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67：“致命天使”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10期
发刊日期：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文/范汇公 于公孙
一、“致命天使”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市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撤销旧行政区划，将原四川省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署，成都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川西行署驻地。1950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接管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旧时对成都市警察局的官方称谓）。同年3月，成都市公安局宣告成立。按照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作出的关于“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川西区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一套机构成员，三块牌子’，以利于集中领导、统一行动”的安排，以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旧址华兴东街45号为驻地的成都市公安局，同时也是市军管会、川西公安厅的驻地，相关领导身兼三个公安机构的同等级别的职务。
与华兴东街45号紧邻的41号是一处楼台亭榭错落的深宅大院，原是国民党陆军第九十五军副军长刁文俊的公馆，坊间唤为“刁公馆”。解放后，“刁公馆”被军管会征用，作为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二室（即政治保卫室，市军管会下设的“室”相当于市公安局下设的“处”）的办公场所。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担任晋西南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保安科长、副处长的资深政保精英赵方，解放后出任川西公安厅副厅长兼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副处长、成都市公安局局长，平时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此地办公。
1950年6月2日上午九时许，机要室向赵方递送了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这份密电来自重庆，系西南公安部政保处处长于桑亲自起草签发的，内容大意是：接渝局递交线报，前你厅发函要求协查之要犯王成禅疑似藏匿于蓉城市区，曾有相识者亲眼目睹其在米市坝现身。特告。
看罢电报，赵方不由自语：“这家伙还真有一套，竟然敢躲在蓉城，跟我们玩‘灯下黑’啊！”
这个王成禅究竟是何许角色，竟被于桑和赵方同时关注？其时，公安机关对其底细尚不了解，唯一能确认的，就是此人在两个多月前犯下了一起毒杀我方剿匪部队伤员、护送战士、担架民工共十二人的特大恶性案件——
1950年2月5日，位于成都市东北近郊、地处龙泉山脉西北边缘和回龙山脉南侧延伸区域的龙潭寺一带发生土匪暴动。是日，由石板滩前往成都执行公务的解放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警卫班战士一行九人，途经龙潭寺附近的院山寺山坡下时，被数百名武装叛匪包围，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稍后查明，这是由“军统”大特务、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防大队大队长李干才策划、组织的反革命暴动。成都是和平解放的，该地区原驻守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成建制向解放军投诚、起义，但由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造谣破坏，一部分起义、投诚官兵的思想产生了波动。李干才本是潜伏特务头目，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遂纠集特务、叛匪头目巫杰、徐银生等煽动部分起义、投诚官兵哗变，并胁迫当地乡民成立了反革命武装“反共保民军”，自任“总司令”，以龙潭寺、石板滩为基地，依托袍哥势力招兵买马。
继龙潭寺反革命暴动后，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多地相继发生反革命暴动，我征粮工作队员遭袭杀，我军分散执勤的武装小分队被袭击，叛匪围攻区、乡政府甚至县城，我干部、群众伤亡惨重。据资料记载，我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损失军政人员三千多人。成都市对外延伸的七条公路，除了维系解放军后方联系的川陕公路尚在我控制之中，其余六条皆被叛匪切断。川中的叛匪之乱更是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因公留在成都的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要回重庆开会，车队路过龙潭寺、简阳、内江境内时，竟三次遭遇叛匪袭击。护送部队消灭叛匪后，贺龙车队方得以继续前行。
“龙潭寺惨案”引起了中央对全国匪患的高度重视。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此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以及《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开展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镇压。全国各地闻风而动，西南、两湖、两广、两皖（即皖南、皖北两个省级行署）等匪患严重地区取得巨大战果，1950年4月份，仅西南地区就歼灭叛匪85433人，投诚者38676人。经军民协同作战，截至1950年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大部被剿灭，共歼匪约98万人。
要犯王成禅的现行犯罪，就发生于“龙潭寺惨案”后我解放军进剿川西叛匪的第一阶段。
1950年3月13日，成都警备区（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九师五三八团一个加强连在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执行剿匪任务时，与叛匪发生激烈战斗，我方还动用了民间称为“小钢炮”的掷弹筒。在我方强大的攻势下，叛匪向山区溃逃，我军乘胜追击。战斗进行中，我方也发生一些伤亡。稍后，担架队陆续将伤员抬下，送往公路旁一块空地上的临时中转站，由汽车载送成都治疗。由于汽车有限，运输进度受到限制，滞留中转站的伤员越来越多，到下午四时许，中转站已经容不下不断送来的伤员了，部分伤员只得躺在担架上在公路边等候。不巧又下起了雨，只好把待在露天的伤员抬往附近老乡家暂避。
其中有一拨军民共十二人，包括三名伤员、六名担架民工和三名警卫战士（伤员中有两位是军官，一位是五三八团团部的宋参谋，另一位是纪副连长，故有警卫战士随行），下雨伊始，警卫战士指挥民工把担架抬往距临时中转站五六十米远的一户老乡家躲雨。这位老乡孤身一个，住着两间用毛竹搭建的简易房。房小人多，难以容纳十二个人外加三副担架，幸亏房屋门前的空地上搭着一个原本用来堆放柴火杂物的遮雨棚，最近本地闹匪患，储存的柴火都给蜂拥而至的土匪煮饭烧菜搬空了，正好可供伤员一行躲雨。
伤员一行过去时，主人正在屋里煮饭，不知在做什么菜肴，老远就闻到一股勾人食欲的香味。这一行十二人都还没吃晌午饭，当下闻之禁不住腹中辘辘。三名伤员伤的都是四肢，内脏不受影响，失血后正需要补充营养，三个护送战士中为首的副班长小周在请示本部上级副连长后，就去跟主人商量紧急解决伙食问题。
主人是个三十多岁、中等个头儿、体格壮实的男子，脸面黝黑粗糙，双手布满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庄稼活儿的当地农民。此刻，这个男子站在外间的灶台边，灶台上架着一口大铁锅，里面正煮着什么，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那股勾人食欲的香味就来源于此。小周唤了声“老乡”，问你这是烧的什么好东两，竟然那么香，还有肉味儿，是逮着啥野物了吧？男子点头微笑，却不开腔。小周怀疑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外省话，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枚银元，指指那锅汤，示意要买下，再麻烦对方给煮一锅米饭。
那老乡见到银元，眼睛一亮，弯腰揭开灶台下面另一口锅的锅盖。小周乐了，原来那是一锅刚煮好不久尚冒着热气的大米饭。老乡显然能听懂小周的外省话，他把锅铲伸进汤锅里，捞了一铲子给小周看，里面是野兔、野鸡各一，还有一些菌菇。小周见之，又掏出一枚银元，连同刚才那枚一起放在灶台上。那时银元是硬通货，在成都市区的饭馆里，两枚银洋可以吃到一桌大餐了。可是，这个老乡却提出还要加一枚银元，因为他这饭菜是特地为当晚要来访的几个朋友准备的，为此，他还买了三斤散装白酒哩。说着，从厨房角落里拿出一个坛子，把反扣于上面的盖子一掀，小周果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儿。
这当口儿，别说对方开价三块银元了，就是再加两块，那也得咬咬牙。尽管这些饭菜对于包括伤员、警卫战士、担架民工在内的饥肠辘辘的十二人来说也得少了些，但众人一致认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吃到的最有滋有味的一顿饭。
然后，“致命天使”就登场了！
所谓“致命天使”，指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菌类——鹅膏菌。相传早在两千余年前，古罗马独裁者凯撒就非常钟爱此物，因此，鹅膏菌又被称为“凯撒蘑菇”。凯撒蘑菇的学名叫橙盖鹅膏菌，遍布全球除南极以外的各大洲，在东亚，人们称其为“黄罗伞”、“鸡蛋黄蘑”等。鹅膏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种类繁多，有的种类不但可食用，且其美味闻名天下，有的种类则含有鹅膏毒肽、鬼笔毒肽、毒伞素等环肽类毒素。这些毒素可溶于水，化学性质稳定，即使经过高温烹煮也不会失去活性。此外，毒性也各有不同，轻者引起消化道不适，出现幻觉、昏迷等症状，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恢复较快；如果是剧毒鹅膏菌，那就不容乐观了。
那么，剧毒鹅膏菌能毒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儿吓人了——只需一只，就足以将一个成年人送往另一个世界。但凡误食剧毒鹅膏菌，除了上述消化道不适、幻觉、昏迷等症状外，毒素还会损伤肝脏和肾脏，导致脏器功能衰竭，即使及时就医，生还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剧毒鹅膏菌会引起幻觉，中毒者大多感觉飘飘欲仙，没有危机感，殊不知自己已经走到鬼门关边上了，故人们又把剧毒鹅膏菌称为“致命天使”。
更让人头痛的是，有毒鹅膏菌和无毒鹅膏菌外观相似，而且经常混杂在一起生长，良莠难分。小周等十二人的这顿高价晚餐，其中与野兔野鸡混煮的那些蘑菇，正是剧毒鹅膏菌。
待他们吃完，已是暮色初降时分，雨也停了。中转站那边传来阵阵汽车喇叭声，一行人便离开老乡家前往登车。剧毒鹅膏菌中毒后，发作时间因人而异，最快的只有十分钟，慢的则可达二十四小时甚至更久。十二名军民中，发作最快的是六个担架民工。他们都是成都市区的职业挑夫，因剿匪战事需要，临时被军方征雇，把伤员送到成都市区的六十军野战医院后，就各自回家了。当晚，六人均出现消化道不适反应，由于防范意识欠缺且受经济条件限制，他们都没去医院，而是采用旧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常用的“催吐”、“催泻”等土法儿对付。而且，六人以及家属都没有想到过“中毒”，只以为是肠胃不适。使用土法儿治疗后，次日上午，竟然恢复了正常——鹅膏菌中毒后，大多会出现一个假愈期。此时如果掉以轻心，以为厄运已过，因而放松治疗，病情很快就会急转直下。
六名军人则是在次日上午陆续出现中毒反应的。小周等三名战士体内毒素发作后，都是腹痛难忍，很快被送往野战医院。医院里，三个伤员也相继出现了症状。医生稍一检查，马上断定是中毒。一问六人的相关遭遇，估计跟昨天那顿大餐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六个担架民工多半也出问题了。医院方随即派出一辆军用卡车，载着军医前往那六名担架民工的派出机构第四区政府，民政股还没接到民工出事的消息，当下紧急出动寻找，得知那六人竟然“无事”。军医不信，坚持让他们上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往野战医院。途巾，有两人便在车上发作了，到医院时，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至当天午夜前，中毒的十二人均不治身亡。
尽管军医断定十二名军民之死系误食毒蘑菇所致，却没往“故意杀人”上面去想。事后，野战医院按照规定向六十军卫生部报告当天伤亡情况，把这十二人作为“中毒死亡人员”列入。3月15日，军卫生部领导在审阅野战医院的伤亡情况报告时，对一次性有十二名军民死于中毒感到震惊，致电野战医院询问相关情况，同时向六十军保卫部通报。军保卫部领导当即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军方跟成都市公安局联系后，由警方派出法医对中毒死亡者遗体进行解剖检验，保卫部则指派一个由三名保卫干部组成的调查组，在一个警卫班的护卫下，前往新都县石板滩事发现场——位于石板滩镇外约三里地的一个由四十多户外来流浪者组成的自然村，名字也很贴切，就叫“叫花村”。
调查组抵达时，头天临时设立的中转站已经撤销，那里原是位于该村村口的打谷场。十二名军民中毒的现杨在村口外的一户单身村民家，此时已是人去屋空，凡是能够燃烧的用竹木制作的简陋家具、农具，都被搬到房后小河边烧得一干二净；厨房的灶台、铁锅、水缸也全部被砸碎。看样子，主人是不准备回来了。调查组当时有些不解，费这么大劲儿把家里的东西烧了砸了，还不如干脆把两间毛竹简易房以及屋前的席棚一把火烧了来得省事。稍后警方专案组分析可能是怕惊动了其他村民。
据此认为，那个以三枚银元的高价向我军伤员一行提供饭菜的男子，应是故意杀人，疑系叛匪同伙。随即走访村民，因语言沟通不畅，加之当时的局势（村民信息面窄，估计对叛匪是否能成气候有顾虑），对军方保卫干部的询问态度冷淡，基本不予回答；即使有回答的，当地土话保卫干部也无法听懂。无奈，保卫干部只得去石板滩镇内调查，也是费了一番周折，总算获得以下情况——
镇外那个自然村是流浪者自发组成的，并不被旧政权承认，所以没有官方的村名，“叫花村”这个名字是石板滩本地镇民叫起来的。“叫花村”的村民都是外地人，早在清末，就有流浪人员在那里结庐居住，开荒种地。随着聚集的流浪者增多，有男也有女，有的组成家庭，初具村落的规模。其实，石板滩这边的居民上溯几代，也都是外来人，是清初开始实施、持续到清朝中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期间从湖广（明清及民国时期指的是湖南、湖北）迁移过来的，称为“客家”。他们对流浪者抱同情态度，并不排斥，于是，“叫花村”就这么形成了。
解放后，新政权派来接管石板滩镇公所的干部原准备对该村村民挨家逐户进行登记，并正式给村子命名，作为镇政府下辖的一个村庄，但这个打算未来得及实施，就发生了龙潭寺、石板滩土匪暴动。
至于那个疑似叛匪同伙的投毒凶犯，人都唤其“老袁”，是前年深秋不知从何方来到石板滩的。据说刚来时，看模样似是一个跑单帮做买卖的贩子，说一口川东话，但仔细听可以分辨出夹带着外省口音。这人虽是流浪汉，但似乎并不缺钱，他一到石板滩，就买下了村口那两间毛竹简易房作为自己的居所——房子原先的主人刘至禄前往成都做工去了。然后，他就改为山民装束，经常上山采药草，简单处理后卖给中药店铺。
