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协议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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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协议续签

《环球时报》英文版10月20日引述义大利《晚邮报》19日的报导，指出中国跟梵蒂冈预计于10月22日续签《中梵协议》。外界关注，这会不会是双方建交的信号?中梵协议传出续签后，中国与梵蒂冈至今都尚未正式宣布。这一次义大利杂志《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 总编习安东 (Antonio Spadaro)则向《环球时报》表示，双方确实将延续协议。他提到，中梵近期不断进行沟通，《中梵协议》也为双方的对话奠定强力基础。《环球时报》写道，中国与梵蒂冈延续条约不仅代表《中梵协议》实施顺利，也代表梵蒂冈面对各方要求停止与中国对话，他们仍有意与中国推展外交关系。

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很难

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很难，因为许多人不愿公开自己的信仰。由于家庭教会多数没有登记，所以估计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相当困难。

外间对于中国新教基督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二○○二年的数字是约一千五百万。而在海外机构之中，《爱德通讯》（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统计的数字则在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七十万间。有不少坊间估计非常乐观。有许多网上资料指中国信徒有五千万以上，甚至有些数字超过一亿。香港宣道会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时代论坛指出，中国新教信徒数字只可能在二千万左右，基于多种因素，外间的数字很可能严重高估。

中国对基督教的敌视和仇恨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从此得以进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中国。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时也办立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等进行传教，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获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国人将传教士与列强混在一起，将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传教士身上，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殖民统治的工具，认为基督教传教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时对基督教会中的部分人士和中国人而发生连串教案从而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把仇恨转化成暴力行为。终于在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多名传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杀害。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苏共和中共等左翼共产主义团体共同发动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主要参加者是知识青年，也包括了当时主流的知识界人士，如在北京大学便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也对当今中国社会，包括政府（政府自身的政治属性以及长久以来的教育系统对基督信仰的偏见的片面灌输）对于基督教总体敌视且充满仇恨的态度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方面的作用超过任何人。英国和美国宗派，如英国循道会，继续派遣传教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驱逐传教士。

中共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

中共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因此在苏区驱逐或者逮捕外国传教士。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传教士作为条件，要求释放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可证明苏区关押着外国传教士。1934年12月8日，红军方志敏部队在皖南旌德县绑架内地会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提出2万巨额赎款释放条件，被拒绝后，将师达能夫妇撕票。1935年，红军长征路上曾逮捕内地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巳作为人质长达一年，勃沙特获释后回国发表《神之手》，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红军。

1949年，主张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督教会一部分迁到台湾，一部分留在大陆。当时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有28个是由华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级教士），另外109名主教和高级教士则为外国人。1949至1951年间，留在大陆的传教士曾遭拘捕入狱，继而多数被驱逐出境，大多数到台湾继续传教。中国共产党认为宗教信仰会干预或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活动，虽然1980年改革开放后设国家宗教事务局专职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宗教事宜，法律层面上宣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公民仍受部分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行设立合称为“一会一团”的天主教管理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而圣座对这两个机构都无法管辖。教徒敬拜仪式必须在登记教会的教堂进行，不接受由梵蒂冈任命主教。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或退出宗教才可入党，非中共党员的天主教公民可以在宗教上接受教宗教导，但前提是需服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1949年，天主教神甫雷震远离开中国，回国写作《内在的敌人》一书（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中共武装革命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其所隐藏的潜在隐患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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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德協定》教訓不記得？教廷向中共投降

麥格恩提到，現在教廷的「東方政策」對象則是中國，還伴隨著16世紀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s）留下的傳教浪漫主義（missionary romanticism），即把中國文化融入天主教儀式。陳日君以1933年教廷與納粹德國簽署的《梵德協定》（Reichskonkordat）為例，納粹德國幾乎是在簽署後就違反協定內容，而為了與中國簽署類似協定，教宗對習近平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噤聲。

