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西藏高原，一场感冒酿就的危机。。。
2016．12．19初稿，2020。11。19更新
无系之舟
快五十年了，我在西藏做为知青工作生活的历史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离我越来越远时，那时的许多人和事却在我们的心中越来越鲜活，生动地从心底回到心坎。。。
2016年当年地质队（四普，第四石油普查大队的简称）微信群主和活跃的伙伴们倡议编辑那逝去的岁月，让每个人都敞开了记忆的宝库，有机会重新遨游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风风雨雨和冰天雪地。地质各小分队的风餐露宿，不停地给藏北画上可贵的圈圈点点； 钻井队日日夜夜探索到地球的血脉；物探队每天的现代化布阵，不断的炮声唤醒着沉睡的藏北大地；回放站人执著学习前沿设备的奥秘；实验室的随队出外采样，回来忙忙碌碌在玻璃瓶和闪光的仪器边穿梭。。。总之，四普从建队开始，从领导到员工，上上下下的热情，自信，认真，能吃苦“能打仗”的形象，一张张的画面都在大家的笔下展开，让几十年前的这一切回到了眼前。。。
看到同伴们的回忆，每一篇都是那么有血有肉。。。令人感动。我要写的很多，最终只是选了我们自己经历的一段生活，它至今留下的只有刻骨铭心的温暖，感动。
1974年四月七日是我们的女儿出生的日子。孩子刚刚满月，5。15日我丈夫就匆匆踏上回青海格尔木的路，准备出队。而没有预料到的是，五月的中下旬，出了西宁就是一场异常的大雪，气温骤降，而真正保暖的衣服却放在客车顶上的行李箱中，那么多的箱子被捆绑地紧紧的，在冰天雪地中没有人愿意爬上去打开。。。冻了一路的他到了格尔木就开始感冒发烧，但在那末年轻的时候，有谁把感冒当成病呢？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开些感冒药，吃，一样工作，一样学习。
就这样，我丈夫不断地吃些感冒药，好一会儿，又坏一阵。。。在6。18日他口袋里揣了一大堆从大队医务室开的感冒药，将行李装上了车，准备下午出发到藏北工作区。。。就在要出发前，他要回家去拿一点东西的路上，碰到了分队里的陈忠良医生，问他感冒好些没有，是否要出队了，一切如何，我丈夫认为自己还行，当时他是非常坚强？还是非常无知？真是无从考察了！。。。这个问题后来对他只是一句玩笑而已！但陈医生特有的职业反应使他看到我丈夫的脸色不那么正常，坚持要在上车前再给他量一下体温和听听心脏。。。当陈医生得到的结果是体温是38度，而心跳只有勉强的50次，且不齐，这完全不符合人体体温升高一度，心跳要增加十次的规律，知道是他心脏出了大问题。。。说，你要立刻去县医院，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还说要送他去。我丈夫依然坚持说没觉得太难受，行李已上车。。。陈医生立刻表示坚决不行，其余一切让他去和领导说，在陈医生的坚持下，我丈夫答应去医院但还坚持不用送，他自己从驻地穿过小树林，往县医院走，情况比陈医生预料的还要坏，他在刚刚走出小树林时，心跳下降到四十次以下，全身没有任何力气，走不动了，可周围没有任何人可求助，在一块石头上捎坐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生命在最后的挣扎中，只能立刻到医院。。。待到几乎是踉跄地爬行到医院门口，就不醒人事了。。十分幸运的是，当时医院里，一个发配到青海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右派朱医生，和四川医学院69（？）届毕业生陈医生一起对我丈夫进行了抢救，但条件有限的边疆县医院不敢保证能挽救他的生命，他们立刻向四普领导发了病危通知。。。当晚，在格尔木基地的所有队级领导就一起到了医院，但我丈夫处在昏迷中不知道。。。大量的激素，阿托品在大约十几个小时后起了作用，第二天早上，6。19日，他早晨第一次醒来时，发现队里的所有领导都在他的床前，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垂危的病人，虽然连话都还没有力气说，但似乎还是意识到所有的领导是来向他告别的。
是的，如果不是陈医生的如此准确的诊断，坚决而果断劝告，那天田洪均恐怕是无法超越青藏路一出格尔木的第一站纳赤台，毫无疑问会含笑唐古拉的不冻泉了！
6．19日11点种，依然在北京修产假的我才从街上为孩子买东西回来，丈夫生病的第一封电报到了我家。程浩作为大队的总秘书，他很仔细地起草了第一封长长几十字的电报（当时电报是以字数为计价的时代），我记不请确切的原话了，他主要告诉我田洪均得了急性严重心脏病住在医院，还问我身体是否好一些了（因为我生孩子后身体很差很差）。。。我到现在想到这封电报都依然很感动，程浩既想告诉我丈夫病危，但又怕生孩子后不满百天，身体又不好的我不能承受这样一个近乎于噩耗的消息。。。当时医院再而三告诫四普领导，他们不敢保证一定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尽早通知家属到来。为了说明这一点，下午四点种，我又收到了第二封加急电报，依然是委婉的“如果你的身体还可以，请速回队！”，有点医学常识的我从第一封电报就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第二封加急电报对于我无疑就是病危通知书了！
冒着瓢泼的大雨，小弟弟陪我到车站买了第二天35次列车去西宁的站票。。。6。20，雨根本没有任何停歇和变小的迹象，白天匆匆买了许多我丈夫爱吃的食物。出发时，电闪雷鸣，暴雨从天上倾盆而泻，地面的集水很多地方近膝盖。。。刚好从五七干校回来在家休息的父亲和弟弟送我到车站，幸运的是，35次列车在午夜11：55也还能从北京站准时开出。。。
在车上的后一半旅程，站了近二十小时的我最终得到了列车员的照顾，在一个中铺上躺了下来。6。22傍晚，下火车后一刻不停地赶到汽车西客站，极昏暗灯光下的客栈售票厅内坐满了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等车旅客，我极度焦急地感到第二天是不可能走了。。。但就在我转身要回旅馆的一瞬间，却得到了一张第二天去格尔木的退票。。。真感到仿佛是上天一直在眷顾我，拿到车票的一瞬间，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是在感谢上苍，还是在诉说心中的焦虑，担心？