老袁住在村口，平时很少跟人接触，也难得进村。村民因其寡言少语，也就不大愿意跟他来往。石板滩镇是客家人一统天下，镇公所那些当差的也都是客家，他们继承老辈留下的规矩，对前来本镇的流浪者，不论暂居也好定居也好，基本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除非新都县里有饬令下来要查什么角色，这才例行公事。所以，老袁没被镇公所方面惊动过。解放后，镇公所被新政权接管成为镇政府，由于公务实在太多，根本顾不上清查“叫花村”的人口。谁都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多半说不清道不明，真要搞登记，得从县里派一个工作组下来。
那么，老袁是否识文断字？他对政治是否关心？这个，石板滩镇上的人跟他几无接触，都说不上来，只知道他那两间毛竹简易房在公路边，解放前夕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军队颇为频繁，倒是并无他跟人家有甚接触的传言。国民党军队的军纪差，按说自是要扰民（旧时对军人抢劫民众行为的“雅称”）的，但“叫花村”是穷窝子，无甚可以让这班军爷“扰”的，最多抓个鸡搬些柴火，据说老袁也有过此类遭遇，但没听见他发什么牢骚。解放后，石板滩成为起义、投诚同民党军队的一个集训点，老袁从此就不再上镇里去了。
以上内容，就是军方调查组对“3·13”中毒事件的调查所获得的情况，调查结论是：鉴于袁某来历不明，身份可疑，以及其外省口音，高度怀疑此人是外省潜逃来川的逃犯；其以采药为生，具备识别毒蘑菇的能力，可以排除其误采的可能；加上事发后彻底毁灭现场痕迹逃之夭夭的情节，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有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
此案受害人有十二位之多，且被害人系正在执行剿匪勤务的革命军人及协助军方的民工，后果特别严重，受到军方的高度重视。1950年3月17日午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新亭、政治部主任桂绍彬联署签发的要求对“3·13”中毒事件立案侦查的公文及附件（即六十军保卫部的调查报告），由军方机要通讯员专送至川西公安厅亦即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成都市公安局。当日下午，经市军管会公安处长谷志标，副处长赵方、秦传厚三位领导研究决定，由成都市公安局组建专案组对“3·13”中毒事件进行侦查，赵方负责督导。
当晚，“3·13”专案组成立。专案组由俞青竹、殷义、段富仁、詹添福、李长生、孙牧原、沙世杰等七名侦查员组成，由三天前刚从十八兵团政治部调入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第二室的俞青竹担任组长，殷义任副组长。俞、殷两人被告知，该案直接向赵方局长汇报，专案组在开展侦查工作时，可以成都市公安局、川西公安厅的名义要求各方协助。
专案组随即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讨论了军方调查组的那份调查报告，认同关于凶犯袁某可能是外省逃犯的判断。为获得更多关于袁某的线索，专案组打算全体出动前往石板滩进行实地查摸，但报告赵方局长后未获批准。此时，匪患形势发生了变化，刚刚得到消息，金堂县遭叛匪围攻，我剿匪部队已奉命前往解救。新都方面之前因大军压境仓惶逃窜或就地隐藏起来的大量匪徒再度猖獗，从成都至石板滩的近百里路途危机四伏，极不安全。即使有武装军人护送，只怕也会出现寡不敌众的情况，导致“龙潭寺惨案”重演。
无奈，专案组只好留在成都继续分析案情。没了其他念头，只有眼前华山一条道，七名侦查员盯着军方那份调查报告中的每个细节逐个研究，总结出了凶犯的基本特点——
第一，根据袁某初现石板滩的穿着打扮，可以判定他之前并不从事体力劳动，也许是旧政权的公务员，或者是金融贸易、文教卫生等行业的从业者、从其熟识药草并能以此谋生这一点来看，其职业多半跟中医有关。
第二，其川东话中带有难以掩饰的外省口音，说明他是近两三年从外省来到川东，先在川东某地谋生，然后移居川西新都的。至于为什么要到石板滩“叫花村”这样一个地方定居，而且从原先的非体力劳动职业转换为爬山涉水攀崖下涧的专业采药工，估计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从时间判断，他应该是抗战胜利后方才逃至川东的。其时国民党政权正在对汉奸进行清算，由此看来，他可能是外省被通缉的汉奸逃犯。
第三，另有一种可能，袁某的川东话并非是潜逃入川后学会的，而是来川东前就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一定是先到川东，再从川东逃至川西。从他现身石板滩的时间推算，他也可能是那些“还乡团”一度猖獗的地区中某“还乡团”的头目或骨干分子。
次日，专案组对上述第三条内容进行了调查——这项调查不必离开成都就可以进行。成都解放较晚，又是西南重镇，之前各地漏网的政治、刑事案犯中很大一部分都将此地作为逃亡的目的地或中转站。成都和平解放后，全国各省的公安机关纷纷向成都市军管会发送协查通知，要求协助查缉逃犯。成都市公安局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唤作“协办组”，负责处理相关信函、电报和长途电话，分门别类下派给下辖的几个小组分头查缉，每天都有抓获相关逃犯的消息刊登于市局一室秘书科编印的内部发行的《敌情通报》上。现在，专案组就是去协办组查阅从那些闹过“还乡团”的地区寄来的协查通知。
成都解放两个多月来，协办组保存的协查通知已有七千多份。专案组七名侦查员查阅了一天多，从中遴选出三十二份被认为可能跟袁某相关的进一步分析，最后列出了十七名疑似袁某的对象。专案组长俞青竹向赵方局长汇报了情况，要求亲自出马，化装潜入石板滩请群众辨认。这时的匪情形势较前几天越发严峻，有情报称，石板滩那边的叛匪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暴动（该情报稍后被证实），赵方局长不同意专案组冒这个险。可是，不去实地调查，专案组目前就无事可做了，一干侦查员该干什么呢？赵方建议他们这两天继续分析案情，研究侦查思路，同时，让俞青竹把协查通知上查缉对象的照片翻拍下来，送一份到他的办公室。做什么用？赵方没说。
过了三天，赵方把俞青竹叫去，递过一张做了标记的照片——专案组前几天的工作没有白干，已经进行过查证，这就是疑似凶犯袁某！
二、超级凶犯
赵方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这个情报的？直到案件破获，专案组也不知情。数年后，已经离开公安系统去地方工厂担任领导的俞青竹偶遇一位当年在市局二室从事情报工作的老战友，聊起此事，老战友透露，那是赵方局长亲自布置的一次情报行动。
当时，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川西行署党委都有“必须严密保护我党政军干部不受匪患侵害”的指示，正因如此，赵局长才果断否定了专案组派员前往石板滩核查袁某身份的计划。但袁某的真实身份无法确定，势必影响下一步工作的展开，赵方就想出了一个借用“他山之石”的法子——动用原国民党特务完成此事。
在解放前夕的全国各省会城市中，成都市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可能是最多的，据史料记载，其时该市共有十个有正式编制的特务机构：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成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成都警备司令部乡区情报所、“中统”四川省调查处（又称“调查室”）、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中央宪兵第二团特高组。赵方物色用来作为“他山之石”的那个对象，系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上尉特务刘能贤。
上尉这个军衔，听着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小特务，但在解放前的成都乃至川西地区，这样一个角色在社会上却是可以威风八面的。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正式编制的特务总共不过五十人，其中九名由警备司令严啸虎直接指挥，其余分属各情报和外勤单位。同时，这五十名在编特务又是“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工，均受到重用，分别担任情报组或外勤单位的头日。赵方选定的“他山之石”刘能贤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情报组组长。 当然，以区区五十名特务，是无法完成庞大繁重的特工业务的。所以，稽查处还有“额外人员”，亦即临时工。到1949年10月成都解放前两个多月时，稽查处的临时工已达八百多人。刘能贤担任组长的第三情报组只有正副组长是在编特务，其余五十六人都是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均是由稽查处各业务小组及外勤单位自行从社会上物色的地痞流氓，不支薪饷，但可打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招牌到处敲诈勒索。可别小看这帮人，他们都是成都或者川西本土的地头蛇，十有八九系袍哥成员，活动能量颇大，社会关系广泛。
成都和平解放后，第三情报组的副组长薛某因之前有血债民愤，很快就折进了局子。继而又被查出战时曾逮捕迫害过中共地下人员，那就没必要客气了，很快就给崩了。刘能贤还算幸运，一是没有血债，二是解放前半年就已开始跟中共地下党接触，提供警备司令部的内部情报，协助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成都和平解放时，他遵照我方命令完整保留一应材料、武器，有效约束下属不去趁乱作恶，集中接受军代表接管。因此，刘能贤被定为投诚人员，得到适当优待，仅仅在集训大队学习了一个月就恢复了自由。根据刘本人的意愿，不需要政府安排其工作，而是自谋生计。
刘父是开茶馆的，家境还不错，他也不急着找工作，就待在家里赋闲。没想到赵方局长在众多同类人员的名单中选定了他，亲自召见，交代任务。刘能贤自是一口应允。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方让其前往石板滩的真实用意，只是从赵方亲自出面下达指令这一点上意识到这桩活儿肯定很重要。赵方问需要为其准备些什么，他说要带枪，还要带两个可靠弟兄（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临时工部属）作为跟班；万一发生意外有人伤亡，希望得到人民政府的善后抚恤。赵方做出承诺，又关照他此去完成交办任务即可，万勿节外生枝。
刘能贤开茶馆的老爸是成都袍哥成员，跟四川本土一些军阀也有关系，在江湖上有些名气；而刘能贤是“军统”出身，又是在警备司令部从事情报活动的，手下有五六十号地痞流氓和袍哥分子，其能量自是了得。这两层优势，再加上他在解放后并未由中共安排工作，所以从前在成都以及周边的温江、新都等地的那些老关系（包括已经为匪的），对其仍旧非常客气。他带着两个弟兄在石板滩待了半天一夜，就完成了赵方局长交办的任务——专案组挑出的那十七个疑似对象中，果然就有袁某。
专案组终于弄清楚了此案真凶的大致情况——
袁某真名王成禅，字立僧，出生于江苏徐州府萧县（今为安徽省宿州市辖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王家在县城有商铺，在乡下有田地，按解放后的成分划分，就是“工商地主”。王成禅自幼聪慧，三岁认字，五岁正式启蒙，六岁已能作诗绘画。十二岁时，因对中医有特别兴趣，遂被送往南京拜师学医。待到学成，十八岁那年又去了上海，进了一所野鸡大学，做起了“洋学生”，两年后因违反校规被开除。遂回乡娶亲，留在家乡行医。其父斥资两千大洋为其开了一家中药店铺，王成禅既是老板，又兼坐堂问诊的郎中。
这家伙生性淫邪，利用看病之便与女患者行苟且之事。日久难免败露，引发“医患矛盾”，患者家属向同业公会、商会、警察局投诉报案无效，遂聚众打砸其店。王成禅从后门溜走，逃过一劫。其父王必功原是当地一霸，闻讯大怒，买通警局拘捕对手，又指使土匪将其家属杀害。 1938年5月，萧县沦陷，日伪成立汉奸政府，组建“皇协民团”，王氏父子出资捐助枪支弹药，王必功得以出任“皇协民团”副司令，王成禅任“萧县政府医卫督察官”。王氏父子其实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主儿，不过是“土汉奸”，对时势的判断缺乏战略眼光，否则，在迈出捐助枪支弹药那关键一步的时候，这爷儿俩是会再三掂量掂量的。
萧县地区是中共和国民党、日伪长期进行拉锯斗争的一个舞台，早在萧县沦陷后不到三个月，中共就在当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次年11月，成立了豫皖苏区联防委员会，1940年又成立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淮上办事处、淮上行署。同时，国民党的萧县流亡政府也长期存在，活动频繁。王氏父子投靠日寇，成为民族罪人，偏偏王必功还喜欢高调行事，一边为日寇效劳，一边还施展恶霸手段残害民众。于是，就上了中共的锄奸名单，于1943年初的一个严寒之夜，被锄杀于萧县的一家妓院里。
我锄奸勇士原本要把王成禅一并干掉的，但连寻其两处住所，都未找到其踪迹。事后得知，王成禅当晚接待早年在南京学医时的师兄，饮酒过量，醉倒在人家下榻的旅馆里，侥幸漏网。次日，王成禅闻知其父死讯，吓得魂不附体，连丧事也没敢参加，甚至没回家去汉奸老爸灵前焚香磕头，就逃之夭夭了。不久，王成禅在乡下的老家所在地纳入中共抗日民主政府的控制范围，其家的土地房屋被分给当地贫苦民众，部分财产充公，作为抗日经费使用。 王成禅先去南京，继而赴沪，在上海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也不敢回萧县老家，生怕国民党政府追究其汉奸罪行（战后，萧县民主政府随同专区行署撤往豫东解放区）。受一个朋友之邀，王成禅前往南京行医，其间结识了国防部的一个有些背景的少校军官陶某，从陶那里得知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即将爆发。一旦开战，“中央”必欲将共产党彻底剿灭。
陶某了解了王成禅抗战时期的情况后，说此事可以帮兄台消弭。王成禅闻之大喜，表示若果真如此，就能以合法身份返回家乡，少不得要把那些分他家土地占他家房产的穷棒子一个个收拾了。陶某指点，南京政府支持以前受过共产党“迫害”被迫逃亡在外的人员返乡复仇，名曰“还乡团”，发给武器经费，助他们杀回家乡。国防部在鼓楼设立了一个报名点，兄台可去报名，若加入了“还乡团”，以前的事肯定一笔勾销了。
就这样，王成禅成为“还乡团”的一员，于1946年7月18日随同国民党军队返回萧县。他参与了多次“复仇行动”，亲手杀害二十余人，此外还有纵火、强奸等严重罪行。
1948年11月13日，萧县全境获得解放。但王成禅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从当地消失，据说去了南京，也有乡人称曾在上海见到过他。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萧县人民政府曾致函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请求协查，还派员前往南京，均未找到该犯下落。同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又派员赴沪访查，依旧无果。8月，据县公安局从武汉追捕到的同系萧县“还乡团”分子段某交代，王成禅去了重庆。告知他该信息的是其表哥甄某，甄某称，曾在重庆胜利碑（即今解放碑，1947年8月竣工落成，时称“抗战胜利纪功碑”）一带亲眼目睹王成禅在路边摆案设摊替人诊脉开方，操一口流利的川语。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12月中旬，萧县公安局派员前往重庆访查无果，便在l950年元月中旬向西南已解放地区寄发协查在通知，继续查缉王成禅。这份协查通知，为成都市公安局调查“3·13”专案提供了确认凶犯身份的重要依据。 专案组经过研究，报请赵方局长批准后，兵分三路，七名侦查员分赴重庆、萧县、南京和上海进行调查。当时交通不便，旅途费时颇多，这一查整整花了三个星期，遗憾的是，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查到。 最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对象，是曾在重庆胜利碑亲眼目睹王成禅设摊诊病的那个甄某。此人是萧县逃亡地主，抗战时在日伪的“维持会”任职，和“还乡团”也有一腿，从其年龄、经历判断，他跟王成禅应该相识，很可能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估计两人在重庆见面时也有过交谈，甚至还一起喝过老酒什么的。当时重庆还是国统区，两个“还乡团”骨干分子待在“自己人”的地盘上，喝喝酒聊聊天也算正常。可是，这条线索却没法儿查下去——甄某在武汉被捕后，押解途中企图跳长江逃跑，被警方开枪击毙。
