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告诉我说，不能拿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当真，不能拿别人当真，也不能让别人拿我当真。
——王小波
一
谈起王小波的出身，幸运和不幸各占一半。
幸运的是他父亲王方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授，母亲宋华是国家教育部的干部，算是出身书香门第。
不幸的是，他正好出生在“三反运动”期间，恰逢父亲被开除党籍，无辜划归为“阶级异己分子”，正在孕期的母亲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导致王小波从生下来身体就不太好，心脏一直都有杂音。
父亲因此给他取名“小波”，有“大浪化小波”的寓意。
从小王小波就不怎么爱说话，经常带着弟弟蹲在墙角。幼儿园阿姨看见了犯嘀咕，心想这哥俩该不会都是呆子吧。后来弟弟长大，按捺不住开始跑出去玩，只剩王小波一个人继续蹲那发呆。
王小波七岁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年母亲被调到乡下，父亲也无暇他顾，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只能让年迈的姥姥照顾。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饭吃，只能把地瓜蔓剁碎了，放点豆面拌着吃。王小波正长身体，也顾不上扎嘴，每次都能吃好多。
父亲心疼他们，偶尔带点肉回来，每人分一小块。看见肉，弟弟高兴地大喊：“吃大鱼大肉了！”立刻被父亲训斥，怕被邻居听到，有不好的影响。
父亲对弟弟的压制给王小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被他写进了《沉默的大多数》。
父亲是教授，教授的特点就是书多。王小波从小就从父亲的书架上拿书看，要求不高，有字就看。有意思的是，王小波不喜欢《傲慢与偏见》，觉得里面的人和大红门屠宰场架子上的猪一样，全都任人挑选，受人压迫。
王小波骨子里是向往自由和浪漫的。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那时的年轻人都想方设法留在离家近的地方，但王小波和所有人都格格不入，执拗而坚决地要去云南，想把一颗红心献给边疆人民，谁劝都不好使。
1969年5月15日，王小波坐上南下的火车，前往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插队。
列车上的同伴都丧头耷脑。王小波安慰他们：“人就像一滴滴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
去了之后，他自己也傻眼了。那里伙食差、卫生差，有一次吃饭，居然在菜里吃出了手纸。原来是农民在菜里浇大粪，连同手纸一起浇了进去。
在云南的两年，让王小波得了很严重的肝炎，豪情壮志的青年，慢慢在生活的摧残中变得沉默又萎靡。后来母亲宋华为他争取到了回家的机会，他没去，直接回了北京，因此户口没法报，只能做工人。
回忆这段时光，王小波说：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丢盔弃甲地回到城里。
二
1977年，王小波在一个全是残疾大妈和退休工人的工厂做了小工。
同年，一个叫李银河的姑娘刚刚大学毕业，进了光明日报当编辑，前途一片大好。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名叫《绿毛水怪》的文章，被这个故事震到了。
为了见王小波，李银河专门叫了一个朋友，名义上说一起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听听他的教诲。实则一进门，李银河打过招呼后，直奔王小波的房间，想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见面不要紧，一见面，李银河就被王小波的丑吓了一跳，觉得大失所望。
但王小波对李银河一见钟情。第二次见面，是在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李银河的办公室，王小波去给李银河还书，书名是《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没想到王小波把书弄丢了，等见到李银河，只能尴尬地承认书丢了。李银河一听，在心里默默的嘀咕：“这人不仅丑，脑袋也不灵光。”
后来他们开始聊天，聊着聊着，王小波愣头青似的问了李银河一句：“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刚和初恋情人分手不久，听了这话瞬间就有点不高兴。可王小波接下来彻底把她问懵了。王小波问：“你看我怎么样？”
王小波的率直，反而让李银河有点刮目相看。
“像是女版的灰姑娘，但他无赖似的直爽和真诚，却像原子弹一般击中了我的心。”
后来，李银河答应和王小波交往。但王小波实在不好看，连李银河的母亲都反对他俩在一起。想着想着，李银河就向王小波提了一次分手。出于愧疚，还给他送了两张电影票做补偿。
这次分手把王小波气了个半死，他直接把电影票退了回来，写了一封信说：“你从这信纸上一定能闻到二锅头、五粮液、竹叶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信里还有一句话：“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再说，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这句话也把李银河给气乐了，但仔细想想也是，于是心结解开，他们又接着好了下去。王小波在一封信中还找了后账，他说：建议以后男女谈恋爱都戴墨镜前往，取其防止长相成为障碍之意。
