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流氓集团首犯的家属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四
行义笔述
行义，1951年生，北京插队陕北知青，西安美院毕业，画家。1983年西安市龙首村流氓跳舞黑社会团伙案首犯的家属。
景恒年猥亵地狞笑着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他跟的那些女的，都比你年轻漂亮。你好好想想，好好揭发他的问题”。王八蛋！想用这样的阴损招挑拨和激怒我。待我抱着孩子走出公安三处，回头看一眼这个邪恶的地方，我极想往里面爆一颗炸弹，哪怕同归于尽！
那些天G经常回来很晚，终于一天整个晚上都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张坤（陕西省雕塑院G的西安美院校友和同事）骑着车子跑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点事，他们昨天在雕塑工作室跳舞，被公安局带走了”。没过几天小坤也因参加跳舞，他父母迫于压力将他送去公安局投案。那天晚上，一只猫自远而近嚎叫着而来，直接来到我家的门口，边叫边用爪子死命地挠门，待细听后我心下一惊，这叫声分明是我家那只前些天已死了的大花猫呀。当下我已直觉到：这件事不会小！
本来以为只是跳跳舞算什么事呀，但按照人们的逻辑：既然被抓进公安局，就肯定还有别的事，什么事呢？一时社会上风言风语满天飞，什么流氓、强奸、混居、听敌台…….我的耳朵里整天被灌满了这些消息，而且每天都有新花样。案情一天天在升级。G已被定为西安龙首村流氓集团跳舞案的首犯，因为是在他的雕塑工作室里跳舞，是他提供的场地，而提供场地的人就是组织者。我的孩子刚刚出生四十几天，家里有太多的事，太需要一个男人，但我渐渐明白让他马上回家是不可能的，而且能不能再回来也是个问题了。龙首村跳舞案被西安市公安局迅疾扩大到一百多人，说是破获了解放以来最大的黑社会流氓团伙案。市局在省人大会上将此案作为重点案件汇报，再由省人大汇报到北京。赵紫阳作批示说：什么是流氓集团？这就是流氓集团。这下更完了。人们又到处在说，流氓集团首犯是要被判死刑的。开始听到这个说法，我脑子木木地转不了这个弯。但朋友们却比我这个当事人家属认得清形势。
一位在陕北延川插队时的熟人天天到我家来造访，每天就像是上班，早上来下午走，中午自己出去吃饭。我心情不好，跟他没什么话说，有些怠慢人家，可他还是来。我就跟林达（我的中学同学、路遥夫人）抱怨，林达却说：他是我派去的。原来朋友们都明白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如今G的案情被宣传的如此严重，又加上公检法联合办案，“从重从快”，法律程序全免掉。G真说不定哪天会被突然判死刑枪毙。如那样的情况发生，我们都是从北京来陕西插队后留在这里的，在西安没有其他的亲人，我一个人带着小孩怎么去收尸？听说不及时去会被医院的人挖去眼角膜或者弄走器官。于是林达就委托这位朋友专门请假，天天来盯班。
可叹朋友心，我无语。
大街上警车常鸣，笼罩着 “严打”的恐怖气氛。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望，每天都带来熟人和朋友被抓的消息，我们认识的朋友不外乎都是文化艺术界的，而且也全都是因为跳舞。因为“从重从快”的政策，法院加快审判，加快枪毙。一批接一批公布死刑犯，在大街上张贴黄色的杀人布告。白天哪里敢走近那些布告，只等夜幕笼罩后，我才抱起儿子壮着胆子来到街上，凑近那张布告，我的心在狂跳，借着路灯仔细辨认那一溜溜打着大叉子的人名里有没有G？记得83年的国庆节前下了一场大暴雨，窗外墨黑，闪电像道道劈天的鬼火，地动天摇，我坐在床上，看着包在小被子里浑然不知人世的儿子，凄苦难言，地狱无非也就是这样了吧。
