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岁之前
为啥要叫作岳阳
史书上从来都是说英雄不问出身，我不是英雄，就只好从自己的出生地说起，这大概是草根百姓只能依土而生，由此带来的命中固有的乡土情结吧。
洞庭湖，知道吗？我的故乡就在洞庭湖畔的古城岳阳。万里长江，波涛滚滚，自西北流来在这里与洞庭汇合，然后，以更壮阔的步伐，浩浩荡荡，奔向东海之滨。白天，太阳从城东的金鄂山背面升起，傍晚就降落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中。在山光水影的交织下，湖畔有一座闻名遐迩、垂青文史的江南名胜——岳阳楼。
山海经说，四川有大蛇，曰巴蛇。按甲骨文考证，其实巴即是蛇；巴字就是蛇的变形，巴字上面的长方块原本是一椭圆中加一点，代表蛇头，下面的弯勾代表弯曲的蛇身。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可见蛇其之大；夏时后羿为民除害，上射十日，下杀洪水猛兽，去到四川追杀巴蛇，盆地之内大蛇无路可逃，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岳阳；顺江而下逃至城陵矶，这里是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三江口，本想猫进洞庭湖的宽阔水面借以藏身，却不料后羿紧随而至，于此地斫而杀之。死后蛇骨堆积如丘，此地是有巴丘之名。
东汉末，孙权使鲁肃、荀彧以万人屯巴丘操练水军，筑阅兵台，遂建城；其后不久东吴水军即从这里出发到离此六十公里华容道水路上的赤壁火烧了曹军；只是祸福相依，冤冤相报，大败曹军的统帅周瑜都督得胜回军之际，行至此地突发怪病，死于巴丘。
三国其后至南朝时，宁元嘉十六年（公元 439 年）官府改丘为陵，正式在此设立行政区曰巴陵郡。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更郡置州，是有岳州。
唐天宝至德年间又改称巴陵郡，辖境相当今东洞庭湖之东、南、北沿岸各县地。是为当今岳阳、通城、监利、洪湖等地。五代、北宋、南宋皆守唐制为巴陵郡。元代更名为岳州路，明朝改称岳州府。清续明制仍为岳州府，属湖南治下；民国三年，内务部颁布行政区域表，一改巴陵郡、岳州府，降格为岳阳县，属武陵道治（今常德地区）。解放后划归湘潭地区。公元一九八四年国务院设岳阳市，属湖南省辖市，其所辖地较原巴陵郡略小。
岳阳之谓，按字面上说，应是山的南面的意思。但洞庭湖区，沃野千里，根本看不到有什么高一点的山在哪里，山南之说很不好解释。一九八四岳阳楼大修后赵紫阳总理到此一游，无心中曾向陪同的地方官员们问了一句，岳阳凭啥要叫岳阳？当时竟无人以对。
此事若依我想，所谓山，当是指传说中的巴丘吧。而巴丘现今又在何处呢？说起来这事情恐怕就与唐朝名士张说不无关联了。
张说，字道济，唐朝大臣，官至刑部尚书、左丞相。唐开元四年，张说与丞相姚崇有隙，被贬为岳州刺史。上任后，在城中天岳山（一处长宽不过半里地，高度不足十几米的小山丘）的南面建有官邸花园并楼台一处，称南楼，又雅称之为岳阳楼。张说去后，因南楼年久失修，后人遂将南楼重建。因嫌原建楼地方欠开阔，遂迁址于天岳山以北约四里地的原鲁肃阅兵台处，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三层、六方、斗拱、飞檐的楼阁，因已不在天岳山南不好再称南楼，只称其雅号谓之岳阳楼。
今日岳阳楼的称谓最先见于诗文者，是与张说同时代的唐代大诗人贾至。当时，他被贬至岳州当司马时，与友人王八员外登楼，写下了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的律诗。是他第一个在诗文中正式称之为岳阳楼，并为后人所沿用。如此看来，当是先有岳阳楼，再有岳阳的称谓；所谓巴丘，无疑当是指的城中的天岳山了。岳阳，也就是天岳山南面的意思了。
张说的南楼为什么要迁址于鲁肃的阅兵台呢？看来是经过了一番精心选择的。按照现在的美学观点来看，岳阳楼君临洞庭、遥对君山，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光山影、风月万里，充满了诗情画意。从气势上说，洞庭湖浩荡粗犷的阳刚之气，与君山安谧、恬情的阴柔之美，相得益彰。从情韵上看，洞庭湖骚动不安的男人的野性，与君山静若处子的女子甜美，让人心猿意马、夺魄销魂。加上岳阳楼金碧辉煌，洞庭湖银光璀璨，君山岛翠绿葱茏；色彩丰富，令人赏心悦目，即使是风雨飘摇之日，站在岳阳楼上面对君山，眼见得洞庭湖浊浪排空，阴风怒号，而君山岛在奔腾咆哮的滔滔浊水中却依然碧绿如玉，屹然砥柱，此时你才会一下子恍然大悟，何谓处污而不染，何谓疾风知劲草，而君山何以名为君山了。对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名句才会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莲花落中的岳阳楼
小时候要饭，我跟着打莲花落的登门，学得有这样一段唱词：
走了一程又一程，前面到了岳州城，
西门有个岳阳楼，东门有个鲁肃坟，
北门有个小乔墓，南门有个吕仙亭……
这唱莲花落的，于今想来也称得上是出口成章了。几句话，竟把岳州城里的名胜风景说了个差不多。
岳阳楼自唐朝张说建楼后，一千多年来，历经宋、元、明、清直至如今，重建、重修、复修了多次，而其中修楼的功劳和名气最大的，自然莫过于北宋的滕子京了。这滕子京确是个才子。在他知岳州府时，立志要重修岳阳楼，但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岳州地方自古以来即是商贾通衢之地，多少生意在此成交，也就留下了一大堆说不明扯不清的民间债务。据此，他想了个绝招。一不由官府出资，二不向百姓摊派，而是出榜于民间，但凡有多年来未能收回的陈年旧账，一律由官府代收。收回的债款，一半付给债主，一半用来建楼。限期收债逾期者杖责之。此榜一出，民间赖账不还者争相还钱，数日内所得钱近万缗，加上不少人对此义举自愿解囊相助，故所得经费甚足。建成的楼也就极度雄伟壮观，百姓皆称其能。
现时代的革命同志哥们，你们天天在喊要为人民服务，请你们也来看看你们平日所唾弃的封建土大夫们的作为吧！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只请你们向他们少来点捐税，少来点摊派，你们也就足与滕子京们相属了。
