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13：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5期
作者：迟婴
1949年7月下旬，留守南京的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一辆高级轿车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闹市之中突然失踪！
这是一起意在破坏我新生人民政权名誉、形象的政治性案件，还是一起纯为谋取财物的普通刑事案件，或者是一起隐藏着其他动因的复杂案件？这，引起了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的重视，当即下令进行专案侦查……
一、
1949年7月31日下午，一个健壮的外国男子下车来到原民国“总统府”大门前，当他被站岗的警卫人员拦截下后，不等警卫发问，便气咻咻地说要求立刻面见市长刘伯承将军，声称有要事当面反映。
带班的警卫班长把这个外国男子让到了岗亭旁边的一株大树下，对于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外国人不禁感到好奇。询问之下，对方出示证件表明自己是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三等秘书，名叫安博盖克。再询问对方为何事要求面见刘伯承市长时，安博盖克却不肯吐露原因，只是再三表示这件事必须当面对刘伯承将军反映。
尽管对方是被我方推翻的反动政府的邦交国外交官员，但毕竟是外国人，根据解放军进城前所学习的相关政策和纪律规定，外交无小事，凡是涉及外国人的事情，都必须向上级汇报请示。于是，这位班长就往里打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
这天，刘伯承不在南京，应陈毅之邀前往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去了。退一步说，即使刘伯承在南京，也不可能亲自接见一个前加拿大使馆三等秘书。据安博盖克回国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他被让进与大门相连的一间屋子坐等了大约10分钟，出来了一位军官，后面跟着一个警卫模样的青年战士，对方自我介绍姓沈，名真光，没有说到职务，只说他能代表南京市军管会跟他进行谈话，刘市长公务繁忙，无暇亲自接待。请安博盖克考虑，如果他的事情只能向刘市长反映的话，那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一定稳妥转交；如果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转报的，那就请向接待人员谈。
安博盖克稍一考虑，就放弃了初衷，说那我就向您反映，请您务必尽快转报市长先生。“我要向市长先生反映，3天前，我使馆的一辆轿车失窃，当时我就去你们的公安局报了案，但是至今竟然没有任何消息！这3天里，我向当时接待我的那位警务人员打过多次电话，他只是说让我耐心等待。我通过其他途径进行了打听，意外得知这位警员在接到我的报案后竟然按兵不动，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我不禁想到以前管理南京治安的国民政府的首都警察厅，尽管他们的工作很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可是他们在前年对于美国司徒雷登先生的轿车失窃案的侦查工作是积极到位的。所以，我要向你们提出疑问：你们如果没有能力管理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那你们为什么要动用兵力把国民政府的首都攻打下来呢？”
沈真光一听，脸色顿时严峻起来，马上打开手里的本子，请安博盖克把全部情况详细叙述一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向外界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早在一月之前，孙科已经接替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科上任后，就动起了将“行政院”迁往广州的脑筋，并且付诸实施。为此，李宗仁跟孙科发生了被史学家称为“府院之争”的矛盾。等到矛盾缓和，孙科想把“行政院”重新迁回南京时，人民解放军早已在长江北边饮马磨刀了。鉴于南京全城均在解放军的远程大炮射程之内，那些驻在“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外国使领馆就随时准备迅即撤离，或赴广州，或索性回国。这些想离开南京的使领馆中，加拿大是其一。但是，在南京的馆舍总是需要有专人看守和管理的，于是，安博盖克就以使馆驻守南京代表的身份留了下来。
同时被指定留驻南京使馆的还有两名加拿大外交雇员，以及原本就在使馆工作的几名中国厨师、花匠、杂役、门卫。这样，安博盖克的使命就由原先的三等秘书变成了“代理全权大使”，不但负责对外的一应交涉，还兼着财务和后勤工作。他掌管着留守馆舍的钱财，每天开车去采办伙食原料或者日常用品。3天前的上午9点，安博盖克照例驾驶着使馆留下的唯一一辆轿车出去办事和采买物品。跟他一起出去的，是加拿大雇员迪尼小姐和中国杂役仇鹤宝。3人先去购买了副食品，然后去鼓楼那边的一家邮局发了份电报。
从邮电局出来，应当是返回使馆了，但仇鹤宝提出因使馆水电维修需要购买一些五金配件。安博盖克于是就把车子开到了“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停了，3人下了车前往百货公司去选购。不料，这家公司最近已经取消了供应五金配件的业务，3人只得退了出来。从下车到重新回到停车的空地上，前后一共不会超过5分钟的，可是，当他们返回空地时，却是一个激灵：那辆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福特1947”黑色轿车竟然已经不见影踪了！
最初一瞬间，他们3人都以为走错了方向，来到了另一块空地上了。安博盖克和迪尼正团团打转辨认方向时，仇鹤宝已经反应过来了，说新新百货公司旁边就这样一块空地，刚才汽车就是停在那根电线杆东边的，不会有错的。这样，问题就来了：他们的轿车到哪里去了？安博盖克最先反应过来，叫了一声“上帝啊”便往马路方向奔去，另两位稍一愣怔也紧紧尾随。可是，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马车中哪有福特轿车的影子呢？
这样，就只有报案了。于是，安博盖克就去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接待他的是一位名叫俞小耿的刑警，他查看了安博盖克出示的证件，粗略地听取了轿车失窃经过，草草做了一份笔录，让安博盖克签了名字，然后叫他回使馆等候消息。
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其他车辆在撤离南京时，都已经开往广州了，这辆“福特1947”是使馆唯一的交通工具。安博盖克想想如果不能找回，那今后就没有车可代步了，除此之外，他还考虑到丢了这样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轿车，以后怎么向国内交待！所以，他的心情之糟是可想而知的。之后，他一日数次往鼓楼分局打电话，向刑警俞小耿询问是否找回了轿车，每次得到的都是不痛不痒的回答。
今天中午，当安博盖克再次给俞小耿打电话得知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时，不禁大恼，差点把话筒给摔了。在一边打扫卫生的仇鹤宝说，安博盖克先生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接待你的刑警其实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侦查行动，甚至连报也没向上级报过。安博盖克便问仇鹤宝是怎么知道的，仇鹤宝说他的一位邻居就是鼓楼分局的留用警察，也是刑警队的，昨天晚上来他家借石磨时闲聊起来说的。
安博盖克听了顿时大怒，用英语大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才问仇鹤宝，你知道你们中国的警察局该由哪个机构管吗？仇鹤宝说，我听电台播报新闻时说到公安局时总是称“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那看来应当是市政府管的吧。安博盖克说，那我就去找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将军反映此事。
这样，安博盖克就雇了辆马车来到了市政府请求面见刘伯承市长了。
当下，沈真光听安博盖克如此这般说了情况，不禁暗自愣怔，这倒不是为光天化日之下一辆轿车眨眼间不翼而飞，而是对鼓楼分局的那位刑警俞小耿的行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没有把这种想法表现出来，不露声色地把安博盖克的陈述记录下来后，请对方过目，说如果记录内容属实的话就请签名，我将尽快向刘市长反映你的情况，并把处理结果及时告知你。同时，我对于你的这个不幸遭遇表示同情。
