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跳舞的跳舞犯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二
范南口述 丫丫整理
范南，1946年生，西安碑林历史博物馆工作，书画家。西安龙首村黑社会跳舞流氓案。入狱十一个月，免于刑事处分。
我突然听到有个警察在打电话，说你们逮了多少人？人数还是不够啊。这时我们被拘留七天的手续都办完了，我和马红拔腿赶快走，还没出大门，就听后边喊：“回来，回来，还差几个人呢”。这是原话一个字不差。这么着就又把我弄回去了。
回顾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历史的背景，一切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文革十年只有几个样板戏年年看天天看，压抑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望。我们从文化艺术的沙漠上挣扎着走过来，终于盼到了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曙光。但改革与反改的斗争之间又出现了极左，所谓的严打、清除精神污染，这一个现象标志中国走向摧残文化的又一个极端。这是中国历史上近年来最大的文化灾难。
我属于耿铁群一起所谓的团伙案。什么团伙，其实是我们相见恨晚自由结识而成的一个朋友圈。当时公安局抓的人全是西安市艺术界的名人、教授、大学生，都是从事文化艺术的，从这一点就说明了这又是一次对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摧残。我当时在碑林历史博物馆。我们都是热血的艺术青年，我们渴望着比生命都宝贵的艺术的自由。
我生于1946年10月，我是经过文革的，是一代有特殊经历的人。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进去过有什么不光彩，我为在83年能到我们的“黄埔军校”上课很自豪。不管我们在一起摇滚也好，跳舞也好，都是对禁锢文化的一种反抗和发泄。
我们进去时是天最热的8月15号。审讯我的是一个很有名的预审员河南人。他问我，你有没有流氓行为，有没有行凶的凶器？我说我一没有流氓行为，二也没有行凶凶器。他说，你还嘴硬，我已经拿到你的凶器了。我一看，唉，这是我的裁纸刀，我是画画的这个刀是用来裁宣纸的。他说，什么裁纸刀！你用这干过什么样的流氓行为？我说，我就是把宣纸裁来裁去的流氓行为，再也没有了。他又说你窝藏淫秽书籍。我让他拿出证据来。结果拿出来的是人民画报登的我画的大卫的素描。我说这是人民画报登的呀。他说，我们就是要打击顶着什么人民画报，出的这些个淫秽的黄色的东西。当时我是又可笑又气愤，可怜他们没有一点文化艺术的知识和概念。这位预审员以后还成了我的朋友。
记得有一次我们六、七个人：孟书明、马季、我、小坤（全是爷们），在老铁的工作室，拉上窗帘，听我拿去的一台三五录音机。这是我私自到了福建偷渡过海在那里买的，还买了一副扑克牌，扑克牌上画着“三点式”。因为他们是搞雕塑做人体的，我想拿回来给他们做资料。这写都成了我的罪。
那天是老铁他们雕塑院传达室报的案。他们被抓走后，我就预感感到天要变。回到家我跟老婆说我今天晚上要有事。果然夜里12点多，四局那个警察叫吕大海的（后来吕大海也进去了，跟关我在一块）来了，他说，炳南你到局里去一下，有些事情要落实，你去一下就回来了。我到了公安局里一看，很多人都在那蹲着。我跟马红被拘留在莲湖区分局的号子里。给我们开的单子上说行政拘留七天，让我们都签了字。到第七天该我们俩出来的时候，更可笑和荒唐的事情发生了。那日早上从号子出来，我家里人还没有过来，我和马洪先到办公室报到，跟人家打招呼就要走了。我突然听到有个警察在打电话，说你们逮了多少人？人数还是不够啊。这时我们手续都办完了，我说马红咱赶快走。我和马红拔腿赶快走，还没出大门，就听后边喊：“回来，回来，还差几个人呢”。这是原话一个字不差。这么着就又把我弄回去了，被甩到七处。
他们抓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我进七处那个大号子门的时候已经进不去了，警察在后面拿脚蹬，拿水管喷。一屋子被拘的人密密麻麻，有人靠着马桶睡。我当时跟胡佐林（军区司令的儿子，跳舞另案）、芦苇、张光荣，还有电视台的小明八、九个熟人关在一起。炕上睡不下，两个人面对面脚插脚向后倒才能睡下。胡佐林挨着我，我给他嘎巴、嘎巴地挤虱子。里面发生的事太多了，我最有印象的是上厕所时最幸福，一放风赶快去厕所拣烟头。开饭时人还没吃，苍蝇先在里面吃。把人都饿得不行，我就给他们讲吃，我讲了五十道菜怎么做法，大家精神美餐一顿。这些细节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后来我们被甩到公安五处的监狱。严打从快从重，西郊技校的赖庆红老师，是美院毕业搞木刻的，他因为跳舞案第一批就上路走了。