一位我们在西安美院、当时在省法治报工作的同学到单位来找我，他手里攥着一份第二天将要出版的稿件。开头他对我说：你带着孩子走吧，离开西安。见我懵懂，他又说：G的案子明天要见报，如果一上报纸，你知道想轻判都没可能了，中国向来是政治形势左右法律，G肯定是死刑啊。我心里乱成一锅粥：我们的爱情、我们短短的婚姻、我们刚出世的儿子，一切都结束了！？想不清楚，也不容我细想，待那同学走了之后一个小时，我骑着车子直奔他所在的报社。我对他是这么说的：看在我们都是老同学的份上，你明天一定不能让这篇稿子见报。我知道我很为难他，他只是一个小编辑，他怎么能做得了主？但他也清楚这件事的份量，他说，我试试吧。他找到主编，他说，西安因跳舞案抓了一大批人，包括许多干部子弟，要见报都要见，如果我们只是把G这样的平民子弟的案子登上报纸，老百姓就会说法律不公，干部子弟不能与庶民同罪。主编想了一想同意这篇稿子暂时不登。事后我对G说，咱们这位老同学可是救了你一命，他对你有大恩。
最折磨人的还不是G被抓这件事实，而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是被冤枉的，我心里倒是能有些许的平静，中国历届的政治运动错抓错判的人还少吗？但如果他真的犯罪了呢？文革时家里的亲人被抓走后，自己人往往这么想：他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罪行？他是不是隐藏在我身边的阶级敌人？于是乎亲人的面目马上变得狰狞起来。虽然我们的孔圣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思维却是有罪推论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斗争的哲学。所以我被街上的谣言弄得神思混乱。我曾在《陕西少年》杂志社的老领导专门来看我，他气愤地说：“我的老婆给我生儿子的时候我高兴得整天围着她转。可你给他生了儿子，他却在外边跳舞，跟他离婚！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好的。”没过几天他真的拿来一张小照片。
其时陕西省的于明涛省长是我父亲的老乡和老战友，我在犹豫是否应该去找找这位平素还有来往的于叔叔呢？这天我在办公室上班，政治处（省体委）的人跑上楼来叫我去听电话，说是于明涛省长打来的。我到政治处接电话，全屋的人都在伸着耳朵听，我方才明白于省长为什么把电话直接打到政治处了。
于省长在那边说：“这个人很坏呀，你要跟他划清界限。”
我说：“于叔叔您了解情况吗？”
“啊，我是不了解情况。”
“不了解情况您就别这么说。”
“好，好，你就好自为之吧。”
于省长那边挂断了电话，我直觉到这里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目不斜视，昂着头气鼓鼓地走出去。
令我坐卧不安的是G到底犯了什么罪？公安局抓走了你家的人，你无权知道为什么被抓。如家属请律师去问问情况？那更是痴心妄想！人家一律是：无可奉告。可恶的无可奉告！我抱着孩子直接来到公安三处，找到抓他们也是办他们的办案人景恒年。他们放我进去，是幻想我能否再揭发点什么以扩大他们的战果。所以姓景的一见我就厉声说：“G的态度很不好，这样对他十分不利。”我问：“他都有什么问题？”景猥亵地狞笑着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他跟的那些女的，都比你年轻漂亮。你好好想想，好好揭发他的问题”。王八蛋！想用这样的阴损招挑拨和激怒我。待我抱着孩子走出公安三处，回头看一眼这个邪恶的地方，我极想往里面爆一颗炸弹，哪怕同归于尽！我一辈子自找欺辱的事情很多，但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次。
开始G他们关在劳教厂，传过话来让家属送大蒜，说天太热关的人太多，怕传染病。天凉后又传出话，说被关到了公安监狱五处——准备判刑的地方。一天来了一位五处的管教，他带来G的小条子，上面只是说，让我带好儿子，勿念等等。令我想不通的是：他不能说自己的案情在意料之中，但可以表示态度，为什么没有一点点歉意？难道他并没有像外边传说的这些“罪行”？难道他在里面反倒比我的耳根更清净？