楼建成后滕子京戏深谙中国的国粹之道，无论是名山、名士、名水、名楼，要得流芳百世，还得仰仗名人记述宏扬才得。因此，他向其好友当代文豪范仲淹写了滕子京与范经略求书记，派人千里迢迢将其送至当时远在河南邓州的范仲淹，于是，就有了这垂直文史的岳阳楼记。三百六十九字的岳阳楼记以范文正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见解，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情。脍炙人口，字字珠玑。从此以后，楼以文生辉，文以楼益秀。滕子京得文后，又请当时的大书法家苏舜钦书写，金石名家邵竦篆刻。一时滕子京建楼，范希文作记，苏舜钦书丹，邵竦篆刻，传为美谈，号称天下四绝。可惜这四绝命多乖蹇，至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 1079 年），一场大火，全都付之灰烬。宋代之后，直至清末，七百多年间，岳阳楼屡修
屡建，到我出生后，所见乃是清光绪五年岳州知府张德容所重建。
这张德容任岳州知府时未见有其他政绩可言，但却为重建岳阳楼立了头等大功。当时岳阳楼基础出现了拆裂现象，已是摇摇欲坠了。张在重建时，为了坚固基础，也为了使岳阳楼日后免遭洞庭湖泛滥时的冲毁之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岳阳楼楼址后退了六丈多，一下子迁到了山顶，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然后即开始大修岳阳楼，使其达到盛极一时的境界。这次大规模的迁楼，在岳阳楼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它无论在建筑规模上还是工艺布局上都远胜于滕子京那次重建。只是因为有了范公的大作在先，这次楼建成后再无人敢来续写岳阳楼记宣扬此事，当然也就没有名气了，此事也就鲜为人知。
当年杨朱说名无实，实无名。盛名之下。其实难傅，倒是道出了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史的来由，言过其实从来就是我们的国粹之一，所以而今讲大话，说假话报喜不报忧的父母官们深谙此国粹之道而比比皆是。
继张说、贾至之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元镇、孟浩然等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留下了成百上千的诗篇，组成了一阕岳阳楼诗词大联唱。其中最为佼佼者，当然是孟浩然的望洞庭湖呈张丞相和杜甫的传世名篇登岳阳楼了，他们在诗中的名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其立意和用词可以用得上一句套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寥寥数语，将洞庭湖的雄伟壮观囊括尽净。无怪乎范公叹曰，前人之述备矣。后人不可再越了。
鲁肃坟在岳阳楼以东两箭之地，墓前石碑上刻有东吴鲁太傅之墓，是
清光绪年间所立。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
扶帝烛曹奸所见在荀彧上；
侍吴亲汉胄此心与武侯同。
看来还是封建正统文人所撰，忠君思想倒是无处不在。
小时候我也曾和小伙伴们一起到过墓顶，顶上有一形同伞状的六角形木亭，据说是北洋军阀曹锟镇守岳阳进所建。“文化革命”时被那些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哥们，革去当成了造反司令部伙房里的柴薪，墓和亭也就不复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锦上添花事有人作记，而这类捣毁文物的丑恶事情，却很少有人敢干作文以记之（直到近年来因为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方才给以修复）。
小乔墓在周瑜都督军府的花园内，花园在后阳楼以北约三百步处，在我未出世前，园址早已辟作学校，花园当然也就名实无存了。现为岳阳市第一中学，小乔墓址也被某军事工厂占据。近年为旅游故有好事者将其重建在岳阳楼公园内了。
凡到过岳阳楼的都知道主楼右侧有一三醉亭，亭子正中有吕洞宾醉酒的画像，游人都以为这就是当年吕洞宾三醉岳阳人不识的所在地了。其实真正的吕祖庙是在岳阳楼南面约五里地的吕仙亭，这才是当年吕祖醉酒后的停留地。
这吕洞宾在八仙中排行虽不是老大，但由于他集文武酒色于一身，名气却远大于其他七仙。他背负长剑，手执酒葫芦，到处饮酒吟诗，仗剑云游，且还特别喜欢寻花问柳。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戏文在四十多年前的岳阳是差不多童叟皆知的。每逢春节少不了都要在岳阳花古剧团演出。那时的人们对文明戏、电影之类还不习惯，逢这吕骚仙的大戏差不多总是场场爆满。而吕仙亭的香火更是鼎盛一方，香客中大多都是妇女，而且又都是求子嗣的居多，而据说一求就灵。大凡妇女患病或是祷告还愿求子，在我们当地大多不求观音求吕仙，这大概也是一种性崇拜吧。反过来有关吕洞宾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优美传说却并不为常人所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吕祖的亭庙首先就被当成封资修的堡垒被拆除，那些革命造反派的战士们拆了大庙后觉得革命还不彻底，将吕祖仙人的金身塑像硬是由几个彪形大汉们抬着，从城南游到城北，在天岳山北面的十字街口斩首示众，然后彻底打烂，算是了却了纯阳吕祖在岳阳的一段风流公案。
从此再无吕仙，吕仙亭只成了岳阳的一个地名，沿用至今。
倒霉的家庭出身
三十年前只要是中国人都必须有一份个人履历存放在学校、单位或是住地派出所的档案室，档案中除了姓名性别外，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出身与政治面目两项，以此区分你的阶级成分决定你个人在社会上的阶级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不兴以阶级斗争为纲了，现在年轻人很多就不晓得过去的这一套了。
前些年邻家小儿十三岁申请入团领来了一份过时的表格填写好了后要我帮他看看，我一看，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住在三楼”，父亲的政治面目填写的是“椭圆形，猪肝色”。一阵大笑之后，又让我对自己这辈子倒霉的家庭出身嘘唏难已。
