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给我和儿子买的机票是从上海出发，经东京转温哥华，再转至终点---萨省的R市。
东京时间下午1点20分，晚点将近一个小时的波音747班机终于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
此时的东京正下着毛毛细雨，机场里雾蒙蒙的一片。我没带雨具，只好站在机舱口，脱下两天前在上海刚买的黑白紫三色的单层花夹克外套顶在儿子头上，自己穿着衬衣，牵着儿子，拎着随身行李箱，顺着悬梯小心地走下飞机，再惦着脚尖，绕过地上的一滩滩积水，跟着人群挤上了早就等在不远处的机场大巴。刚上了车，娘俩还没站稳，大巴的门就呱嗒一下在我们身后关上，车子立即开动起来。背靠着大巴的门，我拿下儿子头上的外衣穿上，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把儿子搂紧了些。
很快，大巴停稳在一排不起眼的平房边上。
牵着儿子，拖着行李，我跟着人群走进去。只见走廊里早已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乱哄哄的。我正焦急不知道往哪里走，听到有人嚷：“我们要赶下班飞机，飞机要误点了，要误点了！怎么办？往哪里走？”听到此话，我抬手一看表，糟了，已是下午1点40分，而我们去温哥华的飞机2点钟起飞。我急了，站在人堆中，急得腿发软，也不知道找谁打听，也跟着嚷嚷:“我们去加拿大的怎么走？”正乱着，忽听见一个男声用中国话大声喊：“去北美的跟我走，去北美的跟上，跟我走，快！”
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的亚洲脸正摇晃着一面小黄旗，边走边喊，很多人围在他的身边。我只知道我和儿子是去加拿大的，是否就是那人所喊的北美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拉着儿子挤到那人身边问：“我是去温哥华的，怎么走？”
“跟我走！快！”亚洲脸仍然摇晃着小旗，还跑了起来。我赶紧拉着儿子，拖着包箱跌跌撞撞地也跟着他跑。几分钟后，大家停在机场的一间小屋子外面。多年后，我才领悟到，这屋子是当时机场的临时简易海关。
屋子不大，里面只有两张小小的长方形桌子，两位检查官和一男一女二位安检员。我们去北美的人群在屋外排成两行一个个进去。我和儿子进去后，只见一个桌子后面的年轻男人用手指比划着让我和儿子过来。我赶紧照做，并拿出和儿子护照。这人翻开护照，看了一下，然后比划着说了通，我一头雾水，正尴尬着，只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着“儿子”两个汉字，又指了指站在我身后的强强，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是问我站在身后的强强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赶紧点了点头。这时，我身边站过来一个女人。只见她双手戴着手套，分别紧贴在我的身前、身后、上下、左右迅速仔细地划拉了一遍。顿时，我感觉的我好像是在抗日电影里鬼子的检查关口被鬼子搜身，顿时全身不舒服起来，但在人家的屋檐下，言语又不通，又要赶紧通关，只好委屈地红着脸，等那女人检查完，赶紧带着儿子逃也似的出了门，登上了离门口不远的飞机。
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儿子终于站在了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宽大的大厅里。接下来，又是入关出关。好在上海临行前表妹教我的“CHINA”这个英文单词还没忘，凭着这个单词，海关人员给我找了个翻译，这才和儿子顺利地登上转往萨省R市的飞机。
当地时间晚上7时50分，我和儿子乘坐的飞机正点降落在萨省R市的机场，见到了分别将近两年的老公以及他身后的教会牧师和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