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23：“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6期
文 吴明韬
一、
南京名胜夫子庙，坐落于城内偏南侧的秦淮河畔，系东南第一文化古建筑群，也是著名的“秦淮文化”的精华之地和名闻遐迩的小吃美食世界。历史上，夫子庙曾在南宋建炎年间、元末明初、清咸丰年间、抗战初期累遭兵火焚劫。至1949年南京解放时，夫子庙作为历史文化古建筑群的功能已经丧失过半，但仍保持着大江南北数百种小吃的东南饮食文化特点，故在当时依旧为这座著名古城的一个繁华处所。
本文所记述的这起江南名案的帷幕，最初就是在夫子庙拉开的——
1949年1月13日中午11时许，一个身穿藏青色夹西装、外罩黑色花呢大衣、头戴鸭舌帽的三十多岁的国字脸男子，来到了夫子庙秦淮河畔的“集大成酒楼”。跑堂客气地把他引进店门，按照客人的意思将其引领至临窗的一副座头，一边用抹布擦拭着其实已经一尘不染的桌子，一边口齿伶俐地介绍着本店的特色菜肴。
“国字脸”漫不经心，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接过另一位跑堂端上来的茶水，微呷了一小口，缓缓说道：“你替我选四样清淡的菜就可以了，中盆的，来半斤白干，放两副筷、碟。”
跑堂马上报出了四样菜肴和酒的名称，得到客人的认可后，一边扬声吆喝着通知厨房，一边快速取来两副餐具。“国字脸”直到这时才想起自己的另一只手上拿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还没有放下，遂扫视了一下四周，把皮包放在桌子靠窗口的那一侧。他那一瞬间的神情似乎有点异样，紧张和诡谲相交织，由此可以想象这个公文包内多半装着具有重大机密或者极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予以特别防范。
“国字脸”事后回想起来，他对于自己的疏忽深感后悔。因为他竟然没有留意到，已经有人在跟踪他了。
跟踪“国字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二十五六岁的大个子男青年，身高超过一米八，凶悍的脸上长着两条特别容易引人注目的扫帚浓眉，大冷天竟然只穿着一件球衣，外罩一件草绿色美国军用茄克衫，没有扯上拉链。此人一定长期坚持某项体育锻炼，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即使隔着一层球衣，也能看得见那两块发达的胸肌。这“扫帚眉”是在“国字脸”跟跑堂说话时上楼的，没有看“国字脸”一眼，背对着“国字脸”看着楼梯口一侧墙上的价目表，所以没有引起“国字脸”的注意。
另一位跟踪者倒是使“国字脸”的目光在其身上稍稍停留过瞬间，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看上去很瘦弱，苍白的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质地考究、制作精良的丝棉祆，像个出身富家的高中学生。“眼镜”不是跟“扫帚眉”一起上楼的，他是在“扫帚眉”上楼后片刻才慢慢腾腾地一步步挨上来的，一条腿似乎还有点微瘸，像是扭伤了的样子。别看“眼镜”年岁轻，却是一副老食客的架势，上楼后冲跑堂打了一个手势便把跑堂招到跟前，问有什么时鲜菜肴，然后在“国字脸”座位侧后面的一副单人座前落座。“眼镜”的举止使“国字脸”觉得异样，但这种异样当时给他的感觉仅仅是“与众不同”，决没有与防范意识联系起来。他只以为这个富家子弟是来花钱买醉以图一乐的，这也是历代文人追求的“秦淮文化”的一种形式。
接下来，“国字脸”就发现情况不对头了，那个“扫帚眉”看了片刻价目表后，竟然径直来到他的这副座前，用屈起的手指关节叩着桌面，凶声凶气道：“让开！”
“国字脸”暗吃一惊：“什么？”
“叫你让开！老子要坐这里呐！”
“为什么？”
“我算了一命，瞎子说我面临灾难，今日午时必须在这家酒楼的这个位置待上一个时辰方可得以解脱。”
“国字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钻进一个套套儿，顿时火往上涌：“如果我不让呢？”
“扫帚眉”仰面大笑：“哈哈……敢跟老子吹胡子瞪眼睛，你也配？”笑声未落，他的手里已经像耍魔术似的亮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跑堂一看苗头不好，马上奔过来两面央告，有几个食客也开口相劝。跑堂已经看出“扫帚眉”不善，是很难对付得了的，就把重心放在“国字脸”身上，劝说他换一副座头，言语中还用上了“惹不起躲得起”的老话。哪知这话竟就激恼了“国字脸”，冷笑道：“惹不起？就这主儿我还惹不起？”
“扫帚眉”马上扬起了匕首：“小子，你是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国字脸”看也没看他一眼，一边起身一边脱下了外面的风衣。“扫帚眉”见状，一把推开隔在中间的跑堂，二话不说，举刀就捅，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预想“血溅当堂”的悲惨一幕已经无法避免了。这时，奇迹出现了：只听见“国字脸”大喝一声，双手疾如闪电似的挥出，没有人来得及看清他的手是怎样接触对方的，只听见“扫帚眉”一声惊呼，人就软软地瘫倒了。那柄匕首，被弹飞到两米开外，撞在一根柱子上，落于地上。
“怎样？”
“扫帚眉”双手捂住腹部，一脸的痛楚，话不连贯地说道：“佩服！佩服！小辈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向您老人家赔罪！”说着，便挣扎着想撑起身子，可惜力不从心，跑堂便去搀扶。
