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调画堂春 · 柳絮】
----- 关于阿兴的诗：暮春飞柳絮，飘落草丛中。风过无痕迹，烟消无影踪。
东风轻拂柳丝长，曾思越岭飞江。
姿容非秀体无香，有志难偿！
柳墅翠烟透碧，鬓边不觉飞霜。
无悲无戚对斜阳，一脸迷茫！
【背景】
“阿兴”，在焦溪当地是属于爱犬的名字。那时，很多人家没有痰盂、没有屎盆，婴幼儿随地大便，唤一条野狗来吃，就喊一声“阿兴来吃屎”，野狗就会摇头摆尾，承认自己就叫“阿兴”，毫不客气把地上的屎，舔个精光。我这里说的阿兴，是我同学名字。焦溪人习惯给孩子起个猫呀狗呀之类的小名，说是容易养大。他与我同窗九年，交情非浅。上海华师大毕业，分配去北京名校工作。那时，老同学出差去北京，会去探望他，把他作为联络站，我去的次数，即使不满十次，也不会少于九回吧！
据传阿兴与同班最漂亮的小芳（化名）相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可是阴差阳错，到谈婚论嫁时，小芳已经名花有主。最后，阿兴到无锡见了她一面，洒泪而别。阿兴后来，多年不婚。我虽不曾亲见两人相好，好像事出有因，每次到北京，阿兴都会询问小芳的近况，似乎余情未断。
我定居无锡之后，同小芳见面机会多了，一次我询问他们恋爱内情，小芳惘然，表示自己没有同阿兴恋爱。她说，小学毕业后，阿兴家就搬去上海了，哪里会恋爱！
问：“他给你写过信没有？”
答：“没有！”
问：“送过纪念品没有？”
答：“没有！”
问： “两人单独见过面没有？”
答：“在我结婚后，来过一次无锡。又是邻居、又是同学，多年不见，要去北京工作，十多年见一面，不免伤感。”
我明白了，阿兴多情，却从来没有向小芳表白过，是单相思！如果早点向小芳表白，说不定了。小芳因为人漂亮、功课又好，非常优秀，一般人同她比，有点自卑，反而不敢主动交往了。
唉，阿兴啊！真是，太遗憾了，竟忘了“爱情需要表白”的常识。此事，阿兴至今还蒙在鼓里。我不忍再告诉他实情，免得再增悔恨！
文革中，我去他的学校探望。传达室找来负责人，同我见面，问：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同他是什么关系？”
阵势有点不对，像审查似的。负责人检查了我的工作证和其它证件，看到其中一张介绍信，是到国务院某部门联系工作的，面孔立时由阴转晴。忠告我，他是反革命，正在监督劳动。问我：
“你还想见他吗？”
这种监督劳动的“反革命”，当时全国很普遍，一些单位整治出几个反革命，监督劳动，显示立场坚定。当然我不敢揭穿这张底牌，就委婉地说：
“我千里迢迢，来一趟不容易，还是见一面吧！我会劝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脱胎换骨，早点回到群众中来！”
负责人见我诚恳，不像反革命同党，身上的介绍信，又有一点背景，发善心、同意我见了一面。对阿兴而言，因为反革命罪，家庭破碎、身陷囹圄、在患难中有人探望，悲喜交集，不由热泪盈眶。当时见面景况，真是不堪回首。
文革后，阿兴年近四十岁，又组织了家庭，其经历也很特殊：经人介绍，一位比他大七岁的女工，同他见面，才留下姓名地址、约定下次见面。随后，阿兴因病住院，需要动手术，医院要求家属签字。阿兴孤身一人，在京城哪来亲属？好事者说未婚妻也可以，无奈，他把女方的名字报上了。女方得知，救人要紧，就签了字。后来的事，就不说了。
婚后，他分到了住房，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居民区。今人，听说能分配到天安门附近的住房，谁不羡慕得要命！不料那里是个真正的贫民窟。一个四合院，不知住了多少家，他的家在四合院的第一廗，不到十平方，除了土炕，没有椅子，一张课桌上，全是锅碗瓢盆、盐罐、油瓶，再也没有插足之地。煤球炉则放在门外过道里。客人就坐土炕上，主人才安心。我去的那次，刚下过雨，只见屋里炕上炕下，摆满脸盆、脚盆、茶缸、大碗、小杯，正在接天花板上漏雨。正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一个工作近二十年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窘相，我算是见识了。这可是中国的首都，离中南海不远呵！按现在人的要求，这哪能算“住房”？