我的出生地，不在这风光秀丽的岳州城而是在远离岳阳数百公里的湖南石门。
一九四五年古历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前（按八字排命应为乙酉年癸未月丙午日丙申时），在山区小城的石门县城一家医院里，生下了一个男婴，
接生的是一个高眼蓝鼻的美国医生。也许是因为洋人接生，生下来的男婴鼻子特大，这个大鼻子婴儿就是我。
我的原籍是岳阳县新墙镇刘家冲，祖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后来到了安徽省安庆市的一家矿山上当上了矿工。由于干活卖力，让老板提升为督工（“文化大革命”时硬说是督军）。在有了点钱后，就在外地娶了一位金陵女子，和这位南京小姐生了两个儿子，不用说，这位南京小姐就是我的祖母。
大儿子单名骝，字寿彭。老爷子把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大儿子身上，
起名时既望其成龙，又望其长寿。按老人们说，名字起得贱将来才能交好运，也许就因为名字起得大，这位大儿子算是一辈子倒霉。老爷子把一生的积蓄尽数花在他身上，一直培养他到安徽大学毕业，这位大学生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所不幸的是在大学里学的是文科，文人总离不开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又从来是要依仗于武力，所谓文武之道是也。大学毕业后，父亲又去报考了黄埔军校，是黄埔十期毕业生。军校出来后即当上了中校团指，随同中央军参谋团入四川。
军校教官贺衷寒先生是有名的黄埔三杰之一。他的老家在岳阳荣家弯，离新墙刘家冲仅二十里地，与父亲算得上是抵手老乡，又有师生情谊。贺自然将这位大学毕业又有师生情谊的青年军官视作自己的得意门生。贺后来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常委，主持中央党务，父亲也就当然地成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者，自然在共产党看来是其天敌。这样，随着历史的转折，决定了父亲一生的悲剧，引来了我们弟兄姊妹的至今坎坷。
应该说，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可称得上是春风得意马蹄轻的，参谋团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入川，逆长江而上，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父亲自命为军中儒将。到重庆，驻成都，车前马上，威风凛凛。就在成都结识了我的母亲。
母亲姓平名兰芬，平姓人少，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95。源于姬姓，战国时期韩国君主韩哀侯将少子魏诺 ( 魏姥 ) 封于平邑 ( 今山西临汾 )，他的后裔就以封地为姓称平氏。后韩国被秦所灭，韩哀侯的后代中，有一支族人从平邑迁往下邑 ( 今安徽砀山 )，仍以原邑名为姓，称平氏。
平家清末时从浙江做官到成都，和当地张姓大户联姻。家居成都中心区盐市口的竹林巷，整个竹林巷都是张家的祖业。张冰茹育二女一子。按顺序是平菊芬、平兰芬、平得苍。
外祖父年轻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恐毁于炮火，部分内迁于四川，成立了四川分馆。外祖父因是成都人氏，加之能力还不错，被聘为分馆经理。抗战时，许多抗日文告书籍无法在上海印制，都只能在四川印制，因此，四川分馆被日本特务视为眼中钉。一次因运送一批重要书籍去上海，外祖父身为经理，同船押送，不幸被日本浪人在船上做了手脚，造成了船毁人亡，连尸身也付之了长江。
外祖母年轻守节，好在还有些遗产，生活还不算艰难，将一儿两女辛苦带大。父亲入川时，母亲正年方二八，在中学读书。经同学介绍，母亲认识了这位湘勇。因部队随时有可能调防，所以父亲的求婚是直线闪电式的。孤儿寡母怎能经受住军人的攻势，没有多久，母亲即与父亲完婚。中学未毕业，就成了随军家属，随同父亲出川作战。正是抗战时期，父亲带母亲转战中南、华南、西南诸省，他自己也从团指官至九十二军特别书记长，主持军内党务，挂少将军衔。当时他的搭档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中将为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候在平津大战中随傅作义起义，参与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北京方面的中央政协副主席，又继周恩来之后成为第二任黄埔同学会会长。
神相算命
母亲生了大姐刘曼娜，二姐刘曼丽（后夭折）一连两位千金，没有给刘氏家族留下传宗接代的香火，给父亲和祖母投上了心理上的阴影。母亲从生了两位小姐后就没有再随军，带着女儿同祖母住在湖南南县亲戚家中，父亲按照当时官场的习气，为了接代的香火，也为了排除军旅中的寂寞，背着母亲在汉口纳了妾。如夫人姓徐，名毓云，是汉口女子中学的学生，就在父亲纳妾的第二年，我出生了。
合家欣喜过望，都以为刘门祖上有德；大公子的出世不但延续了刘门烟火，而且我出生不几天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正是国喜家喜一齐来，贺喜的炮竹炸红了半边街。谁都说我有福气，我一出世小日本就完蛋了。可是当时有谁能料及，唯其小日本的完结，历史在此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一场新的苦难在我出生的年份里开始了。我虽然延续了刘门的烟火，然而，我同时也延续了刘家整整两代人的辛酸和悲哀。
我出生后两个月，如夫人徐妈也生了一个儿子。父亲就去找来一位神相为刘家大公子算命，这位神相没有按传统的八字四柱推算，而是不论年月，只看时日；按照我出生的丙午日丙申时念了一首《西江月》，词曰：
丙日时逢申位，比肩阳火迟疑，偏官荣旺是和非，就里妻财恁遂。祖宗盈亏得失，双亲雁侣难依，时来鞍马家道齐，资财虚名薄利。
然后说，此儿命中坎坷，当有血火之厄，难免牢狱之灾，先受大难而后大器晚成能兴旺发达。随后又对父亲说，别看你眼下妻妾两房，儿女满堂，花团锦簇；你生来应是一和尚命。父亲问，何谓和尚命？神相说，到头一无所有，临死无人送终。