麥格恩直言，倘若教廷想以利瑪竇的方式，與中國展開外交協商，且優先於歐洲傳教事務，那就會要開始指派活在中共政權之下，懂得和中共打交道的人擔任主教。此外，陳日君告訴天主教新聞社（CNA）：「（中國）天主教會毫無希望，我們一直遭受中共迫害，梵蒂岡卻未伸出援手，梵蒂岡反而正在幫助中共，向中共投降，把一切都交到中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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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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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skonkordat（罗马教廷与德国帝国之间的协议）是1933年7月20日，红衣主教国务卿欧塞尼奥·佩切利代表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代表总理保罗·冯·兴登堡和德国政府签署了该协议。它于1933年9月10日获得批准，并从那时起生效。该条约保障了德国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利。但是德国从一开始就破坏这个协议。就像希特勒在掌权之后，就不再需要顾忌天主教中央党的存在了——1933年12月，柏林裁定所有的编辑和出版商都属于纳粹的文学协会。这个法令ban掉了天主教出版物，并成功阻止教会领袖抗议这侵犯Reichskonkordat。 1934年至1936年，纳粹关闭了几个天主教和路德派的青年团体;他们的许多成员都被吸收到了希特勒青年团中。天主教学校被关闭，并由纳粹同情者管理的“社区学校”取而代之。 1935年，慕尼黑天主教学校长达一年的运动，在那里的入学人数下降了30％以上。到1936年对天主教的攻击全面升级，数十名天主教神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指控贪污，卖淫，同性恋和恋童癖。1937年3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一封名为“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谕。这是谴责德意志帝国和罗马教廷签署的1933年“罗马教廷与德国帝国之间的协议”（Reichskonkordat）的通谕。它谴责德国“混乱的泛神论”，“新异教主义”，“所谓的种族神话”和国家崇拜。它包含了对旧约的强有力的辩护，相信它为新的道路做好准备[5]。通谕指出，种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这是必要的和光荣的，但是谴责把种族，人民或国家的标准价值高于崇拜偶像的水平。通谕宣告：“人作为一个人拥有上帝所拥有的权利，而且任何集体都必须保护自己不被否认，压制或忽视。”[7] 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和纳粹党没有被列入文件，而是使用“帝国政府”一词。[8] 根据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罗伯特·A·文特斯卡（Robert A. Ventresca）的说法，写作第一稿的福哈伯（Faulhaber）主教坚定地认为，通谕在语调和实质上都要小心，避免明确提及纳粹主义或纳粹党。[9]历史学家威廉·希勒写道，该文件指责政权播撒“怀疑，不和，仇恨，诽谤的诽谤，对基督及其教会的秘密和开放的基本敌视”。据德国主教会议的领导人历史学家克劳斯·舒尔德（Klaus Scholder）所说，伯特伦枢机主教试图通过命令重要的段落不应该大声朗读的方式来遏制通谕的影响[11]。制作和发行30多万份这封信的过程是完全秘密的，这让德国各地的牧师能够不受干扰地阅读信件[12]。第二天，盖世太保突袭了教堂，没收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复制品，而印刷这封信的印刷厂则关闭了。根据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说法，反教会斗争的激化始于四月左右，以回应通谕。[13]舒尔德写道：“国家官员和党派反应激烈和不赞成，但是恐惧的大报还没有出来，协调仍然有效，尽管一切都加剧了对两个教会的斗争， 。[14]这个政权进一步制约了教会的行为，并以煽动起诉的方式骚扰僧侣[15]。虽然希特勒的名字没有在通谕上出现，但它的确提到了一个“疯狂的先知”，即指希特勒本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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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Reichskonkordat wird der am 20. Juli 1933 zwischen dem Heiligen Stuhl und dem Deutschen Reich geschlossene Staatskirchenvertrag bezeichnet. In diesem v?lkerrechtlichen Vertrag wurde das Verh?ltnis zwischen dem Reich und der r?misch-katholischen Kirche geregelt. Es ist weiterhin gül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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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基督徒阿罗本到达长安，带来基督教的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派别聂思脱里派，在中国被称为景教。
1289年，方济各会神父从欧洲来到中国，在北京和泉州等地发展了一批蒙古人和色目人入教。同时景教也与天主教竞争。
1368年，明朝建立时摧毁了所有带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景教和天主教。1552年，耶稣会会士方济·沙勿略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中国本土的许可，带著遗憾死在了岛上。30年后，耶稣会派来的精通天文和数学的传教士利玛窦获准在明朝长期居留。利玛窦在北京成功进入朝廷，觐见当时在位皇帝明神宗，并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的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教廷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受限。之后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教士卷入宫廷政争，最终造成雍正即位后明令禁教，此后天主教仅能以不公开方式秘密传布。不过在禁教期间，郎世宁作为宫廷画师仍备受礼遇，并且留下许多清初中国宫廷人物与景色的画作，是少数例外。