安博盖克对于沈真光的回答还是满意的，心里也就消了气，说那我就回去等候沈先生的消息。
当天晚上10点，刘伯承从上海返回南京，照例听取了秘书的例行工作汇报，得知了安博盖克报案之事，当即召来接待安博盖克的沈真光面询情况。沈真光在安博盖克离去后，感到此事不是寻常小事，已经亲往鼓楼分局了解情况。
原来，那个接受安博盖克报案的刑警俞小耿不过是个20岁的小警察，17岁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进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鼓楼分局当了一名刑警。南京解放后，他被作为留用人员继续留在分局刑警队。这段时间里，俞小耿受解放后的新形势影响，非常积极地追求进步，还生吞活剥地阅读了若干马列主义著作，还打了入团申请报告。根据俞小耿的理解，国民党政府是反动政府，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所以，凡是跟这个政府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就都是人民的敌人，加拿大当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人民政府允许原加拿大驻国民党政府使馆馆址的存在、人员的平安就已经是天大开恩了，人民政府的公安局没有为这些洋反动分子服务的义务。因此，当安博盖克向他报案时，他虽然勉强按工作程序进行了，但却故意把这个案子扣压了下来，既不向刑警队长报告，也不拿到每天例行举行的案情通报会上去通报，而是悄然压了下来。
当下，刘伯承听了沈真光的汇报，简直给弄了个哭笑不得，说这小伙子还以为他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利益才这样做的呢，殊不料已经犯下错误了，当然，这责任不全在他身上。看来，这是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普及教育工作做得有问题了。这类涉外案子，关系到我们中共对于新解放的大都市的管理水平和树立什么样的形象的大问题，不是小事啊，必须慎重而慎重。那辆轿车已经丢失3天了，如果窃车者当时就驾车离开了南京，现在也不知开到何处去了。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侦破的案子了，所以，鼓楼分局能否有把握迅速侦破还是个问题，还是让南京市公安局直接负责侦查吧。
刘伯承于是就指示秘书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周兴打电话，要求市公安局重视对该案的侦破。周兴是一位1925年就入党的老革命了，参加过南昌起义，从1931年开始就从事保卫工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公安。周兴在刘伯承的指示下达前，就已经知道加拿大使馆轿车失窃案了，这是沈真光下午去鼓楼分局了解情况后，分局领导知道了俞小耿所犯的过失可能影响不小，所以，在当晚去市局进行例行工作汇报时就向周兴报告了此事。汇报结束后，周兴留下了鼓楼分局的两位领导，正在谈话时，接到了刘伯承的指示。
周兴决定组建专案组进行专案侦查，于是便召来市局政治保卫和刑事侦查条线的负责人，一番商议后，决定抽调7名同志组成“福特轿车失窃案”专案侦查组，立刻着手进行侦查。
二、
当时的南京市公安局的全称是“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刑事侦查处下辖的刑警中大部分都是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留用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或者外围进步人员。在民国时期的国民党警察系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刑事侦查一直处于名列前茅水平，曾经侦破过不少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刑事案子，其中包括“神秘女飞贼案”、“司徒雷登座车失窃案”等，积累了一套刑事侦查方面的技术经验。因此，周兴局长在抽调“福特轿车失窃案”专案侦查组人员时，要求动用几名具有丰富刑侦经验的留用刑警。这样，7名专案人员中，有3位是留用刑警，其中金默亭是原中共地下党员，小邓是原地下团员，还有一位姓林的也是进步分子。
专案组长封克全是随同周兴局长一起从陕西来南京的人员之一，抗日战争时就已参加革命，曾经当过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的警卫员，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社会部、公安部当侦查员，对于侦破各类案件都具有一定经验。他在当天午夜被上级从睡梦中唤醒接受任务后，当即会同副组长金默亭紧急召集专案组成员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最先受理安博盖克报案的俞小耿也被封克全打电话让鼓楼分局紧急通知前来市局介绍案情。
当时侦查案件的思路，通常都是先要分析案件的性质。“福特轿车失窃案”是一起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会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可能是政治性质的案件，作案动机是破坏我新生政权的社会治安秩序，乘机造谣，扰乱人心；另一种认为是刑事案件，作案动机就是为了谋财。
双方正在各自充分发表自己的分析判断时，公安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奉周局长之命向专案组通报一个刚获悉的情报，供专案组分析案情时作参考：西方外电从昨天中午开始，已经在报道和评论发生在中国南京市的加拿大外交官员轿车失窃案了；广州、重庆、成都等尚处于国民党控制城市的官方报纸也对该案有报道；而香港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控制的《新时间快报》则别有用心地开始刊登1947年被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破获的《司徒雷登轿车失窃案侦破记》连载了。
这个情报给专案人员的案情分析一个提示，于是认为是政治性案件的一方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另一方于是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先从政治性案件方面进行考虑。接着就进入了具体分析案情阶段，先让等候在会议室外面的俞小耿进来向与会人员介绍案情。俞小耿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竟然惊动了刘伯承，而且分局领导的脸色也非常不好看，此刻颇有些忐忑不安，说话不大连贯。封克全让他不必紧张，把一应情况说一遍就可以了。于是他渐渐镇定下来，翻看着当时的报案记录，回忆着安博盖克当时的叙述，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叙述了一遍。
专案人员把俞小耿介绍的案情理了理，熟悉南京全城地理的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在一块黑板上迅速画出了现场平面图，众人开始发表意见，以下内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
据失主介绍，这辆失窃的“福特1947”的车门和引擎钥匙都是由美国福特公司提供的享有专利权的最新产品，即使作案者有万能钥匙，也很难想象能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能对付得了，因此，估计作案者很可能备有比万能钥匙还可靠有效的另一种开锁工具。
即使作案者手里掌握着能够打开这辆轿车的复配钥匙，也不可能这么巧正好在现场候得安博盖克驾驶着福特轿车过去，所以，由此判断作案者可能是事先知道安博盖克要去“新新百货公司”购物。他(或者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一情况的？看来，只有知晓安博盖克要外出购物的原加拿大使馆内部人员向作案者泄露。
如果作案者是用复制的钥匙解决了车门和引擎锁具的，那么，也只有原加拿大使馆内部的人员才能实施这一行动。因此，看来，作案者是有内线配合，而内线则是现在还供职于原加拿大使馆的那几个中外雇员。
封克全想了想，再次把俞小耿叫了进来，让这个年轻刑警回忆一下安博盖克报案时对于去“新新百货公司”购物的说法。俞小耿睁大眼睛想了片刻，说他记得安博盖克当时说是那个杂役仇鹤宝提出需要购买五金配件的，安博盖克问去哪里购买，是仇鹤宝说的去“新新百货公司”。
于是，疑点就定到了使馆杂役仇鹤宝的身上。