列位看官，请记住以上神相所说，以后的我们家族的事情发展，居然照此一一应验，不信你往后瞧。
抗战结束不久，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文职将领纷纷退役，父亲也就转入地方从政；在湖南的新化，安化，岳阳等地方当上了专员公署的地方官员。
幼年的回忆中，只有全家住在长沙通泰街的丁点记忆了。那是靠近湘江边的一条小街。父亲带了我们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五六个，每天由大姐带着唱歌跳舞，来了客每每都是我和大姐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让客人们看。至今记得的歌词有：
小弟弟今天起得早，现在要睡觉，
放在摇篮里，我来摇，摇啊摇！
我家小弟母亲宝宝快快地睡觉，嘴里不要叫。
小弟弟，快快地睡觉，啊啊啊，嗯嗯嗯……
小弟弟睡着了，母亲的好宝宝。
这段歌词之所以能一字不漏地记得，大约这是我的童年催眠曲，平日里听得最多的缘故。还有就是：
风啊，你要轻轻地吹，鸟啊，你要轻轻地叫，
我家的小宝宝，已经睡着了；
宝贝的眼睛像爸爸，宝贝的眉毛像妈妈，
宝贝的鼻子脸，又像爸来又像妈；
睡觉吧，妈妈的好娃娃，
明天带你去玩耍，玩耍玩到外婆家。
可能是自小听多了这类催眠曲，所以我的瞌睡瘾特大，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更为糟糕的是，此风还延及了子女；瞌睡第一简直成了刘门弟子的家风。
我家对面有一家中药堂，这家药堂用一张真虎皮蒙了个大老虎，放在门口作为虎骨追风酒的招牌。我的飞虎名字也是因这招牌而来。这药堂的先生，长了一副长长的白胡子；有一回，我在药堂门前玩，看了看大老虎，又看了看老先生的白胡子，我突发奇问，怎么你的尾巴长在嘴巴上？在场的在人们一齐哈哈大笑起来，白胡子老头却气红了脸，小畜生，你怎么连头尾都分不清？
这恐怕是我平生提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大人们都只是笑，谁也没有回答我，所以弄得至今还有很多问题我还是分不清头尾；比如说，是应该先有民再有主，抑或是应该先有主再有民的问题我始终糊涂之至。
每晚到了九点钟，准时要上床睡觉；临睡前祖母总是要让孙儿们吃点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填肚，当然头一份是给我。吃了东西后睡觉，牙齿缝总要被一些渣屑塞得不舒服；大人们饭后都有戳牙签的习惯，却不许小孩用，为此我感到有些愤愤不平。
有一回在祖母房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祖母有一件结婚时从南京带来的陪嫁品，是一只油漆得十分考究的马桶。这马桶谁也不许碰，是她老人家的专利。马桶还配有一把专门刷洗用的竹刷把，每天刷洗后，刷把干干净净，金光锃亮地放在祖母房里，于是我就打了这刷把的主意。那天中午家中请客，大人孩子自然都饱餐了一顿；饭后，大人们都跷起脚用牙签戳牙，我就带了几个弟妹一齐溜到了祖母房里，把竹刷把上的细竹择好的折了下来，然后每人一根，学大人戳牙的样子排着队走到客厅里来。祖母知道后，当时大发脾气，但又无可如何。作为一段小时的笑料，大姐至今还津津乐道。
国民政府一落千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晚的糖果被取消了，那些平时里放糖果的地方都被一个个纸箱给占据了。纸箱里都是成捆的钞票——金圆券。大姐从学校回来教我们唱：
这年头，怎么得了，
五元钱的钞票没人要，
垃圾堆里到处有，
商店里老板他瞧也不瞧……
不许唱，这是共产党的歌。父亲虎着脸训斥我们，但是非但禁止不住，
连母亲也跟着唱了起来。
国民政府一落千丈，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
湖南省主席程潜和陈明仁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和平起义的号召，准备向解放军投诚；在解放军即将入湘之际，程潜将军向他的部属们表示了他的政治主张，并开明地表示，不强迫军政人员参加起义，大陆台湾，愿去愿留，悉听自便。
作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父亲不可能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
仰，贺衷寒先生要他去台湾，并给了他去台的机票；可因为形势急转直下，去台人员规定只准带一名亲属；父亲抱着身为长子的我，已经登上了去台的军用飞机，可是当他想到留下来的一大家人，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感情战胜了理智，他又走下了飞机。殊不知，走下飞机这一步，断送了他差不多整整三十年的生命历程。（父亲后来因劳改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
为了躲避因社会变迁带来的大动乱，父亲又听信了乡下老家来人的话，把一家老小的安危寄托在乡下老家宗族人的身上，把一家老小转回到了乡下老家。这是他走下飞机后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回老家后遭来的是宗族中贫下中农们的彻底清算；导致了他自己，母亲，还有我们弟兄姊妹七八个几乎整整一生的悲剧；试想，倘若我们一家人不去乡下老家，还留在省城长沙，在程潜将军的庇佑下，我们家族的历程和我在后面记下的回忆其悲剧成分可能会要少得多。
一九四九年底，我们举家从长沙迁至岳阳，除了正在念书的大姐和父亲一起留在岳阳城里，全家老小回到了多年来我们听说中的老屋——新墙刘家冲。
新墙河边的老屋
我家在江南，
门前的小河绕着青山，
在那繁花似锦的故乡，
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
我江南，
春三二月，莺飞草长，
少女的春意，在田野荡漾。
我江南，
稻香的微风，吹醒了夏夜梦，
美妙的繁星，点缀着夜空。
我江南，
秋水哟，共长天一色，
晓风残月，轻抚着杨柳岸。
我江南，
寒鸦点点，送来了鹅毛雪，
殷红的渔火，映照着江面。
我江南，
千遍万遍唱不尽我的怀念，
我江南，
水样的柔情，花样的娇香，
梦样的温存，雾样的迷茫。
别离时，我们都是青青年少，
