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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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民海

桂民海(1964年5月5日-)出生于宁波,198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1988年留学瑞典哥德堡大学,六四事件后入籍瑞典,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哥德堡大学任职到1999年。1999年,他从瑞典回到家乡宁波,为瑞典一家制造空气净化产品的唐友公司开设中国子公司,10月21日开业,任董事兼总经理。

2004年,桂民海到德国在Nordpool咨询公司担任顾问。此后一直在德国居住。2005年用“桂民海”之名在北京的《中国社会导刊》发表两篇文章。2006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次年在国际笔会活动中结识香港出版界人士,2012年成立香港巨流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买下铜锣湾书店。

桂民海著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北欧的神话传说》、 《雍正十年: 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和《我把黑森林留给你》。

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是于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现今店址位于台湾)五人陆续失踪之事件。失踪5人是该店母公司巨流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桂民海与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铜锣湾书店经营者李波以及店长林荣基。失踪半个月到3个月后,全部人员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特别是李波失踪案,因为除了他其他4人是在泰国与中国大陆失踪的,但由于李波是在香港境内失踪,因此格外受到香港与澳门社会的广泛关注,质疑他是否被人强行由香港境内掳至中国大陆,及有否牵涉中国大陆官方人员跨境绑架。事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事件轰动国际,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本等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关注,并要求中国解释及释放失踪人士。

37家瑞典报纸于2018年6月5日共同呼吁中国释放出版商桂民海,重要的学术界人士、编辑、记者、政界人士和演员等多人也参与连署。2019年11月15日,瑞典国际笔会向桂民海颁发图霍夫斯基奖,表彰他捍卫出版言论自由的贡献。瑞典文化部长阿曼达·林德亲自到场象征性给因被囚禁无法到场的桂民海颁奖,她发言时表示当权者永不得拥有“攻击艺术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的自由,同时在接受TT通讯社采访时强调瑞典要求中方释放桂民海的立场。

桂民海于2020年12月6日荣获德国约翰·菲利普·帕尔姆奖(Johann-Philipp-Palm-Award)。该奖项表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个人和机构。因疫情关系,颁奖典礼在线举行。

约翰·菲利普·帕尔姆新闻和言论自由奖奖金总额为2万欧元。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个人和机构。该基金总部位于德国巴符州绍恩多夫(Schorndorf),以绍恩多夫书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的名字命名。

帕尔姆(Johann Philipp Palm,1768– 1806)出生于绍恩多夫镇,年轻时曾到埃朗根,在叔父约翰·雅各·帕尔姆(1750– 1826)手下当学徒。此后,他在纽伦堡与一位姓斯泰因的出版商的女儿结婚,并继承了岳父的出版社。1806年春天,他的出版社把一本名为《德国深受侮辱》(德文: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的小册子寄到奥格斯堡(后来的人相信该小册子可能由安斯巴赫的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耶林撰写)。小册子大肆抨击拿破仑及其法国军队于巴伐利亚的所作所为,更呼吁民众武装起义或暗杀拿破仑。

当拿破仑本人得知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并且无法找到小册子的作者时,他下令拘捕把该小册子付印出版的帕尔姆,并把他送到位于布劳瑙的一个军事委员会受审。拿破仑向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在24小时内处决帕尔姆。帕尔姆坚决拒绝透露作者的姓名,审判他的军事委员会也不让帕尔姆答辩。帕尔姆于1806年8月25日被送上袋鼠法庭,次日被枪决。

自2002年起,一个来自绍恩多夫的私人基金成立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奖”,表扬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人士。[1]

注释

 [1] The Johann-Philipp-Palm-Award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708115852/http://www.palm-stiftung.de/johann-philipp-palm-award/jpp-preis.html?changelang=2

 

谢盛友 发表评论于
一冰

https://blog.creaders.net/u/6177/202012/391716.html

关于桂民海和他出版的那本黄书,本是老生长谈,我早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可是看到有人还不遗余力地把桂民海打扮成什么¨捍卫言论自由的英雄¨,呵呵,实在太滑稽太离谱,那我就不得不说几句了,只让事实和真相说话。

桂民海主持炮制的那本《习近平和他的六个情人》,列出六个和习有染的女性,仅看其中一名:柴玲。众所周知,柴玲是八九六四的学运领袖,当年她被黄雀行动营救先到了法国,后又转赴美国上学创业成家,这一路有迹可循。习那时又在哪儿?尽管他也曾到过美国参加过短期干部培训,但是,作为一个被执政党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他不可能去会见那么一个充满争议的危险人物,何况还是敌我矛盾的双方。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交集。

