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桂鸣:司徒雷登,历尽刧波度余生 (上)

【华夏文摘】 易桂鸣:司徒雷登,历尽刧波度余生 (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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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司徒雷登大使1948年作为外宾出席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

在国务卿艾奇逊再三摧促下,司徒雷登大使终于在1949年8月2日,登上美国大使馆配备的两架专机中一架老旧小飞机,告别南京市西康路33号的美国驻华使馆。

除了三名机组人员,飞机上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和另外五名美国使馆雇员;一共8人,加上全部乘员的行李后,飞机严重超载。但是,当时只有驾驶员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不可能减人扔下谁不管。于是,驾驶员在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启动飞机,摇摇晃晃地升空、爬高,然后缓缓地朝东南方向飞去,不消一会儿,它就把紫金山甩在身后。飞机目的地:日本冲绳岛。

离开南京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很希望去一趟北平,到燕京大学校园看一看。已经接管北平市的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司徒雷登的心事,特意派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时任中共南京市外事局负责人),五次登门拜访老校长。黄华鼓励恩师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有意与这位美国大使见面。但是,司徒雷登清楚,如果冒然前往,他不仅违反外交纪律,甚至会在太平洋两岸掀起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当苏联、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纷纷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南京前夕,随着李宗仁代总统南迁移至广州时,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选择继续部分留守南京——他不想放弃与共产党人沟通的机会,他要近距离观察时局变化。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7月2日来电,要求他在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既不要去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广州,也不要去巳经被共产党年接管了的北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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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司徒雷登大使与周恩来会谈)

可是,司徒雷登心有不甘。7月20日,他再次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征询他去北平的可行性。艾奇逊的电报答复,明确敦促他不得迟于8月2日返美述职,言之凿凿,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就是在这样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司徒雷登收拾行囊,匆匆上了返美的专机。他万万没想到,此番悄然离去,竟成为他与生活了五十载的中国的一次永别……

当飞机越过风平浪静的东海,安全抵达冲绳岛,司徒雷登一行得到岛上美国驻军的接待。在等待换机的时候,有记者釆访司徒雷登,摸底美国政府对中共新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坦言,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保持两国正常关系,这个选择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司徒雷登并不知道,他此番言论,当天在台湾和美洲大陆引起异议。

一架装备完好的“B-27”大使馆专机到位后,司徒雷登自冲绳继续向东南方向飞行,途径关岛稍作停留;8月5日凌晨2点,司徒雷登一行的飞机,终于完成太平洋岛链跳跃式飞行,顺利到达夏威夷的檀香山岛。司徒雷登在此地受到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德福特上将和副海军上将莫雷的热情接待。从战火纷飞的中国大陆,突然来到天堂般美丽的太平洋热带海岛,司徒雷登突然有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半个地球之外欢迎他到来的人群中,竟然也有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燕京大学“桃李满天下”,司徒雷登感到特别开心。

但是,司徒雷登的愉悦心情很短暂。到达夏威夷的第二天,他收到美国国务院8月5日发布、全文有 1,054页的《白皮书:1944年 — 1945年美、中关系特别报告》的两个副本。在8月6日从檀香山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司徒雷登仔细浏览了这部洋洋洒洒、超过一百多万字的《白皮书》。司徒雷登猛然顿悟了为什么艾奇逊勒令他8月2日必须离开南京——不然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司徒雷登这会儿意识到,他在冲绳岛对记者的讲话,将会给他惹上麻烦——因为他的发言与《白皮书》的政策相悖!

离华前司徒雷登就被告知,国务院近日将有重要中国政策文件出台。拿到《白皮书》副本后,该报告的内容和结论仍然使司徒雷登大惊失色。除了对《白皮书》里面充斥的矛盾大惑不解,他还有一种自己被国务院出卖了的感觉。因为《白皮书》不仅不适时地公开了他发往华盛顿的许多“秘密电文”,而且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华民国输掉了一场内战,那是国民党的过错,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无关,美国不对此担负任何责任。美国不再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但是美国也没有表示承认大陆中国共产党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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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发表在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身为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的司徒雷登,除了对国务院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感到震惊,还感到十分被动。他怎能不被动?获悉美国政府公布的《白皮书》后,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夜之间,司徒雷登这位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培养了不少学生”的燕京大学校长,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挟起皮包走路的“美帝”代言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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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司徒雷登走下美国驻华大使馆专机)

8月10日下午4时许,司徒雷登在旧金山逗留了4天后,终于抵达他回国述职的目的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机场,受到名人一般的欢迎。到机场迎接他的人群里,除了美、中两国的朋友们,亲戚(他的兄弟和弟媳),国务院官员,还有中华民国驻美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人员。

出了机场,司徒雷登就被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巴特沃思直接送往位于华盛顿西北区C大街2201号的国务院大楼。巴特沃思曾经在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参赞。他精通中国事务,曾任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两党谈判事务的政治顾问,并且与司徒雷登大使稔熟。司徒雷登甫一落座,巴特沃思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不接听你不需要见的人打来的电话。暂时隐姓埋名几天。巴特沃思局长甚至建议司徒雷登离开华盛顿十天至两星期……司徒雷登明白这是针对他在冲绳岛的发言而来的警告。他只能点头应允。与巴特沃思简短交谈之后,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一起被送往市区一家叫“卡莱顿”的旅馆住下。