后来王小波习惯了写信给李银河，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一句热情洋溢的：“你好哇，李银河！”孩子气的童真和美好的爱意跃然纸上。
三
1977年还有一件大事，中断十一年的高考恢复，李银河鼓励王小波去高考。他报考的第一所高校，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复试的时候，王小波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郭鲁茅巴”不感兴趣，并说萧伯纳才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剧家。在当时的环境里，他毫无意外的落榜了。不过好在中戏作为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一个月后，王小波还有一次机会。
王小波的父亲因为学文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理工。于是第二次高考，王小波中规中矩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食品检验专业。这是当时人大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另一个是经济信息系。
当年一共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录取了40万人，王小波成了其中之一。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七八岁时四处打闹、瞎玩、捅马蜂窝的人大。
1980年1月，王小波和李银河结婚。按规定，在校生是不能结婚的。但王小波已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且属于带薪大学生，所以便找了一个可以开结婚证的工作单位。
“我们就钻了这个空子，怕人家深问横生枝节，登记时特地找了一个好朋友。”
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顿饭，一共十个人。王小波父亲给了李银河家500块彩礼，就算正式结了婚。
王小波的理科很厉害。在大学里，他主修经济学，闲暇时间还自学了化学。他数学与统计学的功底也很强，后来转到了数学系，同期又自学了计算机技术，还有C、汇编、Fortran等编程语言。
1982年，李银河申请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博连读。王小波因为当时的政策，两年后才可以去美国。去美国前，王小波看不起国学，想和哥哥王小平一起在图兰大学数学系念统计。但图兰大学学费每年2万元，加上他英文水平太差，没有申请到奖学金。百般无奈下，王小波最后还是选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系，靠着瞧不起的国学拿了洋硕士文凭。
当时李银河一个月的奖学金是400美金，每月扣掉20美元的健康保险，还剩380美元，俩人就靠着这380美元过日子。
他们住在匹兹堡附近的一所小阁楼内，房间号318，只有十几平米。那幢2层小楼，6、7个房间住的都是中国人，合用一个厨房。
为了糊口，王小波也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刷碗赚钱，但心里特不自在。1985年3月29日，他给刘晓阳的信中提到：
“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挣了20块钱，累得不善。去的时候心情颇不佳，因为没干过waiter，只好刷碗。干的时候心情更不佳，真他娘的累。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回来一想又闷闷不乐。像这么干，一星期干六天也挣不出学费来。”
连李银河的成就，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打击。他说：“累得屁滚尿流。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泔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
那段时间确实很苦闷，当时的留学生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王小波正好反过来。所以一起的留学生们就拿这个寻开心，说王小波是“随军家属”。王小波的烟瘾就是那个时候培养的，一天抽两包。一开门，屋里的烟味能呛得人退避三舍。他还觉得美国的烟太清淡，抽着不过瘾。
四
拯救王小波的是李银河，她不忍心丈夫的文学才能这么被埋没，就对他说：“你踏实在家写小说吧，我来想钱的事儿。”
为了养家，李银河一边读博士，一边做助教，一边去餐馆打工，特别辛苦。王小波家人都看不下去，李银河反过头劝他们：“小波是天才，文学才能荒废了太可惜，而文学是他的命，不写小说，他就是行尸走肉，那样的话，即使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李银河的全力支持，王小波开始文学创作，在美国阅读了大量的书，包括很多禁书，积累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在美国的四年，王小波完成了《唐人密传故事》以及《黄金时代》的大部分写作。
