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
作者: 金宝瑜
台湾“批判与再造社”出版的金宝瑜新作《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此阶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一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前进和后退的斗争一直在发生。
金宝瑜老师不忍见中国曾经获得的革命成果付诸东流，在八十余岁高龄、新冠病毒肆虐美国之际，写就《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书，欲以历史为镜鉴，警醒当下之民众，可敬可佩。
金宝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一部份：农业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土地改革(二)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很多，他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试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国发动革命？中国人民面对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帝支持的国民党，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军事力量的对比，谁能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可以战胜他们？毛主席看到在农民参加了革命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已经成为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帝国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对农民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从毛主席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组织的能力和他们的战斗决心非常佩服。农民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与地主对抗，当然他们也会有能力和决心组织起来改造他们的生产条件，全心全力地，为改进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经过集体化，农民完全可以克服作为小生产者对他们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虽然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极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在缺乏农具和农村基础设施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只靠农民个体的力量生产是无法提高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因为毛主席对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认为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所发挥的力量将是其大无比的。无论是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成绩都证实了毛主席是对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国人都是农民，在封建制度下，他们从早到晚辛苦耕耘养活着中国这大块土地上的人，但是却被“知识人”看成是最无知、最愚蠢的人。旧社会的“知识人”不会去想，农民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都被抽走去养活统治他们的官吏和士大夫了，农民不但没有任何剩余可以用来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但是毛主席却从来不从“知识人”的视野来看农民，他相信农民，他相信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而走资派则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他们把中国最勤劳的农民污蔑为“懒汉”，他们认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农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户，农民才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在整个农村集体化的过程中，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农民中，贫农和下中农是最支持集体化，上中农和富农是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民大多数（60%到70%），他们只拥有一小块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缺无，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他们独自发展来增加生产是极为困难的。上中农，特别是富农拥有较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若是单干，可以雇用农工来增加生产，增加积累，以便购买更多的农具，也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再生产，他们是可以通过单干来发展生产的，因此，他们反对农业集体化。在农民里，中农则是持观望态度，他们要看集体生产是否能增产再决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了重要的政策决定。首先，农业集体化一定要在农民自愿选择下进行，只有这样才会有稳定的基础，其次，在进行集体化时，政策要坚持依靠贫农和中下农，争取大多数的中农。因此，集体化一步步进行中，增加生产变得极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产，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一年或两年内）能够增产。当大多数中农看到集体可以增产的优越性而决定加入时，集体化就基本成功了，因为在大家都入社后，富农就是有田、有农具也雇不到农工了，因此，他们即使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了。
农村集体化从合作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三级所有的农村集体组织，生产队由约15到30家农户（1962年平均24.9户）组成，是三级所有制中最基层的一个核算单位。生产队拥有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每个生产队由组成的农户选出他们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负责筹划每年农作物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和产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后，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生产队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缴付国家税，再拿出一部份作为公积金（交给公社用来添加农具和其它的投资），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给公社用来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后再从收成中给每个人留出口粮（按年龄和工作强度来决定），最后剩下来的部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出工的日数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给参加生产的人。在生产队之上是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一个村的大小。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有7.9个生产队。再上层就是人民公社，约一个乡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个公社有9.4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有比较大型的农机，供给大队的队员使用，大队还有用来为谷类加工的机器（像脱谷机和磨粉机）和一些便利队员的设施（像缝衣机等），大队还设置了猪和各种禽类的畜养场，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队办了自己的工厂。人民公社则是农村主要的行政单位，它负责管理农、工、商和所有社员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为贫困和没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还有自己的民兵，负责自卫。人民公社负责向生产队和大队收税，缴税给国家，负责用公积金购买较大型的农机和修建各种农田基本建设。一般较大型的灌溉建设，人民公社无法负担，因此，由国家与人民公社合作，国家负责资金，人民公社提供劳动力。
中国解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解放战争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参与武装战争。战争胜利完成解放后，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毛主席说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满意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这个新的物质基础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国家的关系，在发展农业和农村下，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劳动人民紧密联盟下，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结成联盟。集体化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增加了农业生产。如果没有集体化，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再次经历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富农、中农和贫农，那么工人要跟谁去联盟呢？除此之外，在集体化之前，只有富农家里有多余的粮食，他们将粮食卖给城市里的粮商，因此，造成富农和粮商之间联盟的机会和条件。为了防止农村富农和城市粮商之间的联盟，中国政府在1953年时，成立了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制度。在统购统销的制度下，政府直接向农民收购粮食和棉花，再将它们供给工业和消费者，这样就堵死了富农和城市商人之间的联盟。中国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社会主义路线取得胜利。难怪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为地主和富农叫冤。
中国农民在长久历史上并没有集体合作耕种的经验，集体化能够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领导，包括共产党坚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国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是农村的干部所作出的贡献，这些不久之前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农村干部，从来没有过带领农民进行集体化的经验，但是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们对贫穷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关怀，他们凭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尽他们所有的力量来组织农民，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再一次完成历史给予他们农业集体化的使命，在集体化完成后，这些基层农村干部，继续带领农民与自然搏斗来发展农业。
农业集体化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建立起关系，即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农联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业化程度尚低的中国，虽然在解放后，产业工人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但是产业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还是占少数，而农民则是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劳动人民才能取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可能和胜利。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不能只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照顾到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化起步时，发展的资源必须来自农业。差别在工业有了发展之后，发展的剩余是否回馈给农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因为工业的投资利润高，回收快，所以社会的剩余会投向报酬高和回收快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发展因为投入少，要比工业发展慢得多。那么在今天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发展缺少资源就更明显了。在落后国家的发展（其实是不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剩余一部份被帝国主义国家抽走，而农村农业的剩余更进一步被城市的工业抽走，所以农业无法发展，农业的停滞与凋谢，造成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在六十年代时，美国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想说明和解释这些国家不发展的原因，他们其中一些人指出，落后国家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将所有的剩余都投向工业，而它们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因此，即使工业有些发展也带动不了农业的发展，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各自孤立存在着，他们把这样的结果称为“二元化”的经济，其实“二元化”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些经济学家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到了七十年代之后，经济发展这样的课程也就在经济系里消失了。
只有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的剩余要投在哪里不再靠市场来决定，而是靠国家的计划，国家通过计划来调配社会的剩余资金。在第一次五年计画（1953-1957）中，可用的剩余资金稍向工业倾斜，就造成农业对工业原料供给和对都市消费供给的紧张。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中指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指出中国虽然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工具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发展了轻工业和农业才能保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资料的供给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定了工人和农民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这就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在毛主席写了《十大关系》的论文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就是虽然重工业的发展重要，但是不能过分注重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十大关系》说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也就是虽然最初的工业发展要向农业吸取资源，但在取得一定的发展后，资源必须要投向农业，在计画经济下，国家可以特别注重对农业所需的工业品的投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维持着彼此支持的密切关系，农业的生产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工业品的市场，为都市人提供生活资料。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农需的工业产品，主要的有化肥、杀虫剂、除莠剂、各种农机和发电，以及灌溉的各种机械。国家计划逐步提高对这些农用工业产品的投资，并且逐步降低这些农用工业品的价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购买。到后来农村工业发展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将比较过时的机器转给农村的工厂使用。在此之外，国家更逐步提高在农业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因为建设大型水利系统，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坝等，费用庞大，集体无法承担，都是由国家投资。国家掌握着工业生产剩余的全部，这些剩余就用来投资在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农业及的发展与农村的建设。从表一中的数字可以看出国家如何用实际的资源分配来巩固工农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