解放伊始的川西，除了匪患严重，治安形势也相当严峻，特别是成都，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成都警方警力有限，因此，“3·13”专案组在辛劳一个多月也未能获得突破的情况下，领导不得不让他们回到各自所属部门，参与其他重要案件的侦查。但赵方局长有言，这并不意味着“3·13”专案组已经解散，只要发现新的线索，全组同志必须重新聚合，投入对该案的侦查。 6月2日这天，赵方收到重庆市公安局发来的电报，下令俞青竹等七名侦查员立刻前往“刁公馆”集合，宣布重新启动“3·13”专案。 专案组接受任务后，就如何展开对超级凶犯王成禅的侦缉进行了研究。 侦查员不知道，差不多就在他们研究如何侦缉王成禅的那个时段，距离专案组驻地华兴东街45号成都市公安局不过五百来米的鼓楼南街那家名唤“包荐头”的荐头店（旧时对职介所的称谓）里，以荐头店店主身份为掩护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包福寿刚刚接待了一名特殊主顾——他的上司、代号“穿山甲”的“保密局”中校特务。“穿山甲”向包下达的一道指令，恰恰与王成禅有关！
“包荐头”虽小，却是家老字号，打自包福寿爷爷那辈儿就已开张，传到他手里已是第三代。抗战前期，四川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大后方，蒋介石自是对川中军阀政客以及盘根错节的袍哥帮会予以特别关注。于是，“军统”、“中统”悄然登场。人手自然短缺，只好就地物色，包福寿就是这样被人家看上的。 当时打的是“同心协力、精诚抗战”的招牌，包福寿的父亲有袍哥身份，他跟着父亲学得了不少江湖经验，知道凡事都要顺着“势”来。“军统”派人跟他结交，然后道明本意，他几乎是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从此，他有了“军统”的正式编制，设档案、有代号、领薪饷、拿津贴。干的活儿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把“包荐头”作为“军统”的一个秘密情报中转站。尽管不是特工科班出身，包福寿对这项秘密工作居然适应得很快，而且干得不赖，从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六年期间，也曾遇到过几次险情，但他从容应对，都是有惊无险。 抗战胜利后，“军统”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搞特务复员，“包荐头”这个情报中转点被撤销，包福寿也在复员名单里。不料，世事多变，到了1948年秋，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原“军统”因局势不利，需要安排潜伏特务，又想起了包福寿这位“老同志”，派员前来联系，要求包福寿“归队”。
包福寿遂重操旧业，干的还是老本行——情报中转，不过，这回保密等级提高了，“包荐头”这个情报中转点的代号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箱”。本案第二次侦查开始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密码破译专家已经在截获的敌特密电中发现了这个代号，初步研判，认为乃是设于某公寓大楼或公私单位的内部公用信报箱，没往联络实体上面去考虑。包福寿还是像抗战时期那样，以冷漠而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份第二职业。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组织上”要让他的工作职能发生一个变化，给他这个“军统老同志”增加点儿工作量。 这天下午，代号“穿山甲”的上司以顾客身份突然出现在荐头店小小的店堂里。这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寻常市民打扮，成都其时已入夏，时有雨水，因此他手里提着一把收拢的油纸伞。包福寿之前曾与其见过一次面——1948年秋，“保密局”派来通知包福寿“归队”的那位即是此人。
本案破获后，这位仁兄一并落网。其真名叫况锦天，曾任“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少校特别督察官。1948年夏，“保密局”总部根据形势对成都的特务组织予以调整，况锦天晋升中校，受命组建并负责指挥三个潜伏特务组织，其中一个就是只有包福寿一名特务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箱”。 “穿山甲”交代给包福寿的任务是：奉台北总部密令，“241信箱”立刻行动，在成都秘密寻访一个名叫王成禅的男子，找到后不必惊动，在“包荐头”门口挂出暗号即可。 包福寿觉得这个任务似乎没什么风险，不过，“241信箱”只有他一只独脚蟹，让他一个人干这桩找人的活儿，难度肯定不小；另外，这是必须把全部时间都扑上去的“全日制”工作，荐头店怎么办？停业？经济损失怎么算？这话跟“穿山甲”一说，上司微微一笑：“已经考虑过了，不必停业，照常营业，但可以采用开开停停的方式。你这荐头店就你一人，原本就是要时不时关了门去联系上下家的，没有人会对你产生怀疑。至于经济损失，组织上予以补贴，另外，你这属于外出活动，津贴、交通费、应酬费什么的都不会少。”
接着，“穿山甲”交代了查访对象的情况：王成禅，男，四十岁左右，身高不低于一米六五，应是豫苏皖鲁交界地人氏，会说川语，单身，职业可能是中医。此人之前曾干过“还乡团”，不知何故突然脱离，隐居于新都县石板滩镇外的“叫花村”，现已离开。今年3月13日，曾对共党军人出手，一次毒毙十二人。“组织上”估计，目前此人在成都已有职业掩护，而且有相对固定的安全居所，可按照这个思路着手寻访。
“穿山甲”向包福寿布置的这项任务是有来头的，而且来头委实厉害——超级凶犯王成禅在新都县石板滩作的案子，被混在叛匪中的“保密局”特务作为情报密呈台北总部。对于敌特机关来说，这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因此迅即送往局长毛人凤的案头。毛人凤阅后，转给其时主管台湾情治（即情报和治安）系统的蒋经国。蒋经国每天去见蒋介石，自然要把大陆的一些消息以正式或非正式（也就是闲聊）的方式报予老蒋，其中就包括这一条。蒋介石对王成禅的身份很感兴趣，追问“此人究竟是党国谍报外围组织成员还是寻常民众”。小蒋说，情报中称此人系“村民”，估摸应该是寻常民众，如若系我方谍报人员，其所在组织肯定要作为战绩上报的。
蒋介石随即让蒋经国布置下去，设法找到王成禅其人，将其送到台北。蒋经国马上领会了老蒋的意图：四川、两广、两湖、安徽等省目前多有“忠勇之士”武装反抗中共“暴政”，川西新都王成禅毒毙“镇压暴动民众”的军人及“帮凶”（即民工），其志可嘉，可以将其树为典型公开宣传，再由心战专家策划利用，以鼓舞正在大陆多地“奋勇斗争”的“忠勇之士”的士气。 “总统口谕”由蒋经国传给毛人凤，毛人凤随即着手安排落实。对于当时的“保密局”来说，要从四川把一个人平安接往台湾，并不特别犯难。从重庆到云南有抗战时已经在使用的公路，从云南越境至缅甸，那里有被解放军打败后逃至缅甸境内盘踞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其占据地区修有小型机场，登机即可飞台。难的倒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王成禅其人，这需要动用“保密局”在四川的潜伏特务，而且不是区区几人就可以找到目标的。
为此，毛人凤在三天内四次召集由叶翔之、王蒲臣等多名特工专家、将军级大特务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在不暴露潜伏人员的前提下尽快找到目标的方案。根据专家建议，还特地拍发密电向当初报告“王成禅毒毙共军”情报的潜伏特务询问相关信息。回电很快就来了，却是“再无详情”。不过，不能小觑“保密局”收集情报的能力，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们还是收集到了这个超级凶犯的基本情况。最后，毛人凤拍板决定，把寻找中心点定于成都，指令潜伏于该市的特务“穿山甲”况锦天负责该项任务。
毛人凤的这个决定是根据多名与会者的建议作出的。况锦天的军衔是中校，这种军衔在“保密局”一抓一大把，并不起眼，但其现时的职务却很重要，系领导三个潜伏特务组织的“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川字第六室”主任。“第六室”拥有可以直接跟台北“保密局”总部联系的秘密电台，下辖的三个潜伏特务组织目前共计特务十九名，除了包福寿的“241信箱”，另两个潜伏组织分别是搞情报和行动的。此外，况在解放前曾任“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少校特别督察官，系成都站指挥、监督四川省会警察局和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活动的督察组组长，手头掌握着一些解放后尚未暴露的“保密局”特务组织外围成员或曾与“保密局”有瓜葛的留用警察及社会人士，必要时可以此为把柄，要挟对方参与现行特务活动。这部分人总共有四五十人，也是一支力量。因此，在成都的“保密局地下同志”中，可以说没有其他人比况锦天更适合承担该项任务了。
况锦天接到台北总部的密电后，不敢怠慢。作为一个资深特工，他对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作了缜密考虑：首先是保全自己，为寻找这么一个家伙把自己搭上，那是愚蠢之举。想来想去，认为自己不直接出面站到一线为上策。王成禅作了这么一宗特大案件，中共军方警方肯定都在查找其下落。如果自己风风火火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很有可能就让人家给盯上了。所以，最好找个代理人挡在前面。 找谁呢？自然就是他麾下的三组潜伏特务之一、“241信箱”包福寿了。这人祖上世代操袍哥，在成都乃至全川、湖广都有人脉可用，此系访查王成禅的先决优势，让其执行该任务，成功率比较高。如果运气好找到王成禅，那功劳还是“穿山甲”的；如果运气不佳，折戟沉沙，那也损失不到“穿山甲”头上，及时切断关系就是，反正是单线联系，操作方便。
三、失之交臂
“3·13”专案组举行重新启动侦查后的首次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查缉超级凶犯王成禅。
此前，西南公安部政保处于桑处长签发的电文告知川西省厅（成都市局），“前你厅发函要求协查之要犯王成禅疑似藏匿于蓉城市区，曾有相识者亲眼目睹其在米市坝现身”，侦查员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分析—— 电文没直接说目标曾在成都米市坝现身，而是在前句缀以“疑似藏匿于蓉城市区”的说法，侦查员据此认为，重庆市公安局报予西南公安部的相关内容可能另有隐情，只是不便透露。侦探这一行，凡涉及线人、耳目的，都有一套规矩。一般说来，出于对线人、耳目的保护以及今后的使用，通常不会把获得的所有信息都通报给同行。但如果只说“曾在米市坝现身”的话，可能会使成都方面产生疑惑，在“路过成都”还是“藏匿成都”这两个选项间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研判，因此就作了适当提示。专案组讨论下来，决定依据“藏匿于蓉城市区”这个结论来制订访查方案。
王成禅藏匿在成都市区哪个旮旯？眼下当然不清楚。尽管其曾在成都米市坝出现过，但这个“出现”是这厮就住在那一带，还是偶尔去米市坝溜达，正好让人看见了，这就说不准了。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以王成禅的情况，欲想在成都市区生存下来，首先要有固定居所，其次是必须有经济来源。从之前调查到的情况判断，这主儿系萧县那一带的“还乡团”骨干分子，估计在“还乡清算”过程中是有所收获的。他初到新都县石板滩就掏钱买下那两间毛竹小屋，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佐证。 不过，以王成禅的江湖经验和缜密的心计，他手头有再多的钱财，逃至成都后也不敢贸然出手。而且，解放后成都公安对户籍管理抓得很紧，像他这样一个没有户口的主儿想在当地买房租房，派出所这一关就通不过。同样的原因，即便是以访客名义在朋友家暂住也做不到，那是需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而王成禅是逃犯，没有身份证明，无法申报。 侦查员据此分析，看来王成禅在米市坝“现身”之举，并非临时溜达一圈、很有可能是在那一带落脚了。 位于北门的米市坝在旧时的成都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场所。这个坝子很大，原是华光寺前面的广场，后寺院废弃，寺前坝子便成了农贸市场。最初以经营米面蔬菜为主，渐渐成气候了，就有卖唱、杂耍、看相和游方郎中等前往设摊扯场子。由于那里叫卖的东西不大靠谱，本地人又把米市坝唤作“扯谎坝”。米市坝也好，扯谎坝也好，总之这里就是一个以买卖农副产品为主，兼带杂七杂八生意的综合性自由市场。 旧时这种市场全国各地都有，通常官方并不管理，也不收税，治安问题自然也是不闻不问。川地袍哥现象普遍，各行各业都有其成员，市场秩序多半也由袍哥负责。一般来说，类似争抢摊位或因竞买竞卖引发的纠纷并不多见，一旦发生，袍哥会出面调解，时间一长，就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同样的原因，扒手顾忌袍哥的势力，在这里作案也不敢太嚣张，至少白天如此。倒是晚上，商户们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小偷小摸。 前来米市坝做买卖的商贩，其经营规模有大有小，并不都是只挑一个担子就过来了，其中不乏用车舟（马车、人力架子车和木船）运送数百上千斤甚至更多的货物进城来出售的。这么多货物，不可能一天就卖光，晚上就住在市场里，用芦席草苫油布临时搭个简易窝棚栖身，守着卖剩的货物过夜。市场无人管理，官府不过问，袍哥势力白天的时候可能会维持一下市场秩序，到了晚上，那就没人操心了。货物的安全，全靠货主自己盯着。于是，在市场搭建的窝棚就成了米市坝的一道独特风景。不仅是相对固定的摊贩，路过此地的小贩、艺人、游医等也经常来这儿过夜，长期驻扎在市场的固定摊贩不但不干涉，反而还会提供帮助，互通有无，几次下来混熟了，合伙做买卖甚至结拜弟兄的情况也不少见。这，就是江湖。
那么，王成禅会不会就混在米市坝这个“江湖”里？专案组认为有必要查摸一下。除此之外，北门地区的旅馆、昼夜开张的澡堂、经常运货进城停泊在附近的船只等，也要予以关注。 次日，6月3日，专案组七名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方向分头进行访查。考虑到王成禅是外埠潜逃来川西的，跟成都当地袍哥有来往的可能性极小，动用耳目打探其下落不至于打草惊蛇，在请示赵方局长获准后，动用线人、耳目进行协查。 专案组七名侦查员中，沙世杰、孙牧原两人是国民党省会警察局的留用刑警，他们自抗战时期就已跟中共地下组织有接触，受地下党委托提供过多方面的情报。其中老沙还是革命烈属，他的嫡亲弟弟是川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被捕牺牲。沙世杰在旧警局刑侦大队时，因侦查刑案需要，曾奉命物色过三个耳目。这一行的规矩是，谁建立的耳目关系，就由谁掌握使用。成都解放后，老沙和这三个耳目的联系还一直保持着。组建“3·13”专案组时，组织上考虑到可能需要动用耳目，就把沙世杰从刑侦大队临时借到二处参加专案侦查。
这天上午，一干侦查员分头行动，专案组长俞青竹把三张从协查通知上翻拍下来的目标照片交给沙世杰，让他交给耳目，请他们协助查找。俞青竹则单独前往米市坝一带的管段派出所。 所长老刘跟俞青竹是同乡战友，少年时就在一起耍了，此次一起随军南下接管成都警局后，两人都很忙，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自有一番寒暄。老刘听俞青竹道明来意，说你们这个专案组一成立，我就从内部简报上看到了。前两天跟所里同志闲聊时提及此事，这才想起一晃儿两个多月过去了，一直没听见下文，估计办案不顺。现在既然有情报说目标曾在米市坝露过面，那敢情好，我这边于公于私来说都理应全力支持，具体怎样配合，请老兄发话。俞青竹说情况尚不明朗，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眼下能做的，就是访查管段内的旅馆、大车店、公共澡堂等可以过夜的场所，看是否能摸到线索。老刘遂唤来朱、张两个留用老警员，说这二位是这边的老土地，不但地头、人头两熟，经验也足够丰富。 俞青竹把相关情况跟老朱老张说了说，那二位则介绍了本管段这方面的场所情况，三人排了排访查顺序，随即投入工作。 与此同时，由专案组副组长殷义和侦查员段富仁、詹添福负责的第二路对米市坝市场的访查也在进行中——