次日中午，一份仇鹤宝的材料就送到了专案组组长封克全的面前：仇鹤宝，35岁，其父是海员，早年在数艘加拿大海轮上当过厨师，抗日战争期间曾逗留美国，并受聘于美国巡洋舰“上帝之星”号上当大厨。仇鹤宝本人自幼顽劣，小学时号称“打架大王”，进初中后劣性不改，初二时被学校开除。之后，仇鹤宝索性在社会上游荡，伙同一帮地痞斗殴敲诈出了名，还跟其中6人结拜弟兄，成为南京小有名气的“水西门七兄弟”的老二。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时，“水西门七兄弟”倒是爱国热情高涨，主动要求跟国军一起抗敌，结果其中3人战死，仇鹤宝等4人却是福星高照，连小伤也没有受一下。国军撤退时，仇鹤宝4人跟着离开了南京，从而逃过了南京大屠杀。4人到了武汉，那3名结拜弟兄都参加了“军统”，当了特务。仇鹤宝没有跟着走，而是投奔了汉口一家洋行的一个跟其父有换帖之谊的襄理，在那里当了一名杂役，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才重新返回南京，其时他已经娶妻生子。仇鹤宝返回南京后不久，其父也从美国回来了。仇鹤宝便要求老爸替他想想下一步应该如何走，老爸说过一程再说吧。不到一周，老爸就通知仇鹤宝，让他去加拿大驻国民政府使馆当杂役。那里的一位武官是他父亲的朋友，已经跟人家说好了。就这样，仇鹤宝便去了加拿大使馆做起了杂役。从此倒是太平无事，一直平平稳稳干到现在。而仇鹤宝的那3位参加了“军统”的结拜弟兄，后来都成为“军统”以及由“军统”演变的“国防部”保密局的校级特务，抗战胜利后还是跟仇鹤宝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南京解放前一个多月，邻居还看见其中一位佩戴中校衔章的在“水西门七兄弟”中位居老五的前来拜访仇鹤宝，一口一个“二哥”叫得十分恭敬。
专案组一讨论，更增加了对仇鹤宝的怀疑，因为这主儿既有非同一般的海外关系，又有着跟国民党特务军官称兄道弟的亲热。这种角色，让他配合着特务干一桩破坏活儿，自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一口答应的了。
专案人员进一步推断：如果仇鹤宝确实跟本案有关，充当着盗窃福特轿车案的内线帮凶，那么，他会在本案中如何运作？
安博盖克被悄然请到了市公安局，由专案组正副组长封克全和金默亭当面对其作了一番调查。安博盖克见中共警察对于该案非常重视，很是高兴，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尽可能详细地回答着专案人员预先拟定的问题。出于慎重，交谈中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对于仇鹤宝的怀疑。
送走了安博盖克，专案人员立刻进行了案情分析，认为如果确是仇鹤宝参与作案，那么从安博盖克提供的情况看来，由于他那天出去办事事先并没有通知过使馆内的任何人员，只是在决定出发前大约半个小时才对迪尼说了，并让她去通知一名中国杂役一起出去。安博盖克并没有指定具体通知哪一位杂役随同出去，而是由迪尼自行决定。这是使馆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加拿大雇员迪尼也熟悉了这种惯例。这样，仇鹤宝在接到迪尼的通知后，为使同案者尽快作好下手准备，他就必须马上把消息传递出去。
仇鹤宝传递消息的渠道有以下两条：当面告知或者打电话。专案组认为，如果之前对于仇鹤宝的分析判断没有差错的话，只要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那就能够获得破案线索。
精通英语并富有侦查经验的金默亭和侦查员老汪、小吕奉命前往原加拿大使馆进行相关调查。3人接触了包括安博盖克在内的原使馆的全部中外留守人员，就在安博盖克通知迪尼准备外出之后是否有人离开使馆或者使用过电话一事进行了不露声色的调查。
看门人高老头已经年届六旬，一看便知是那种绝对忠于职守和对主人忠诚不二的老式旧派义仆类的角色。令侦查员感到意外的是，高老头的儿子竟然是抗战初期参加的新四军，现在苏北行政公署，干的也是公安工作。这使双方顿时多了一份亲近感和信任感，高老头也乐意配合调查。据他回忆，在那个特定的时段里，没有任何人外出过，也没有外人来过。而他这个门卫室里的电话机，只能拨打内线，所以，另一项内容的调查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还在调查这个时段内是否有人拨打过电话。其实，这时另外一路侦查员已经去电话局查询这个问题了。这边调查还没有结束时，侦查员小邓已经骑着摩托车过来，悄然向金默亭报告了查询结果：案发那天上午的那个时段里，原使馆的一个电话机确实向外拨打过电话。但由于电话局那边的机房正在检修，自动记录仪器停止了工作，所以不能显示拨打的是哪个电话号码。
这使金默亭很是兴奋，觉得心里有了底。正好此时又获得一个情况，使馆的另一加拿大雇员埃丽娜小姐在回答侦查员的询问时反映：那个时间她从楼梯上往下走时，听见楼下的过道里有人在打电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的是中国话，可是她无法判定是谁。埃丽娜小姐是8个月前才从温哥华来华工作的，具体岗位是整理使馆的文字档案，那是一个不需要通晓汉语的岗位，因此，她不会汉语。又因为那是一个需要整天待在室内不需要跟使馆内的中国杂役打交道的岗位，而她又是一个非常矜持的贵族式小姐，因此，她一直到现在连使馆一共有几名中国雇员也弄不清楚。
金默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自然知道趁热打铁的必要性，于是马上和两名助手分别找除仇鹤宝以外的其他几名中国杂役谈话，要求他们回忆一下各自在那天的那个时段在干什么。很快就有了收获，那个姓马的花匠在跟侦查员老汪聊天似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到，他去使馆主楼给鲜花浇水时，正好看到仇鹤宝在过道里打电话，仇鹤宝看见他进门，说了一句“那就这样吧”就挂断了电话，然后热情地跟他招呼，掏出香烟请他抽。
金默亭考虑后，决定跟仇鹤宝当面谈一谈，看看他对打电话一事是否承认、如何解释。仇鹤宝对于打电话一节很爽快地承认了，说他确实是在迪尼小姐通知他一会儿准备跟安博盖克先生去购物后往外面打过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姓什么叫什么？从事什么职业住在哪里？跟其通话时说了些什么内容？仇鹤宝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面对着金默亭虽然表面客气但内里却是隐藏着玄机的这番问话竟然显得从容自然，一边抽着金默亭递过去的香烟，一边打着哈哈说看来你们警察有点怀疑我跟这个案子搭界了，那我更应该把详细情况奉告你们了。于是就作了一番解释性的回答：亲戚其实是其堂弟，比他小两岁，在逸飞路开着一家“定胜商行”，原是做棉花生意的，现在看看这生意好像不大景气，就决定改做海产品。因为知道伯父即仇鹤宝的父亲是跑了一辈子海洋的人，便登门拜访，请求介绍一些熟识的朋友，也好指导如何入行。仇鹤宝父亲答应联系联系看，老人往上海跑了一趟，就给联系上了一个当初曾经一起在外国海轮上待过、现已成为小有名气的海产品老板的朋友郭某。老人昨晚返回南京家中后就对仇鹤宝说了此事，嘱其通知堂弟。仇鹤宝的这个电话，就是打给那位堂弟的，对方的电话是商行的。
金默亭见仇鹤宝侃侃道来，没有一点慌张，心里反倒愈加起疑了，寻思这主儿乃是一个闯过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的角色，如果这个案子又确实如案情分析会上所估计的是政治性质的破坏案件，那么，他背后的特务肯定已经早跟其商量过如何应对调查了。于是，也不多跟他啰唆，说你先待着别离开，我们这就派人去你家里和“定胜商行”调查，看你所说的是否属实。
当下，金默亭就派两名助手分头前往两处调查。仇鹤宝的父亲和堂弟的一番说法跟仇鹤宝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至少是从表面上看来，仇鹤宝是没有参与这个案件的任何证据了。
三
金默亭3人返回市局，把情况向封克全一说。封克全有点意外，说这件事我们分析得好好的，很有可能跟加拿大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系，现在最有疑点的仇鹤宝不存在疑点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老金同志我们再商量着看看。
封克全和金默亭两人在办公室关着门密议了一阵，议来议去总觉得案件应当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联。两人各自拿了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划拉着，最后，封克全想到了一个思路，说是否会是加拿大原使馆内部已经被解雇了的雇员在起着什么作用啊！这些人员应该都是熟悉使馆那一套日常运作内容的，如果其中有人打定主意要动那辆福特轿车的脑筋，那么，肯定是知道使馆留守人员会驾着轿车外出采购东西的，那也就不必跟使馆现有的留守人员勾结了，只要在使馆附近设个点比如租间屋子住下来，留意着福特轿车几时出去，跟踪上去不就可以下手了？
封克全这样一说，金默亭顿时有了同感，说对啊，我们怎么没往这方面去考虑呢？原加拿大使馆是外国驻华使馆中规模大、人员多的使馆，他们原先光轿车就有7辆，还有吉普车、卡车。除了外交官自己开车，还雇用了几名中国司机。如果那几个中国司机中有人参与作案，那不是很容易得手的吗？看来，我们应当往这方面去调查一番。