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母亲大姐领着我们一家老小，教我唱着上面这首《江南之恋》的轻快歌词，从省城长沙回到了臆想中的江南老屋，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条抗战时首开长沙保卫战而闻名于世的新墙河——一条白沙铺底青波回荡的江南小河。
新墙河从东北流到这里，横亘着切断了从长沙到岳阳的主要路途；于是，从很早时候起，这里就有了渡船；随着汽车公路的修建，这里又摆起了轮渡；渡口带来的繁荣，形成了当时岳阳最大的乡镇——新墙镇。
这个小镇由于地处岳阳到长沙的必经之地，又由于从这里乘船经新墙河可直放洞庭湖而上抵长沙下达汉口，还因为距小镇仅十几里路处有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荣家湾车站，所以在七十多年前，小镇曾十分红火过一阵，成为当地农村的集贸中心。顺河而来的农副产品在这里集散，商贾们在这里开起了粮行，办起了酱厂，米厂；杂货店里经销皮毛，茶叶，竹木器具，百货店里出卖从长沙汉口趸来的洋火，洋布，洋油，洋娃娃；从早到晚，渡口车水马龙，人流不断，行人来到这里还可以找到挂着大红灯笼的乡间旅馆。
小镇西南口，有一条大路，站在路口向南望，不远处绿树合抱，古木参天，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二三里地，绿树丛中有一处自然村落，这就是我的老屋——刘家冲。
老屋前面有一条小港，和江南所有的农村一样，这条小港就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天然水利设施，所以港里溪水长年不断；走过港上用青石板铺成的石桥后是一口大的水塘，水塘里有鱼有鸭，还有猪爱吃的水葫芦。塘边有树，树根紧紧地咬住塘堤，盘根错节，虬筋鼓干，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树，这塘，还有这港上的石板桥，至少怕也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沧桑了。
老屋背面是一架山，山不高，坡也很缓，但山上有树有竹，有藤有花；
一场大雨过后，山坡上可以采到嫩鲜鲜的茅柴蕈和绿里带白的小小竹笋。山脊上就是一排又一排的参天古树了。这些古木夏日里绿得发黑，阴凉凉地直往外冒冷气。古木顶上有很大很黑的鸟窠；秋天叶落后，这些鸟窠一个一个盘踞在光秃秃的树顶上，黄昏时节远远望去，鸟窠就活像一个个妖怪的脑袋伸在那里，那些遒劲干枯的树枝也就成了张牙舞爪的手臂，正在伸向四面八方。山脚下农户人家晚炊升起的袅袅烟雾和古木交织在一起，更让人觉得老屋神秘不可深测了。
古木下面的树身上，还有一个个黑黝黝的树洞，大人们说，树洞里有头顶红冠的大蛇，专门吃不听话的小孩子的心肝，所以，若是没有大孩子带话，小毛头们轻易是不敢去的。
老屋对面，过港后就是一马平川的江南水田了。水田里大都种的是稻谷，夏日里一片绿，秋日里一片黄；冬天，农夫在上面种上了油菜和绿肥，春天一到，金黄的油菜花和紫色的燕子花，一片又一片地爬满了田土和山坡。水田当中有小块的荷花藕塘，藕塘边上还栽了些桃树李树，行路的人口渴了，塘里有水，树上有果，不用和谁打招呼，伸手就可取用。田塍上，猪在拱土，鸡在捉虫；水田里，水牛拖着犁铧在慢慢地迈步，鸭子在牛蹄踏成的泥洞里正伸长了嘴在使劲地啄着什么。
前有河港，后靠青山，老屋夹在青山绿水这间，而且面向东南方向，按风水上说，实在应该是一块地灵人杰的兴旺宝地；但不知何故，这块宝地上的子孙们并不出息，最显达还只能算是我的父亲，其他的大都是一些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而我的父亲后来又落了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老屋是典型的东方农村建筑，进大门后是一进又一进的天井，天井两边是厢房，全部住的是刘氏家族，按辈分次第成两纵列排开。所有的天井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大门就是这条中轴线的起点，所有的厢房都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又紧连在一起，下起雨来无论走到谁家都不会打湿脚的；就这样自成了一座封闭的居家院落群。
成年后我第一次去北京参观紫禁城，就蓦然想到了我的老屋，那一进一进的天井和厢房的布局，和紫禁城里一层一层的什么门什么殿的建筑又何其相似乃尔！封建王朝的龙宫宝殿与江南农村的村落布局竟然同出一辙。同是一条中轴线上对称，同是一步一步等级森严，同是一样的封闭院落。说到底其实都是象征权力的集中，只不过一是王权，一是族权罢了。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真是在在处处，无所不有。
而且大门难进，花岗石凿成的大石门框，不知为什么，门槛极高，小一点孩子进出都要在门槛上爬，才能翻得出大门，那门槛被孩子们的屁股磨得又光又滑。门前有一对石鼓放在方形的石墩上，孩子们顺着石墩可以爬上去骑在石鼓上玩；我也试着上去了一次，却无法下来了，哭了半天才让人给抱了下来，以后就再也不敢上去了。
在城里从来没有见过天井，所以天井对我的印象极深。
在黑压压的一大片下雨可以不打湿脚的屋顶下面，天井就是阳光、风、
雨水和屋内的唯一通道。这天井其实就是在屋顶上开有一个长方形或是椭圆形的大洞，阳光从这里直射进来，地面上是一个凹下去一尺多深的与上面对应面积略大些的池子，池子四周都有阴沟和屋外相通，所以池底既润滑又干
燥。池子里当然可以栽花种草，不过乡下人没有那种闲情，大多是将池子作为洗东西时倒污水用。天井里有乌龟，是家养放生的，这放养乌龟据说一是为了行善，二是乌龟平时总爱缩在天井的阴沟里，但也经常出来活动，进进出出可以防止阴沟堵塞。
乡下没有抽水马桶，各人的大小便都必须拉在自家茅坑里，叫作肥水不落外人田，但孩子们往往不受此禁。天井里可以流水，因此成了孩子们的当然小便处，也就成了男孩子们本能显示优越点的地方；经常是几个孩子站成一排，闭目咬牙等尿憋急了后，再一齐扯出自己的水机枪对着天井使劲射，看谁的水头射得最远。为了取胜，我也就经常站在天井里练习；有一回让父亲看见了，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一个人最喜欢在天井里撒尿，而且总是半晚上起来撒尿；有一回他又是半晚上起来站在天井里射，却老是觉得没有完，只好一直站到天亮；天光了才搞清楚，原来那天晚上下了雨，雨水顺着天井哗哗直流，那人听见始终有水在响，就只好一直站着不不动，当然也就不敢回房睡觉了。听了这个故事后，我晚上再也不敢在天井里撒尿了，也好，自此养成了一生不再起夜床的习惯。