这时G的一个难友Z免于刑事处分被放出来了，他是政治案，因为看了一些书，说了一些话。自G被关进五处后，每月10号家属可以去送东西。每到那个日子的清晨，在监狱的高墙外就静悄悄排上了一小队人。9点以后小门开了，进门后有一条两座高墙中间的小路，里面的高墙上开着一个一人高的小窗口，窗户里面的人居高临下， 等犯人家属把东西高高举起递上去，就听见里面的人边翻检边骂骂咧咧。这次Z非要跟我一起来送东西，我们递上去几本书和杂志。“啪”地一声杂志被甩了出来：“他在里面搞精神污染，你还给送这种精神污染的书！”我捡起来一看，是《美术》杂志。我说：“你看看这是哪儿出的？这是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的，照你这么说是美术出版社搞精神污染了？”这时上面又吼叫起来：“你这衣服里有一张纸条，是什么暗号？”这件棉袄是G的一个同学叫我送进去的，谁想他还在里面塞了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你如不用，可以换吃的。”这算什么暗号？Z在我旁边站着，忽听里面问：“旁边还有谁？”这时就见窗子里的人探出头来，“好哇，Z，你竟然还敢来这儿！？”Z一听吓坏了，出溜一下就蹲在地上，再也没敢站起身。我则被叫进监狱里的一个审讯室，被勒令坐在被告的椅子上，姓白的管教远远地、威风凛凛地坐在上面，让我交代纸条上是什么暗号？否则就关在这儿别想出去了。他们是专政机关的衙役，他们想关个什么人还不像捏住一只蚂蚁？想到家里的孩子和老母亲，我不能再跟他顶，人在屋檐下不能不服软。后来我与G说起与白管教的这一幕，G说，在里面关的日子长了后，互相熟悉了，白管对他们这些跳舞犯还算可以，白管曾跟G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将来出去了还是艺术家，而我们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了。表面上狐假虎威的人往往是最自卑的可怜人。
在那些时日，跳舞犯的家属联络密切，她们经常来看我。家里有一个“犯罪”待判刑，日子怎么过？我们这些女人每天都在惶惶然地奔走，打探消息，互通情报，分析案情。因为G是主犯，判刑肯定是最重的，如果侥幸不死，但判了十年、二十年的，要不要等他们？我承担着最大的份量，她们想知道我的想法。我没流露出离婚的意思，她们也就暂时安心。我还没时间考虑离婚，我想知道G是否触犯了刑法？是什么“罪”？该不该被判刑？如果他的事情只是属于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他们却因为政治目的，用搞运动式的方式抓人、乱判，我当然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做落井下石的事，让他们达到目的。这是个“大是大非”。大是大非这个词是我在文革中学会的。我对这些姐妹们说，即使离婚，我也要等他出来。以示我不能与混帐的法律和混蛋的严打合污。我说，我们自己的事不要别人管！更不要政治管！
我暂放下G是否有对不住我的事情，先跟“当局”理论。除了完成每月杂志的发稿，其余时间我都用来写上诉信。我给邓小平写、给胡耀邦写、给最高法院郑天翔、最高检察院杨易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委白纪年和马文瑞，甚至还写给刘冰雁。百分之九十九石沉大海，但胡耀邦总书记却做了批示，胡书记的批示转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责成省法院重审，省高法的院长焦朗廷说：“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改！”他们当然不能改，否则他们汇报到中央的严打成果怎么交代？
G的案子迟迟没有开庭，朋友们对我说，拖着好，拖过了这阵风判刑就会轻，起码不会是死刑了。我找到市检察院，接待我的那位说：“G的刑期很长，你还年轻，你等不了”。看，法院还没开庭审理，检察院已经定了刑期！也可以理解成他们三家已经商量好了刑期。
一个朋友跑来告诉我G 的案子第二天开庭，我抱着儿子来到法院门口，想利用这个机会叫他看看孩子。他们一群人从囚车上下来了，一个个脸色苍白，被剃了光头，形销骨立。庭审我们不能进去，只能站在外边等。等到G再被押出来，他走到我身边时说了一句话：“救救我。”令我大吃一惊，一个男人不是万般无奈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想当初，我在给姐姐介绍自己的男友时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姐姐回信说：可以慢慢成熟。看来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缺憾是后天无法补救的。像G这样纯粹艺术类型的简单心智，他无法理解和应付独裁政治给出的难题。这也就可以解释中国当代没有大师，是因为生不逢时的艺术家们或者要钻营政治，或者被政治整治。