侦查员悄悄走访了看门的高老头。老人是使馆最老的中国雇员，他熟悉这里曾经待过的每个中国雇员。据他说，使馆原先雇用了3名中国司机，都是南京当地人。前不久撤馆时，使馆方面给他们发放了解雇金，让他们离开了。侦查员问这3位师傅后来上哪里去了，高老头说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徐纲的现在在替“明发纱厂”老板周明发开车。他本来就是开轿车的，能跟外国人开车，技术当然没得说的，正好那老板新购买了一辆轿车，就把他请去了。徐纲就住在我家附近，我隔三差五碰到他的。小伙子人不错，见到我总是客客气气招呼，有时没事还硬要开车送我一段路呢。
高老头这么一说，侦查员自是顿时来了兴趣，马上了解徐纲原先在使馆是给哪位外交官开车的。高老头说徐纲是机动司机，从大使先生的高级轿车到装运货物的卡车，哪辆车都开的。这样，就使侦查员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推想：既然如此，那么，那辆失窃的“福特1947”也是在徐纲驾驶过的车辆范围内的，所以，他曾经是有机会配制过这辆轿车的钥匙的。
侦查员返回市局在专案会议上一汇报，众人认为这个徐纲身上似乎隐藏着若干疑点，看来需要悄悄调查一番。封克全、金默亭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有必要与此同时进行另一方面的调查——走访案发现场附近的群众，看能否运气好点找到当时的目击者，于是就把人员作了调整安排。
对徐纲的外围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但查下来并未发现此人有作案疑点，而且从他平时凸现出的人生态度、待人处世、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影响看来，他不是那种头脑里容易产生犯案念头的人。于是，就决定先把他放在旁边了。
跟对于徐纲的调查内容相比，另一路的调查内容就显得丰富了些。案发现场“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那块空地，抗战前是一家很大的茶行，后来日军占领南京时，老板全家逃往海外了。抗战结束他们返回时，发现茶行的位置已经成了一家简易剧场，专门出租给那些走江湖的草台班子作临时表演用。茶行的少东家一打听，主持剧场的那人叫杨八宝，就去交涉，但对方却不肯交还。于是就打官司。哪知这杨八宝的背后是“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法院那些法官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的。白白耗费了若干钱财，官司却是一败涂地。那少东家大怒，不知雇了何方高手，竟然就把杨八宝连同4个保镖一并杀了，一把火将剧场烧作白地。等到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调查时，那少东家早已去了海外。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这块地皮从此也就无人敢占用，一直空置在那里，成为附近百姓的日常逗留、闲谈之处，偶尔也有人临时把汽车放在那里停一会儿。
那年头，汽车还没有普及，即使是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街头常见的还是马车多于汽车。因此，可以想象，当一辆“福特1947”这样几近于崭新的高级轿车出现在这块空地上的时候，对于那些逗留于现场的路过歇歇脚的小贩以及下棋、打拳和闲谈的附近居民来说，无疑是一桩新鲜事，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要把注意力暂时转移到那辆轿车以及从车上下来的两个外国男女身上。数名侦查员在那里找到了两个当时正在切磋太极拳的老者，然后通过他们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十来名目击者，其中有两个是小贩，七八个是闲谈的居民，3个是下象棋的伙伴。花了大半天时间，一一走访下来，他们对于“福特1947”开过去停泊一节都是记忆犹新，可是问到那辆高级轿车是怎么离开的，就没有人说得上来了。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对于轿车是几时离开的都没有留意到。
当天晚上，正当专案人员在为此感到沮丧时，忽然接到鼓楼分局值班室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群众去分局反映关于白天调查过的可能跟那辆轿车失窃有关的线索。封克全闻讯大喜，当即亲自带着两个侦查员驱车前往鼓楼分局。
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姓单，白天已经接受过专案人员的调查。他在轿车失窃案发生的时候正在现场跟人下棋，留意到了轿车的到来，但之后因棋局形势对他不利，只顾考虑对策，根本没有留意过轿车是几时离开的。单老头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因此，当他面对着侦查员充满希冀的目光而无能为力时，内心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情绪一直被他带到了家里，以至于当他的老伴走亲戚回来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时，也察觉到了他的情绪有问题。老伴当时没有提出询问，直到吃过晚饭，收拾好饭桌后这才问起。单老头一说，其妻想了想，说我倒想起一个情况：那天那辆黑色轿车停车时，我正站在我家通到马路的那条小巷口，看见一辆两轮绛红色新摩托车从东面开过来，就停在烟纸店门前，车上有两个男子，盯着马路对面的那辆轿车看，还小声议论着什么。这时，正好过来了李家好婆跟我说话，我就没有再看他们。单老头听了老伴这番叙述，觉得可能对公安人员破案有用，就马上去分局报告了。
专案人员对于单老头反映的情况甚为重视，他们分析：那辆绛红色摩托车很有可能是从“福特1947”离开使馆时，就已经开始跟踪了，伺机下手作案，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这边候到了机会，于是立刻行动了。这样，就有必要以绛红色摩托车为线索进行调查了。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处车管科的登记资料显示，全市当时一共有如单老头反映的那种两轮绛红色摩托车19辆。专案人员抄录了车主姓名、地址后，立即分头开始进行调查。车管资料虽是两个多月前南京市公安局成立后建立的档案资料，可是处于解放伊始的这两个多月的动荡中，车主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失踪、有人自杀、有人已经折进了局子，而有的车主人无恙，摩托车却已经报废了。专案人员整整花费了三天多时间，才算把这19辆摩托车的现状都一一查实，奇怪的是没有一辆是如同单老太太所看见的那样是新的或者接近新的！
这就是说，单老太太所看到的那辆摩托车是一辆没有登月记过的黑车，或者，是一辆非南京本地的车。大多数专案人员分析认为是黑车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时，有人提出，也许并非黑车，而是一辆登记过的合法车辆，但登记时不是绛红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为了作案才临时改成绛红色，因此看上去像是新车。这个观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于是决定从改变摩托车颜色这一点着手调查。
四
当时，那种拿在手里就能喷漆的金属罐罐还没问世，喷漆必须动用空气压缩机。因此，改变车辆表面的颜色，从技术方面来说可能不算复杂，但就设备而言，就并不是哪一个修车匠都能干得了的，必须得去汽车修理厂或者作坊解决。这样，专案人员就着手调查南京全市的汽车修理工厂和作坊，凡是有空气压缩机能够胜任车辆喷漆的，都在调查范围之内。
这样，侦查员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把全市的此类调查对象一一走访遍了，却没有查到有哪家接受过改变摩托车颜色的活儿的。
专案组众人简直傻眼了：这是怎么的，分析得有鼻子有眼似的，怎么查着就是没有呢？这时，周兴局长召见专案组长封克全，询问案件侦查进展情况，说他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离南京去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专案组能否在他离任之前把这个案件侦破。封克全说局长老实说吧，我心里没有底，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但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封克全把周兴的话在全组一传达，众人都觉得心情沉重。
这时，有一个偶然中出现的情况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当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由上海迁往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这天从上海前来南京视察军务。南京这边自要布置一番警卫，陈毅抵达前，部分马路实行临时封闭，偏偏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不肯听从警察的指挥，硬要穿越被封闭的马路，还毛手毛脚地对执勤警察动了手。这样，这主儿当场就被警察连人带车给扣留了。
