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兮-历史类书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被统治的艺术》背后的礼治中国
明代的军队是由一群世代承袭的军户构成的，属于军户的家族中必须有一个男丁前往军队服役，这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责任。然而明代军户对于国家赋予的义务，既未公然反抗，亦非照单全收，而是在反抗与服从中寻找中间地带并将军户家庭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归纳出“优化处境”, “近水楼台”, “制度套利”, “诉诸先例”等四个策略。
《被统治的艺术》的一大特色在于宋怡明运用了大量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等民间资料，讲述了许多发生在军户生活中有趣的故事。这些军户没有进士或举人身份，也不是什么历史名人，但他们的生存状态丰富了中国明代历史研究的样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作者承认这样的史料虽然真实可信，但也可能存在着“幸存者偏差”。因为宋怡明所运用的族谱史料大多来自世官军户，内中有不少人担任军官，按照国人的标准来说并非都是寻常百姓（ordinary people）。正因为这些世官军户后代处境较佳，才容易留下详尽的族谱。在明初苛政之下，不仅民户甚至连卫所正兵都经常逃亡，这些真正的底层恐怕留下的文字记载极少，这是我们读《被统治的艺术》时需要警惕的。
宋怡明在书中记录了一个颜氏家族的案例：“万历年间生活在泉州近郊的颜家，颜氏家长先是选择了让第四个儿子出丁，但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入伍后不久就因病身故，颜家随后又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但这个孩子没服役多久就当了逃兵不知所终。颜氏家长改变策略让大儿子应役，大儿子被调往西南边疆，终身服役再未回乡直至去世。勾军官吏第四次登门时，颜氏家长都已经风烛残年，却不得不再次择子顶补，但这个儿子连驻地都没到，就在长途跋涉中病故。”
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服兵役在法制国家应该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明代封建社会背景下，朱元璋的军户体系规定：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国家需要多少兵丁，就设多少军户，只要你是军户，你的家族就有责任世世代代为朝廷提供兵源，具体让谁来当兵可以又各家自己决定。根据颜氏家谱的记录，我们看到的是最弱最小的四儿子首先被派了出去，病死后，又派了另外一个幼子，但这孩子逃跑了，颜家没办法这才让大儿子去当兵，结果也死在了外面，最后颜家又选择了一个儿子送去当兵。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是送大儿子去当兵，顺着长幼排序显然是最合理的安排，否则都是弱小的孩子去当兵要如何保家卫国呢？
可惜宋怡明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却止步于军户和政府之间的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而没有对军户家庭内部的利益排序进行深入的讨论，军户家族根据什么选择出丁的人？这一命题对于研究明代社会伦理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阅读《被统治的艺术》时，一并参考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应该对上述问题有了认识。费孝通提出"中国的乡土造就了中国人独特个性—'私', 同时也建构了中国独特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差序格局” 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不同于西方“捆柴”一样的团体格局,而是一种“差序格局”。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象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可以说，福建军户在应对政府的时候，也是采用的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虽然国家对于百姓的管制靠的是“法治“，但当时的中国是礼治的社会，所以家族内部的管理靠的就是”礼治“。礼法在中国比法律重要，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所以当军户需要出男丁当兵的时候，家族会权衡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利和需求，兄弟之间远近亲属间都要遵守“礼法”，通过协商交换等手段来达成相对的公平，家族的决策者往往是为了家族的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将最弱最缺少机会的男丁派去服兵役，而这样的安排必定获得了家族里其他人的认同，即便有争议也可以通过许诺为对方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给予金钱契约，以及用信托方式安排出丁者的父母儿女等等为报答和补偿。
可惜我们从家谱上是看不到这个家族利益权衡博弈的过程的，背井离乡的士兵们的心酸和委屈，不甘和妥协，却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家谱上也许还有他们的名字，但是永远不会注明他是否愿意，这也正是古代中国传统家庭专制的一面，子女必须服从家长和家族的安排，哪怕是牺牲自己也理所当然。统治与被统治，管制与被管制，始终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幸存者偏差”的存在是我们在看《被统治的艺术》时需要警醒的。
瑕不掩瑜，一位外国学者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对几百年前的中国明代民间历史做出了如此细致详实的考察，无论是大量的家谱，地方志还是各种未曾被注意到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宗谱家谱和家庭内部文件等等，从哪个角度说都是难能可贵的。这些真实而鲜活的案例，辅以严谨细致的考辨构成了这本社会史著作，宋怡明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懂得变通的明代军户阶层。无怪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在评论本书中说道：“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中，民间社会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应对机制。《被统治的艺术》论述明代军户群体的生存策略，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富有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