另外我很清醒，中国是一个关系网的社会，G从外地来，不在西安的关系网内，不拿他当大头拿谁？不用他去请功用谁？比如同是跳舞案，抓了西安什么人的儿子，一定不能太重，这是给自己留余地。法律从来是人的玩偶（或仅限此地）。我曾找到我姐姐在人民大学的同学、最高法院西北组组长，最高法院将此案多次发回重审。此时于明涛省长已调任国务院审计署署长，他公差回西安时也曾特地向省院询问。但焦朗廷说：G还认识谁？！
G一审被判了无期，这就是那个检察院的人所说的“你等不了”。无期如何等？G和他们同案的难友全部上诉。我请了西北政法学院的解老师做G的上诉律师。解老师看了案卷，决定为G作无罪辩护，解老师多次与省高院主办这一案的审判员张士志交换意见。据说张士志的意思是，G顶多判四到五年。然而主审法官和律师最终无法左右和改变一切，G二审改判15年刑期，送劳改场。
1983年8月13号，公安局来雕塑院抓人，是源于雕塑院传达室的一个电话。从82年什么时候开始，近一年来，G等几个年轻人，下班后经常招一群男女在工作室跳舞，软绵绵的邓丽君、摇滚、暗灯，早已令雕塑院主任老牛看不惯，令办公室的王建民等人侧目。打电话当然事出有因，老牛和王建民等人知道严打的风声，片警早已给他们和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吹过了风。事后有人说电话是王建民打的，有人又说是老牛让王建民打的。恐怕他们那时谁也想不到，事情会整得这么大，龙首村跳舞案成了全国三大流氓案之一。雕塑院的三、四个年轻人被抓，被判刑，甚至可能被杀头。但是以老牛他们的年纪和阅历，他们完全能够料得到，完全清楚中国政治运动的残酷。他们如何能解释，把这几个跳舞的年轻人往严打里面推的作法，是由于自己的狠毒还是自己的无知？这件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人命关天。事后他们真的心虚了，害怕了，后悔了。以至王建民从此绝口不提，以至老牛多次出面保释。G七年后回到雕塑院，单位领导主动地、悄悄地从他的档案里撤掉了所有的七年的痕迹。
可以欣慰的是，在这些年里，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和安慰。刘晓宁是主动找到我的，他自告奋勇说他可以帮助G申诉、减刑。本来跳舞花案跟刘晓宁没有一点瓜葛，刘晓宁的朋友海燕因画裸体被抓走了，刘晓宁开始了四年的 “打捞”。放弃工作，投入自己，以至那法官感动得流下眼泪说：我不帮你我不算人。海燕的亲弟弟做不到的，刘晓宁都做到了，结果海燕一审判12年，二审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这是83年西安所有跳舞案改判的唯一。
刘晓宁继续为G奔，他跑劳改场，跑法院，争取G能够减刑或假释。几年下来晓宁为了打捞这些朋友，不但丢了自己的工作，还害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晓宁的妈妈全力支持他，晓宁的妻子也从不因他丢了工作而有丝毫的埋怨。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领受着这样的人间真情，才没有使我陷入灭顶之灾。
一年年煎熬、一年年等待。最终由于G在里面的减刑，朋友们的帮忙和雕塑院领导王天任院长的多次保释，G坐牢六年半后被假释。
政治运动毁掉了我们的前半生，毁掉了我们的所有青春年华。有朋友劝我们申诉要求平反，但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因为那一切都会是徒劳。
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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