专案组人员没有参加执勤，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而扣下车和车主的执勤警察，也是不知道专案组正在寻找一辆绛红色两轮摩托车的。不过，这天发生的这一情况，当天傍晚就上了南京市公安局的油印《情况简报》，而且正好被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看到了。金默亭心里一动，当即给交警队打了电话，得知那辆扣下的摩托车竟然是一辆绛红色新车时，马上叫上两个侦查员前往交警队察看。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美国生产的“鸣诺”新车，车主名叫张明冬，是南京一所教会中学的英语老师。据张明冬说，这辆摩托车是当年1月南京尚未解放时从一个国民党宪兵军官手里买下来的，价格之低一看便知来路大有问题，因此，他一直不敢使用，当然也就谈不上去交警队上牌照了。最近他听说公安局允许以前留下的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上牌照了，于是就从一位朋友开的车行那里弄了一张假发票，已经向公安局登记过了，这天匆匆忙忙是想去领取牌照的，按照计划，他领了牌照还准备马上去常州亲戚那里呢。
对于金默亭来说，这番话语的最大价值不是牌照，而是一辆符合目击者当时在现场所见到的出现过的摩托车特征。于是，他就要弄清楚这辆摩托车在案发那天即7月28日的行踪去向。车主张明冬说那天他轮到去学校值班，就把车子骑去学校了，一整天没有离开过学校。这车一直停在学校里，上了锁。
侦查员于是就去了张明冬所供职的教会学校，了解到一起值班的还有一位女教师。女教师证明那天张明冬老师确实一直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大家各做各的事，中午饭是请看门人的妻子去外面买的客饭。但这只能证明张明冬本人的情况，并不能证明那辆摩托车的情况。于是，侦查员又去找看门人询问情况，看门人证实那天一整天确实没有摩托车开出去过，因为学校放假时大门小门都是终日紧闭的，别说一辆摩托车了，就是一个人出去也得请他开门才行哩。
至此，这个曾经被怀疑为可能是线索的情况，就画上了句号。
专案组再次举行会议分析情况，有人提出：会不会单老太太是色盲，把其他颜色的车子看成是绛红色的了？于是就派两名侦查员携带了一本医院鉴定色盲的图册前往拜访，当场一测试，不是色盲，分辨颜色很正常。但这个猜测却给专案人员一个新的思路：崭新或者接近崭新的摩托车的颜色在某种比如阳光下会产生不同颜色的变异现象，那辆在现场出现过的摩托车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于是侦查员就借来几辆不同颜色的摩托车，在案发的同一时间前往现场测试，证实这个推断是合理的，在太阳光的映照下，从单老太太站立的那个角度看上去，至少有3种另外颜色的摩托车的车身看上去呈现绛红色。这样看来，有必要调查一下其他摩托车的情况了。
这时，一位侦查员获得一条线索：一个修车作坊的工人叫雷复根的在大约一个月之前曾经自行装配过一辆金褐色的摩托车，准备出售。封克全下令前往察看，侦查员见到那辆摩托车时，正好是阳光灿烂，照射在车身上，反射出绛红色彩，于是就对车主雷复根产生了兴趣。
雷复根是国民党军队的退伍军人，他曾以技工的身份参加国民党远征军去缅甸跟日本人作战，当然，技工是不打仗的，他是杜聿明将军的机械化部队的修理工，退伍定居南京后，就自然成了修车行业的一块香饽饽。雷复根最后去了一位朋友开的修车作坊，名义上是工人，但实际上连老板也是听他的。两个月前，老板去了北方，修车作坊就交给雷复根经营。他把修理时调换下的零部件装配了一辆摩托车，喷漆后就是一辆性能良好的新车了，放出口风准备出售，但到现在也还没有卖掉。
侦查人员前往修车作坊找雷复根，那个年代，对于像雷复根这种参加过国军的人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看的。而雷复根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主儿，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这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登门的侦查员。侦查员先问这辆摩托车为何不去公安局登记，雷的回答是没有想过登记之事，因为根据修车行业的惯例，凡是装配的车子都是出售后由购买方自行前往公安局进行登记的，他又不使用这辆车子，没有必要花费一笔钱去交纳登记费用。又问你能够保证这辆车一直放着没有被人推出去开着玩玩什么的？雷复根说我一直把车锁在后院，上面蒙着一块油布，谁能推得出去？再说我这边的师傅如果要开车，那有的是人家前来修理的车子，随便推一辆出去就是了，又何必到后院去弄我那辆准备出售的新车呢？
侦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上月下旬接近月底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是否离开过修车作坊？雷复根几乎是连想都没有想就断然回答：“没有！上月下旬我这边的活儿正忙，老板又把作坊交给我负责着，我哪里有空出去玩儿呢？”
侦查员又逐个分别询问了作坊的其他工人，包括那个专为大伙儿烧饭打杂的老妈子，都证明雷复根确实没有离开过作坊，那辆拼装的新车也确实一直好好地放在后院。调查进行到这当儿，只好结束了，侦查员离开修车作坊时的心情，可以用“好生无趣”四个字来形容。
没想到，出得门去就有了改变这种心情的机会：两人走得没多远，就被正在一株大树下闲谈的几个老人拦住，说警察同志你们是去修车作坊办公事的？那我们老百姓正好有个问题需要你们给解决一下，不知是否可以？侦查员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对方的问题就是送上门来的线索，但人家这样说了，那就不管是否跟调查内容有关，都是有必要听一听的。一听之下，顿时来了兴趣！
那几个老者都是修车作坊的邻里，他们向侦查员反映的问题是：这家作坊名气很响，生意很好，所以日夜喧闹，尤其是修理好引擎后的调试发动，想来就来，半夜三更，大清早什么的都不管的，有时甚至几辆车一起进行，那轰鸣声真是无法忍受。邻里的话，他们只是敷衍，没有实际行动。说到这里，一个老者强调说，有一次，就是上一个热潮来临最热的那天吧，我整夜难眠，熬到早晨4点多钟有点凉意了我正要睡个好觉时，后院也传来了车子发动的声音，反复发动，断断续续折腾了好一阵，害得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后来头昏了一整天。
侦查员一听“后院”两字，顿时一个激灵：这不是跟那辆拼装的新车有关嘛！于是询问了一下日期和细节，确认确实是在安博盖克失窃轿车的那天把后院那辆摩托车发动起来开出去的情况后，马上转身重新回作坊去找雷复根。这回，就更加不客气了，一副手铐拍在对方面前：你小子刚才没有说实话，你是打算在这里说清楚啊还是到局子里去交代？
雷复根知道事情出现了变化，他当然不想去局子，于是就说出了实情：那辆拼装车确实借给一位朋友使用过。那是7月28日早晨4点钟，那位朋友按照上一天晚上跟他约定的，前来修车作坊把那辆拼装车开走了，到次日晚上9点钟过后才来还的。因为是从后门出进的，所以，作坊的其他工人师傅都未被惊动。但是，那天发动时因为那人不熟悉这车性能，所以，折腾了一阵，最后还是他亲自替他发动起来的。
这位朋友姓甚叫甚，干何营生，居住何处？雷的回答是：那人名叫沙海洋，是他以前的老邻居，原在一家商行当店员，最近听说好像已经失业了，住在德胜门“马回回”清真馆旁边小巷子倒数第二家。
侦查员打了个手势：带路前往！
沙海洋正在家里坐着吃面条，一见雷复根后面跟着穿警察制服的两个人，脸色就变了，拿筷子的手也微微哆嗦，强作镇静不看侦查员，而是盯着雷复根问，雷哥你登门有何事啊？雷复根苦笑，说我本来没有什么事儿的，被你那天来借摩托车一用，也许就有点问题了。你自己直接回答警察同志的问题吧。侦查员发现，沙海洋瞬间曾经把惊慌的目光射向过桌子。那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没有什么东西，但桌子底下却堆塞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于是就问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沙海洋就惊慌失措了，支支吾吾说不利索。侦查员拖出麻袋打开一看，竟是十几匹龙头细布！
原来，沙海洋是个惯偷。上月23日，他去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城，深更半夜入室盗窃了“明大隆布行”的13匹龙头细布，藏于布行附近的一处废弃破房内。他要把这些赃物运回南京城里，那就得动用交通工具，于是就想到了找雷复根。跟雷说好借车事宜后，因怕引人怀疑，便在7月28日清晨4点钟就去修车作坊把那辆摩托车开了出来，放在家中，一直到傍晚才把车开到江宁，当晚将赃物运回南京后，又把摩托车藏于家中，到晚上才去还掉。