当时还沿袭旧例，有赶场日，按季节或三天一次，或五天一次。逢到赶场日，整块坝子全是市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解放后，人们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即便不是赶场日，坝子上也有很多商贩摊子。这天是阴历四月十八，虽不是赶场日，但还是有人出摊，在各摊位间穿梭往来的顾客也颇有一些。三侦查员进入市场后，先是貌似悠闲地转悠了一圈，熟悉一下市场的环境，把摊主也都扫溜了一遍，没发现跟照片上的王成禅相似的对象。然后，开始分头访查，每人一个方向，一个个摊子挨着把照片亮出来，问摊主是否见到过这么一张脸。
这种做法，在米市坝市场其实算不上稀奇事儿。解放前，警察、私家侦探缉拿案犯，或大户人家寻找私奔儿女，经常来这么一手；解放后，外埠公安来成都查缉逃犯，也经常光顾米市坝，有的还把印制的通缉令张贴于市场周围房屋的墙上，甚至是市场内一些常年留驻的大摊位搭建的简易芦席棚的蒿墙上，但因为露天，蒿墙的墙面又不平整，一般两三天就脱落了。现在，三侦查员用这个方式进行访查，摊主们都见怪不怪，不过，一个个看下来，最后都是摇头。 米市坝外围并无围栏或篱笆之类，各个摊位看似杂乱，其实也不是毫无章法乱搭乱建，其间自然形成通道，最外围的摊位之间的空当儿，就是类似市场的“门”。殷义让一溜摊位的摊主看过照片后，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门”口，即摊位间可供人车通行的一个空当儿，也就是刚才进入市场的位置。一眼扫去，老殷发现“门”外多出了三个地摊，刚才进来时是没有的。于是，便上前查看。
这三个摊位分踞两侧。一侧两个，一个是卖小型竹器的，另一个是卖草药的，一男一女两个摊主都在三十岁上下，可能来自同一个村子，因为两人正用相同口音的川西土语聊着什么；另一侧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一头黄中夹杂着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好似废弃的鸟窝。那人蹲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个用竹编制的鱼篓，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烟杆，正慢吞吞地抽着，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情。见殷义朝自己这边看，他蹲在原地不动，抬脸咧着少了两颗门牙的嘴巴朝殷义笑笑。殷义被对方眼中闪出的那道常人没有的神光所吸引，暗忖这小老头儿不简单，应该是练家子，而且是长年习练内功的人，否则不会有这样的眼神。 这时，一旁那个摆草药摊头的男子开始向殷义兜售商品：“这位先生，买点儿消火祛湿的草药回去吧，已经入夏了，家里留着备用。”
殷义这几天有些喉痛，寻思买些金银花泡水喝或许有效，就过去买了些，付完钱出示照片，问对方是否见过此人。男摊主看照片的时候，卖竹器的女摊主也把头凑过来，但他们都表示没有印象。女摊主说我们平时是在春熙路卖货的，这几天那边在修路，不让摆摊，这才来米市坝。您去问问那位大爷，他经常在这里摆摊子。一边说，一边示意对面那个眼露神光的小老头儿。 殷义便走到小老头儿跟前，出示照片。小老头儿见之，微微一怔，接着缓缓摇头：“不认识。” 对方细微的表情变化被殷义捕捉到了：“老大爷，您再看看。” 小老头儿稍稍犹豫，继而点头：“恭敬不如从命。” 他把照片拿在手里，重新审视。这回看得比先前仔细，一边看，一边下意识抬起另一只手在乱蓬蓬的头发里抓挠。殷义寻思没准儿有戏，便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刚要递过去，忽听一个童声尖呼“大爷”，跟着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儿，手里倒提着一条半大不小的灰褐色花斑蛇，瞬间已经奔到近前：“我抓着一条蛇！” 小老头儿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瞥了一眼，漫不经心道：“很好！放篓里吧。记着，欠你六千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 说完，小老头儿继续看照片，拧眉沉思，似在苦苦回忆是否在哪里见到过这张面孔。但殷义的注意力却已经转移到那个小孩儿身上——确切地说，是转移到小孩儿手里倒提着的那条毒蛇上！
殷义有过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历练，也有深入敌后化装侦察，面对日伪枪口和刺刀从容不迫的那份定力，但唯独对蛇虫见之憷头，甚至想着心跳就会加快。之前，他见小老头儿蹲在那里守着一个鱼篓，想当然以为是个渔夫，是来市场卖鲜鱼的，哪知这老儿竟然是来米市坝做毒蛇买卖的！此刻，小男孩儿一手拎着毒蛇，一手拨弄着竹篓的盖子试图打开。殷义看得提心吊胆，对其是否能如愿有所怀疑，脑子里随即闪过一个念头：千万别把这竹篓弄翻了……
结果是担心什么来什么，端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殷义一闪念间，竹篓果然被小男孩儿弄翻了，里面盛着的毒蛇（估计也有少量无毒蛇）顿时争先恐后钻出来。农贸市场的地面湿度古今中外都差不多，不分晴天雨天，只要开门营业，必定是湿漉漉的。米市坝又是清一色的泥地，蛇类动物在这种地表上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转眼工夫，二三十条毒蛇四下乱窜，由于速度快，移动中五彩斑斓的花纹显得诡异而又恐怖，卖草药和竹器的男女小贩惊叫连连，拔腿就逃，路人以及市场里的其他商贩也都大惊失色。
纵然身经百战，殷义这当口儿却也傻了，事后跟战友提起这段经历，说他当时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赶紧躲开的冲动。在场人员中，只有摊主小老头儿镇定如常，他把照片朝殷义手里一塞，说声“没事”，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剪成碎末的混合干草药，随手一甩，呈扇面形撒在地上，伸脚把倒翻在地的竹篓勾回来，与此同时，嘴里发出尖厉的怪啸。说也奇怪，那些被殷义这个北地汉子称为“长虫”的爬行动物竟然纷纷回转身来，仿佛那些草药碎末对它们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小老头儿抄起竹篓，出手如电，手指频频戳点七寸，被点中的长虫无不就地瘫软，被他一条条收进竹篓。
这一切发生得快，结束得也快，也就不过两分钟。目睹这一幕，殷义对小老头儿这一手暗自惊叹，在场的路人以及摊贩更是议论纷纷。那小老头儿收起竹篓，双手抱拳冲大伙儿转着圈儿作了个罗汉揖表示歉意，然后走到殷义跟前，说照片上这张脸他看着似乎眼熟，可实在想不起曾在哪里见到过，抱歉了！ 就在这时，市场另一侧“砰”的一声枪响，随即传来喧哗之声。殷义一个激灵，莫不是段富仁、詹添福他们遇到了情况？想着，拔腿便往市场里跑。 市场另一侧的段富仁、詹添福确实遇到了情况——
他们两个分头沿着一排摊位挨个儿向摊主出示王成禅的照片，询问是否见过这个人。段富仁来到拐角处的最后一个摊位，那是一个卖小板凳、水桶、储物盒、木如意之类小型木器的摊子。摊主不在，可能是临时有事暂离片刻。段富仁寻思，那就先去对面那排摊位吧，回头再过来请该摊主辨认。刚要转身离开，摊主回来了，是个二十二三岁的愣头青，可能以为段富仁是顾客，还没走近就扯着嗓门儿吆喝：“想买什么？喂，别看别人啦，说的就是你！”
段富仁甫一转身，那小子一愣，睁大眼睛上下打量片刻，脸色倏变：“你……你是……” “我是公安局…… 下面的话段富仁还没说出来，对方二话不说，挥拳便是一个冲天炮。要不是段富仁练过武术，身手灵活躲闪得快，闹个满脸桃花开也说不定。那厮一拳砸空，拔腿就逃。段富仁来不及，紧随其后，却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三个身强力壮似是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青年男子拦住。段富仁遂掣出手枪，朝天鸣枪警告。不远处另一侦查员詹添福闻声拔枪冲过来，和段富仁一起把那三个小子逼住。段富仁正要去追袭警的那厮，却见殷义已经押着那主儿过来了。原来，这愣头青逃窜的路线正是殷义赶来的方向，见有人慌不择路抱头鼠窜，料想跟鸣枪有关，便当场拿下。
三位侦查员把这四个小子押到市场一角，喝令抱头蹲下，就地讯问。原来，这四个是江湖哥们儿，最低一档的地痞。解放前都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混混儿，解放后地痞混混儿没了市场，就凑了些钱钞批了些小木器合伙做起了生意。这种生意自然别指望能挣多少钱，根本不够他们的花销。于是就策划抢劫，最近半月已经作案三起。昨晚三人刚去三官堂街抢了一户资本家，四人分赃后各自回家。那个挥拳袭警的家伙蔡某到家后方才发现，他带去的那个准备盛装赃物的布提兜竟然落在苦主家里了（因取了苦主一口小皮箱，所以没用上）！这个布提兜是蔡某之父春节前去桂王桥北街“益康堂国药店”购买补品时人家赠送的促销礼品。
蔡某为此一夜无眠，今天上午过来后跟三个同伙一说，观点不一，有说“不碍事”的，也有和蔡某一样颇为担心的。为首那个姓牛的“大哥”认为小心无大错，建议蔡某等三个昨晚持刀进入苦主家跟人家打过照面的暂时去乡下找个旮旯躲一躲。至于米市坝的摊子，由他守着就是。牛某昨晚担任望风，没跟苦主打过照面，只要一口咬定自己在家睡觉，再让家人作证，料想无事。
刚才四人不在摊子上，就是在附近角落抽着香烟密议此事。没想到刚议到这里，发现摊位前有人驻步在瞅商品，以为来了主顾。旧时做生意有点儿讲究，其中一条是每天的第一位主顾必须尽可能拉住，哪怕平进平出甚至小赔些许也要争取成交。所以，蔡某就过来应酬了。哪知一看来人是公家人模样，寻思准是布提兜之事穿帮，人家找上门来了，就有了之后袭警逃窜的一幕。
简短讯问完毕，侦查员去附近找了个有电话机的公司，通知管段派出所派人过来将这四人带走，三侦查员则继续访查目标，结果令人失望——所有辨认照片的摊主都说没见过此人。
其实，不但米市坝市场的摊主十有八九见到过目标，就是侦查员中也有见过此人的。那就是副组长殷义—— 他刚刚打过交道的那个捉蛇的小老头儿，正是超级凶犯王成禅！
四、线索难觅
王成禅在1946年7月怀着对家乡“穷棒子”和中共民主政权的刻骨仇恨，以“还乡团”骨干分子的身份杀回萧县老家后，大开杀戒，犯下了累累罪行。原以为以国民党的那份力量，以及背后有美国政府的援助，内战打败中共料想不成问题。到时候，他的仇如愿报了，还可以凭着立下的功劳弄一个什么官儿做做，重新过一份滋润日子。哪知世事难料，老蒋这么不争气，把一盘好好的棋下得惨不忍睹。
那段时间，王成禅对时事政治极为关心，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深更半夜还收听中共广播电台的广播，又有一颗受过大学教育的脑袋，在“还乡团”那些土豪中属于“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终于提前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如此，原先指望的“个人前途”就成为一个肥皂泡了。“独醒”的王成禅遂作出决定，带上“复仇”所得的金银珠宝，遁身江湖，找个安全地方先待下来再说。于是，一夜之间，王成禅就在萧县地面上消失了。
从此，王成禅开始了他的流窜之旅。不过，这还算不上逃亡，他所到之处都是国统区，而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其汉奸罪行的追究，所以他是安全的。
王成禅先是去了重庆，那是一个他从未到过的陌生城市。但他对川东话倒并不生疏，在上海就读野鸡大学的时候，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夏某就是重庆人，两人一见如故，迅速成为哥们儿。王成禅有语言方面的天赋，没事就跟那哥们儿学说四川话，到两人分手时，他已能说一口流利的川东话了。 到重庆后，王成禅没去找那同学，而是租了房子暂住。身边有金银珠宝，吃喝不必发愁，但不是长久之计。他想融入当地社会，就发挥自己的中医特长，在胜利碑摆了个摊子给人治病。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也在胜利碑设摊谋生的朋友，以川人居多。王成禅经常跟这些朋友喝酒饮茶摆龙门阵，听说了四川各地的许多轶闻，川西新都石板滩“叫花村”的情况就是这样得知的。
往下的形势发展，还真是让王成禅给估测着了。国共内战，国民党空有美国的强大援助，在战场上竟然节节败退。王成禅在山城待了年余，连使用假名的户口也在当地哥们儿的帮助下在警局给上了，而且在给警察送了两条烟后，时间往前提了两年多。这样，即便重庆由国统区变为解放区，他也经得起新政权的审查。哪知，1948年10月，他跟大学同学夏某不期而遇。
那天下雨，王成禅等几个哥们儿摆在胜利碑街头的中医摊、蛇药摊、算命摊之类，生意都很清淡，几人便坐拢一起喝茶摆龙门阵。已是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官员的夏某，就是在这当口儿打着一把雨伞路过的。王成禅的摊子上支着一把大伞，上写“一脉搭准，妙手回春”，夏某就是被这句广告词吸引，驻步打量摊主。
时隔多年，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在此地邂逅，自有一番感慨。夏某把王成禅请往附近的咖啡馆叙旧，两人有扯不完的话语，话题开了一个又一个。看看暮色已降，又从咖啡馆移至饭馆。夏某这时已是市社会局的一名处长，手中有权，临别时让王成禅明天去社会局找他，他可以给他介绍一份工作，肯定比街头行医体面得多，而且收入丰厚。
如此，王成禅隐身重庆的希望落空了。他经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知道国民党败局已定，老蒋纵然有再世诸葛亮襄助，也是回天乏力，别说重庆，整个中国也必将由中共控制。届时，官居处长的老同学自己是否能够得以保全也还难说，由其提携的自己哪有平安之福？再说，如若要当官或谋份体面职业，他当初离开“还乡团”后干脆去南京托朋友找门路不就得了，还用得着跑到重庆来？看来，要想隐居避祸，还得跑远些。去哪里为好？王成禅想起了跟山城这边的哥们儿摆龙门阵时听说过的川西新都石板滩。
说走就走，次日他就离开了重庆。
来到石板滩后，王成禅凭着一口基本达标的川语，顺利成为“叫花村”的一名村民。尽管手头有钱，但总得有一份职业遮人耳目。中医当然是不能做了，就采药出售吧。他在重庆时，跟那个卖蛇药的哥们儿崔某学得了治蛇伤抓毒蛇的本领，两人经常去野外采药抓蛇。崔某惊叹这位哥们儿的聪明，说他学啥像啥。于是，到石板滩定居后的这段日子，他上山采药时也留意抓蛇。
1950年3月13日的那宗特大凶杀案，并非临时起意。王成禅对共产党、“穷棒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刻骨仇恨，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是阶级仇恨了。2月上旬“龙潭寺惨案”拉开了土匪暴动的序幕，石板滩这边的土匪紧接着热烈响应，“叫花村”也有部分村民参与，有人还邀王成禅参加，被他拒绝了。对于这个受过高等教育、双手早已沾满人民鲜血的汉奸、“还乡团”骨干而言，他内心对这种暴乱极为支持，但他更清楚，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尚且被打得溃逃台湾，眼下这些土匪、反水降卒难道还能扭转局势？所以，他不想参与。
乡下消息闭塞，他只有在去新都县城或者成都市区出售药材时才能获得一些信息，得知此番石板滩与龙潭寺两地作为反革命暴动首发地，上了北京的报纸。根据他对中共行事路数的了解，意识到不能再在石板滩隐藏下去了。回头暴乱被镇压下去后，龙潭寺、石板滩两地肯定会受到中共彻彻底底的清查，“叫花村”聚集了太多的不明身份者，那更是重中之重。王成禅遂决定离开。这还是他在2月下旬时的想法。
王成禅具有狡兔三窟的思维，当初他从重庆悄赴川西时，先在成都市区逗留。趁其时蓉城还是国统区，便到处转了转，发现天府之国名不虚传，物产丰富，物价上涨幅度比重庆要小，可能因为时局原因，房价不涨反跌。他就通过一个有着袍哥身份的房产经纪人，在化成寺街一条无名小巷买了一个带两间旧平房的独立小院。经纪人是个老江湖，一眼就看出他是从外地过来意欲在川西定居的对象，便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办理户口，王成禅求之不得，即掏钱作为打点费用。
在成都市有了户口，王成禅离开石板滩才能够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洒脱。这一离开，肯定就不会再回来了，王成禅寻思，何不趁眼下一片混乱之机杀几个共党分子以泄心头之恨。有了这个想法，他马上制订方案，很快就想出了一条毒计——
