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发说开去——广院回忆之二
WindCapital
九十年代后期，有档次的音响发烧友开始玩真空电子管胆机功放，号称声音温暖。我那时候也玩发烧音响，但没到痴迷的程度，对电子管的玩意儿也不感冒。每当烧友跟我狂吹电子管的时候，我会不失时机地抛出纯甲类功放、谐波失真?、频率响应、顺态响应、信噪比等专业词汇，一般烧友马上会由狂吹转向敬畏。如果还不服的话，我会在谈话中用signal to noise ratio来代替信噪比，用frequency response 来代替频响，对方一般会有表示请教的态度。如果还不服的话，我会漫不经心地指出，你玩的这个电子管也就是个AK47，我玩的电子管是B52，我会拿他的腰来比照电子管的尺寸，15千伏阳极高压，见过吗？探头靠近，示波器就嘁哩喀喳地蹦，我会把手指作为探头靠近他的脸，就像阿Q在王胡的脖子上比划杀头，无论多么牛掰的烧友，都会被震住。当他流露出对我的电子管专业的深厚功力的不解时，我会风轻云淡地告诉他：我的专业是电发。
?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专业名字叫无线电技术。86年入校时，据系里老师介绍，无线以前叫电发，其实现在还是电发，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同学们毕业好分配。我以前有个女同学叫胡文静，其实根本不文静。名字只是表示一种美好的心愿。这就带来了麻烦，当遇到真正的无线电专业时，我对于某些领域的无知不得不用坦白来掩饰窘迫: 其实我的专业是电发，广播电视发射。我们专攻广播电视技术，不玩大而全。
我报的第一志愿不是无线电技术。根据不可靠的谣传，因为负责在我省招生的老师是无线系的，他把高分考生都纳入了无线麾下。我相信不相信或者接受不接受，都不重要，没有上诉和改变的机会。但是说实话，招生老师的做法有点不负责任，他决策的灰尘落到我头上就是一座山。无线专业意味着毕业后上山。
? 这是我进广院时被告知的最重要的信息: 发射台都在山上，远离市区，条件艰苦，不要去。这也是我出广院时被告知的最重要的事情: 发射台都在山上，远离市区，条件艰苦，找对象都难，千万不要去。我是学了四年才知道: 这个专业有找不到配偶的风险。我上的是广播学院，但是从寻找配偶的角度，等同于地质学院或者气象学院。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享受专业学习。不是我学不会，而是翻开书本就看到了“都是那石头和茅草”的发射台。?幸运的是，这个专业里有一批我这样的学生，所以我在反学习的道路上，不是落在最后的学生。
电发专业是广播学院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最早在1954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培训班时就有电发。是不是很牛？恰恰相反，从往届同学遗传下来一个观点，无线系地位不高，甚至被歧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业以后当的官小？挣的钱少？功课太难？性格呆板？最大的可能是毕业出路太差，因为跟无线同样处在歧视链底端的难兄难弟是微波。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原因，有社会环境和行业特点等多方面原因，我在弱冠之年是整不明白的，少年维特在那个年龄连搞对象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有一次为这点事儿差点闹大。在无线和另外一个专业进行足球比赛时，场外观战的两拨同学打起来了，无线系的一位同学拳脚不济，被打了个血鼻子，学校也没处理。那时候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有人找我在学校游行抗议——反歧视。我觉得歧视确实是有，但是拿足球比赛打架说事儿很勉强。广院足球世界比打架过分的事情多的是，没见处理谁。学校联赛曾经为了比赛易于管理而强行排除外语播音参赛(当然他们也没争取)。有的前锋在比赛中故意将球往对方助威的女同学身上怒射。球员不去厕所，在球门后面撒尿。输了球殴打裁判。广院东边的球场类似于香港的九龙寨，法外之地。我涉世未深，但是已经知道对拿不准的事儿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立场。可能是我的怂，导致运动流产。
“六十分万岁”在当时是公开的口号，所以六十分和一百分对于我这样的学生来说没有区别。目标定在六十分难免翻船。我挂过课。据消息灵通人士替我打听，我本来不应该挂的。那门课是播控开的，由于无线在自己的课上卡了六名播控学生，播控以牙还牙，也卡了六名无线学生，我刚好是倒数第六名。我想申请查卷子，有好心的同学警告说不要自找不痛快。
不学习的话，总得学点什么。弹吉他和踢足球虽然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但是还是有耗不完过剩的精力。在大三已经停了英语课?的时候，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爱好是英语。发现真正的喜好需要时间，郝思嘉知道自己需要白瑞德，耗了整整一本《乱世佳人》。
我的英语底子不全面，三线城市的英语不强调听和说，大一英语分班时自然分到了慢班。慢班课堂秩序自然不太好，老师自然不会上心。我记得大二时，我有一个学期没有英语课本，忘了是丢了还是没买，总之老师很吃惊，问了一下，竟然没当回事。她可能认为这个学生英语确实没救了，或者家里困难。