1988年，先后毕业的王小波和李银河面临着回国还是留美的选择，他们选择了回国。因为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创作都离不开中国的土壤，且王小波对在美国的生活深恶痛绝。
有人说：王小波喜欢骂人，在杂文中他喜欢骂人傻×，但在书信中，他喜欢骂人“穷光蛋”。他骂想留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贱货”，他骂热衷政治的中国人“都是穷疯了的穷光蛋”，可见“留美”和“穷光蛋”是他心里最敏感最痛切的地方。
五
回国后，王小波成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一名讲师，生活开始有了保障，他和李银河的感情也日益亲密。
王小波始终崇尚与尊重自由，包括尊重人的一切性癖好。他本来是个“性欲正常”的人，但李银河喜欢虐恋，包括一些捆绑和轻度鞭打的活动。有一次回家，王小波主动买了一根指头粗细的绳子回家，让李银河感到格外惊喜。
不仅如此，王小波也全力支持着妻子的事业。李银河首开先例，研究同性恋话题，身边全是质疑与反对的声音，王小波不仅支持她，还帮着她一起收集素材，一起采访，一起整理稿件。王小波还亲自到同性恋聚集地去寻求素材，深入厕所“探秘”，结果被人发现，当场赶了出来。
渐渐地，王小波也开始关注同性恋人群，并以此写下了《东宫西宫》的电影剧本，在1997年的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王小波对女性的尊重也是刻在骨子里的。王小波曾说过“我算是个潜在的女权主义者”。
有人怼他：“那你不成了贾宝玉了吗？”
王小波回：“恋爱中的男人都有点像贾宝玉。”
1991年，王小波的导师许倬云向《联合报》推荐了《黄金时代》，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十三届《联合报》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大奖，拿了25万新台币奖金，还得以在台湾出版发行。许倬云还是由李银河牵线认识的。当时王小波只能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系读书，说白了就是训练外国孩子学中文。王小波那时已经自己写了不少作品，实在没有值得修习的课程。李银河介绍后，王小波经过许倬云的同意，挂在他的名下开始上一对一的课。
后来，许倬云谈到王小波，心中无不怅然：“我还是很想念他呀。”还提到了李银河：“听说她现在有一个女朋友，这也挺好呀……”
当然，这是后话。
一旦有了收入，王小波立刻辞了职，专心在家写小说。他觉得天天上班，又要教书，不能让他保持连贯的创作，思路经常被打断，不利于自己的创作。王小波一心认为，写作才是他的使命。
不过事与愿违，虽然《黄金时代》得了奖，但王小波的作品并没有因此受到编辑们的欢迎，因为“不够积极，不能教诲不良青年”。王小波与当时的主流文创圈“三观不合”，因此基本没什么人能看到他的书。
对此，他安慰自己说：“我经常受到谩骂性的退稿信，这时我总是善意地想，写信的人准是在领导那里挨了骂，找我撒气。”
王小波受争议的还有大量的性描写，当时香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时，特意把《黄金时代》改成了《王二风流史》。他们看到书里大量的性描写，觉得这是一本描写“风月”的书。王小波很无奈，他文学中的性描写都是为了情节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老主编朱伟说：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所以他觉得草长、马自然地发情才是“伟大的真诚”的基础。
可惜，这个道理在当时接受度不高，现在也未必。
多年后，被问到作品主题不够“积极健康”时，王小波云淡风轻回应：
“我觉得大家把读者的水平想得太差了，都觉得读者好像需要引导，其实远不是这样。很多人把作者当作人灵魂的引导师，但我觉得我写作只是在和读者平等对话。”
因为这个分歧，王小波的书一直没多少人看。1994年，《黄金时代》终于在内地出版，但是却被限制不能进入正规发行渠道，不能打广告。王小波不得不找整捆的书去找批发商，拜托他们帮忙卖书。
《红拂夜奔》被看作是王小波的巅峰作之一，在中国迅速掀起了一阵精神狂潮，但在当时，都没有得到出版。1997年，《北京文学》的编辑李静去拜访王小波，他打印出《红拂夜奔》的初稿：“拿去看吧，出不出都没关系。”
他还拿出刚考的货车驾照说：“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干这个好了。”
六
在王小波不被文学界接纳的时候，当时已经写出《班主任》、担任过《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无意中看到了那本《黄金时代》。
那天刘心武在安定门附近闲逛，看到一家私营小书店开着门，便进去看了看。店面很窄，里头卖的基本都是休闲书，花花绿绿的，只有一个小格里塞着些文学著作，其中一本就是《黄金时代》。
当时的刘心武看见这书名，还以为是本教人赚钱的发财经。
他顺手抽出，试着读了一页，居然欲罢不能，站在书架前面愣是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
