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首踏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区别。
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不相同；这对于我之北方邻国，不管他们处于什么目的，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后，再回到那间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的老板立即引我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内，将衬衫交还我，却将名片取去了。我说出所住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他约我在下午八点钟以后在旅馆中等候。
当晚近九点钟的时候，这位老板来了。他一声不响的替我提着行李，送我到旅馆门前的一辆橇车上。这辆橇车由两匹马拖拉，车上坐着我和老板与一个驾车的，一共三人。他用很厚的毛毡盖住我的下半身，车子便向中俄边界疾驰而去。经过的地方满目荒凉，没有人家，也没有遇见过边疆的哨兵或任何应有的障碍物。据说，这一带是白俄游击队和走私者活动的地方；那两个俄国人都暗藏着手枪，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袭击。橇车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雪地上狂奔，颠簸得很厉害。大约午夜左右，走到了离满洲里十八公里的一个车站，这里已经是俄国的辖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两个俄国人的嘴里冒出了浓雾一样的热气，说：“冷吗？现在到了！”在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之后，他们便提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节停在车站上的车厢里。
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位中国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几位日本、朝鲜的代表，先我到达。他们多数都盖着很厚的被毡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尚围着烛光在谈天。他们见了我，都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举目张望一下，这是一节破旧的三等卧车厢；车窗的玻璃大多没有了，只钉上一层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间结着一串串的冰凌。车内的空气很闷，但还是那么冷。车站上有一两个卫兵在走来走去。车厢内只有二个车侍，他披着破旧的皮外衣，戴着皮帽皮手套，并用旧布层层的裹着脚，满脸长着胡须。他提来一壶开水送给我，似乎想和我谈话，可是言语不通，只好彼此点头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铺上，他们帮我将被盖打开铺好，互道晚安。我就摆脱了连日旅途的辛劳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们这些代表们陆续起床之后，不约而同的在车站上做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来抵御寒冷。这个车站的建筑很简陋，除了一间站长办公室外，只有一间电报室。车站里驻了一些军队，都像我们一样的住在三等车厢上。我们的活动区域只有这个车站，四望一片雪白，没有树林，也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卖东西的人。我们吃的饭都是由那些驻军所供给。那些兵士们戴着缀了一个红星的尖帽，穿着黄色的呢大衣，背着长枪，看起来倒很齐整。他们的军队比车站上的员工要吃得好些，有足够的面包，此外还有一些菜汤。我们在此，只有一个不通言语的俄国人照料我们的生活，没有其他的人和我们接谈过。我们的名字，不待说已电告伊尔库次克，并得到了继续前行的许可。
当时，从赤塔方面开到了一个火车头，将我们这一节破旧车厢挂上，便时停时行的向西北前进。偶尔停在一两个车站上，我们也不免从结着冰的玻璃窗向外张望一下；除了三两个旅客上下外，一切都是冷清清的，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这条铁路修建得实在不高明，车行时颠簸如坐小艇；那些用木材架设的临时桥梁，当火车慢慢从上面经过时，发出轧轧的怪响。据车上苏俄人解释，这条路新近草草修通，还不常行车，所以通过时相当危险。
第二天午饭时，好不容易到了赤塔。我们下车后，被送到一幢相当大的房子里面暂住。从外表看去，房子原系一幢很讲究的大厦，但到各层楼的房间一看，发现多数都没有了地板，房间内的设备当然更是一无所有。在少数尚有地板的房中，摆了若干小铁床，供给我们住宿。据一个俄国人说，革命时物资非常缺乏，没有燃料，住客们就将家具来生火取暖，家只烧完了又将地板撬起来烧。在赤塔的许多房子，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内部大都被毁坏了。我们住的这一幢大厦，还是其中比较幸运的。至于少数更幸运的，都已为各机关占住作办公之用。为了招待外宾，他们拨出这幢大厦供我们居住，已经是尽了最大心意了。
赤塔那时是远东共和国的首都。从外表看来，内战的破坏似还不算很厉害。通衢上耸立着一些金圆顶的教堂，听不见钟声，也不见有人进出。其余高大一点的房子，都是办公的地点。各条崎岖不平的街道上排列着密密的木屋，这是俄国老百姓住的。商店都关了门，更看不见工厂。街上除了寥寥的行人而外，只有少数的橇车在招揽生意，偶尔也有一两个卖黑市面包的小贩走过。当时在其他各地通行的天文数字的苏俄纸币，在这里却看不见；这里通用的还是帝俄时代的卢布与阿别克。担任招待的俄国人常关照我们，这里情形复杂，且藏有不少中国与日本的侦探；要我们不要在外边多跑，也不要与任何人接触。因此，我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情况，无法更深刻的去了解这城市的内幕。
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零年四月间成立的。苏俄为了应付鞭长莫及的远东，尤其是日本军队，虽经过各国干涉，但尚未退出这一带地区的复杂情势，才建立了这缓冲国。一九二零年八月间，苏俄派到中国去的优林（Yurin）代表团，就是由这个远东共和国所派出（以接洽商务为名，实际却是促进中俄外交关系的建立）。按照它当时的宣布，它实施一种与苏俄政府有所分别的民主主义的内政和外交；实际上，正如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访问记所说，它不过是苏俄的一个特别区域而已（该访问记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果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军最后撤离海参威后，远东共和国因再无存在的必要，便于十一月正式取销了。