但是,司徒雷登闲不下来。两天后,他给国务卿艾奇逊打电话。艾奇逊预约他第二天一起去见杜鲁门总统。于是,在到达华盛顿第三天,司徒雷登在国务卿艾奇逊的陪同下,前往白宫拜会杜鲁门——这是司徒雷登当上驻华大使后第一次与杜鲁门总统见面。俩人到底谈了什么,无记录可查,成了一个谜。但是,不难推测,司徒雷登与杜鲁门会见之后,他对现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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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左至右:司徒雷登大使、蒋介石和马歇尔将军)

数周之后,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又拜会了刚刚从国务卿任上退休不久的马歇尔将军。因为有在中国过往、互动的经历,久违重逢,俩人像老朋友一样相聚甚欢。司徒雷登日后回忆说,他很珍惜与马歇尔将军会晤时的友谊气氛;但是,谈话内容传递给他的信息,強化了他阅读《白皮书》之后产生的、有关对华政策深重的忧虑。

在华盛顿期间,司徒雷登在国务院的对口单位是“远东事务局”。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帜巳经明朗化,国会山两党之间,正在蕴釀一场政治质疑风波——执政党和在野党开始相互问责:谁丢失了中国?中国问题在华盛顿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各方、特别是媒体热追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司徒雷登在美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关注。国务院建议司徒雷登尽量廻避记者、减少公开露面,尽量冷处理。

虽然巴特沃思局长告诫在先,但司徒雷登是一个社会名流,即使他不主动出面,也会有人找上门来。他总不能装聋做哑吧?经过国务院同意,司徒雷登后来获准给“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发表一个演讲。前提条件是,他的演说稿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查和批准。司徒雷登按照要求做了。牧师出身的司徒雷登,为了神圣的宗教事务,在康州做了返美后的第一个公开演说。此后,他又用同一个讲稿,在新泽西州“中央长老会教堂”,做了第二次演讲。

虽然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激情四溢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但是它似乎并没有影响远在美国的司徒雷登。一是因为那篇文章,与其说是嘲笑司徒雷登,不如说是毛泽东对杜鲁门政府的政治宣言;二是因为司徒雷登此刻更关注的是《白皮书》发表后对华事务所具有的后续影响。实际上,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只字未曾提及毛泽东嘲笑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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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杜鲁门总统称国民党高官“每一个都是该死的贼!”为了表示厌恶,他故意冷落访美游说更多美援的宋美龄,直到她在华盛顿等了一个星期后才接见她)

“无任所大使”司徒雷登此间对华事务热忱丝毫不减。10月初,他出席了国务院一个关于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 )简报会。应邀参与者,是政府各部门远东事务的专家。主持人菲利普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华民国已经成为过去时,建议大家讨论承认中共政府的问题。众多参会者表态,敦促美国政府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在物质上支援新政权……司徒雷登从参会者的发言中,清楚地察觉到美国政府内部的风向正在转。道义的天砰,似乎在悄悄倒向有着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大陆。“承认新中国”,成为华府上下的热门话题。

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10月中旬,司徒雷登在华府接见蒋介石派来华盛顿寻求更多美援的特使郑介民将军。司徒雷登以美式率直的表述,直接告诉郑介民,美国政府再也不会向国民党伸出援手……尽管在10月4日,在苏联等国家宣布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美国国务院重申了对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士气低落;政府表面上依然背书中华民国,美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向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提供美元和物资。杜鲁门总统甚至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再向台湾政府提供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国务卿艾奇逊紧接着又在1月12日的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招待会上发言,重申了杜鲁门总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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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在宴席上慢饮细酌的金日成和斯大林)

华府国会山,與论上下,各个不同场合(包括在联合国),不停地讨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问题,司徒雷登的心情是喜忧掺半。直至同年5月,35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名上书杜鲁门总统,要求他澄清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立场。面对压力,国务卿艾奇逊出面,代表总统答复参议员们时表示,杜鲁门政府绝对不会在没有咨询参院外交委员会的情况下冒然承认中共政府。但是,民心和舆情之汹汹,大有诀择不可逆转之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新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突然受到挑战:在斯大林授意下,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以“统一南北方”的名义,越过“三八线”,入侵大韩民国,全副苏式装备的朝鲜军队直逼韩国首都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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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金日成(右一)与苏联红军将领们)

措手不及的杜鲁门总统,于7月27日仓促下令美国三军武装支援韩国政府抗击朝鲜入侵,并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防止任何中国大陆武装对台湾岛发起进攻……当台湾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拟向保卫韩国的联合国军派出三万人的部队时,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防务更需要这些人力物力,婉拒了台湾的请求。朝鲜半岛战事,成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契机,使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是随着“美国军事援助咨询小组”的成立和访台,美国对台湾国民党军援从此翻开新篇……

司徒雷登失望地注意到,随着“三八线”一声炮响,美国国会和舆论一度甚嚣尘上的“承认新中国”的议论,一夜之间消声匿迹……

(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五二期(cm01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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