6．25日上午10。30，经过火车，汽车路上茶卡和诺木洪住宿，四天半的颠簸，终于到了格尔木，拖着疲惫的身体，行李。。。只是不断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倒下！刚刚走进四普大院，碰到了正要去医院看望田洪均的工会主席张和昌。他立刻接过了我手头的所有行李，没有让我停歇片刻，和我直接去了县医院。。。看到了脸色苍白，十分虚弱的丈夫，他住在挤的满满的六张病床的一个病房中，不同于其他人的唯一标志是，他的床头有一个长长的红布条，表示他是一个危重病人，处在重症监护中。。。病房中所有的病人，向我和老张投来了沉默的注目礼。。。友好，担心，同情，看到我的欣慰和高兴，在我没有到来的一周里，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和朱医生，陈医生配合，对我丈夫都尽了他们能做的一份关心和照顾，我们和他们后来之中的几家人成了朋友，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风范！
接下来在格尔木三个月的夏天是一段辛苦，繁忙，疲惫，但令人感动和不可能忘怀的日子。
开始的两周，我每天送三顿饭，冒着高原的烈日，奔波在医院和四普大院之间。每天在路上碰到的人，我很奇怪，似乎来往的每个人都认识我，无论是否熟识，都要热心地问候我丈夫的病情；陈医生更是对我嘱咐细致，告诉我很多注意事项，对医学本来就十分感兴趣的我读他送来的几本有关心脏的教科书，请教他许多有关的问题，学到了很多心脏病的知识，这对我后来学现代临床营养和细胞营养都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基础；那些日子，也常常在北京的同伴家吃饭，聊天，淡化了自己的很多担心和忧虑，特别是在我丈夫的病危解除之前的那半个月时间；
远在藏北工区的熟悉北京同伴们，各个分队师傅，同事，包括了人们认为最节省/“扣门“的几个师傅（现在更明白他们的慷慨）。。。都送来了食物，有的是他们限量分配的罐头，这真是那时的最高礼品和最高待遇，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并不很熟悉，甚至都没有过实质性来往的地质野外分队的地质员们送来了他们打的黄羊，而且是专门把最好的两条后腿部分割下来转给我丈夫，大家慰问他的病情，希望他早日康复；
这个期间，每一件我要做的事，只要我捎一说，都有人热心地相助，为了冬天屋内能保持一些热量，地质员张英热心地帮我塔了顶棚。。。；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当我需要为当年回来以后过冬打煤砖的那天，许多人仿佛不约而同地在那天早上来到干活的地方，这里包括了比我们岁数大的多的张和昌，楼相源，大李（楼师傅的妻子）。。。很多人我很不好意思叫不出名字，我更不好意思的是，由于人多，一车煤砖不一会就做完了，而几乎所有的人，没有喝水，我也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谢谢，就全都走了，我当时真是不知说什么，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
7．10日我丈夫出院时，朱医生，陈医生的建议，是要尽量早送他离开条件艰苦高原到内地修养和恢复，只是当时他的身体是承受不了任何汽车旅行的；出院后陈医生一直细致关注恢复的过程，仔细地配药，用量和搭配。在四普那么多人，那两个多月的精神和物质帮助之下，我丈夫的心脏功能逐步平稳好转。。。8月下旬，陈医生和县医院的医生们认为他可以准备旅行回内地了，当时定在九月一日下山到甘肃的柳原，在搭乘火车去西安，那里是地质部的一个疗养院。
9月1日之前，在我们做去西安疗养的准备时，陈医生培训我很久。虽然我丈夫可以旅行了，由于他的心脏并没有真正彻底恢复，陈医生担心去柳园一路的汽车颠波，很可能会出问题。他除了仔细嘱咐激素的严格减量规则，计量，还做了最坏的准备，象心脏骤停的抢救措施，包括如何直接向心脏注射阿托品，确切部位，如何做人工呼吸等等。。。都为我们做了最精细的准备，知识，药品和设备，这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做了最周全的安排，没有陈医生的这些专业知识，培训，我是不会对丈夫有那么到位和全面的照顾，我也不会有勇气能踏上一个人送田洪均，在当时条件下，从格尔木到西安几百公里颠簸周折的旅途！
正是在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有了陈医生这样用心和专业的医生，注意到了其他医生没有注意的关键细节，我丈夫没有因无知而踏上黄泉；在生命需要抢救的时刻，有了象朱医生，陈医生这样被流放的优秀行医者，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正确的治疗步骤和方案；生命脱离危险之后，陈医生指导的恢复措施，让他的恢复的途径非常顺畅。。。后来，当我自己也涉猎医学的领域后，更加为我们感到幸运。。。正是因为他在生命需要抢救的关键时刻，碰到了这样的几个医生，三十岁的他，急性重症风湿&病毒心肌炎，到医院时已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的临死边缘，我丈夫后来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到现在为止，心脏都是很健康！
这已经是46年前的往事，在1977年末和1978年夏天，我和我丈夫分别考上了77届大学和78届研究生离开了四普，80年代又到了海外，这四十多年中，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心里都带着西藏的灿烂阳光，蓝天白云和强劲不息的长风！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工作过的单位四普都是心底里最明亮，最温暖的那一片园地，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2016。12。23 落笔，2016。12。25修改，2020。11。19再修，南天平洋，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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