满五岁了，父亲从城里带信回来要我在乡下发蒙读书。我已记不起我发蒙的乡下学校在那里了；只知道那是离老屋有好几里地的一所村小。第一天上学发了新书，那是崭新的国语算术书，我简直爱不释手，拿回来就要妈妈教我念。我至今记得的课文是，一、开学了。二、我们上学。三、学校里同学很多。这课文倒是时新的白话文；易记好背，朗朗上口；一反过去乡下私塾先生教的人口手或是人之初之类的单字教习，枯燥无味，学生也懒得记。
我从小就爱书，头天从学校领回来的新书，就连上厕所也舍不得丢手，
结果一不小心，一本崭新的国语书掉进了茅坑，我急得号啕大哭，母亲跑过来，用火钳把书夹起来，洗干净后烘干，但书页已经发黄，而且一翻开来就有一股臭烘烘的气味；开始读书就捧了本臭书，注定了我今生与读书无缘，
而且没有多久，我就连这本臭书也读不成了。
老屋的土改
父亲从长沙回到岳阳，迎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岳阳是湖南的湘北门户，父亲和他的同僚们是第一批迎接解放军入湘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因此算是起义投诚的官兵，父亲也就被作为国民党的旧官员留在共产党的新政府里继续供职。我家的阶级成分也就给划成了旧官吏（不过一年就变更为伪官吏了）。
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国家动员民众参战，并向有钱人家募捐飞机大炮，这就要原来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出面来组织活动，父亲就担任了这类捐款组织委员会的秘书长。可能是他自认为迎接解放军进城有功，又在募捐之类的爱国运动中出了力，竟然忘记了自己原属伪官吏的身份，对共产党的干部所作所为也横加指责起来。
老屋里有一位未出五服的刘姓族人，一家几代没有人读过书，倒是靠省吃俭用，积聚了一份家业。解放前两三年，老头子去世，两个儿子各继承了一半家产。大崽秉承了老头子的家风，辛勤劳作，居然把分给他的一份家业经管得不错。小儿子却死不争气，吃喝嫖赌，几年下来，把田产输了个精打光，为这不争气的刘门子弟，老屋里还流传有一首童谣，告诫那些不肖子孙：
麻雀雀，树上落，
叽叽喳喳骂哪个，
骂那个打牌的，赌博的，
先卖田，后卖屋，
婆娘伢崽饿得哭。
但是土地改革运动一来，这弟兄的命运竟然来了个根本性的变化，老大有屋有田产，是个当然的地主，老二什么都输光了，自然成了贫农。有一回父亲回到了乡下，正是土改工作队召开地主分子的斗争会，老二在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他的亲哥哥在解放前如何让这个亲弟弟任其饿饭见死不救的迫害贫下中农的恶霸行径，并当场打得老大头破血流。土改工作队根据这位贫雇农弟弟的要求，要把地主哥哥报杀。这样一件事当然在老屋里引起了族人们的不平。看见父亲回来了，几位年岁大的老人就一起向他投诉，认为他是族中最知书达理的人，又在县政府工作，要他出面主持公道讲几句话。父亲于是就去找了老屋里的贫协主席、土改工作队长唐济美，这位唐队长开始倒也还通达民意，同意改变原来的决定。但是报杀的名字已上交了，要父亲去找乡政府解决。当时的杀人权限已下到乡一级，乡长就有权决人生死，只要乡
长点头，人头就可以砍瓜切菜般滚滚落地。父亲到了乡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请求，乡长却坚持要杀。理由再简单不过，上面定了指标每村必须要杀一个，刘家冲只报杀了这么个地主，不杀他杀谁？父亲听了此言，勃然大怒，拍桌打椅和乡长大闹了一场。这一闹，非但没有保住那地主的命，把自己也跟着赔了进去。
老屋里那位性情平和的土改工作队唐队长，见父亲顶撞了他的上级，立刻按乡长的旨意行动起来。他四处收集父亲的材料，当他弄清楚父亲在县政府只能算作国民党的留用人员，成分又是伪官吏，并且父亲还私藏有当年黄埔校长与学员的信物（一张校长与学生的单独合影、一把刻有不成功则成仁的军人魂匕首、一支刻有蒋中正赠的勃朗宁手枪），一封举报信便送到了县公安局。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私藏武器，并且为地主分子鸣冤叫屈，明目张胆地反对土地改革，可谓反动本性不改。后来又去查父亲在募捐活动中的账目，说其手续中有交代不清的地方，于是就又有了贪污嫌。数罪并罚，岳阳县地方法院判处了父亲十年有期徒刑。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父亲这类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历史反革命分子，不允许留在当地监狱服刑。一批和父亲差
不多身份和相同罪名的程潜部下们，都被流放到了西北甘肃地区，实施强制劳动改造。这恐怕是程潜将军在发动和平起义时未曾预料到的吧。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
解放后中国按当时的土地改革政策划了多少个地主没有确切数字，但有三个人却因地主身份而知名度最高，并且得到了官家和民间的公认，他们是：位列第三名季军的半夜鸡叫的山东地主周扒皮，位列第二名亚军的电影白毛女里面的陕北地主黄世仁，老大冠军位的四川收租院里的特大地主刘文彩；
而自从电视剧《闯关东》播出后，李幼斌扮演的贫苦农民闯关东依靠勤劳而发家致富，后来雇用了十多个长工成为地主的经历。让现代年轻人看了后不少人觉得原来地主也得要靠勤劳才能致富，也都还是些难得的好人。因此在网上触发了有关地主的讨论。
于是就有好事者去到山东周扒皮的老家调查，结果是周扒皮的原型确有其人，此人生性小气，刻薄对人悭吝待已，针尖上削铁积得点家产，在当地却也只是一般殷实人家。说他刻薄长工事免不了有之，但半夜鸡叫却是闻所未闻；后来调查者又登门拜访了当年因鸡叫而一举成名的那位农民作家，了解周扒皮其人其事的真实情节；作家已是年过八十的高龄老叟；垂暮之年其言也善，言语吞吐之中承认自己当年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娃娃，在部队扫盲后别人辅导下，自己的创作中才有了此等不该存在的鸡叫细节。因此而觉得有辱乡人无颜面以对江东，所以虽然白头老翁只能久居京城而不敢叶落归根。
