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 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也因此种下多种纠纷。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 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 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 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 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 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我接着去看当时广州政府最高负责人胡汉民；他在孙先生北上后以大本营秘书长身份， 代理大元帅职务并兼任广东省长。他那时正患口疾，在我们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始终没有 深谈到广东的政治。我告诉他一些有关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曾允予协助。胡素喜高谈 阔论，那天却不肯多谈政治，显出他似有郁抑之情。 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在广州的同志则多目他为右派。
陈延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汉民在孙先生逝世后，即亟欲成为孙先生的正式继承人；但他政策右倾， 拉拢一班落伍军人如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以壮声势；同时与他接近的伍朝枢、古应芬、 傅秉常等人则暗中向香港频送秋波。陈延年等不满意胡这种做法，认为汪精卫、廖仲恺、蒋 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联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卫那时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对于解决杨刘和改组国民 政府的事，表现得很积极。我和他会面的时候，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向我说 了一套秉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的话。我也在鲍罗庭的寓所遇见他好几次，他老是挟着一个皮 包，来去匆匆，谈到具体问题，又有些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大计能否实现，还是未定之数。
当时负担广州财政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是广州政府颇 具实权的人，我和他接触较多。我们谈到第二次劳动大会的问题，他老是说他的秘书冯菊波 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则应允对这次大会予以财力的支持。他谈吐坦率亲切，私下告诉 我，他在运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钱财以资助军需。并表示实在不忍坐视这种状态长期继续 下去。
鲍罗庭在孙中山逝世后，权威日隆。他似是广东要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去见他的人很 多，陈延年等因事去找鲍罗庭，也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他的办公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面，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书张太雷的办公室坐候了一阵，才见着他。 他向我指出广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必先统一广东；广东 统一了，才能组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财政：禁止军队官吏劫截税收，厉 行节约，充实公库，分配务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鲍罗庭还谈笑风生的 说，他所提倡的是“廉洁政治”，认为这是符合革命意义，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都由此 判然立分，即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洁”又是天经地义，无人能反对的。
鲍罗庭从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体计划，对我也不例外。几天后，张太雷才对我说明鲍罗 庭此一方案的内容。鲍罗庭鉴于多数将领反对杨刘垄断财源，也不满意胡汉民的敷衍政策， 因此，以统一财政为号召，秘密策划解决杨刘，杨刘解决以后，再行组织国民政府。这个解 决杨刘的军事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但杨刘的军队盘据在广州市内，稍一不慎，天机泄露， 杨刘就会先下手为强。
当时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后与混乱的背景上，涂上了一层革命的彩色。长堤一带，烟馆赌馆林立，为滇桂军的税收财源所系。少数私人汽车多为军人所占有，往往载着 军人或军眷，车上站着两个或四个武装士兵，在马路上急驶而过。当地出版的书刊仍多具有 旧文学的风格，黄色的读物，尤占多数。这些落后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见。但在街头 巷尾随处有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口往往横挂起白布条，上书大红字的动人口号；在 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系着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着中山装的革命人物。工会和其他 民众机构的门面，多装饰得彩色缤纷，与多数商店住户相较，倒有如天上繁星。这种浓厚的 革命气氛，向为北方城市所少见。凡此前进与落后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会觉得绝不调和。
中共广东区委会设在文德路一所楼房的二楼上，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门口没有 招牌；中共广东区委会也从未将这个地址对外正式公布过，但知道这里就是中共广东区委会 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 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 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 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 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 问。
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设置的单位。农民运 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 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 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 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 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
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 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 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 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 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 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 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 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 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 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 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 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 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 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学校旧地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规定校本部设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由 孙兼任总理，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以为建立 党军的摇篮。
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 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陈独秀曾面告我蒋这次辞职的内幕说，蒋赴俄考察军事，印象不佳；回国后并不同意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因而不愿任黄埔校长；后经戴季陶劝说，以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俟羽毛丰满后再说； 蒋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粤就职）。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黄埔第一期正取生为三百五十名，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学，编为第一二三各队，备取生为一百二十名，继于五月十日入学，编为第四队，合计为四百七十名，实际到校的只四百六十余人），中共党员 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 这次行动是胜利了。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
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 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 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次东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 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 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 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 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 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 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 “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 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欢喜快乐）之色，接着队 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 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 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 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 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 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 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 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 “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 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 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 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 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 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 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 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 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