这样，沙海洋和雷复根就被当场拘捕。专案人员随即进行调查，证实江宁在7月23日确实发生了“明大隆布行盗窃案”，又调查了沙海洋在7月28日白天的行踪，有多人证明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而那辆摩托车也确实是好好地放在其家中没有使用过。这样，专案组算是意外破获了一个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盗窃案子，使江宁同行大为感激，还专门送来了一面锦旗。那个盗窃犯沙海洋被江宁县公安局拘捕，后来判了刑。雷复根出借摩托车供沙海洋运送赃物，出于不知情，因此，次日就交保释放，那辆拼装车被没收。
线索断了。之后，专案组连续几天举行案情分析会议，却没有任何收获。这时，周兴局长奉命调离南京市公安局，原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委兼教导师政委龙潜接替周兴出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龙潜也是一位早在1929年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参加了长征，同时又是一位长期从事保卫、公安工作的行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龙潜对惊动了刘伯承的这起涉外盗窃案件很是重视，上任伊始就带着几个大西瓜亲自来专案组看望全体成员，对大家勉励，对破案寄予希望，要求专案人员在月内拿下这个案件。
当大家心情沉重地吃着龙局长送的西瓜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一道希望的曙光即将降临……
五、
这段时间，安博盖克也是心情沉重。他作为一名外交官，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加上来自国内的情报资料提示，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方面的败局不可扭转，中共方面则正酝酿组建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府去替代腐败没落的原国民政府。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加上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加拿大政府不可能承认中共即将组建的新政府，这样，加拿大原驻中华民国使馆势必撤离回国。安博盖克不愿意留着丢失一辆轿车的不明不白名声返回祖国，因此，当他获悉龙潜出任南京市公安局新局长的消息后，便决定登门拜访，意在催促中共公安方面迅速破案。
龙潜没有接见安博盖克，他把安博盖克推到了专案组。这使安博盖克有点意外，也略微感到些许愤然，因此，当他出现在专案组正副组长封克全和金默亭的面前时，脸色显得有些异样。不过，当安博盖克品尝着甜蜜的西瓜而且得知这西瓜正是上任伊始的龙潜局长亲自上街选购后专门送来专案组时，马上意识到他的这个案子在龙潜局长心目中的分量，于是便转嗔为喜，跟封、金聊起天来。这一聊，竟然就聊出了一条线索来！
安博盖克在聊天中谈到，那辆福特轿车在失窃前大约半个月时也曾遭受过一次险遇，差点就让人给抢劫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封克全心里暗自起了个激灵，表面上却是不露声色地要求安博盖克说说这件“听上去像是很有趣的事情”。
7月13日，安博盖克受坐落于南京郊区一所教堂的一位神甫朋友邀请，驱车前往教堂参加一个小范围的聚餐活动。活动结束后，安博盖克兴致很好，便开着那辆“福特1947”轿车去钟山那里转转，当他返回途中经过一处距一个小村庄不远的公路弯道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土布短袖衫、蓝底色上有着串串白点机制细布裤子的农村妇女，手里举着一块毛巾，正拼命地冲他摇晃着。安博盖克停下车后，那妇女便迎着轿车跑过来，安博盖克看她一脸焦急的神色，寻思只怕是遇到了紧急情况要求搭车的，便打开车门下车，正要开口询问时，忽听见背后似有异响，正要回头去看时，腰间已被一柄刀子顶住，一个粗粗的嗓音令人惊奇地吐出一串流利的英语：“不许动！敢动，必死！”
安博盖克便不敢动弹，还非常配合地举起了双手，他的头脑里下意识地冒出了一个念头：遇上强盗打劫了！于是，他就开口了，因为对方通晓英语，所以，说的也是英语：“你们是打劫的……哦，那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们。”
对方的声音冷得有点可怕：“东西，留下！这辆车，也得留下！这辆车的价值，远远超过你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钱包！”
这使安博盖克感到很意外，他说：“先生，请注意，这是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外交车辆，而我，是加拿大外交官员……”
对方不客气地打断道：“知道这是谁家的车，我又不是不识牌照！别废话了，站那边去，先把东西掏出来！来，套住他！”
最后那句话是对另一同伙说的，那是一个青年汉子，马上把一根绳子往安博盖克的脖颈上扣套。但强盗错估了安博盖克，这位看似文质彬彬的外交官员，其实是加拿大海军陆战队员出身，不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参加过实战。所以，当那个为首的会说英语的强盗刚把刀子离开他身子的瞬间，安博盖克就开始动作了，只一拳就把那个拿绳子的强盗击倒，几乎同时，又一脚踢飞了第一个家伙手中的刀子。这时，如果安博盖克要擒获对方的话，大概只消动动嘴就行了。但他并无此意，而且担心路旁竹林里也许还会蹿出人来，所以，马上钻进了轿车，关上车门，按了下喇叭把那个已经吓得像被使了定身法样的呆立于车前的拦道妇女惊开，开车便走。车后，隐约传来强盗的叫骂声：“他妈的！洋鬼子你等着，这辆车早晚是老子的囊中之物！”
当下，封克全和金默亭一听，不约而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两个案子是否是同一拨人作的呢？那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主儿，显然不是一个乡下人，所以，他就有可能一招失利再来一招。于是，封克全就问安博盖克事后报案了没有，安博盖克摇头说没有报案，因为他驾车离开现场后，认为此事他没有受到损失，因此也就息事宁人算了。封克全说安博盖克先生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发生这样的案子是应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报案的，这种案犯如果不进行严厉惩罚，我们的社会治安就会有隐患，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安博盖克想想倒也是，于是就说那我现在就向你们报案吧。封克全说报案的话不是向我们报了，而是要向对现场有管辖权的公安分局报。不过，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作为轿车失窃案的一条线索来进行侦查，那倒也是可以对此进行调查的。不知你是否还记得现场位置，能否带我们先去看一看？
安博盖克说他是加拿大海军陆战队出身，专门学过辨认地形地理位置，那天回到使馆后就拿出地图看过，确认案发现场是在南京郊区那个叫曹家庄的村庄外面的公路上。金默亭说那要不你这就陪同我们去一趟那里？安博盖克点头同意。
于是就叫上了两个侦查员，一行5人乘坐了一辆中吉普离开了市局。安博盖克说先去一趟使馆，他要拿东西。安博盖克去拿的东西是那天发生抢劫案件时他所穿的一套衣服，衬衫下端和裤腰位置有一处明显的被尖刀戳破的痕迹，安博盖克说回来后发现皮肤也流了点血，不过两天就好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安博盖克辨认方向、地理果然很有一套，毫无差错地一下子就把侦查员带到了现场，下车把当时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给众人演示了一遍。侦查员观察地形，果然不过几十米开外就是曹家庄。一行人返回市局，先给安博盖克做了一份陈述笔录，作为报案记录。封克全的设想是开个会研究一下，如果大家观点一致认为有串案并侦的必要，那就向领导报告情况请求批准，如果意见不一致而且反对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或者虽然意见一致但报上去领导不同意并侦，那就把这份报案材料转往对曹家庄有管辖权的那个分局去就是了。
专案组开会讨论结果，大家意见一致，同意串案并侦，领导也予以支持。于是专案组就指派了4名侦查员以“市政府农村情况调查小组”的名义化装开进了曹家庄。那里的区政府对于市局的侦查工作很是重视，也派了一位公安人员、两名助理陪同前往。
专案人员事先对着地图作过研究，认为曹家庄周边至少得相隔三里地才有另一个村庄，因此，作案人特别是那个妇女，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村庄的人，所以，调查工作是先对曹家庄进行。
对曹家庄的调查，第一步是先把符合安博盖克所说的那个20多岁的妇女筛理出来。曹家庄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由村长、农会主任、民兵排长、妇女主任配合着悄悄排了排，符合条件的妇女也就30多人。带队的金默亭说这30多人就是一个池塘了，鱼，就要在这个池塘里捞起来。先悄然查摸一下，这些人的家里面，在7月13日前后是否有亲戚朋友出现过，这项工作，得麻烦你们当地同志去做一做了。