至于白毛女的来历则是源自当年延安鲁艺学员响应毛伟人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去到乡下民间采风，遇到当地一处供奉白毛仙姑的庙，庙虽小却是香火鼎盛，引起了学员们的好奇，采访中得知女人若是长年在深山，经久不得食盐味头发即会变得雪白；白毛仙姑即是这样炼成的。回来后学员们就此创作了一个不食盐味就成白毛而成仙姑的民俗剧本，剧本后来却因宣传阶级斗争的需求，被改编成了贫农女儿遭受地主压迫后逃往深山因不得食盐味而后成为白毛女的故事；为了体现穷人的苦大仇深，也就创作了残酷压迫贫农女儿逃进深山使之成为白毛女的地主黄世仁，经典地主黄世仁就这样诞生了。
共和国元老习仲勋是陕甘宁根据地创始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是边区政府土地改革的总负责人；当时他向党中央毛主席起草了一份有关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反映边区政府不存在地主阶级，理由很简单，陕北地区气候太恶劣，土地太贫瘠，收成太差，大量荒地没有人要，更没人肯出钱买土当地主；当地农民将种地称之为受苦，庄稼汉即是受苦人，谁的地多谁就受苦最深。所以陕北土改没有地主可供作斗争对象。习老实事求是的这份报告也许可能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陕北地主黄世仁莫须有的存在。
另一位共和国元老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解放初期是中共华南局书记，在华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时叶老也向党中央毛主席呈递了一份和习仲勋内容相似的报告；也是说华南地区土改运动找不到地主阶级作为斗争对象；理由是广东地区地少人多，土地太金贵了，没有人肯将土地出卖给别人，有钱也很难买到地，所以按照中央划分地主的标准当地几乎找不到占有过多土地的农户，也就几乎不存在所谓的地主。
东北是老解放区，在实施土地改革中也遇到同样找不到地主的问题；原因是东北地多人少，只要你有命，土地想种多少都行，根本不存在要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真不知老作家丁玲的成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陕北地区的土改小说，还有湖南名家周立波先生反映东北地区土改的成名作品暴风骤雨都是如何写成的；又是如何深入生活获取素材成为现实主义创作名家的。未必他们也都有鸡叫作家的共同经历和难言苦衷么？文艺就是这样为政治服务的么？
可能是有了以上那些名人作家们的经典示范，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有了举世闻名的四川特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作为地主剥削农民的血泪史，阶级教育的展览馆。然而假的总是假的，谎言终将揭露，到头来不但事实证明收租院是当时配合阶级教育时的无中生有，就连当年现身说法控诉地主刘文彩让她坐水牢的贫下中农冷月英同志，也站了出来亲口证明她是迫于无奈才编造了那些谎话欺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姐妹们。当时关押她的水牢反过来又成了揭露谎言的证据。而特大地主刘文彩本人又被其后人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采集证据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教育家、慈善家，为乡里民间造福的特大善人。倒也不枉为冠军地主的身价。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父亲一走，全家陷入了绝境。
土地改革运动还在尾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谁也不敢对我们有半点怜悯。老屋里那些农会干部，原来把我家看成是县政府干部家属，土改时还分给了我家几亩田土。父亲判刑的消息传来后，一个晚上就把我家抄了个精打光。
不知为什么，抄家总是在晚上。那天晚上我已经脱衣睡下了，忽然从门外涌进来二十多个人，二话不说，见东西就往外拿。一个人拿不动的几个人帮忙抬。搬东西的人大都默言无语，两个年轻女人走到床边，见我睡得正熟，犹豫了一下，还是一下子揭走了我盖的被子，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脱下来的衣裤、床上的垫单、枕头，打成一个包袱全都拿走了。我光着身子坐在床板上的稻草中，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东西一样样被抬走，五岁的我没有感到恐慌，也不知道愤怒，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来来去去一共有多少人。
五岁时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自然只能是那天晚上了。我从床上下来，赤足去找母亲，母亲呆呆地坐在一口泥砖上，而那些人趁床上没有人，干脆连床也抬了出去。我们从城里带去的生活用具一阵风似的卷了个空空如也。
他们堂而皇之地抬走，这是革命的胜利果实，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应该，连我们自己似乎也觉得命该如此。乡里早就有一些地主富农人家，不等农会干部上门，自己就把家里好一点的东西送到了农会。革命给旧政权遗留下的社会基础给予了致命的打击。那些凭空一下子分得了田又分到了浮财的穷汉们打从心底里直叫毛主席万岁。他们唱：
毛泽东，毛泽东，
立春的雨，三伏的风，
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帆风，
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着毛泽东！
梦中想起毛主席，
半夜三更太阳起。
干活想起毛主席，
浑身上下增力气。
走路想起毛主席，
一天能跑几百里……
共产党新政府的权威不容置疑地确立起来了。贫苦农民的子弟在这场土改风暴中纷纷加入革命营垒，革命队伍空前地壮大起来。