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除要求中国准予通商外，也要求传教士合法宣教的权力。1844年（道光24年），道光皇帝批准弛禁天主教，准许“中外民人，凡学习天主教并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后于1846年（道光26年）颁布上谕，进一步开放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禁教令弛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向中国内陆扩展，传播基督教，在建立教堂的同时，也开设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猛增。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当时首都南京，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宣称成立，梵蒂冈虽未承认，但亦没有撤回公使黎培里，也没有令黎培里前往台湾维持与中华民国的正式关系。黎培里留在大陆并就教会及教产事务代表宗座进行指导。但随着中国外交及内政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以及黎培里与当局的矛盾加深，最终在炮击天安门案后，黎培里在1951年被当局驱逐出境，在香港停留一年后在1952年到达台湾，在间隔三年之后教廷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美国天主教出版物Commonweal关于中国天主教的调查认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一个组织，本身并非教会，无论神父、主教、修女或平信徒，都不再属于它。这意味着中国三分之二的登记教会主教现在已经被梵蒂冈承认。2005年6月28日，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的任命据说得到了梵蒂冈和北京的双重认可。在过去，梵蒂冈和北京建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由谁任命主教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表示梵蒂冈与北京的和睦，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4名中国主教，包括2位政府承认的主教，1位地下主教，还有一位最近加入登记教会的地下主教，参加2005年10月主教大会。北京最终拒绝让4位主教参加大会。
1978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即位后，适逢刚重新上台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教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有所接触。随着中国开始恢复官方承认的天主教会的活动以及开始归还教堂、教产等，教廷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变暖。虽然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官方天主教会在主教人选等方面必须遵循共产党而不是教廷的指导，但双方在实际操作中达成一定默契，主教人选通常须由教廷及官方的双重认可，最终由当局指定。同时，教廷开始追认未经教廷认可任命、但符合一定资格的主教，但受到中国政府阻挠。
2000年，中国官方教会在北京“自选自圣”任命五名未受教廷认可的主教，引起教廷抗议，同年2000年10月1日教廷册封120名位中华殉道圣人。中国政府认为此次列圣名单中有些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以此为由抗议教廷的册封。这些事件使得双方关系造成伤害。但是同年，中国政府放弃阻挠教廷追认“自选自圣”主教，并开始允许候选主教比较公开的寻求教廷认可，双方紧张关系得以缓解。此后大多数“自选自圣”主教获得教廷认可。
2005年4月，本笃十六世即位后，进一步就建交问题与北京作正式商讨。6月，梵蒂冈外长拉约洛表示，对与北京关系正常化感到乐观，双方建交并无不可以克服的困难。他说，梵蒂冈一直考虑与北京建交，他相信凭双方的善意及友谊，能够取得成果。
此后，虽然主教任命大多遵循“双重认可”的模式进行，但中国官方教会随着政治需要仍不时进行“自选自圣”，以表明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非教廷的主要领导。2006年，与中国政府政见不和的香港主教陈日君升为枢机并发表令中国政府不悦的言论，因此官方教会进行报复性“自选自圣”，未经圣座认可祝圣三位主教，双方关系再度恶化。2006年5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系统将马英林祝圣为昆明教区主教，将刘新红祝圣为芜湖教区主教的做法深感悲哀。教廷宣布，中国自圣的两位主教和两位负责祝圣的主教因此被自科绝罚（自动革除教籍）。至2008年双方的一系列动作表明双方关系缓和，教宗接见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及外交部官员。
2012年以后，由于教廷与中国政府就任命主教问题的分歧，中国官方教会停止祝圣主教。双方开始谈判关于主教人选制度化的协议。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翌年3月，教宗方济各就职，两人曾互通信件。2014年3月，教宗方济各主动向媒体谈及此事。教宗方济各任命的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曾经是梵蒂冈负责同中国高层展开秘密谈判的首席代表，曾和罗马教廷其他代表两次赴北京开展外交谈判及斡旋。
2015年再度恢复任命“双重认可”的主教。2016年11月30日，首批获梵蒂冈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认可主教之一的唐远阁正式就任天主教成都教区主教。
2018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及梵蒂冈方面皆宣布双方就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问题签订了“临时性协议”，该协议的详细内容仍未公布。梵蒂冈发布官方声明指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代表中方签署了协议。教宗方济各接受记者提问时，他声明他会对和中国签署的协议负责，任命主教他有最终决定权。
2020年2月15日，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应约会见梵蒂冈外长拉加格尔，这是双方外长首次举行会晤。
2020年9月15日，天主教权威刊物《美国》期刊（America Magazine）披露，教廷希望在中国设常设代表处，且可望促成教廷国务枢机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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