过了几天，等到另外一批代表又从满洲里到达之后，我们便搭上了到伊尔库次克的火车。在这条铁路上，车行比较平稳。我们一共四五十个代表，分乘两节车厢。虽然车厢还是像从前一样破旧，可是有了一节餐车，可以到餐车上去走动走动，并享受招待外宾的特别餐。同车的俄国旅客不能进入餐车，他们都是自备面包，车上对他们没有任何供应。我们见那些旅客身上带着不少旅行证件，以备随时检查。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有公务的，普通旅客很少，也有几位女学生，是到西伯利亚西部去学医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的自由似乎多了一点。停车时可以随便在车站上走动，行车中也可以在餐车上向车外眺望。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俄内战时的破坏情形。沿途，特别是车站附近，可以见到许多破烂的车厢和损坏了的火车头倒在铁道两旁。那些东西有的盖着很厚的雪，有些没有被雪盖住，尚可以看见战时的弹痕及破坏的情形。车站上的货仓不仅空无所有，而且破烂不堪。车站的办公房屋多数都遭损毁，车站旁固然没有在一般车站上常见的大煤堆，即加水的水塔等也大多还没有修复。我们所坐的火车，多数的时候是用湿的木材作为燃料，因此走得很慢，在车站停留的时间也很久。特别是水塔没有修复的车站，要用人力来向车头加水，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火车经过桥梁的时候，桥的两头照例有兵把守，旅客们不准向外张望。代表中有不懂得这种规矩的，有时探头外望，那些守兵便向他们作射击姿势，以示禁止。
这些情景使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不免惊奇。我们这儿十个代表中，没有一个能说俄语。俄国人中也几乎没有能说中国、日本或朝鲜语的。只有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用生疏浅陋的英语，很费力的向我们解释。据他说：这里一带是红军白军数进数出的地方。任何一方撤退时都将火车头、车厢与车站的一切设备尽力的破坏。
列车停留在比较大的车站时，常有俄国人到月台上和我们谈话。代表中经常欢喜问他们：“你是不是共产党？”那也是许多代表所唯一能说的俄国语。他们往往苦笑着答复：“是的。”再说下去，就彼此都茫然了。对我们这种行动，那位负责招待的俄国人再三提出警告：“不要和那些老百姓谈话。”有时，他甚至很生气，将围在我们四周的俄国老百姓逐走。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的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名其妙。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寄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需另行探讨；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
“要不要盐”，成为我们这些代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是帝俄欺侮中国人的一个象征。帝俄要侵略中国，奖励俄国作家写了很多小说故事，将中国人形容得不像个样子。这种风气流行到俄国一般人民中间，“要不要盐”就成为极普通的一句话了。我们从哈尔滨经满洲里到这些地方，处处都可以看见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满洲里到赤塔一带，原来都是中国的领土，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后，这一带便变成了俄国的地方。不但如此，它的势力更得寸进尺的向中国东北侵入，大肆蹂躏，这次在哈尔滨还可以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所行经的这条铁路，就是当年帝俄为了侵略中国、经营远东而建设的。它事实上既然如此积极进行侵略，当然在精神上也要竭力培养他们老百姓轻视中国人的心理。此时当权的共产政府，是否能够完全去掉这种传统的心理？它们又有甚么方法，来使这些喝醉了酒便拿鞭子打女人的老毛子根本改变对中国人的轻蔑？这一点，我们这些景仰苏俄革命的代表们都想考查一番。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何种态度，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槛楼、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嘲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当时我们接触的俄国人并不算多，但从招待我们的人员以及餐车侍者等口中常听到“西卡士”（意为即刻到）这一句话。他们口中说的是“即刻到”，事实上往往要等几个钟头。于是我们也就奉赠他们一个别号：“西卡士”。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官府中的小吏）。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三天，才到达上乌金斯克。火车在这里停了一天，进行很严密的检查。自旅客以至车上职工，都一个个的检查文件和行李；车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搜查过。俄国旅客被检查时，首先要出示旅行证明文件，其次要出示最近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如被发现有一点疑问，便加详细盘问。倘若检查人员认为不满意，轻则在证明文件上批以考语，重则随时押领下车。招待我们的俄国人解释，火车即将进入苏俄境内，不得不有严密检查，这些代表也并不例外；除了没有证明文件可供检查外，其余和俄国人一样，每个人的行李都要经过彻底翻查，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要搜查。他们对我们虽然比较有礼貌，可是一些人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不免对那些检查人员多说上几句“西卡士”。
过了上乌金斯克，不久便到达色林河边。车上又经过一番检查，这才继续西行。越往西走，我们感觉到粮食短缺的情形越加严重。大概在远东共和国尚可以从中国东北输入一些粮食，多少可以弥补；到了苏俄境内，国外的粮食不能进来，而内部又正闹着灾荒，饥饿的人民便受到双重的威胁。火车沿着贝加尔湖蜿蜒前进，经过了许多森林地带和一些很长的隧道，眺望着那一片冰浪银斓、浩无边际的贝加尔湖，使我们想起了苏武牧羊、大节不屈的悲壮故事，不免触发思古的幽情。照战前的行车速度，由赤塔到伊尔库次克还不要两天的时间，这一次却经过了一个星期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