另一个跳舞案，二十几岁的宛然被判了死刑，宛然他妈还是公安局里的医生。他要上路我是提前知道的。我托人弄来肉夹馍，等放风时我怀里揣着肉夹馍把宛然领到厕所，让他蹲着坑把肉夹馍吃完。吃完后在院子里宛然看着我画板报，我说宛然你想让我画个啥？宛然说，你画个飞翔的鸟儿吧。我就在板报上画了大雁塔上面有鸟儿在飞。宛然临死前希望能够飞翔，他渴望着飞出这个牢房摆脱这个枷锁。那时宛然已经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刑场了，别的死刑犯是不告诉哪天死的。宛然那个小伙子被拉走的时候，他把铐子提起来，一点响声都没有。当时我眼泪都下来了。（哭）
同时跳舞犯，马艳琴的案卷都被狱警拿着当黄色小说看，一边把这些人判死刑，一边津津乐道抢着先睹为快，以满足他们内心的淫欲，人的丑恶心理可见一斑。法律的荒唐可见一斑。马艳琴的案子最后可笑到什么程度，那一案开庭时所有的案犯自己都拿不到起诉书，起诉书全让狱警借去当黄色小说看了，开庭时都没了。
我在号子里救了两个娃，他现在年年到我家来玩。有一个在东关卖肉夹馍的孩子，年纪小才十七、八岁。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对象。农村的娃老实得很，两人在院子外坐着，搜索队来了说，你俩在这干啥呢？耍啥流氓呢！然后问那女的，他亲你了吗？女的说他亲了我一口。又问男孩，你亲人家没有？我亲了一口。走，结果搜铺队就把这娃带走送到我们号子里。那可怜的娃娃刚来怎么能上炕嘛，蹲在靠墙根的尿桶那儿。吃完饭他拿着碗就睡到尿桶跟前，晚上有人起来尿尿，给娃尿得脸上、背上、身上都是尿。我看不过站起来说，你他妈的欺负人家，你站那么远就滋尿，把人家娃不当人呀。然后我把娃叫到炕上来。我给监狱的高处长说，人家娃是谈恋爱呢嘛，就亲了一口。最后把这娃没关多少天就放了。
后来给我甩到另一个号子，有一个年轻人叫海娃，刚到18岁，家里的背景也蛮好。海娃因为谈恋爱跟一个女的有一次关系，是正式介绍的恋爱关系。结果被公安局抓来审讯，吓得这女娃一下把正常恋爱说成海娃强奸她，就给海娃判了无期，带上了铐子。在五处我比较自由，管理员把我专门安排在一个空号单独关，让我给他们画画。我就说要找一个人伺候笔墨，你把那个判无期的给我调过来。我就替他写了很厚的上诉状，第二次开庭时改判成很短的刑期。这就是当时极左的政治和法律在我们的身上，在一些老百姓的身上造成的冤案。
我还在号子里看过六个死刑犯。元旦前后下着雪，管理员跟我说他们明天要上路了。那一批枪毙的最多，头天晚上把吃饭的时间都提前了。大家不知道，他们六个人也不知道。我找来一瓶雪花膏在口袋里藏着，攒了两缸子水，又攒了点馍。第二天早上四点就喊开了，他们说咋不对嘛，咋这么早？我说，起来吧上路了，这时那六个人才明白。虽然他们是判了死刑，什么时候被杀却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更冤枉的，跟我一个姓山东人，姓范。他是人贩子，说还有强奸罪。到最后调查那女的，落实了不是强奸，检察院还跟他说，小伙子你上不了路了。可检察院说过这话后法院连再开庭都没有，结果这次上路又有他！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哪有什么司法程序？哪有什么重证据？因为检察院视察的时候我在场，我认为他走不了，而且他还有立功表现，我以为这六个人里是五个人走。头天晚上我还说，一家子你好好呆着吧。那个场景我永远记得，夜里四点天下着雪，突然叫他的名字。这时拉过来一个架子车，管理员把门一开，六个人都就知道要上路了。六个人带着手铐脚链换衣服，我拿出两缸子水和馍馍，我说来张着嘴上路吧，他们几个就拿手来接捧着，我掏出雪花膏来，给他们擦擦弄弄，大家都来帮着抹。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磕头，给号子里的人都交代，都磕头。他们说我们上路绝对不留一点响声，把铐子提得紧紧的，不要打扰别人，我们腰杆绝对挺直。六个人没有一个哭的，他们的事拿到今天没有一个是罪该枪毙的。我看着雪地上压过来两个架子车，我把六个人排好队，人家点名谁谁出来，他们出去以后一个个都把链子提得紧紧的，不出声惊动别人，那时候表现出人性善良的本性。每当一个人走出去后，那武警把人朝后一弄，拷到板车上拉走。拉到前面去验明正身，然后再拉去卸镣。那天上路好像是65个人。当时的西安市长是张铁民，在他任下严打杀了一百多人。
我最后是免予起诉。说我是跳舞组织者里年龄最大的。因为我经历过文革，我钢口硬得很，我就是坚持啥也没干。关了近一年后，我们是一块从五处出来的，甩他们放我。出去以后单位没给处分。我们这案一审耿铁群判无期，他是判得最重的，在他的工作室跳舞他就是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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