查摸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天，妇女主任就前来报告：经调查，一个名叫施静娟的寡妇可能符合公安局同志所说的嫌疑者情况，因为据其邻居回忆，上月上旬七八日左右她家来过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姓丁，据施静娟对别人介绍说是她的娘家表哥，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另一男子则是丁的生意伙伴，两人这次经过南京，就来看看她。后来，好像就是7月13日吧，那两个男子忽然不见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另外，不止一个村民都还记得，施静娟确实穿过白色土布短袖衫和蓝底子带白点的细竹布裤子的。
专案人员经过讨论，决定跟施静娟进行当面接触。考虑到不能打草惊蛇，就决定次日由妇女主任陪同施静娟以参加区政府召开的妇女座谈会的名义前往区政府，专案人员在那里跟其接触，同时作好了待她离开曹家庄后去其家搜查的准备。
次日上午，妇女主任前往施家，却不见其人，其婆婆说她去区里了。嗯！去干吗呢？说是去买东西。妇女主任心里便有点忐忑，担心对象已经逃了，这就要怪罪她了，而且一时还说不清楚。想了想，随即就往区政府所在地急赶。区政府所在地名叫“真仙庙”，原不过是一个庙，后来庙倒没有了，却有了几十户人家，成为一个小小的集镇。妇女主任赶到那里，在一家竹器店遇到了施静娟，便说了去参加座谈会的事儿。施静娟听了高高兴兴地跟着来到了区政府，这一去，就遇到了秋风黑脸的专案人员。
金默亭主持了对施静娟的讯问，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刑警了，不过，接触过的众多对象中却从未有过一个农村妇女。在他看来，一个20多岁的村妇，肯定是很好对付的，还不是两吓三吓就吓得乖乖交代了？哪知，这回他算是遇到了对手，施静娟竟然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主儿。她用来对付公安人员的武器就是沉默和哭泣，不管你怎么说，她就是不吭声。你拍桌子摔凳，她就哭。至于那些要把她扣上了手铐捉到市局关押之类的威胁话语，对于这个貌不惊人的村妇不过是耳边刮过一道轻风。
两个多小时后，留在曹家庄对施静娟家进行搜查的侦查员也来区政府了，他们搜到了跟安博盖克所叙述的一模一样的那个拦车妇女所穿的白色土布短袖衫和蓝底子带白点的裤子。这给了金默亭等人一份攻破施静娟这个堡垒的信心，于是决定休息片刻，集中力量一举拿下施静娟的口供。区公安员给专案人员送来了西瓜，金默亭让人给施静娟也拿两块过去，施静娟不吃西瓜，说要上厕所。专案人员哪会平白无故起疑心，当下说去吧，因为妇女主任早已回去了，只好让一个男侦查员把她带到女厕所门口让她自己进去，寻思反正只要守着门就是了。哪知这施静娟已经有了寻死之心，进去后解下裤带扣在梁上就上吊了。外面那位等了一阵不见她出来，喊了几声不见应答，觉得可能不对头，于是扯开嗓门叫来区政府的女干部进厕所一看，施静娟舌头伸得长长的早已气绝身亡了！
金默亭闻报脸色就白了，说他妈的老子办案一向细心，哪知今天竟然栽在这个村妇手里。他马上打电话向封克全报告情况，封克全也是又恼又惊，说这件事我们专案组要向领导作检查的，不仅仅是线索断了的问题，还有着一份对人命不负责任的问题，我这就向领导汇报。你们回来，晚上我们开会，人死了，案子还得办下去的！
六、
施静娟的自杀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若干麻烦，但这毕竟比之前的没有任何线索要好得多。当天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通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一致思路：施静娟死了，她那姓丁的表哥应该还在，尽管曹家庄这边没有线索，但施静娟以前对人说起过丁是她的娘家表哥，那就去施静娟的娘家查摸丁某的下落吧。
施静娟的娘家是镇江东郊施家湾，金默亭自告奋勇还是由他主持调查，他带了3名侦查员，4个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到得施家湾，当然，暂时还得封锁施静娟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在当地公安员和村干部的配合下进行查摸，却是一个激灵：施家湾这边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施静娟有过什么姓丁的表哥！
这怎么办？金默亭倒也不含糊，说查不到她的表哥，那还是查她本人。表哥是从她生活中出现的，我们只要弄清楚了她生前的全部生活活动情况，那个丁某也就自然露出来了。调查之下，金默亭这个老刑警方才知道施静娟原来并非寻常村妇。
施静娟17岁那年出嫁到南京曹家庄的，别看她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她的婚姻却是自己做主的。她16岁那年跟着父母去苏州烧香，在留园寺附近的“德大涵南货店”购买东西时，结识了一个比她大5岁的刚刚满师的店员，竟然就看中了对方。回家之后请人偷偷给对方写情书，这在当时的农村乃是一桩不大光彩不上台面之事，她的父母发现后，就向族长报告了。族长倒不似那种封建老朽那样要执行族规什么的，只是发话让施静娟停止这种行为。施静娟二话不说，当即投河自尽，被人救起。此举把笃信佛教深信轮回之说的老族长吓得停止发言，连父母也不敢多说了，只好派人前往那个店员所在的南京曹家庄正式说媒。那个家住南京曹家庄的年轻店员，次年就成了施静娟的丈夫。
施静娟出嫁到曹家庄后，因为丈夫常年在苏州，次年便也去了苏州，据她一次回娘家时说起，她在苏州并不是白吃饭靠着丈夫生活，而是自己也找了份职业，是沿街叫卖糕点。本来，小两口已经打定主意在苏州定居了，哪知抗战胜利那年丈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别说在南货店当店员了，就是自己的生活也简直难以料理了，于是只好返回曹家庄。次年，施静娟的丈夫终因病重不治而殁。
专案人员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施静娟跟那个被她称为“表哥”的人的关系，多半是在苏州生活的那几年里形成的。那个丁某，并非表哥，而是情夫之类的与施静娟具有一种特殊关系的角色。金默亭于是决定立刻转道前往苏州进行调查。
苏州“德大涵南货店”是一家有着三开间门面的大店铺，老板姓许，当地公安局介绍说这是一个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资助过我新四军三五支队西药、机械等被日军宣布禁运物资的进步人士，这使专案人员见到对方时有了一份亲近感。许老板听说是来了解当年在他的店铺里当过店员的南京曹家庄的那个曹姓小伙的，便把他所知晓的情况都一一说了。可是，金默亭等人听来听去也没有捕捉到施静娟的信息。再问，许老板说施静娟啊，那是他的娘子嘛，不是我店铺的人，我怎么知道人家的情况呢？
金默亭说许老板你不知道，那么，你能否替我们找一二位知晓施静娟情况的人来谈谈。许老板说要么我让店里的账房先生来谈谈，可能他知道些情况的，因为当年那小两口成亲时，账房先生代表“德大涵”前往南京曹家庄祝贺的。据汪先生说，施静娟当年婚后来苏州，他们的住房和其卖糕点的活儿，都是他给介绍的。但问到丁某时，汪先生也傻了眼，只是缓缓摇头，说他印象中没有这样一个人的。
金默亭启发说，那就请汪先生把我们介绍给当年施静娟夫妇的房东那里去问问看如何？账房先生自是应允。这一步棋走着了。房东说那个姓施的小女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恪守妇道的主儿，她有一个姘头，名叫丁胜农，抗战前在杭州笕桥航校干过地勤，后来抗战开始后离开航校返回苏州老家，听说跟人合伙开了家茶馆。他跟施静娟的相识就是施去茶馆卖糕点时，一来二往勾搭上的。施静娟的丈夫是个老实人，大概至死也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戴上了绿帽子。
专案人员大喜，追问丁胜农解放后干啥营生，何处居住。房东说这我可就说不上来了，只听说后来他把茶馆盘给别人，自己跑过单帮，再后来就不清楚了。但大约半年前我在街头见过他的，还是一副热情的样子请我抽烟，但没有说在干什么，我也没有问他。不过，你们若是需要了解他的下落，还是有一条渠道的，你们可以去找他的姐夫何松林，他就住在前面两条横街的尼姑庵旁边的小巷里，过去一问何老板大家都是知道的。
专案人员随即去找何松林，那是一个做木器生意的小业主。他告诉侦查员，丁胜农解放前一两年跑过单帮，据说赚了点小钱，后来就做掮客，介绍机械方面的生意和活儿，因为他是空军地勤出身，很熟悉那个行当。最近听说去西山善济寺避暑了，你们可以去西山找他。金默亭又问你知道最近他跟什么人来往得比较多，何松林说大约两个月前他给我家送东西来时，身边跟着一个姓唐的人，说是他的生意伙伴，也是苏州人。我老婆见了说这小唐不是我的学生吗？那年我师范毕业教书时你是我的第一批学生啊。那姓唐的就很开心，硬是请我们夫妇吃了一顿饭。听说他是住在盘门那里的。于是又请何松林说了说那个唐某的外形，跟安博盖克和曹家庄的目击者所说的基本一致，于是初步断定那主儿就是丁胜农的同伙。