看完书想买，一掏兜，刘心武才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没带钱，只能不甘心地往回走。他边走边回味刚才读过的文字，只觉得多年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
回家吃完晚饭，54岁的刘心武打了一大圈的电话，打听比他小十岁的王小波。有个人告诉了他一个电话，说自己也从来没打过，让刘心武试试运气。
电话过去，确实是王小波接通的。他听到刘心武的介绍后，只是淡淡的一句“唔”。
后来，刘心武约着和王小波吃了饭，立马抹平了他心里的疑虑。他和王小波聊得非常投机，一人喝了半斤白酒，醉醺醺地趴到了十一点，走的时候还是被厨师叫醒的。
刘心武提到那次谈话和对王小波的印象，分外感慨他俩居然会有那么多共同语言。“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可惜，不是谁都像刘心武那样慧眼识珠。那时因为王小波辞去教职，全职写作，还有人把他叫作“业余作者”。
七
王小波其实不缺赚钱的技能，他不仅会开货车，还是中国第一代程序员。
黄集伟曾问过王小波一个问题：如果被困在孤岛上，身上可以带一样东西，你带什么？王小波答：披头士的磁带，和一本高等数学习题。
王小波的计算水平非常高，早在1993年就斥巨资买了一套配置豪华的IBM-PC兼容机286，还曾经自己编了一套DOS下的独立输入法。后来他想把自己的小说手稿输入进电脑，做成电子文档，但当时国内没有打字软件，所以王小波决定自己做。他用C++语言写出了中文输入法、编辑器以及多媒体系统，开发出了一个类似word的软件。
他用这套完全合乎自己打字习惯的软件，敲出了《黄金时代》和《红拂夜奔》。
可能是编程的时候太烦躁，王小波还在SPSS的代码里加了好几句骂娘的话。
在靠写书赚钱之前，王小波就靠着卖代码赚了一些钱。业内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小波的编程能力绝对不逊色于同一时期的雷军和马化腾。有很多中关村的老板邀请过王小波加入公司当程序员，王小波也认真地考虑过，只不过觉得写东西比赚钱更有意思，全给拒绝了。
王小波有个在清华大学学编程的外甥，叫姚勇，不爱学习，爱摇滚，打算毕业后靠摇滚乐为生。当时他在清华玩乐队，叫水木年华，乐队成员还有卢庚戌与李健。
但姚勇母亲觉得摇滚乐不是个办法，想让儿子安心上班，就找王小波过来当说客。
两人交流时，姚勇对王小波说：“痛苦是灵感的源泉。”
王小波回：
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听完姚勇立马剪了一头长发，去公司上班了。
毕业后，姚勇按部就班做了一名程序员，开发了一个网络游戏3D引擎，被当时的网易CEO丁磊看上。但姚勇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拒了丁磊的邀约。后来，姚勇开发出了一个音舞类游戏，一时间风靡全国，叫《QQ炫舞》。
成名后的姚勇提起王小波，还是很敬佩地说：“舅舅是编程高手。”
八
天妒英才，好景不长，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于北京一间公寓内逝世，终年45岁。
意外发生的前一周，刘心武还打电话约他出去喝过酒。王小波当时刚和朋友喝过一轮，头还疼着，就没有去。
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刘心武说：“世界上少了一个有趣的人。”
去世的时候，王小波的电脑里还留着未完的《黑铁时代》，他的妻子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身边没有一个人陪着。
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数次为他选择墓地，觉得都太呆板了。李银河想为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地，最终选定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花了六千元买下了它，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
虽然生前不被认可，但王小波的葬礼异常隆重。在他的追悼会上，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王小波生前最爱听的贝多芬奏鸣曲。在走廊上，还站着三四十个面带悲伤的男人。他们手捧鲜花，神情肃穆。
有人觉得奇怪，对其中的一名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男子哽咽：“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过了一会，他突然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原来，这些人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保守陈旧的社会氛围里，是王小波和李银河给了他们平等的尊重，竟让他们默默铭记在心，听闻噩耗，专门过来告别。
王小波去世一年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终于得以出版，那些生前让他四处碰壁的小说，却在一夜之间，如同一枚枚鱼雷，炸醒了中国文坛。
但这一切，都无法再被逝去的王小波亲眼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