解放军的剿匪势头很旺，看来很快就能控制局势。届时，肯定不会容忍叛匪逃窜躲藏、死灰复燃，那就要进山巢匪。这些暴乱匪徒对本地地形了如指掌，在力量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必会采取埋伏方式对付剿匪部队，部队的伤亡是少不了的。打仗当然不可能带着伤员，那就要把伤员从前方撤下来。以眼下的交通条件，以及叛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路数，解放军伤员不可能迅速送往成都救治，也不会往新都县城送（一是新都医疗条件有限，二是从石板滩去新都比去成都的距离还多几公里)，估计会在石板滩设临时急救点、包扎所之类。在这种条件下，后勤肯定跟不上，那就会向当地百姓有偿索求饮食。 王成禅的主意是，眼下这个季节，山上、野地里蘑菇疯长，其中不乏含有剧毒的致死毒菌。由于品种繁多，当地老乡尚且难以分辨，每年都有中毒不治身亡的，何况这些北方来的军人。王成禅是中医，尽管不能辨别所有毒蘑菇，但还是识得几种的，何不以毒蘑菇为菜，连同米饭一起提供给剿匪部队。这种情况下，即便一中毒就发作，也缺乏就地救治的条件，况且也无人知晓救治方法，待送到成都，只怕已经来不及了。
打定主意，王成禅即着手准备，3月13日，终于候得机会，一下子毒害了我军民十二人，然后连夜逃离石板滩。
逃往何处？事先已有计较，玩“灯下黑”，进了成都市区，回到了他位于化成寺街的“家”。平时他一月大约进城两三趟卖药，每次都会回“家”待一两天。房屋位置处于闹市中的冷僻之处，没有近邻。再说，他是有户口的，当然既不姓王，也不姓袁，而是使用了“彭作仁”的化名。
王成禅知道，如今成都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跟国民党时代大不一样，其中一个大变化就是“群众的眼睛雪亮”，不但街道、居委会，连那些贫贱百姓也会主动向派出所报告他们认为可疑的对象。尽管不愁吃喝，他还是不敢待在家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寻思得找点儿事来做做。
干什么行当好呢？做郎中肯定不妥。在石板滩干了那么大一个案子，别说成都市了，就是全川只怕都已知道，警方肯定会四处侦缉，他不能有些许蛛丝马迹引起外界的注意。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走个冷门儿，那就是捕蛇出售，做蛇贩子。成都有几家抗战时逃难过来的广东人开的粤菜馆，菜单中有以蛇为主料的菜肴，另外蛇胆酒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川人对捕蛇缺乏兴趣，食材货源一直得不到保证，不得已时，厨师甚至亲自出马去郊区捕蛇，以满足食客的需要。王成禅寻思，他可以在这方面玩一个障眼法。
于是，他就做了蛇贩子，不但自己捕蛇，还从山民手里收购。没几天，他就发现这一行选对了，除了可以作为自食其力的幌子，还使得不管是邻居、路人、群众、干部，抑或军警，只要看见他手里提着捕蛇夹子以及那个散发着特殊腥味儿的装蛇竹篓，无不退避三舍，不敢靠近。居委会干部为避免登门，连隔三差五总要召开的群众大会也懒得通知他了。自发现干这一行有这个好处后，王成禅也就不主动向那几家粤菜馆送货上门了，篓里有货，就去附近米市坝支个摊子，等饭馆厨师过来购买，免得带着这副工具招摇过市惹人注目。
以上只是身份和职业的掩护，想要有效躲过军警的缉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设法改变自己的容貌，也即如今说的整容。
整容这个词汇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整复体表缺陷的手术可追溯到古代，《晋书》上就有修复唇裂的记载。公元前六至七世纪印度的史料中，也有鼻再造与耳垂修复的记载。十九世纪，欧洲有了整形外科从业人员，皮肤移植的成功则为整形外科向专业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初，整形外科手术多用于治疗一战中面部遭受损伤的人员。在近现代中国，整形外科作为一门学科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恐怕也没几个人听说过。
王成禅对通过西医改变容貌不抱希望。但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于他来说又极为重要，怎么办呢？西医找不到，那就中医吧。可是，中医是没有整容业务的。但王成禅却说：有！ 在哪里？是谁？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王成禅就是！
可以说王成禅真是大胆，也可以说这等同于狗急跳墙，但不跳就是死路一条，跳一跳，没准儿还有生机，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刀，他决定自已动手整容。他没学过整容技术，就连见也没见过，但他学过化妆，而且是正式拜过老师的。
当年他在大上海读大学时，学校里组织话剧社、京剧团，学生可以自由报名。王成禅虽然对唱戏听戏一概没有兴趣，但他对参加这些社团的女生感兴趣，于是就说自己在萧县老家曾学过化妆，积极报名参加。野鸡大学当时没有美术专业，倒还真是缺化妆师，立刻就批准了。好在这两个业余剧团从成立到演出之间有几个月的空当，王成禅便急电萧县老家让速邮钱钞若干，收到后即按照《申报》上的广告信息，前往公共租界静安寺路请一位英国专业化妆师一对一面授。学了两个月，王成禅又经这位洋师傅介绍，去大世界帮演出艺人义务化妆作为实习。王成禅少年时学过画画，加上人又聪明，三个月下来倒也可以出师了，在学校剧团一直混到因违反校规被学校开除。据说他离开之后，那个话剧社因找不到化妆师而倒闭了。
王成禅根据画画时学到的诀窍，对人脸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若干容易被识别的共同特点，其中有的跟后来专门研究人脸识别的刑侦专家运用的原理竟然相符。他就选择在“让眼睛炯炯有神”、“脸颈部肤色变深表皮起皱打褶”这两点上做文章，意在改变人们对其面容的注意点，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于是，就开始大胆尝试。肤色变深表皮起皱打褶对于他这个正规执业中医来说，不算难事，弄些中药连喝带研粉加“料”（秘方需要的非中药类其他物质）涂抹就可以了。“眼闪发光”要想速成本来是一个难题，旧时艺人练眼神颇为麻烦，要日视太阳夜盯香火，没数百甚至上千天的苦练根本甭想。至于武术高手的那份眼神，则跟内功有关，通常没有二十年以上的刻苦修炼是闪不出神光的。可是王成禅却有左道旁门，他当年在大世界“实习”时用三十枚大洋从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化妆师那里获得一张秘方，方子上的东西市面上有售，现在淘宝网上也有卖，将此物煮水后每日熏洗双目，一般只消两个星期即可使眼睛炯炯有神。一段时间后，其效果会逐渐消弭，到时则可再次使用，效果依旧。王成禅就是用此秘方解决了眼神问题的。
王成禅早在策划作案时就已经对自己作案后被军警方追缉的情况作了估计，认为会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会认为他是土匪方面设在石板滩的暗桩，3月13日瞅准机会下手制造毒杀案件后，就逃窜至土匪那里去了。所以，对他的追缉很有可能只不过是停留在设立案卷上，待日后剿匪结束再对其下落进行调查。当然，也有可能会将其情况从军方下达给各剿匪部队，要求部队在剿匪中留意缉拿他——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以王成禅在“还乡团”的经验，四川此番参加暴动的土匪中，肯定不乏全川各地乃至外地逃亡来川的巨匪恶霸、亡命大盗、漏网特务之流，这部分人的罪行肯定不比他王某人小，如果军方人人都下通知缉拿，那是不现实的。毕竟剿匪部队的力量有限，必须全部扑在剿灭土匪上。 其次是军警方可能在土匪内部安插有内线，他们通过内线会了解到他其实跟土匪没有关系。因此，他的逃窜去向应该是川西或者川中其他地区的野外，这一点他们会根据自己之前是以采药为生而推断出来。那他们暂时就拿他没辙，处置方式和上一种情况不会有什么区别。
再则就是会估测他可能会躲到附近一些县城，这就会由川西公安厅出面，向全区各地公安局下达通缉令之类的缉拿文书。当然，也会考虑到他可能躲藏在成都市区，会进行侦查。不过，警方手头应该只有唯一一条线索：即他是以采药为生，推测会把所采得的药材卖给新都县城和成都市内的一些中药店，所以，专案警员会走访成都市内的中药房调查线索。但他已经改行做警方怎么也想不到的蛇贩子了，切断了跟中药店的关系，平时走路也是绕过那些卖过药材的中药铺子。因此，警方对他也应该没辙。
最后一个估计，可能会是他藏匿于成都市内，但改行了，不过不知改做什么了。所以，会采取广泛查摸的方式进行寻查。这一点，王成禅寻思倒是需要注意防范的。 王成禅寻思，如果自己暴露，那最大的概率多半会是在米市坝。但凭他的那份化妆术以及变中医为蛇贩子的遮眼大法，即使对方有孙大圣的火眼金睛，只怕最初也只不过是轻度怀疑，不会二话不说就下手捉拿他。不过，如果真是被撞上了，那将是生死全在一念间。对手的能耐不能小觑，有资格成为侦缉像他这样一个超级凶犯的专案组成员的，都是人精。所以，光凭他主观抓住机会只怕还不行，必须分散对手的注意力。王成禅想了两天，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利用人为制造“蛇祸”来制造脱逃机会。于是，他就在已经物色的几个捉蛇卖给他的小叫花中，选中了一个最机灵聪明的。那个小叫花绰号“小糊涂”，真名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打记事起就已经跟着一群比他稍大的小叫花在乞讨了，料想应是父母双亡的孤儿。王成禅用了一点点钱和食品就收买了这个八岁男孩儿，关照他只要看见自己出现在市场，就拿着抓到的蛇躲在暗处看着他；如果没有抓着蛇，就在他收摊离开时过来取一条放在毛竹筒里封住。一旦见他发出暗号，就立刻拿蛇过来“卖”，然后故意把蛇篓子撞翻。完事后，迅速离开即可。
王成禅准备的这一招还真给他制造了一个脱身的机会。
初解放时的警方基层侦查人员，来源一般有三种：有解放区公安工作经验以及之前曾在部队里有过军事侦察实践的接管干部、留用刑警以及当地解放后从社会吸收的进步青年（稍后，各省都创建了公安学校，招收学员，学习半年一年后分派至本省警务单位）。从业务技能水平来说，这三类成员中的留用警员的平均水平可能占先，但若论尖子，还是在第一类接管干部中。不过，总的来说，当时的侦查人员普遍都缺乏现代化的技能培训，根据地的保卫干部培训班也好，解放后的公安学校乃至旧时的警校也好，其教学内容都有所欠缺。比如辨认脸容，通常是忽略掉的，全凭学员参加工作后自己在实践中一边琢磨一边运用。跟王成禅不期相遇的侦查员殷义也是这样，他根本没想到这个目闪神光、脸面黝黑、皱纹褶痕密布的蛇贩子竟然就是警方正在苦苦寻觅的超级凶犯。
当天晚上，专案组聚在一起汇总各自的调查情况。赵方局长在听了殷义的汇报后，马上让正要接着汇报的另一位侦查员暂停，随即向殷义提了几个关于现场情况的细节问题。这位1926年入党、抗战伊始就已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社会部领导的资深保卫干部听了汇报后，稍稍沉思片刻，说：“此系反常！”
反常在哪里？赵方认为，殷义对蛇贩子双目神光显露的判断肯定不会有错，因为殷义自己就是武术世家出身，少年时便开始练拳练内功，对练家子自然是见得多了非常熟悉。但是，刚才他向殷义了解下来，这小老头儿徒有“双目如炬”的神采，行为举止中却缺乏相应的功力体现，也没有武功高人的那份气场。于是，赵方便怀疑这主儿是在玩障眼法：根据萧县那边的通缉令所称，王犯曾学过绘画，接受过专业训练，尤其擅长画人物肖像，其水平连当地专业画师也自叹不如。所以，该犯知道人的脸容最难改变的是眼睛，为了不露出马脚，他很可能用什么手段把一双眼睛变得目光如炬。这样，人见之肯定会注意其眼神，也就不会留意其五官和照片是否相似了。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蛇篓突然倾翻的现象。从殷义所见的那小叫花子往竹篓里装毒蛇一幕判断，既然小叫花子能手擒毒蛇，他就应该知道怎样防范毒蛇逃窜，而且，打开竹篓盖子往里面放蛇他也不会是第一次干，否则，这个蛇贩子也不会叫他自己操作的。然而，经其手一拨弄，竟然就把蛇篓弄翻引发一场毒蛇大逃亡。这一幕当时看似是个意外，但仔细分析起来——这好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 经赵方这么一分析，专案组的侦查员都觉得颇为符合逻辑。组长俞青竹决定重新进行调查。说干就干，连夜行动吧！
当下，全组出动，直扑米市坝。那里没有夜市，但却有一些固定摊位的摊主是待在搭建的简易棚子里过夜的。侦查员赶去，把已经睡下的十多个摊主一个个唤醒，先表示歉意，然后说明来意，请求他们配合提供相关情况。这些摊主都表示理解，一群人便搬了木墩子、石块砖头之类的在市场空地上围坐一圈，开了个座谈会。
专案组了解到以下情况：蛇贩小老头儿是大约在今年清明时开始在米市坝出现的，他似乎是懂这边“蛇鹰蝎子不能入场”的规矩的，头天来就没进场，在外面路边蹲着。他是米市坝市场的第一个蛇贩子，沉默寡言，从不跟人搭腔，倒是那些小叫花子不知怎么的跟他蛮合得来，捉蛇卖给他，他除了付钱，还时不时带些吃食来让他们分享。川人不大吃蛇，所以他在米市坝基本就是只进不出，据说收来的毒蛇是去卖给几家粤菜馆子的。由于小老头儿不是每天都来市场，即使来了也不跟人搭腔，所以他已经出现两个来月了，这边的小贩连他姓啥都不知道，更别说名字、籍贯等其他信息了。 侦查员认为从上述情况看来，小老头儿显然是十分可疑的。他们向小贩打听那些小叫花子夜间住在何处，决定来个夤夜拜访。小贩说那七八个小叫花子都是在附近那座破败的土地庙过夜的。
专案组随即夜访土地庙，把那些小叫花子给堵在庙里，也给开了个座谈会。小叫花子都是精灵，开始不肯配合，侦查员吓唬他们这里不说去局子里说。没想到他们竟都满不在乎，站起来就要跟侦查员走，说进局子也蛮好的，有免费的饭吃了。侦查员让这帮小爷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好言劝之，这才得到配合。小叫花子们于是轮流说了说情况，果然如专案组之前的推断，那小老头儿以食品、零钱收买了“小糊涂”，说如若有“江湖对头”来找他麻烦时，需要他救驾，具体做起来很容易，只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蛇从竹筒里取出，过来说要卖给他，自己往竹篓里放的时候故意把篓子弄翻即可。
至此，小老头儿便被专案组定为“3·13”凶案嫌疑人。成都警备司令部、成都市公安局连夜联合发出布控缉拿令，全市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布控查缉。可是，一连折腾了两天，逃犯却杳无影踪！
五、紧锣密鼓
这两天，对于“包荐头”的店主、秘密身份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销”的包福寿来说，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忙碌和紧张。
他自6月2日接受“穿山甲”的指令寻觅王成禅的信息以来，一直在成都市内四处转悠。打自1939年他开始为“军统”效力，就结识了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最近他假装闲着无事喝茶饮酒摆龙门阵，设法把话题往找人上面扯。但这显然纯属撞运气，就像在街头“六合彩”摊头摸彩一样，理论上来说是有希望摸得到的，但实现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
这个情况，对于“穿山甲”来说，有一种火燎眉毛的紧迫感。“保密局”台北总部已经连续两次来电催问此事的进展情况，由此可见毛人凤的急迫程度。
于是，他决定另派人员寻觅王成禅，至于包福寿，则暂时不改变原先指令，还是让其全城寻访。 那么，再派谁来寻找王成禅呢？况锦天决定让其嫡亲外甥屠亚杰出面具体操办此事。
屠亚杰，二十六岁，出身富商家庭，其父系自贡盐商，袍哥首领。屠亚杰高二时辍学报考成都空军机械学校，被录取。次年，他因酒后殴斗伤了一个将官的公子，尽管当时况锦天已是“军统”上尉，可也保不了外甥，屠亚杰被判了三年徒刑，交原籍警察局执行。回到老家，凭其老爸的势力，当地警局没让屠亚杰坐一天牢，而是让他去刑侦队做了一名没有编制的便衣。
后来，况锦天担任“保密局”成都站督察组组长，负责对省会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活动的监督。于是，他就把外甥从自贡唤来省会，但没给屠亚杰委任什么职务，干的也是鸡毛蒜皮的零星活儿。但舅甥俩心里明白，屠亚杰是况锦天的私人助理，干着监督“保密局”那班正式特务的秘密使命。屠亚杰干得很到位，以至于那些被暗中监督的特务们竟然没有一个知道自己在被监视。