彻底地打碎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毫不手软地镇压革命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建国的必须，对此谁也没有表示过怀疑。毁掉一个旧的国家机器，可谓行之不易，但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却更为艰难。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胜利，既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栽下了致命的祸根。
首先，在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大批的青年农民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同时也带着对分得革命胜利果实的感激心情，涌进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当然希望这场革命能够不停顿地继续下去，这样，新政权便能不断地带给他们不需要付出汗水就能得到的好处。共产党让这些人不需要依靠辛勤劳作就能获得的新生活。他们高兴地说，“只要入了党，不怕没人养。”更让人感到兴奋的是，共产党使他们由原来穷苦而被人看不起的地位一夜之间而成为人上人，他们为自己能在自己的乡亲族人面前发号施令而激动不已。许多人参加革命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不费力地发胜利财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望。一大批这样的土改干部通过这场运动顺利地占据了共产党的各级农村政权，共产党也依靠这些人的真诚拥戴巩固了在广大农村的统治。按照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又去接管城市政权。
他们狭隘自私不劳而获的原始农民意识事实上已经通过这场运动弥撒在整个共产党内。党的先驱者们立意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成了一个纯粹的中国农民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在党内的地位稳步上升，他们就是十几年后毛泽东敢于在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的主体。“文化革命”中最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党员干部和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十有八九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现时代的务虚不务实、报喜不报忧的官僚作风也是由这些人唱的主角。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古话正好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批土改干部在共产党内的历史作用。
其次，这场土地改革运动的革命对象，即那些地主富农分子，除极少数确有民愤的恶霸外，大部分都是靠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后几代人的积聚才起家的劳动人家。按照现时代的观点来看，应该说他们大多数是农村里的种田能手，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打击他们即是对农村生产力的彻底摧毁。更为严重的是那些老实巴交的种田人眼看着辛苦成家的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农民们谁还会再去购田置地兴家立业呢？这就是在以后几年内共产党能够迅速地将土改中已分给了农民的土地收回到合作社，而后又能毫不困难地全部收回到人民公社中来的缘由。
父亲当了一辈子官，居然没有给家中留有一分田土一处房产，连多余积蓄也没有。这实在让那些农会干部们大失所望。他们把母亲传去逼问了几天几晚，到后来他们总算意识到并没有逮到想象中的大鱼。实在没有油水可捞了，一怒之下，再也顾不上同族人的面目，抄去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回来。我们连身上遮体的衣服，晚上睡觉的被子也没有了。一家人只好钻在铺在地上的稻草里。我家成了老屋里真正的贫农。一贫如洗不说，连分给我们的田土也没有人去种，全家最大的男子汉就是我，年方五岁。
没有饭吃，书早就念不成了。兄弟姊妹中我最大，（大姐在城里）由我带上弟妹们去要饭。母亲因是反革命家属，反动军官太太，连外出要饭也是不允许的，本来就穷的乡下，每天讨回来的就只有茴它。茴它倒是饱肚子，只是吃了后容易饿，而且响屁连天。
总算天无绝人之路。那天，母亲被恩准外出一次，来到新墙镇上，偶尔发现一张字迹已经发黄的政府通告。母亲颇通文墨，她居然在通告中看出了一些门道，发现其中有一条的意思是允许在农村中无生活来源的人进城自谋出路。她把通告扯了回来，当天晚上她就和二妈徐毓云商量，提出申请进城的打算。二妈是父亲的小老婆，按政策上说，她也可以算成是受压迫的妇女。村里已经答应安排她去村里小学教书，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马上和父亲离婚，以划清界线。早已有人在打这位还算年青的军官太太的主意了。所以，她已不愿意再和这反革命的一家搅在一起了，不同意和母亲去城里另谋生路。
这样，我们同父异母的七姊妹（三男四女）由各自的生母带着，分家离异了。分手时，由母亲带进城有大姐曼娜十二岁，我，才五岁，大妹曼清三岁，二弟三毛才一岁多点。二妈带着留在乡下的是大弟小雄四岁，二妹毛毛两岁，小弟四毛才四个多月。当时我们都还太小，就由两位走投无路的母亲一个晚
上的商量，决定也我们弟兄姊妹进城和留乡的命运。这一城一乡的去留，多年后，我们都成人了，才体味到那个晚上的偶然商定，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各人的命运带来了如何不同的历程。
进城的手续倒不麻烦，母亲向农会写了个申请报告，面对我们一家在乡下确有饿死的可能，农协主席唐济美就批了个放行的路条，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儿女，踏上了去城里求生的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