在应亲自意见后，做最后总结，形成会议决议。 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更有利于工作。 是以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提议，认为"暂不议此事为好"。 直到1940年5月，张才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主要负责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
延安城東北橋兒溝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后排左起：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毛泽东逐渐对王明进行批斗，首先攻击王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执行错误。 到了1941年夏季，苏联受到德国攻击，兵败垂危，毛遂于次年（1942年）在延安发起“批评教条主义”及“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目标在于彻底斗倒王明，使中共内部“定于一尊”，毛泽东取得绝对的一元领导，奠定其後发展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
这时张闻天因为早期属于中共二十八个半的切什维克之一的国际派，也执行过排挤毛泽东的路线，乃被逼作了自我批评、检讨，承认在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犯了路线错误。 1942年，张闻天在延安无所事事，乃离开延安到陕北米脂、陕西兴县等地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
被逼离开书记处，汉献帝下台
1943年3月， 张闻天由绥德结束「农村调查」后，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中选出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 张闻天从此被逼离开书记处。 严格的说，他从1935年2月开始担任总书记，直到1943年3月被赶出书记处，在名义上张一直是中共的最高领导。 也可以说他干了八年的“汉献帝”。
张闻天没有汉献帝幸运。 汉献帝做了31年的傀儡皇帝，曹丕篡汉后，虽把他从皇帝降成“山阳公“，但还是让他”食邑万户，行汉正塑，以天子之礼郊祭。”献帝安安稳稳地又活了十四年，直到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寿终正寝，明帝亲为他“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
张闻天下台，离开书记处後，正逢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第三国际的解散宣布王明在中共中的彻底失败。 “整风运动”进入“抢救运动”阶段。 张闻天再度做了“学习”和“检讨”，写了四万字的“反省笔记”交给毛泽东。 毛表示满意，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中共为毛泽东造神运动的里程碑。七大時給了张闻天一個“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又給了个“政治局委員”，继续留用。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被派往东北从事土改工作。
张闻天退出中央领导核心后，宜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在探索经济建设方针、正确研判国际形势、维护按劳分配原则、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正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诸方面，不断地提出许多高瞻远虑的创新理论。
担任驻俄大使及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
中共建政以後，基於毛澤東“一面倒”的外交政策，遂將張聞天派往莫斯科擔任駐俄大使。他在那留了四年，回國後繼續在外交部任常務副部長，同時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外交部的工作中，张闻天积极着手健全外交工作制度，力主礼宾改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并公开批评，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他這些宝贵的意见，至今犹為中共外交的重要注意要项。
张闻天与刘英夫人在莫斯科
庐山会议仗义执言，被打为“反党联盟”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的本意是开个"神仙会"，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纠正"大跃进"中"左"的倾向。 未料彭德怀于7月14日写了封"万言书"给毛泽东，结果被毛印发给到会者传。 张闻天读后，表示大力支持，并与彭德怀交换了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根据自己到各处考察的经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仗义执言，在华东小组会上作了一篇三小时的长篇发言，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及严重后果。 毛泽东因猜疑心重，认为彭德怀的威望和张闻天曾担任的职位，以及以往他与彭、张二人的行隔阂，加上"大跃进"问题重重，可能威胁到他的领导权;于是对彭德怀发动全面批斗，并点名张闻天、黄永胜、周小舟为彭德怀同伙的「反党联盟」和「军事俱乐部」，一起被批斗、免职。 张闻天被送往经济研究院当特约研究员。
庐山会议旧址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由“批左“急速转向为”批右“，不但使功臣良佐蒙冤，也导致其后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饿死几千万老百姓，更大的祸害是从此中共党内失去了真话，最后导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遭揪鬥、仍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1966年文革初起，張聞天在經濟研究院首遭揪鬥, 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機、遊街、示眾，日夜不息。從此開始了他十一年，不斷承受殘酷批鬥、慘痛折磨的漫長歲月。但他虽遭受残酷迫害，仍对真理一如既往的追求和坚持，顾全大局，保护同志，表现出一身正气。特别是当时康生要迫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张闻天在惊涛骇浪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力保“六十一人”，顶住康生的强大压力，找出材料坚持肯定“六十一人”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普通手续出狱，是经过他同意的。同时还技巧地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集体讨论通过的情节略去，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人身上。张闻天這种为真理奋斗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文革中张闻天与彭德怀一起被揪鬥
“六十一人”中的薄一波
1968年5月，他被关押在北京，在狱中度过一年半的光阴。
流放、死于无锡
次年（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的乡下，在那度过六年的流放生涯。 1974年，他托王震转给毛泽东一封信，要求迁回北京，但没有得到准许。 后于1975年8月迁到无锡，当时张闻天已百病缠身，不久于1976年7月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了人世。
张闻天(后左)、刘英（后中）被流放到广东肇庆六年中与来访家人合影
张闻天与刘英夫人
结论
中国近代自19世纪中期以来，饱经列强侵凌、社会动荡，出了一系列的“革命”与“改革”。 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知者，最能认识且说出百姓的心声，大多投入了这救亡图强、经世救民的洪流之中。 另一方面，为王、为帝者在打天下、创业时总是礼遇知识分子，要他们去唤起群众，斗争敌手。 但等到天下底定，总嫌他们想的太杂，说的太多，往往就当鹰犬烹杀了。 张闻天的遭遇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政、革命的典型，在动荡、斗争中无可奈何的悲剧下场。
张闻天是一个饱学之士，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立思考的素质，还兼备高尚的人品、道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在中共的革命史上，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惜在其晚年蒙冤受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