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坚决要求，不到十六岁的我，终于被批准下乡插队了!
1968年11月29日清晨, 天阴冷阴冷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父亲像往常一样，左臂上戴着写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白袖章，阴沉着脸，把我的被子、衣箱绑在他的破自行车后座上，母亲面无表情地提着装满脸盆、开水瓶等杂物的网篮，在奶奶的泪眼关注下，送那个扎着两支小辫、身体瘦弱的、只背着放着毛选和笔记本书包的我去市三中操场集合，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
偌大的三中操场早已来了不少人，绝大部分是像我一样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排排欢送知青下乡的敞篷军车附近，或话别，或笑闹，或哭啼。我跟着双亲东奔西问，才找到车头贴着繁昌县新淮公社的军车。趁着父亲帮我往车上放行李，母亲拉着我的手，和我说了几句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话，就和忙完的父亲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我站在车旁，看着双亲渐走渐远的背影，感觉有点孤单和无聊，就悄悄上了车，席地坐在车厢最前面的拐落里。
下午三时许，在震耳欲聋的敲锣打鼓和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三中操场上的军车，浩浩荡荡，鱼贯地驶离现场，向着各自的目标进发。我们的车子夹在其中出了市区，就离开大队，行驶在郊区坑坑洼洼的路面上。
车行不久，突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胖女生悄悄低头流起了眼泪，很快，周围一些女同学也跟着放声，车上不多的几位男生则保持沉默。我奇怪，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再说，离开了家，不用上学读书了，又没人管束，多高兴的事啊，为什么哭?！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刚下山，我们的车终于停在一条大河边上一个名叫石硊的小镇里，后来才知道，此镇属芜湖县管辖，我们要去的繁昌县在河对面。
我下了车，站在高高的河堤上，远望厚重的乌云黑压压地堆积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从小害怕黑暗的我有些害怕，但此时此刻我也顾许多，只巴望着能早点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才好。
带队的工宣队师傅等我们全体同学下了车，开始点名分配同学们的插队去向。早就等在那里的一群贫下中农围了过来。当听到我和同班同学晓潇，分在河对面的繁昌县新淮公社门楼大队陈墩生产队后，陈墩生产队长和一个大个子农民接过我们的行李，挑起就上路了。我和晓潇跌跌撞撞地跟着他们，下河堤、乘摆渡、过了河，再上堤下堤，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直到天彻底黑透了才走到坐落在一个小小土墩上的陈墩生产队。
在队长家漆黑的，只点在着一盏煤油灯的堂屋里，早就饿坏的我和晓潇围着一张老旧的八仙桌，就着一小碗醪糟小鱼和一大碗咸菱角菜，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喷香的米饭后，被领到村中一栋土墙黑瓦的房子里。后来才知道，陈墩生产队全部12户人家，只有村中唯一的这户张姓富农家的房子比较大一点，并且有一个阁楼可以让我和晓潇住下。这个富农家的大女儿早已出嫁，剩下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儿也已订婚，还有一个十六七岁，同样是富农成分的孤儿外甥和他们住一起。
跟在瘦小富农婆的后面，我和晓潇来到他们家堂屋的最后面。紧靠着后门，那里有一架窄窄的，大约有二尺来宽的木楼梯通向屋顶左边的阁楼。我俩顺着木楼梯，跟着她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上了阁楼，只觉得上面很矮，伸手就能摸到头顶上的缘子；空气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让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楼梯口有一盏小小的方型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放在一条临时的木头凳子上。豆大的微黄火苗一闪一闪地冒出浓浓的黑烟，发出难闻的气味。打眼看去，眼前是窄窄的用几张芦苇编织的席子隔出来的一溜长条通道，大约八九米长的样子。通道外面黑黢黢的，看不见什么，只见一些大堆小堆高矮不等的黑团团挤堆在一起。紧靠席子，放着两张三尺来宽的竹排，上面铺着一层稻草，分别架在四只竹马架上。
富农婆把我俩领上楼，就下去了。
我俩把被卷和箱子放在眼前的竹排上，顾不得打开、整理，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掏出书包里的“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了几段后，就在窄小的竹排前的空地上跳起“忠字舞”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等我俩结束了每天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后才发现，我们的响动引来房东一家大小的好奇。看到他们静静地在楼底下抬头望着我们，我俩热情的邀请那家妹子上来，并告诉她，以后我们不但要教村里的大人小孩跳“忠字舞”，还要教他们读书、写字。
那晚，我用被子蒙着头，紧紧地卷卧在陌生的竹床上，胆颤心惊地听着老鼠们在我俩的被子上热闹地“嫁妹”，脑子里翻江倒海，激动的怎么也睡不着，只是在心里反复地念叨：“离开家了，离开家了！从今往后，再也不用害怕别人知道我是‘狗崽女’了”，并暗暗地发誓: 我一定要在乡下混出个人样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