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在中国的领导下，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在亚太地区形成。中国由此向世界经济的顶峰又迈出了一步。而美国和欧盟则好比站在球场边缘，只有看着的份儿。“德国《焦点》杂志文章关注了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大动作。文章写道：”就在中共明年庆祝建党100周年前，习近平以此强调，中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已不可阻挡。”

文章认为，“特朗普狭隘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各种贸易纠纷，推动了这一发展。奥巴马任下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能够加强美国在亚太增长地区影响力，但随着特朗普宣布退出，这一愿景变得遥不可及。待当选总统拜登收拾好特朗普的残局，新的亚太经济巨轮已经行驶了很远。”

文章写道，2019年，美国和欧盟在全球GDP中分别约占15.9%和15.4%，中国约占17.4%，而2020年的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迈进。“和‘西方世界’不同，中国在新冠时代也能实现经济增长，而美国和欧盟却正在经历二战后最大的经济衰退。”

 

 美国会衰退，中国成为世界老大？我们来看看昨天逝世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怎么说。

 

傅高义认为美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困难： 

 

当我在1950年代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美国的民意还相对比较团结。那时的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而当时的经济依旧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工业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仍旧没有对手，而其他国家都青睐美国制造的产品。那时候的美国就业充分，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很有自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那时为了国家利益而合作，而美国也全力支持国际组织的发展，大力援助其他国家而使其不致走上战争的道路。 

 

美国的科技持续进步，农业也得益于此继续机械化，用更少的人力获得了更多的产品。在1946年，美国有将近六百万从事农业活动的家庭；这个数字在2000年下降至不到两百万，但我们生产了更多的农产品。在二战后，世界上其他工业国家从战争的创伤中逐步恢复，也参考了美国工业化中的经验，而他们的工人也愿意接受比美国工人更低的工资。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但也在工业转型方面有所不足：我们没能很好地处理那些过去的大规模工农业基地，这些产业对当地社群的就业帮助重大。美国发展出了庞大的服务业产业，但产业人员收入并不平等。一些企业和企业高管由此收益，收入颇丰，但他们并没有给他们的员工支付足够的薪水。我们的国家在军事领域投入了太多的资金，以至于没能够兼顾基础建设设施现代化，也没能给国民提供普适性的公立医疗保险。 

 

美国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能够提供给所有国民均等的、高质量的教育。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有着一些国有的电视台，地方城市有一些纸媒给当地社群提供不同观点的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开始能够“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这使得不同人群之间观点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二战时期，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一同站在战场上为国家拼搏；在二战后，我们的国家开始努力逐渐减少针对黑人社群的歧视，在工作场合中的女性也开始能够获得更多机会。不过，当有些并不富有的白人男性发现自己的就业机会比以前少，而一些非洲裔青年却能够通过奖学金去上他们并不能够支付得起的大学时，他们开始对政治菁英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没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高收入且有尊严的就业环境。 

 

这些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的美国人正是那些会对政府对中国的指责感到满意的人，尤其当他们听到了那些中国政府看似不公和暴力的所作所为：他们听说中国政府给在华的美国企业制造困难，却给中国企业提供优惠；他们听说中国政府对在公共场合表达政治诉求的人不加审判而予以惩罚；他们听说中国通过在华美国企业、在美留学生和电子监听的形式获得美国机密；他们听说中国政府假借“非军事化”之名在南海填海造岛，建设军事设施。 

 

傅高义认为中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困难： 

 

面对位居世界第一的14亿人口，中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当中国有着复杂多样的人口构成，他们有着许多少数族裔群体，和一些并未享受到发展福利的人群。中国人民对自己在19和20世纪的屈辱历史有很深刻的认知，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那时并不团结，而许多人也认同在1949年后形成的国家团结意识非常重要。他们愿意因为这点牺牲自己一部分能在公共场合表达诉求的权利。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迅速的，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现代道路、铁路、地铁和炼钢厂来获得收益；但对中国而言，当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几近充分的时候，中国人民很难再期待他们的生活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有天翻地覆的改善。 

 

当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始时，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因此积累了不少财富。在中国仍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中央政府还能相对轻松的维持政治稳定；但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富起来时，维持政治稳定就是相对比较难的任务了。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从改革开放中看到追逐个人利益的机会时，中央政府看到的是腐败和潜在的地方主义威胁。面对这些政治问题，中央政府的策略是运用科技手段实施更严格的信息管控、更全面的监控系统。 

 

从九十年代开始，有关二战和抗日战争的中国电影展现了日军在二战期间在中国令人可憎的所作所为，也增强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当200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体量超过日本时，中日关系也达到了最紧张的地步。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以超过美国为目标，而一些中国人也通过与美国相互攻讦来获得某种支持。诚然，一个国家需要爱国者来守卫他们的家国，但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些人不通过对外转移矛盾，而通过致力解决本土问题来实现国家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