成都解放前夕，况锦天受命潜伏，仍旧让外甥跟着他干。在成都解放前九天，况锦天突然“失踪”，屠亚杰也随之消失，舅甥俩去了设在玉带桥的一幢大楼内的“大旺星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早在抗战后期就已经注册成立，档案显示多年来一直在正常运作。其实，这是当时“军统”秘密设置的一个备用密点。现在，况锦天改名换姓成为公司经理，屠亚杰也改了名字担任庶务科长。这家公司就他们两人，做的是皮包生意。这在旧时也算正常，比那些注册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公司还强一些，毕竟还有个经营地点。
现在，况锦天决定把寻访王成禅下落的活儿交给屠亚杰负责。当晚，他把情况跟外甥一说，屠亚杰表示没问题，一定努力去做。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我完成了这桩活儿，也不要奖赏，更不要编制头衔什么的，只要让我护送这个姓王的奔重庆上云南去境外，最后径赴台北就行了。到了台北，我找什么工作，也不用劳您老费心。没准儿我很快就会离开台湾，去香港、澳门或者美国都有可能。您看这么办行不行？
况锦天听着，寻思这小子倒还颇有心机，他想去国外过一份太平日子。当下沉思片刻，正色答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从私情上来说，我当然愿意你离开大陆，不过，这是公务，我说了不算数，还得向总部请示获准后才行。不过应该不是难事，确实可以以护送的名义向上申报。这样吧，你只管去办此事，只要把目标找到了，啥都好说！”
舅甥之间的这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另一边，专案组侦查员经过分析，对三个方面进行调查：一个是根据之前调查所获的“袁某（即王成禅）以采药为生”的信息，查其在出售药材时所接触的中药店的情况；另一个是走访成都市内那几家购蛇为食材的粤菜馆；第三则是追查王成禅在成都市内的落脚点。
经查，成都市内的粤菜馆中只有一家跟貌似王成禅的蛇贩子有关系，说是从清明节时开始的，王成禅大约三至五天送一批蛇来，其中有毒蛇也有无毒蛇，以毒蛇居多。王成禅话不多，说川语，因为跟店方几乎没什么交流，所以店家也不知道他的川语是否纯正。这人对钱似乎看得并不重，卖蛇从不侃价，给他多少他就收多少；粤菜馆有时有卖剩下的卤菜、点心，老板好心要送他一些，他从不肯收，态度却很客气，总是连连道谢。这人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事，曾有厨师随口问他住在哪里，他笑言“住在庙里”——这显然是谎话，因为侦查员问过那帮小乞丐，“老先生”是否如他们一样以破庙为家。小乞丐们一致摇头，说他们对全成都的破寺庙破道观了如指掌，“老先生”根本没有住在庙里。 那么，王成禅会不会是住在有僧人的正规寺庙里呢？专案组向市佛教协会请教，得到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像他这种以捉蛇杀生为业的角色，天底下没有哪座佛教寺庙会向他提供住宿的，甚至连进都不会让他进。
粤菜馆调查无果，专案组考虑到凶案发生前王成禅可能以采药为生，接着就开始清查中药店。从当时王成禅居住在石板滩的地理位置判断，他可能去石板滩所在地的县城新都，也可能来成都市售药，石板滩镇距这两地的距离差不多。专案组鉴于当时匪患的情况认为，王成禅来成都卖药材的可能性大些，况且从石板滩到成都市也容易搭到便车。另外，从米市坝小贩反映的情况看来，王成禅很有可能在成都市内有落脚点。
专案组七名侦查员全体出动，这回不分别调查了，先集中盯着成都市的中药店进行调查。根据王成禅在米市坝卖蛇这一情况，大伙儿认为王成禅出售中药的店家也会选在附近。于是，专案组将对中药铺的调查圈定在以米市坝为中心的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
侦查员用了一整天时间分头走访，跑遍了划定范围内的所有中药店、药材批发行和专门收购药材的地摊贩子，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6月6日晚上，专案组继续分析案情。赵方局长在工作间隙也抽空来参加。大伙儿热烈讨论，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王成禅出售药材的店铺在专案组划定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则是认为侦查范围应该没错，只不过咱们查得不细，可能漏掉了一些药铺。这当然都是一些推断，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赵方局长一到，大伙儿就都住嘴了，吃起了领导送来的新鲜樱桃。
专案组长俞青竹没吃，而是向赵局长汇报了白天大伙儿的调查情况，以及正在讨论的两种观点。 有侦查员笑问：“赵局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方笑言：“我的思维没你们反应快，还没来得及琢磨呢，大伙儿先吃樱桃，让我想想。”
过了一会儿，赵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成都和平解放前后各行各业都有由于各种原因关门歇业的现象，在专案组划定的调查范围内，是否有中药店或者收购药材的摊贩歇业不干的呢？这一点需要专案组继续调查确认。
专案组次日便向刚刚由市药材同业公会改组的药材行业协会进行调查，查询在以米市坝为中心方圆两公里范围内是否有中药店铺在解放前后歇业关闭。另外，专案组希望协会提供该范围区域内收购药材的地摊从业者的情况。
药材行业协会的接待人是个年届六旬、干瘦如柴却又精神矍铄的秃顶老头儿，他思维反应很快，听闻来意后，他几乎想都没想就开始摇头。他的头摇摆幅度小，但摇的时间却很长，如果这一幕发生在现在，没准儿侦查员会以为这老头儿嗑了摇头丸。
幸亏他一边摇着头，一边总算开腔了，他说摆地摊的人是没有资格加入协会的，他们也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所以也不必跟协会打交道。至于中药店，老头儿说在他的记忆中，解放后这个区域里也没有歇业的，连打算歇业的都没听说过。
侦查员听老头儿说到此，正大失所望，谁知突然出现了峰回路转——老头儿说：“不过，有家制造成药产品的作坊半月前倒是歇业了。他们熬药时没留心，走水了，一场大火把整个作坊烧了个精光。没办法，只好歇业。唉！”
侦查员问明地址，随即就去找这个作坊的主人老方。一问，王成禅果然是把采得的药材都卖给他家了。
不过，王成禅跟这家作坊主接触时，举止言行与跟粤菜馆接触时一样，老方也无法向专案组提供什么更有效的信息。侦查员正要告辞时，来了两个伙计，他们是来跟老方商议是否把火场废墟清平整后重振旗鼓之事的。老方对向警方提供线索之事很是热心，便对这两位说，侦查员是来了解以前总来卖药材的那个“老袁”的，你俩知道什么情况吗？
专案组的运气来了，其中一个姓黄的伙计说那人有点儿怪，不喜欢说话，像个哑巴一样，不过，他说自己是石板滩的，我却听说他在成都这边有家。 老黄说了一个情节：去年秋天，当时成都还没解放，这个老袁来作坊卖药材。一如既往地闷声不响，倒茶递上他也只是接过来放在一边，照例不喝。过了秤，付了钱，他冲众人点点头，说声“走了”就出门了。也是巧，正好有一个朋友老马来作坊找老黄说事。进来后听大伙儿在议论刚刚离开的那个老袁，说这人卖药材很大度，不像其他采药人那样对给价、称重斤斤计较。老马听后插话说我知道这人，就住在我家附近。
侦查员窃喜，便问那个老马的地址。老黄说是说了，不过又补充了一句：他已经去世了。就是2月龙潭寺闹土匪暴动时，他去那边走亲戚，途中遇到土匪，二话不说就开枪把他给毙了。
不过，专案组已经知道了老马的住址，既然他生前说过王成禅住在他家附近，那去找管段派出所就是了。 派出所的户籍底卡上当然是找不到王成禅或者老袁的姓名的，不过，可以根据王成禅的特征在老马家附近访查。
专案组已经考虑到多年前的照片跟逃川后的王成禅的样貌不同，所以在照片的基础上综合了米市坝以及粤菜馆、中药作坊三方人员的口头描述，形成了王成禅的画像。
6月8日傍晚，专案组终于确认了王成禅在成都的藏匿点，就在距离米市坝大约两公里的化成寺街的一条无名小巷尽头的两间旧瓦房里。
随即，专案组先将该地址秘密监控起来，同时指派侦查员由管段派出所配合，走访了这条街上上百家街坊邻居。几个侦查员一直忙碌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多人确认曾见到王成禅，有的还跟他搭过一两句话语外，并未获得其他信息。
与此同时，专案组长俞青竹在派出所查阅户口底卡时，向多名留用警员和已经离开的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员了解情况，试图了解王成禅解放前买下化成寺街那两间瓦房以及买通警署篡改户籍的情况。但派出所对其房屋买卖情况并不知晓，至于户籍登记，据当初经办的一名旧警员姚某说，是旧警察分局致电警署头目让办理的。那头目解放前夕已经举家逃离成都，目前不知去向。
当天午夜，专案组全员出动，带了由派出所联系的一个街头锁匠，悄然前往化成寺街王成禅的窝点。对于专业锁匠来说，打开瓦房大门上挂着的老式黄铜锁根本不在话下，按照专案组的要求，他在不损坏锁体和内芯的前提下，就像使用原配钥匙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锁打开了。专案组副组长殷义一马当先，左右手各持手电和手枪，用脚顶着大门轻轻往里推开。一股腥味儿扑面而来，手电光下，只见屋里体长不同颜色各异的毒蛇满地乱窜。殷义生性惧蛇，当下轻呼一声，连忙后退。他后面的侦查员詹添福眼疾手快，随即把大门拉上关紧。有侦查员提议去找木棍铁锹什么的把它们灭了，组长俞青竹说不行，因为此次来是查看这个窝点，必须保持原状。这些毒蛇肯定是王成禅故意留在家里的，为的就是帮他看守门户。如此看来，他这屋里有可能藏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如果这个猜测不错，那他倒是没逃远，还会回来的。
专案组决定进屋查看。可是那些毒蛇该如何解决呢？有侦查员提议连夜去请粤菜馆厨师来，让他帮助把毒蛇抓起来放在一旁，待专案组查看过屋里情况后再放出来。众人想想这倒是个办法，可以一试。但侦查员孙牧原却提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消防队借高筒雨靴穿着入内，这样就不怕毒蛇的进攻了。大伙儿说这个主意好，于是立刻派人前去消防队办理此事。
穿着高筒雨靴入内查看的是俞青竹、段富仁、孙牧原三位。
王成禅的这个住所跟他在石板滩“叫花村”的草屋一样，屋里几无陈设，只有寥寥几件貌似捡来的破旧家具。一张只有一半的写字台上有两个抽斗，都未上锁，里面放着旧鞋子、破布、空酒瓶之类的东西。有一个酒瓶里还钻了一条像是竹叶青的小蛇。
侦查员想起案发伊始，军方调查组去石板滩查看犯罪现场时发现，王成禅逃跑前把灶头拆毁了，当时分析他可能在灶膛里藏了赃物浮财之类。如果这个猜测是准确的，那么他会不会把赃物浮财转移到这边的灶膛里了呢？
三人一议，认为有必要检查一下。 搬开灶上的铁镬，扒开灶膛表面的柴灰，露出下面的砖头。侦查员撬开砖头，发现里面不像老百姓家的灶头那样填的是土，还是砖头。侦查员便知有戏，于是继续往下撬，一连撬起四层砖头，底下露出一个陶瓷坛子，坛口用数层防水油布封扎得严严实实。侦查员把坛子起出来，打开一看，里面是若干金条、数种黄金首饰、珍珠玉石和一沓美元。后经银行估价，黄金、首饰及珠宝折合案发时的旧版人民币市价一亿七千余万元，一沓美元是四千美元。据王成禅落网到案后供称，这些钱财大部分是他以“还乡团”骨干分子的身份返乡反攻倒算作案所得，小部分是家庭及个人的积蓄。
专案组由此作出判断：王成禅并未远走高飞逃之夭夭。因为他若要远走高飞的话，盘缠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冒险也会回来取走。所以狡兔三窟，这厮很有可能在成都还有一处藏身之地，或者他是暂时藏身在某个江湖朋友的住处。不管这两种可能是哪一种，王成禅都一定会伺机溜回来，查看这边窝点的情况；如果决定逃离成都，他一定会把埋藏的赃物浮财取走的。
于是，经报请赵方局长批准，专案组决定对化成寺街的这处窝点进行秘密监视。
6月9日下午，鼓楼派出所向专案组报来一个情况：有群众反映，鼓楼南街“包荐头”店主包福寿近日行为反常，荐头店连日处于歇业状态，包福寿则从早到晚一直在外奔波。此人解放前跟袍哥等帮会人士常有来往，故目前此举疑似不轨，结合川西时势，很可能有通匪之嫌，希望政府予以注意。派出所长说，这个反映情况的群众是一位烈属老大爷，本人是民主进步人士，统战对象，成都解放伊始川西行署领导登门拜访人士名单中的一位。言下之意是，此公反映的情况，不管是疑之有据还是捕风捉影，都必须认真对待。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所长才亲自来市局向专案组通报这一情况。
俞青竹随即向赵方局长当面报告这项情况。赵局长当下指示：专案组可着手对被举报的这个包姓荐头店主进行外围调查。 俞青竹当即叫上侦查员段富仁、詹添福前往鼓楼派出所，了解包福寿的情况。派出所方面说，目前掌握的情况并未发现此人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也一切正常，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寻常小业主。至于最近根据市局指令调查“3·13”凶案案犯线索时此人的表现，户籍警因布控工作需要曾去找过包福寿，向其出示了案犯照片，包福寿答应留意，但后来没有跟户籍警联系过。这也正常，因为派出所向辖区内的旅馆、澡堂、私营医院等协助布控对象都打过招呼了，事后也都没有回应。
侦查员对是否需要立刻去找附近居民或四周商铺老板了解包福寿的情况反复作了考虑，最后认为还是暂不行动为好，以防打草惊蛇。俞青竹与副组长殷义交换了意见，决定抽调人手立刻对包福寿进行秘密监视。
专案组一共只有七名侦查员，李长生、孙牧原、沙世杰三人受命日夜监督化成寺街王成禅的窝点；还剩下俞青竹、殷义、段富仁、詹添福四人，从中抽出三人负责跟踪包福寿，留下组长一人作为调度兼机动人员。
俞青竹进行调度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往市局第四处打的，向处长蔡洪要求借调四名忠诚可靠并通晓警务业务的警员，蔡洪一口答应，连夜派了四名警员过来。这四人，属于专案组的外援力量，只承担专案组下达的任务，并不参加专案组的业务会议。俞青竹寻思，增援力量已经到位，眼下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把他们派去替换蹲守王成禅窝点和跟踪包福寿的侦查员。跟殷义交换意见，后者表示同意，但是提议说对包福寿的跟踪可能三人不够，不如原班侦查员不换，另加派两名外援过去。俞青竹点头同意。
接下来，专案组6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对包福寿进行了跟踪，只见他整天在外面四处奔波，跟袍哥帮会的人士接触，也不知嘀咕些什么。
10日傍晚，包福寿前往东大街“净仁素菜馆”，与一男子共进晚餐。侦查员在该男子离开时对其进行了跟踪。
6月12日，包福寿破例没出去，一上午都待在荐头店里接待顾客。
俞青竹接到电话，皱眉沉思良久，自言自语道：“这不对头啊？”然后，俞青竹又接连接到两个电话，报来两条信息：
一是包福寿10日晚请酒款待的那个男子的身份已经查明，系留用警察，名叫李真璋，原国民党省会警察局内勤科员，解放后被留用，调到第一分局看守所当了一名看守员；
二是中午成都市公安局第一分局看守所有一个犯人利用外出看病机会成功脱逃。这个逃犯姓王，名字不详，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专案组闻讯，高度怀疑该逃犯疑似正在追缉的超级凶犯王成禅。于是，俞青竹在报告赵局长获准后，即以市局名义跟二分局局长王效伟联系，说因侦查“3·13”凶案需要，拟派侦查员以“市局调查组”名义前往分局调查越狱案，请予配合。王局长自无二话，立刻同意。 稍后，专案组殷义、詹添福、李长生三侦查员以“市局调查组”名义前往二分局展开调查。
六、《捉放曹》
如果专案组对二分局发生的这起在押人犯脱逃案没有作出反应，二分局上下对这个逃犯大概不会引起重视，因为他实在太寻常了。
上一天中午，二分局辖区内的桂王桥北街发生了一起路人斗殴纠纷。起因很普通：一对青年夫妇逛街，女的被一个匆匆奔跑的少年蹭了一下，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倒。女子本人脾气很好，没多说什么，让少年以后要小心点儿。而那丈夫却不依不饶，一把揪住少年就抽耳光。路人看不过去，上前劝阻。男人却是谁劝骂谁，于是犯了众怒，被几个路人合揍了一顿。此时正好有警察路过，叫停后问是怎么回事。
动手的路人中有个浑身酒气的中年男子对警察此举表示不满，对着警察指手画脚，嘴里呜里哇啦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那民警是个刚从为期三个月的速成公安培训班结业的青年，还没学到老警察那份“圆滑”，见状脱口而出：“你是哑巴吗？”没想到此语一下激怒了对方，冲民警迎面就是一拳。民警虽然快速躲闪，但眉骨上还是挨了“半下”。哑巴力量颇大，这“半下”就形成了一个裂口，民警顿时挂彩。 于是，在众人协助下，中年男子当场被拿下。