九十代初，正当他业务达到顶峰之时，要他让贤了。他在那个岗位上，别人就只能是陪衬；于是动员他让贤，调他去作出版物校对。说他中文基础如何扎实，旁人难以企及，要请他高就。作为交换条件，他分到一套和平里附近的新房，他见领导意思明确，也就只能认了，伸手接过了五十来平方的新房钥匙，做校对去了。这次让贤，可能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贡献了，为人家的仕途清除了障碍：因为这个岗位的继任者过不久，就成了优秀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尽管水平不如他，工作成就也没法同他相比。
我到过新房，虽不大，却收拾得十分整洁，他自己喜形于色，细细向我介绍。我向他表示了祝贺。后来去北京，行色匆匆，不像当年悠闲，就不去看他了。
光阴荏苒，一晃20年没有联系了。某日，我打电话到他家里，一个苍老的声音问：
“你是哪位？”
我还能辨认出是阿兴的声音，自报姓名后，反问他：
“阿兴，还记得我吗？”
他连忙说：
“记得、记得！别人都可以忘记，你×××，我怎么会忘记呢！不过，我们大学毕业多年，从来没见过面，你什么时候来北京，一定要来看我啊！”
晕倒！这几十年我们之间的交往，他居然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怕他弄错了人，再次告诉他我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谁知，他对学生时代的往事，连细节也没有记错，仍然可以娓娓道来；对苦难往事、对文革、对同学交往，则对不起，忘了！在电话中慨叹，自己的女儿、女婿，是工人，无法同人家相比，情绪有点落寞！
我放下电话，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苦短，一个高材生，当年那么能干、思维敏捷。小学生时代，是区少先队大队长，名噪一时；青年时代，才华横溢，倜傥风流；经不起风吹浪打、经不起文革风云摧残，无意中就老了、变了，连自己的痛苦经历也忘了、老同学间的患难交情也不记得了。不胜唏嘘！
说到子女，同我接近的同学中，一个比一个强，不是专家学者，就是事业有成，从政经商，无不春风得意。也不曾听说谁是贪腐之徒，不肖之辈。因子女做了工人而感慨万端者，仅阿兴一人！
阿兴的父亲杨金度在南街上开面店，兼卖酒。鸡汤下面，味道鲜美，顾客盈门；煮过的鸡，廉价出售，酒客图便宜，生意兴隆。家境尚可，只为孩子多，也不宽裕。
杨阿兴家里曾经发生过一桩奇事，值得一提：
他祖母急症去世，家庭经济拮据，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装敛，送去秦望山祖坟旁，因天热，没有埋葬，打算冬至再葬。不料，十八天后，祖母苏醒过来，在棺材里呼救。附近陶湾采桑叶者，吓掉了魂，逃回村庄诉说事由。胆大者好奇，去核实。听见呼救喊声凄厉，断断续续；就大着胆子问话、追询，问清了住址、姓名、事由，证实棺材里是人不是鬼后，终于打开棺材，救了出来。烂瞎一目，臀部溃烂，养半年才全愈。此后又生存二十余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在上海见到了她老人家。我母亲还介绍很多人去探望她。焦溪当地年纪大的人，都应记得这桩奇事。
当前的奇闻逸事，报导经过几个小时，某某死而复生，没有后遗症，算作新闻。阿兴的祖母死了十八天、又活过来，无人能比。后来她老人家，年届七旬，思路清晰、头脑灵活、一个大家庭八九口人，由她当家！可惜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完整记录，经手人没有写旁证材料，也不曾留病历档案，始终不为世人所知。
渔夫在此作一补记，使事情不致湮没，算作拾遗补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