还有一位,作者列出的是影星刘晓庆,这种信手拈来信马由缰的胡扯,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仅从这两个和习完全不相干的人,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凭空捏造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一本三流出版物,靠炒作政治名人和女明星的绯闻当噱头赚钱,手段可以说卑鄙无耻,一个有着基本职业素养的人是不屑于出版这类黄书的。

我对这类书本来没啥兴趣,可因为后续话题热闹,承蒙有网友截图转载就看了两眼,立刻觉得文笔拙劣,无法卒读。但还是耐着性子读了习和薄在办公室内的一段对话,哈哈,显然又是一番胡抡,作者显然没有采访两位红二代中的佼佼者,而且连他们的心态·习性·语气都不熟悉,可以说,这本蹭名人编野史的书既没有历史价值,也没有文学价值。

在一个法治国家,如果一本书用了别人的真名,又恶意地罔顾事实,污蔑丑化,那么被告诽谤罪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他的幕僚金溥聪都曾打过名誉官司,尽管时间拖沓冗长,但最后都打赢了官司,被告登报道歉赔偿罚金。可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习也打这么一个官司,等于杀鸡用了宰牛刀,反而给这本破书做了广告,无形之中替他们宣传了。

桂民海敢太岁头上动土,出版这么一本黄书,可能是他觉得天高皇帝远,习未必会知道,或即使知道也顾不上,无法与他这么个小人物远距离较真;可他忘了国内多少盗版商,只有敢盗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和《西藏七年》的被逮捕法办了。而那时习刚刚登基,年轻气盛,很爱惜形象,刚开始树立个人威信,却被这么个奸商肆意侮辱践踏,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年前,我去香港时曾见到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也是以出版纪实性回忆录为主,即所谓的政治禁书,作者群号称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级别。据他说,中共方面开始处理此事时还是蛮客气的,找到铜锣湾书店(也是出版社)的几个人说:这本书与事实不符,涉嫌诽谤,希望他们不要再出了,已经出版的库存由他们全部买下;铜锣湾的书商点头同意了。可是他们在收钱后,一转脸换个封面又出了一本,这下可是让办案官员大怒,他们不得不先礼后兵了。

这让我想起发生在美国的江南案,其中的细节也是作者收了国民党的钱却我行我素继续出版,激怒了主管清治部门的蒋家成员,通过台湾竹联帮赴美诛杀。贪婪且狡诈,希腊神话的地狱里关着的都是这种人。

第二次可谓来势汹汹,国安人员象老鹰捉小鸡似的抓捕了几个涉事股东,搞出这么大动静,看来也是为了通过此举恫吓香港出版界,从那以后,出版业风声鹤唳,出版人诚惶诚恐,进入了少见的寒霜期。虽说是唇亡齿寒,香港同仁为何没有为其发声,就是因为铜锣湾书店的所作所为实在下作,以致那些严肃正规的出版社也觉得脸上无光,无从辩驳;而且法律上在确定责任大小时,历来看重谁是第一个挑衅者。

桂民海有恃无恐,是因为他自诩有两层保护衣:一是瑞典身份,一是香港出版地。然而新一代掌权者血气方刚混不吝,根本不去纠缠那些名词属性,从泰国芭堤雅把正在逍遥度假的桂民海抓回大陆。第一时间桂强调他是瑞典公民,可是他在香港从事出版业,而且是在华人世界展开活动,何况他还留有中国国籍。

中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就把几个不法书商收拾了,只是这种寒蝉效应立刻在香港生效了,不断弥散开来,香港人兔死狐悲,担忧恐惧,终于形成大范围的集体抗议。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导致亡国的千古小人费无忌的历史作用。

至于什么帕尔姆奖,呵呵,西方对于中国的很多人与事,仍然对焦不准,似是而非,有时搞得不伦不类。帕尔姆出版的《德国深受侮辱》一书,是因为德法战争,他站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抨击侵略者。而桂民海出版的是一本拙劣下流的黄书,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而已,他获得出版界的帕尔姆奖,真是亵渎了这个奖,因为其内涵和意义完全不同,不过现在滥竽充数·欺世盗名的骗子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桂民海作为一个出版商,和官方的权力资源极不对称,这使他像一个天然的受害者,可是别忘了,他首先是一个害人者。

moba0714 发表评论于
you did not say Mr Guei is a free man or not, we like to know
moba0714 发表评论于
thank you for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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