分局治安股长签了一纸拘票，把人送进看守所羁押。看守所跟押解民警有一个手续交接，一看拘票觉得有些意外：姓名栏里只写着一个王字，年龄、籍贯、职业、住址什么的一概空白，案由倒是有的：袭警。押解民警解释，这主儿是个哑巴，估计还是文盲，开拘留证时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只是摇头，递过空白纸让他自己写，只见他握笔生疏笨拙，划拉了三横，看了又看，然后又在中间画上了一竖。又看，可能认为一竖画得有点儿歪斜，不满意。于是又重写了一遍，仍不满意，还想重写，被阻止了。让他继续往下写出名字，他又是摇头又是打手势，嘴里呜里哇啦。没办法，这表上就只填了一个姓氏。 看守所把这个王姓人犯收押后，因其所犯事儿很小，也就没当一回事。
办理收押手续的看守员就是解放后被从市局“调”到二分局做看守警的李真璋，同事都唤他“老李”。老李把该人犯递进监房时，对同监的人犯说这是个哑巴，残废人，别欺负他。看守员的话就是指示，一干人犯对此人还算客气。
当日无话，晚上也没事。到了今天中午，事儿来了。中午看守所开饭时，打自昨天下午进来后就没怎么吃饭的哑巴可能是饿过头了，装着饭菜的搪瓷盆一到手里，他就立刻狼吞虎咽埋头大嚼，刚吃得几口，哑巴突然扔下饭盆筷子，双手捂住腹部，脸色苍白，连连打嗝，然后出现喷射性呕吐。监房里顿时大乱，一干人犯大叫：“出事了！”“中毒啦！”“政府救命啊！”
这天中午在监区当值的是看守所副所长老郭，听见叫声赶紧进监房前的走廊查看。见情况不对，还真像是食物中毒，于是立即吹响警哨，喝令全体人犯停止进食，等候处置。
分局看守所并无狱医，看守所随即向对面公安部队营房求助，请部队卫生员过来，同时又把在押的一名西医开出监房随同诊断。结论是：疑似食物中毒，但看情况似是该人犯单独中毒，而非集体中毒，因为百多号人犯中出现中毒症状的就他一个。那么，该如何处置呢？意见是：立刻送医！ 于是，看守所就指派三名警员，从监房里开出一个曾从事黄包车夫职业的人犯，把哑巴从监房里抬出来，往所里那辆用来买粮食买菜买煤块的架子车上一放，便往附近的一家医院拉。
到了医院，哑巴已是恨不得整个身子蜷作一团，额头上不断沁出豆粒大的汗珠，嘴里连唔唔声也已经发不出了。看守员李真璋、吕国平用医院的担架把哑巴抬进急诊室，另一个看守员小朱则负责看着拉车的人犯和架子车（人犯是铐在车上的）。
医生的论断是：不管是不是食物中毒，但肯定是“病从口入”，跟饮食有关。
怎么治呢？先灌肠，再打点滴。 这是一家私营医院，对收费抓得很紧。因为这个急诊对象有些特殊，所以医生算是网开一面，先抢救然后再让去挂号并支付诊费药费。
仨警员中，吕国平是接管干部，是看守所三个组中的第二组组长，钞票是他带着的，于是他就去付费，让老李留在急诊室看着人犯。
这时，又来了一个车祸急诊伤员，医生护士都忙着去救治此人了。李真璋去小解，返回时在急诊室门口与付完费的吕国平遇个正着，吕国平见老李擅离岗位，急问：人犯呢？老李说在里面呢，没事儿，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还怕他跑了？
可是，两人走到急诊室一角被布帘子遮着的那张病床时，床上已经没人了！窗子已被打开，窗台上遗有清晰的脚印。
两人随即追了出去，可逃犯已经杳无影踪。
以上就是俞青竹三侦查员从二分局了解到的情况。俞青竹此刻最为关心的是该人犯是否就是超级凶犯王成禅，于是立即前往设在分局后院的看守所。三人分别找看守警、同监房人犯谈话，都说这人是个哑巴，折进局子后没开过腔。
当时看守所管理模式基本沿袭解放前旧警局那一套，加上经费有限，一般人犯收押进来，既不拍照，也不按手模指印，只是由看守警做一个基本信息登记。而这个“哑巴”人犯在治安股开的拘票上除了姓氏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进了看守所也就没法儿给他补全。
侦查员了解下来，这人的年龄、身高、脸型特征倒是跟王成禅比较相似。
专案组进行了分析，几番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倾向于“哑巴”人犯就是王成禅，其理由是除了年龄、身高、脸型特征跟王成禅相似外，其“哑巴”的特征也显得很可疑，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说川西话在成都人听起来会觉得不纯正，他生怕露出破绽，所以故意装成哑巴。而从其“袭警”行为判断，这个凶犯可能因为喝多了酒，头脑失控，冲动之下对民警动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人不是王成禅，因为根据之前对于他的调查情况分析，这家伙是一个心思特别缜密、智商不低的角色，处在被追缉的状态下，他应该既不会在外面喝酒，更不会喝得超量，做出袭警这样的愚蠢举动。
俞青竹提议大伙儿开动脑筋，转换角度再度讨论。继续往下捋，焦点集中到看守员李真璋身上。之前侦查员跟踪“包荐头”店主包福寿时，发现这个家伙正在跟李真璋接触，两人在饭馆喝酒，其间交谈甚密，神情举止显得鬼鬼祟祟。然后，次日“哑巴”就“酒后袭警”折进局子，自称姓王，跟着就伪装病情，成功脱逃。而且该人犯在入所搜身、医院脱逃这两个节点上都跟李真璋相关。这似乎就不能用“偶然”、“巧合”来解释了。
当天夜间，赵方向专案组下达命令：立刻速捕包福寿和李真璋。 包福寿原本就已受到专案组的秘密监控，李真璋也已经进入我方的视线，中午发生“哑巴”脱逃案后，押解该犯前往医院的三名看守警随即被一分局领导下令暂时限制自由，待在看守所不准离开，等待接受组织的审查。
现在，专案组遵照赵方局长的指令，连夜出动，将包福寿、李直璋一并逮捕。 连夜讯问，包、李两犯竟然都是零口供。
次日中午，经过一番准备的侦查员再次上阵，一番政策攻心下来，包福寿终于作了交代。 包福寿接受任务后，一连数日扑在上面，但他跑遍全城，问过上百名朋友，他们都说不知道此人。有人问起是怎么回事，他只好以跟荐头店业务有关系而予以搪塞。几天下来，他终于意识到这活儿自己没法儿干，自己虽然是特务，“工龄”还不短，但一向做的只是情报中转，对于其他特工业务自己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穿山甲”见他一连数日没在荐头店，门口挂出表示活儿已经干得有些眉目，希望约见的暗号，便推断任务没什么进展。于是，就在6月11日以邮寄广告的方式向包福寿下达指令：当晚六时三十分前往东大街“净仁素菜馆”，该馆店堂右侧七号雅座会有自己人“老梁”在等候，对上接头暗语后，由你做东点酒菜，席间，瞅个空档以“组织”名义向他下达“次日开始执行‘大鹏行动’”的指令。这句话就是这次跟“老梁”见面的唯一任务。
11日包福寿跟“老梁”见过面之后，再也没接到过“穿山甲”的联系指令，他也没再跟“老梁”见过面。 由于包福寿跟“老梁”见面是在警方接到群众反映之后，此时他已经受到专案组的监视了，所以两人在“净仁素菜馆”喝酒是被侦查员监视到的。
当然，此刻侦查员还是问了问“老梁”的体貌特征，确与李真璋相符。
这时，在另一间屋里接受讯问的李真璋还跟第一轮讯问时一样，坚持“零口供”。侦查员为了让他打消负隅顽抗的主意，决定让包福寿去跟他打个照面。
殷义等三个口干舌燥的侦查员对李真璋说，咱们歇一歇吧。此时，包福寿已经站在门口招呼“老梁”了。李真璋没有思想准备，看着包福寿脱口而出：“你也进来啦？难道你已经招啦？” 包福寿点头：“老梁，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包福寿离开后，李真璋提出要抽烟。侦查员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主儿一连抽了三支香烟，最后下决心似的用劲儿点了点头说：“真所谓‘时也，运也’，时运如此，李某就认栽了吧！”
说完，李真璋的神情倒还真像放下了思想包袱似的，显得非常轻松，从他的说话语气中也能听出来：“不瞒诸位说，李某这回就是吃了重义气的亏，抹不开面子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帮他演了这么一出《捉放曹》！”
俞青竹一个愣怔：“《捉放曹》？什么意思？”
“那个袭警的是我一个哥们儿的表兄老任，会说话，哑巴是他故意装的。那挨了半拳的警员，跟这出戏没关系，他是我临时利用一下的。小伙子每天那个时间点要从分局步行回家去吃午饭，他家就在附近。我就让老任提前待在那里，瞅个机会故意寻事。跟人吵开了就等着那警员路过，小伙子肯定要管闲事。这时老任就动手，尺度是把这警员弄一个轻伤。那天中午我在分局看守所当值，老任进来由我搜身。事先让他随身藏一些劣质烟丝，我故意‘没搜出’，然后今天中午开饭前他就把烟丝吞下了，再一进食，就生‘急病’啦！今天我不当值，但这种‘急病’肯定要送医院，那就得叫警员押呀。像我这种从市局谪下来的留用警察，肯定要摊上押送就医的苦差使的，所以就顺理成章去了医院。然后我就故意在看押他时去上厕所，老任就翻窗跑了。老任演这一出戏，酬劳是五万元人民币——这钱自然是朋友掏的。”
侦查员对这一番供述的反应，那就不单单是愣怔了，而是震惊：竟有此事！ 李真璋还是那副神情语调：“老任从医院逃跑后，直接去了我给他事先安排好的一个窝点，就在医院后面的巷子里，银杏树下，门牌是27号，您几位这就可以去看看嘛！”
于是，副组长殷义和三个侦查员即刻前往。一会儿打来电话：“逃犯已经抓住了！”
这边，俞青竹还在跟李真璋聊天，问你的朋友请你演这么一出戏是啥意思呢？回答是这个不清楚，人家没说，我也没问，这是道上的规矩。那么，朋友是什么身份？这个，不大说得准。早先吧，人家是“军统”，胜利后（指抗战胜利）听说又为毛人凤效力。这边解放后，他是否跟“保密局”脱钩了，我就不清楚了。他向来喜欢玩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一套，听说是在做西药生意，通过印度那边走私紧俏西药贩到北方去，很赚钱的。您问他住哪里？那我就不知道了，还是这个规矩：人家不说，咱也不问。就说名字吧，朋友说他姓景，名益仕，字降鑫——我称他老景，其实年龄没我大，他也应了，其实，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稍停，李真璋问俞青竹：“俞组长，您说兄弟我一时糊涂，江湖义气为重，犯了这案子，政府会怎么处置？”
“老李，你是懂这一行的，你自己对此是怎么想的？”
李真璋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说共产党办事我看不懂，难以琢磨。要说这出“捉放曹”吧，我寻思不算了不得的案子。不过，我不知道老景为什么要请我帮这个忙。没想到竟然会惊动您俞组长，那看来就是大事儿了。人民政府有将功赎罪的政策，我想立功，不知是否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立功？啥事儿？说来听听。”
李真璋说还是老景那小子的事儿，他让我帮着在我家里藏了些武器弹药、电台和特工活动器材什么的。
这当然引起了俞青竹的兴趣：“说下去！”
“是，是！如今我折进局子已经一个昼夜了，不知老景是否已经意识到我出事了。要不，咱先把那些东西起出来，俞组长您再安排个守株待兔什么的，回头老景若是亲自或者派人过去取，正好把他们拿下——这好歹也是一份功劳不是？到时候还要烦请您老向上边儿美言，让兄弟折掉点儿罪。”
这时，殷义等人把“哑巴”老任押到了，俞青竹立刻讯问，果然，“哑巴”不哑了，说话还挺流利，所供述的情况跟李真璋交代的相符。 俞青竹把先前李真璋所言内容跟殷义说了说，两人研究下来，决定这就全组出动，押着李真璋去其住所搜查。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上了李犯的一个大当！
七、自投罗网
李真璋是个鳏夫，一干侦查员抵达他位于岳府街的住所，用李真璋的钥匙开门而入。三间平房，分别是卧室、客厅、厨房。屋子面积不算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家具摆设不多，却件件实用。
李真璋因为是涉案人犯，所以进门后无语，乖乖站在离大门最远的那个角落。刚才过来时，因为生怕遇上发现情况不妙赶来转移武器弹药、电台器材的老景，所以没给李真璋扣上手铐。现在，要照规矩行事了，侦查员取出手铐将其铐上。
这当口儿，殷义已经将三间屋子粗粗浏览过了，问道：“你说的东西藏在哪儿了？”
李真璋被手铐扣住的双手抬起指指天花板：“喏，藏在上面——就是天花板里，那上面是连通三间屋子的一个暗阁，借用人字形屋顶的坡度形成的空间，相当于一个库房，当初还安装了电灯，收拾得很干净的，就是有点儿闷。入口在卧室，打开靠墙那口大橱的橱门，橱柜顶上的板是活络的，往旁边推移，露出入口门，往上推，就开了。”
他见俞青竹要指派侦查员行动了，又说，“且慢，我先要把我自己藏匿的一支手枪和两匣子弹交出来，就在卧室写字台右侧第二个抽屉里，钥匙是……”殷义把那串钥匙递过去，让他找出来。 两个侦查员进卧室打开那个抽屉，果然有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两匣子弹。主人对家具尚且收拾得那么洁净，手枪肯定是保养得很到位的。
俞青竹说：“老李，你还藏匿有其他什么违禁品吗？主动交出算是坦白，就像这支手枪一样，不作犯罪行为记录进卷宗。”
李真璋摇头，说其他东西没有了。那暗阁上的那些东西，是老景的，跟我没有关系。当初藏好后，他就把钥匙拿走了。
“什么？那暗阁入口还有锁？”
“是的，当初买下这套房子后是一个做五金生意的朋友给我介绍的营造行，是他跟营造老板帮我鼓捣的，所有的五金材料，锁具、插销、拉手、铰链、螺钉、洋钉什么的，都是从店里送来的，还有钢板。”
“钢板？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当时朋友说没准儿你以后要把这暗阁作为藏身点躲一躲，所以入口要弄得牢固些，那个位置的推门、框架的木板里面都是包着钢板的。”
“那人家放一把火不就彻底解决了？”
“呵呵，那是那个朋友的想法，他说反正藏在里面，别人要想一时三刻把入口突破是有难度的。我反正不花钱，也就随他去折腾了。”
这么一说，侦查员就明白了一点：没有钥匙，靠硬砸会很麻烦，况且里面藏的是武器弹药、电台和特工活动器材，显然不适合硬砸。
如此看来，只有找锁匠来对付了。于是，就派了一名侦查员去街头找个锁匠过来。
专案组一干人过来除了要起出武器弹药、电台和特工活动器材，自然也要对李宅进行搜查的。尽管李真璋说他没有藏匿除了手枪以外的其他违禁物品，但规定的程序肯定要走一遍的。
俞青竹说咱们趁这个空当儿，先履行搜查程序吧，李长生待在这里看着李真璋，其他人分头搜查。
客厅里只剩下李长生和李真璋两个人，站在角落里一直没动过的李真璋提出他的腿站得有点儿酸了，是否可以坐一会儿。李长生寻思，原先坐着的嫌犯如果要求站起来，没准儿是别有企图，然而站着的嫌犯要求坐下则是正常之念，于是就同意了。李真璋道谢后就在站立位置旁边的那张三人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说刚才俞组长问我时我忘记说了，这墙壁里面有一个小型保险箱，里面藏的也是老景的东西，钥匙他也带走了。他一边说，一边抬起戴铐的双手指着沙发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画轴：“就在那幅画的后面。”
李长生不知这家伙有诈，条件反射地转身伸手撩起画轴去看。墙壁上还真有一框竖式木质移窗，他把手指按在下侧那块窗板边沿正中的凹槽里，往上一推，里面果然露出一个墨绿色的保险箱。就在这时，李长生忽然听见背后有轻微的动静，立刻警觉，一个急转身。果然，坐在沙发上的李真璋那戴铐的双手里竟然握着一把枪，正欲推弹上膛！ 李长生蓦地一惊，急从怀里掣出手枪，同时往侧边跨出一步，身体猛地自动倒地。已经占了先机的李真璋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微微一怔。就这一两秒的时间，精通地趟拳术的李长生已经同时做出两个动作：开枪射中李真璋的膝盖，致使对方的子弹发生了偏差；另一个动作则是以单手撑地（这是地趟拳的高难度招术），蹽腿飞袭，李真璋手中的枪随即被踢飞。这时，在卧室、厨房搜查的俞青竹、殷义等侦查员已经冲了出来，一起把李真璋制服。
李真璋的这支手枪是怎么拿到手的呢？原来，这主儿是条老狐狸，分别把私藏的两支手枪放在卧室写字台抽屉和客厅沙发靠右侧扶手的坐垫下面。他算定按照之前“坦白交代，将功赎罪”态度，专案组多半已经放松警惕了，只要自己主动交出一支枪，侦查员应该不会料想到他还藏着一支。然后，只要拿到其中一支枪，即使被扣着手铐，也能跟这几个侦查员拼一把，有希望脱逃成功。
这时，请的锁匠来了。可是，打开天花板入口木门的锁上去一看，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接着又打开了客厅墙壁里嵌着的那个小型保险箱，里面有几件首饰、两块手表和一封银洋。
随即，侦查员将已经包扎止血的李真璋送医，膝盖挨枪，性命肯定没什么，但这条腿算是报废了。李真璋从被制伏后开始，又恢复了零口供。不过，稍后随着其他涉案人员的被捕和招供，以及相关查证结果，李真璋的罪行被锁定了——
这主儿早在抗战前期就已是“军统”特务，受命利用警察身份收集反共情报。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利用“抢米事件”策划了针对中共的一个阴谋，李真璋参与收集针对中共早期党员、其时担任重要职务的车耀先、罗世文的情报，其提供的数份情报系车、罗被捕的直接因素之一。（车、罗此后被长期关押，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释放他们，遭到拒绝。次年两人被国民党杀害。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亲笔为二烈士写了碑文。后来出版的小说《红岩》中的英雄人物许云峰，即以罗世文为原型塑造。）抗战胜利后，“军统”搞复员，李真璋遂不再兼职特务。