专案人员考虑到在苏州的调查已经涉及好几个案外人了，尽管都有要求各人严守机密的嘱咐，但如果其中有人传出去惊动了两个嫌疑人，那就要坏事。因此，决定兵分两路，在苏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分赴西山和盘门分别捉拿丁胜农和唐某。
金默亭带了一个侦查员，由苏州市公安局派的3名刑警陪同着，一律便衣打扮，化装成游客模样，前往西山。善济寺是一所小庙，只有四五个和尚。金默亭一行进去时，发现山门内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个老僧，正跟一个非僧人打扮的男子喝着茶说话。金默亭一眼看去就觉得那人很像丁胜农，于是佯装惊喜，叫道：“哎，这不是老丁吗？”
丁胜农抬头一看，一脸茫然，问你是哪位，我怎么不认识你呢！金默亭暗自松了一口气，思忖总算逮住你了，便说我是谁，你可能猜想得到的。这时，另一侦查员已经亮出了证件，苏州那两个刑警则已经掏出手铐走上去了。丁胜农抄起板凳想反抗，被金默亭亮出手枪给镇住了。
西山与苏州市内的交通是需要乘船的，那船有规定的班次。金默亭算算此刻去码头时间还早些，押了个上铐的人犯容易引起围观，形成不安全因素，于是决定就在庙里先对丁胜农进行讯问。此刻最需要了解的是这主儿跟福特轿车失窃案的关系，以便追回轿车。但该案是否是对方所作，除了他在作抢劫案未遂时说过的那句话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证据，抓他是为抢劫案子，所以，只能从抢劫案子说起。金默亭就问不知你打算此刻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呢，还是去了南京局子里交代。丁胜农说我犯了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如此兴师动众？金默亭也不回答他的话，只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施静娟”三个字，递给他一看，他的脸色就变了。原以为还要费点周折，但他竟然就说愿意交代了。于是就开口说起了曹家庄抢劫案。
金默亭有心要蒙对方一下，丁胜农刚开口就打断说一桩一桩谈吧，7月13日那事儿没有做成你还挨了人家一脚吃了点亏，好像算不上什么，还是先说说得手了的吧。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赖得了？这一蒙竟然还真给蒙着了，丁胜农于是就交代起了7月28日盗窃加拿大原驻华使馆的那辆“福特1947”轿车的案子了。
原来，丁胜农解放前做的所谓“跑单帮”生意，其实是鼓捣毒品。这事儿到了解放后就难做了，不单是人民政府追缉紧的问题，还有个下家主顾少的问题，那些原先吸毒的主儿，逃跑的逃跑，拿下的拿下，枪毙的枪毙，剩下的也是如惊弓之鸟，能够盼得人民警察不登门“拜访”已经上上大吉了，哪里还敢动吸毒的脑筋？于是丁胜农就决定改行。想利用自己对于机械方面熟悉的特长，折腾些生意，再开一家机修小厂。这个设想应该说是不错的，可是干这种事情需要本钱的，他上哪里去筹措一笔数额还不算小的本钱？丁胜农于是就跟贩毒时结识的伙伴唐锁州商议，议来议去，他们把思路定位在盗窃上。盗窃什么？丁胜农说凭老子的本领，得去盗汽车才值当。一辆汽车盗过来，销掉后大概就能够本钱了，等做机械生意挣到了钱，我们再开一家机修作坊就是了。
主意打定，他们就开始考虑应该如何下手了。首先是定下作案地，丁胜农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苏州当地肯定是不能下手的，连无锡也不行，距离太近，容易引起怀疑，再说出手也危险。看来要么去上海，要么去南京，那两个城市汽车多而且高档。不过，盗窃汽车不比小偷掏个钱包，没有那么便当，得事先踩点，考虑好退路，所以，要有个落脚点，南京那里我有个相好的，我们还是去南京吧。至于下手的目标，到时候再说，但是，军车不能动，邮车不能动，救护车不能动，这在黑道上都是有规矩的。我们虽然只是偶然玩一次，但是也还得按照规矩进行，否则即使公安局不来找我们，黑道上的家伙也要找上门来算账的。
两人商议定当后，就于7月9日去了南京，以施静娟表哥的名义在曹家庄住了下来。丁胜农还是第一次去曹家庄，发现这个村庄紧挨着公路，便心生异想，寻思如果有合适的对象那就干脆打劫吧，劫得车辆开往苏州藏匿起来再说，过一程看看没有风声就可以销赃了。于是，他就让施静娟去公路边守候着察看。7月13日那天下午，施静娟告诉他，看见一辆高级轿车开过去，开车的是一个高鼻子外国人。丁胜农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辆国民党政府的邦交国使馆留守南京人员的轿车，暗忖这倒是一个空当，这些国家的邦交对象是国民党，而国民党已经让共产党给打跑了，这会儿如果动外国使馆留守人员的车辆，即使他们向共产党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也未必会重视。于是，丁胜农便叫上唐锁州和施静娟去公路旁边竹林里守候着，他估计那辆轿车会开回来的。因为据他所知，外国人这当儿在中共势力范围内不可能敢像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开车的那个外国人如果要去其他城市，即使是镇江，也不敢开着轿车去的。所以，料想那洋主儿不过是兜兜风罢了。
等候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远远地果然见那辆轿车开回来了。丁胜农大喜，于是便示意施静娟按照预先教的措施行动。施静娟做得倒很到位，丁胜农和唐锁州配合得也不错，丁胜农那口当初在杭州笕桥航校当地勤时学的英语还派上了用场。哪知他们碰上的是安博盖克这样一个对手，结果不但没有得手，反而还遭殃。
丁胜农感到很狼狈，也很担心事情会败露，于是两人当时就不敢返回曹家庄，径自逃回苏州。过了两天，丁胜农又让唐锁州悄悄来曹家庄打探，看施静娟是否被捕了，一看平安无事，于是恍然大悟：原先的估计是对的，那外交官是国民党政府的朋友，出了事情还不敢向共产党这边报案呢！丁胜农的思路又引申开去：既然这样，那何不盯着那辆福特轿车下手，那辆轿车基本上还是新的，得手后可销得一大笔款子哩！他把这个主意对唐锁州一说，对方也正是这么想的，于是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下手。
两人制订了一个详细的作案计划，正如专案人员所料，这个计划中需要一辆摩托车。丁胜农于是就从常州一位朋友那里借了，那正是后来被单老太太所看到过的绛红色摩托车。丁胜农和唐锁州两人在7月25日骑车去了南京，因为已经知道那辆轿车是原加拿大使馆的，就到使馆附近去守候着，只要轿车一开出来就跟踪，意在观察轿车的出行规律和保安措施。看了两天，丁胜农决定次日下手，于是在7月28日那天上午再次来到使馆附近，候得轿车出门了，就驾着摩托车跟踪。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那里得手了。动手作案的是丁胜农，他凭着自己配制的万能钥匙，竟然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福特轿车上的锁具，不过两分钟时间就把轿车开走了。
他们把轿车开回苏州后，藏于郊区虎丘山附近一个朋友废弃的砖窟里，这是事先看好了的。
另一路捉拿唐锁州的人马也已得手，唐锁州比丁胜农交代得还迅速。当金默亭一行押着丁胜农回到苏州市内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押着唐锁州去虎丘那边起出了赃物。
福特轿车失窃案终于圆满侦破，轿车归还了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安博盖克为此非常感激，还专门写了份电报去邮局发送国内。那辆轿车，后来在使馆人员撤离回国时并未带走，安博盖克提出赠送给中共方面，遭到了婉言谢绝，于是就公开拍卖，被上海一位资本家买了下来，后来不知所终。
【附录】
加拿大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旧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天竺路3号，为三层民国建筑，1946年至1949年间为加拿大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位于北京西路北，东起桂林路，西至西康路。由鼓楼公园，沿北京西路向西，到西康路，右转北上，右手第一个路口。亦可在西康路东的莫干路右转，在左手第一个丁字路口，即莫干路与琅琊路交接处，左转，沿琅琊路向西北，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手即是天竺路。
这里原是一片荒地，1930年代根据首都计划建成高级住宅区，在林荫大道两旁，大多是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楼房，建筑密度较低。现已列为民国建筑保护区。
1937年前，梁颖文购地2600.3平方米，兴建三层建筑。1946年4月，加拿大租用此建筑为使馆馆址。1947年5月21日，汤玛士·戴维斯大使来南京赴任。1949年10月1日退租。
1949年后，江渭清、廖汉生先后在此居住。现为南京军区司令部干部住宅。
照常顶贴，那个司徒雷登座车失窃案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人可以介绍一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