关于如何找到了英语这个学习G点，我自己也没有摸到心历路程。我的思想从来都不前卫，那时候虽偶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羡慕，但是核心观念是毫不动摇的：中国是全世界最有前途的国家，作为天之骄子非常期待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大潮。我没有一刻和祖国分离的念头。也许多少受外语系同学的影响，他们男生少，经常过来凑麻将桌。但是我跟微波的同学天天混，从来没有喜欢过大锅盖子。
广院的学习条件真的非常好，看电视很方便，那时候电视里还有英语教学节目。大四专业教室里有电视。实验室里有大屏幕电视，老师并不吝啬钥匙。英语教学的时间点常常在周日，我可以不受打扰地观看。广院图书馆里外语图书很多。感谢图书馆的朋友，大方地让我阅读那些印刷精美的英文图书，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以阅图为最大快乐。
我从来没有问过外语系同学关于英语的问题。我可能有心理障碍，觉着自学别人的专业有点丢人，就像杨露禅在陈家沟偷学太极拳。但是他们确实给我的英语学习设立了标杆。广院有时放映内部英文电影，有同声解说，很受欢迎。我就问外语系的同学听得懂吗？回答说听得懂。真听得懂吗？真听得懂。我参悟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中国人能听懂英语。
工科的学习氛围比文科要严肃得多，但大体上还是比较活泼。平时的休闲必定导致考前的恶补。考前自习教室里都抢座，象我这样懒散的人自然抢不上光线亮和空气好的教室，经常去主楼北面那个灰色的教学楼自习室，晚上除了自习教室里微弱的灯光，到处黑咕隆咚。大四有了实验室，在主楼一层，很安静，很适合上自习。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实验室学习，由于学习太认真，学到太晚，竟然被锁到了主楼里。十几层的主楼，估计一整夜就我一个人。我当时想幸亏广院不是医学院，否则困在满是福尔马林泡的大楼熬一夜，非得住安定医院。
电发的毕业实习严格意义上不是实习，因为基本上都是在本系(据说往届学生给地方台印象不好，越来越没人接收)，不过我想同学们是不在意的。发射是迟早要干的，就像已经定了的亲事，婚前还是婚后发生第一次性行为，无所谓。
我的毕业课题是修理一台单边带调幅发射机。这是一个听着很有学问但是几乎没用的领域，系里留着那台发射机就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没有课题的毕业生。我当时是真下了大功夫，查遍了所有广院图书馆以及系里有关单边带调幅的资料，甚至发现了所有的书都源自一本五十年代的苏联专业书。那时候还有苏联。
由于我的准备充分，毕业答辩时我竟然答出了所有的问题。我感觉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小小的奇迹: 以高分入校，经历了学术的磨难之后，以高分出校，完成一个大学学业的反转抛物线。这也许让老师们有点吃惊，这个时候跟我比较熟悉的一个老师显示了插刀教的本色，问了一个学术上超纲、道德上沦丧的问题，我心里跟外交部发言人一样，感到了提问者的敌意，但是我没有发言人那么硬气，答不出，只好在问题面前认输。下来以后，我进行了反思。我并不怪提超纲问题的老师，是我自己平时言语轻浮，把对立元素兑进了师生关系。十多年以后，我在国外读研究生时又遇到类似的问题，每天泡在一起的导师在打分时反而最不客气，才明白师生关系其实是最微妙复杂的关系之一，远非简单的施恩授业或者严苛对立所能表达。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见行业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要。一个男人对付一个行业跟对付一个女人的区别是: 女人改变不了男人，行业真能改变男人。我毕业后没有上山，电台值班的机房在市中心。每五天会有一个早班，需要早晨五点半上班，这个残酷的工作时间把我大学四年养成的晚睡晚起的坏习惯彻底纠正了。若干年后，我在机房负责，苦于年轻时所受的折磨，向领导提出能否采用技术革新，实行自动化开机。领导说想法很好，自动化开机以后，闲下来的人是不是去你家吃饭？
广电技术发展太快了。我刚参加工作时，电台机房里全都是电子管发射机，十年后，除了超大功率发射机以外，都改全固态了。我在广院学的那些东西，不得不如数还给学校。我也目睹了某些部属广电企业的衰败，从出差到该企业的接待规模上：90年代初是请一桌子饭，几年以后是给饭票自己去食堂吃，再往后就彻底没饭了，再往后，我还从北京拉厂子的技术大拿跑几百公里到我们台里吃饭。
电发后来不叫无线电技术了，又改名了，不知道是否还是为了毕业生好分配。希望孩子们的毕业实习里不再有单边带调幅这种屠龙术。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信息系统，跟电发彻底没有关系。离开电发以后，我对它的怨言全都烟消云散了，当然也没有留恋。就像离了婚的男人，不能执着于对前妻的埋怨。
2016年我在堪培拉小住，参观堪培拉植物园。那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好看的植物园，植物的品种不多，搭上那时候是南半球的冬天，满园光秃秃的风景。但是在背景中，有一座苗条的铁塔，我一眼就认出了在蓝色天空里亭亭玉立的是久别的发射天线。那一刻，我想起了电发。那个时间点距离我踏入广院开始接触电发，整整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