由于此后其长期低调，成都解放前夕，“保密局”制订潜伏计划时未将其列入“归队”名单。 但此次“穿山甲”况锦天要执行“保密局”最高指令，因为包福寿无能，而只好让外甥屠亚杰代替自己出面。
屠亚杰当初从自贡回到成都后，成为况锦天的私人助理，帮老舅做一些机密零碎事儿，其中就有整理抗战时期“军统”成都站编制“临时工”特务名单简历的信息资料。屠亚杰是个心思缜密之徒，一边整理，一边琢磨这些成员中是否有值得结交的朋友，并把这类人的资料抄一份私自保存着。一段时间后，他就开始打着况锦天的旗子，跟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接触，合伙干歹事儿。
李真璋因行事低调，在当地警特两界中均无名气，而且生活作风也比较严肃，干警察做特务也不营私舞弊，否则他在解放后不可能被新政权留用。屠亚杰觉得跟他对不上路，所以从未联系过。
可是，这回情况不同了，屠亚杰跟老舅谈下来，如若帮着找到王成禅那主儿，他就可以远走高飞去海外定居了。因此，屠亚杰就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想到要动用所有能够用得上的“助力因素”，李真璋就是被他选中的一个。
屠亚杰向老舅献上了一个精心策划的方案，经况锦天反复斟酌后决定全盘采用。于是，屠亚杰就去找李真璋。可以想象，像老李这样的旧警察老特务中的高冷角色，哪会答理屠亚杰这种家伙。这也在屠亚杰的意料之中，解决方法已经写在呈递老舅的方案中获得批准了。他只消祭出十年前李真璋在“抢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果，李就只有乖乖听命的份儿了。屠亚杰还许诺，事成之后，如果李真璋因此而暴露，可以随其一起作为护送王成禅的人员前往海外，万一台湾一时去不了，则可暂时到缅甸国军残余军人建立的反共基地，过一段时间再飞赴台北。
而后来屠亚杰、况锦天被捕后，在二人的供词中显示，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出境受阻，人多不便，则可见机行事，将其灭口。 李真璋的智商不低，心计也不弱，但他是科班出身，讲究正统，缺乏跟江湖黑道打交道的经验。他没想到当初“军统”成都站头目反复保证过的“绝对严守机密”（指其与车耀先、罗世文被捕有关的罪行）竟然是一句空话，连屠亚杰这样的小混混儿都掌握了这等机密，当下真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感。答应参与屠亚杰的“营救行动”（关于该行动，后文有交代）之后，李真璋立刻做如何脱险的考虑。
专案组之后跟他打交道时所有遭遇的情况，都是他事先做“最坏打算”时策划安排好的。他佯装坦白，引诱侦查员出动前往其宅“起出一应特工活动器材”，则是铤而走险困兽犹斗的最后一搏，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被捕，历史罪行必定会将其送上断头台。如今功亏一篑，最后一搏也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干脆回到零口供状态。
后来，李真璋被判处死刑，因其罪涉车、罗著名烈士，未与况锦天、屠亚杰等犯一起在成都伏法，而是押往两位烈士就义的山城重庆执行枪决。
零口供案犯不多，而一案两度零口供的更是罕见了。所以，李犯的行为甫一出现，立刻引起专案组的重视，随即开会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大伙儿把这起《捉放曹》前后一分析，顿悟：这主儿是在玩声东击西之计吧？再联想到包福寿所供称的他先是奉“穿山甲”之命寻访王成禅，后又突然接到密令让他去“净仁素菜馆”跟化名“老梁”的李真璋接头，虽然没说跟寻访王成禅有关，而只是作为“组织”出面传达一个指令，但从特务活动的职能来说，这显然已经是“跨专职行为”了。 “穿山甲”为何要这样做呢？显然是企图吸引我专案人员的注意力，把专案力量引到有疑似王成禅迹象的“哑巴逃犯”身上去，让王成禅得以避开我方的追查。
分析到这里，专案组怀疑王成禅的安危可能已经受到敌特方面的重视，他们可能要据此做文章。 继续分析：根据之前所获信息显示，王成禅虽然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反革命“超级凶犯”，但他跟国民党方面并无联系，他从华东潜逃来川是来做“隐士”的。因此，敌特方如果要寻访他，其难度不亚于我方专案组，甚至难度更大。
根据李真璋之前的交代，他“受朋友之托执行代号‘大鹏行动’的《捉放曹》，从捉到放就是一个昼夜”。这说明，指使李真璋演一出《捉放曹》声东击西的敌特分子对王成禅的准确藏身点已经掌握。这个窝点应该不像化成寺街无名小巷那样方便前往，找到王成禅后就能轻易将其转移走，而是颇有难度，这个难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此地敌特分子难以轻易进人；二是王成禅本人可能也不便贸然离开。
这种场所是哪里？ 段富仁和另一个侦查员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监所！” 俞青竹和殷义交换了一个眼色，缓缓点头道：“对！”
看来，王成禅真的折进看守所甚至监狱里去了。敌特方已经获得该信息，并且已经做好“营救计划”，为确保计划实施成功，就想出了声东击西之策，企图转移我专案人员侦查视线。
“穿山甲”让包福寿对李真璋下达的行动方案，显然之前是跟李真璋交代过的，让包福寿下达的不过是实施时间。这个时间只需要一昼夜，如此看来王成禅很有可能已经被敌特从某个监所“安全转移”出来了。
俞青竹说事不宜迟，必须马上查明情况。殷义、孙牧原两位立刻去打电话查询，我去局秘书室查看最新情况上报记录，其余人就地待命。
很快，专案组就获得了调查结果：全市各分局看守所和市局看守所以及监狱都问遍了，均未收押过与王成禅年龄相貌等相符的人犯，近日也没有发生过在押人犯脱逃案件。
唉！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之前的分析有误？殷义稍一沉思，忽然一拍桌子：“会不会是在管训大队？”
管训大队是军方特地为剿匪军事行动而设立的一个专门收容投诚叛匪（“叛匪”系当时对国民党起义部队中重新反叛的军人和当地土匪的合称）的临时机构，辖属于成都警备司令部。
此刻专案组分析认为，王成禅在逃离米市坝后意识到成都必被严密布控，有一种插翅难逃的恐惧，万般无奈之际，只好使用逆向思维，干脆自投罗网前往军方管训大队“投诚”，随便报个假名，伪称系贫苦群众，一时糊涂，受骗上当，参加了当地大户发起组织的暴动，现迷途知返，悬崖勒马，逃离匪部前来成都向大军投诚云云。管训大队对于前来投诚的对象采取欢迎姿态，自然不会问长问短，先把人安顿下来再说。反正营地是有武装军人看守着的，里面还有工作人员予以管束，每天组织政治学习、队列训练，然后就要交代各自情况了。一句话，进来了再想离开，没门儿，得把历史、现行都交代清楚，审查无误，再根据各人的罪行、觉悟程度、是否立功等综合情况作出裁决，获准从宽处理的方可离开，前往给安排的工作单位或者回乡自食其力去。 这样一个处所，对于王成禅来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以“投诚”的名义躲过追捕未尝不可。以后如何，则再说了。
一干侦查员听了殷义的判断，都表示赞同。 于是，当即调查！ 专案组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王成禅确实藏匿于管训大队。那天，他逃离米市坝后先潜回化成寺街无名小巷的窝点，当时，他对是否要逃举棋不定，因为他如果放弃这处窝点，以后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新设置了。成都是内地最后一个获得解放的省会城市，逃离成都的话，今后不管逃到哪个城市，任他智商再高、心计再密，也许运气好可以买到房子，但过不了户，落不了户口，也将无法入住——派出所必定找上门来。因此，若是让他果断放弃这里，还真是心有不舍。王成禅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先找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栖身，待躲过风头后再做计议。于是，他便主动向管训大队投诚。临离开窝点时，他把一篓蛇都放出来了，一是替他看家，二是作为对付潜入者的武器。他这房子虽然旧，但并不破，他早把所有窟窿缝隙都用水泥堵得严严实实——这是蛇贩子的必守底线，否则，四邻八舍是不会让你住下去的。
王成禅以叛匪伙夫的名义去向管训大队投诚，那里也要登记审查。他说自己不识字，遂口头陈述，由工作人员记录。然后，要过两关，一是坐在那里，军方干部拿一沓已经收集到的四川各地的叛匪头目、鼓动策划的特务、惯匪悍匪骨干分子的照片，逐张对照；二是如果过了对照关，则在晚点名时把当日投诚人员请上台向全体学员介绍，干部带头鼓掌表示欢迎——这是让全体管训对象辨认，甄别身份真假。王成禅顺利过了这两关，就成为新学员了。因为他是“伙夫”，就把他安排去伙房劳动。 军方抽不出足够的干部来进行管训大队的日常工作，所以一开始就跟地方上商量，要求派员协助。成都市军管会就从公安系统抽调了六十名留用警察过去。
寻找王成禅的屠亚杰就将主意打在了这六十名留用警中的两个人头上。 要说屠亚杰的脑子，跟超级凶犯王成禅倒是有一比，他接受任务后，闭门不出一天多，对王成禅去向的可能性作了周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说王成禅还在成都，那他很有可能玩灯下黑，不是“隐”在看守所，就在军方的管训大队。
屠亚杰把这个研究成果汇报给老舅，况锦天听了外甥的一番分析，沉思良久，缓缓点头道：“有这个可能！”又沉思一会儿后问，“下一步你打算如何走？”
屠亚杰说：“听说管训大队向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借了六十名留用警员去协助管理了，那就是干底层的活儿，直接跟那些学员打交道。好比看守所、监狱里的狱警，不是官儿，但手中却有权，学员都服他们。我想先走这一条线，通过他们中的熟人帮着查一下，看目标是否真在那里。”
所谓熟人，其实屠亚杰并不知道有没有，不过，他想六十名留用警员中总有一两个是他潜在的“熟人”——当初“军统”、“保密局”在成都警务系统安插、发展了多少特务和外围人员啊！之前，他以私人助理的身份给老舅整理材料时，悄悄记下了一部分“有功之士”的获奖简况，于是，这部分人就是他屠亚杰的“熟人”了。
现在，他打算先查一下目前在管训大队的那六十个人中是否有此类“熟人”。
具体调查的活儿，是由况锦天掌管的情报特务去干的。先查六十人的名单，交由屠亚杰从中甄别。一看，六十个人中有六个人是隐瞒历史混过甄别后得以留用的。接下来，屠亚杰就自己悄然出马了。也就不过一天的时间，他就把选中的两位——钟秀水、潘雪生给控制了。命两人刺探下来，从“入营”时间以及其他特点要素综合判定，那个新来的“伙夫”乐见谷应该就是屠亚杰要找的那位“朋友”。 况锦天闻之大喜，随即放下手头所有事务，亲自与屠亚杰商议“营救方案”。有“熟人”为内应，让王成禅从管训大队脱身不难，但如果脱身后引起军方、警方的警觉，反过来进行倒查，那就有可能暴露王成禅的真实身份了。这等要犯，军警必定会控制交通要道，全城布控，如若真发生这样的情况，那王成禅的安危就难说了。所以，需要设一个声东击西之计，把当局的注意力引开。于是，就有了“哑巴”主演的那出《捉放曹》了。
6月8日，屠亚杰以“抢米事件”四字就轻而易举约见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熟人”——李真璋。见面后，如愿以偿以致命把柄使李被迫同意执行“大鹏行动”计划，具体时间听候通知。 然后，屠亚杰又搞定了管训大队中的另一个“熟人”，负责伙房学员管理的费凡良，让费向“乐见谷”摊明情况，约定6月12日中午助王成禅脱身。
6月12日中午，王成禅在内应相助下，顺利逃离管训大队。由于前一天晚上费凡良等屠亚杰的“熟人”已经做了铺垫——借口“乐见谷”干活儿时损坏了公物还顶撞工作人员，予以上铐惩罚，所以，王成禅的逃跑原因被认为是对此处分感到委屈，因而逃跑。
管训大队军方干部也未予以追究——不就跑了个伙夫吗？他既是主动投诚的，那没准儿想通了还会自己回来的。所以，对当事人老费也没有追究责任。当然，也没人对此引起警觉从而启动倒查了。
不过，让况锦天、屠亚杰舅甥俩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鹏计划”不但白搞了，反倒因为李真璋的狗急跳墙之举提醒了我专案组，从而追查到了王成禅的下落！
本来，况锦天、屠亚杰制订的方案可能会侥幸得逞，王成禅脱逃后，一出管训大队就得到了况锦天安排的特务的接应，随即乘坐马车逃离。半小时后，换乘三轮车，然后又换乘黄包车。最后则是步行，抵达了事先安排好的一处安全窝点。 可以想象况锦天对这桩任务的重视程度，考虑得也非常周到。按照计划方案，次日清晨屠亚杰等三个特务将驾驶一辆外地套牌的军用卡车，护送王成禅前往重庆。可是，屠亚杰把计划跟王成禅一说，王却不愿意立马离开成都。
“请教先生，此为何故？”屠亚杰问道。
王成禅摇头不语。再问，干脆闭上眼睛。
屠亚杰不解，又不敢发火。无奈，只好去公司禀报老舅。
况锦天是老特务，见多识广，寻思必有原因，当下稍一沉思，对屠亚杰说先缓一缓吧。你们三个待在这边陪护他，注意，一是不能让他离开，哪怕动粗也必须得给我留住人；二是除此以外的事情，须待他客气，把他当菩萨供着就是。明天上午我会过来的。
次日上午十点，况锦天过来了。昨天他让报务员向台北“保密局”总部发密电报告“已得手”，午夜后收到回电，语多褒赞，命将“王义士”妥送约地。屠亚杰上午已经又跟王成禅谈了一个多钟头，没得到回音。见况锦天亲抵，窃喜，便向王成禅作了介绍。
况锦天屏退屠亚杰等三特务，亲自跟王成禅谈话。也不对自己的身份以及“组织”名头作介绍，只说他是台北方面的朋友，受委托寻访到阁下后妥送境外，那边会安排飞机把您接往台湾的。 王成禅见况锦天气度不凡，又亮出了“台北、“境外”、“飞机”等敏感关键词，大出意外，征怔地想了一阵，说我在成都这边还有一桩事儿要办，办完即可走。况锦天便问是啥事儿，是否可差遣刚才那三位弟兄去代办。王成禅摇头，说必须我亲自去办。况锦天再问是什么事，王成禅说我有东西要取，取后即可离蓉。况锦天说这个可以，东西在哪里？王成禅生怕说出了是大额钱财，对方起贪心把自己给黑了，所以佯称是先父遗骸，所以必须亲手奉归。况锦天不知真假，只好答应，但提出必须要有人保护，而且得后半夜前去。王成禅想了想，同意了。
再说专案组那边，在去管训大队查明王成禅已脱逃后，立即商量对策。大家认为，鉴于化成寺街王成禅窝点始终无人去过，因此断定王犯并未逃离成都。因此，除在九条出城公路设卡严查，以及全城布控并发动群众协助查找此人外，应加强力量继续对该窝点进行蹲守。
因此，当王成禅由屠亚杰、郑思安、齐光三特务陪护着于6月14日凌晨二时许潜至化成寺街，一入无名小巷就被军警两头儿堵住。三特务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有军警越墙跳屋从天而降，把四人一网打尽。
当晚，根据屠亚杰的供述，又将况锦天和报务员何晓成逮捕。次日上午，根据况、何两犯的口供，又挖出了况锦天辖下的两个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除三人侥幸漏网外，其余特务均被擒获。
1950年7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军事法庭宣判“3·13”凶案凶犯王成禅死刑；况锦天、屠亚杰、包福寿、郑思安、齐光等反革命分子，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二十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全文完）
【附录】
我去看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五十年代初期还有从部队回来探家，在河北境内和警卫员一起被杀害的。
老家解放后枪毙了不少，绝大部分是群众强迫的，原因很简单，手上有血债的，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放过。
事实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犯过罪有血债的炮党，该死的必须死。老家解放后，那些垃圾都是群众揪出来的
这个家伙还真厉害啊，文化高就是点子多！
王成禅自己蠢死的
既然打算隐居就不该出手杀人，既然杀了人就该远遁千里，在米市坝着了相当天就可以回家取钱走，从管训大队逃出来就不该再回家
李真彰可惜了，有勇有谋，党国干才
况锦天作为多年经验的特工人员，接到王成禅之后应该当机立断，而不是再让他回家
这家伙不要钱财，早点和这伙人走，不一定会被抓住。
还是舍不得钱财，结果把命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