就在这时，“国字脸”忽然想起了他的那个公文包，转脸一看，已经不翼而飞！他的脸色顿时煞白，却不失镇定。原地站立着转眼四下一扫，暴喝一声：“站住！”信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劈手朝已经窃取了公文包正往楼梯口撤退的“眼镜”投去。杯子砸在“眼镜”的后脑勺上，“眼镜”趔趄着朝前冲出一步，歪斜着身子跌倒在楼梯口。“国字脸”飞步上前，抢回了公文包。
这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纷纷把目光投向那对连档模子“扫帚眉”和“眼镜”。“扫帚眉”腹部挨了一记重击，爬起来后还是手捂着肚子直不起身子的样子；“眼镜”后脑勺已经渗出鲜血，而且躺在地板上连坐也坐不起来。
到这一步，酒楼的老板不出场也得出场了，别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之后了，就是在民国时期也不会没人管这种案子的——那个“眼镜”死了怎么办？所以，老板一声招呼，全店的跑堂、厨师、杂役就都出动，拦住了双方的去路。连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镜的账房先生也捧着白铜水烟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上助势：“请大家都稍稍留步，等警察先生来处理。”
原来，楼上的武打戏一开始，这账房先生就已经打电话向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夫子庙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近在咫尺，说话间就来了三个警察。这时，“眼镜”已经爬起来了，一个跑堂替他包扎了伤口。警察稍稍问了问情况，就让三个当事人去派出所处理。
直到这时，无论是双方当事人还是警察，都不曾料想到这件事将会朝着一条异常的轨迹发展着。这条轨迹是到了派出所后由一个警察的一句话引起的。这个警察姓刘，所里同志都称他“老刘”，其实年龄也不过三十来岁，他是三名出警警察的负责者，当时称为“小组长”，相当于后来的探长。老刘先查看了“眼镜”的后脑勺是否还有鲜血在渗出来，又问头晕不晕，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后，这才下令：分别询问一下情况，确认身份和住址，然后再请示所长看怎样处理。一转脸看见“国字脸”手里拿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随口道：“把双方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也登记一下。”
就是这句话，引起了“国字脸”的惊慌。不过，那是在眼神中一掠而过的一丝慌张，老刘没有留意到。这样，“扫帚眉”、“眼镜”就被两个警察分别带到另外的屋里去接受询问，“国字脸”留在原处，由老刘询问。初解放时民警处理此类情况时没有固定的程序，也不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当“国字脸”掏出一包香烟递给老刘一支时，老刘也就很自然地接了过来，还顺手划燃火柴给“国字脸”点上了。
两人抽着香烟刚要进行谈话时，隔壁屋里有人叫老刘去接听分局打来的电话。老刘一离开，“国字脸”的脸上就掠过一道如释重负的轻松，然后，他马上起身往外走，当然，没忘记拿上他那宝贝皮包。可是，“国字脸”刚出门就被走廊里正在擦拭窗子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唤住了：“喂！你怎么走了？”
“国字脸”微笑着解释：“哦，我把钱包忘记在饭店里了，去取了马上过来。”
这个擦窗的青年，不是民警，而是一名积极要求进步、出身无产阶级的社会青年，主动向人民政府要求为革命工作义务出力的。刚解放时，中国大陆从省会大城市到地处偏僻的小城镇，各地都涌现出一批这样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就成为政府各部门的正式干部，吃上了皇粮。如果是1949年10月1日建国之前参加这种工作的，后来还享受到了离休待遇。但是，当时这种积极分子大多还没长全胡子，经验当然无从谈起。因此，这个小青年竟然相信了“国字脸”的话，没有向老刘报告一声就同意让这人离开，但他还保留着一分警惕，便对“国字脸”说：“那你把皮包留在这里。”
“国字脸”稍稍一怔，两道目光飞快地对院门口那几个站着说话的警察扫视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长条椅上，脸上浮现出安然的微笑，从容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
“国字脸”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老刘接听完电话，听那小青年说了“国字脸”去饭店取钱包之事，因为他要按照分局的布置赶紧整理出一份材料报送上去，所以也没有多想此事，说了一句“回头他来了让他在走廊里坐着等一会儿”，就进了办公室。
半个多小时后，另外两个民警已经问毕了“扫帚眉”和“眼镜”。两人自然假装不认识，坚决不承认是“连档模子”作案，这样，“扫帚眉”的过错就不过是跟“国字脸”打架，而“眼镜”虽然趁乱偷窃了那个皮包，但没有得逞，况且自己也受了伤挨了教训。而类似这种案子，在当时并不算得上什么的。因此，那两个民警商量下来的处理结论是：将两人教育释放。
他们去请示老刘。老刘刚把那份分局急着要的材料处理完毕，这才想起“国字脸”还没有回来。但还是没有引起警觉，说这事基本上就这样处理吧。不过，还得弄清楚那个皮包里有多少钱，如果价值大，恐怕就不能这样处理了。于是就打开皮包查看，包里没有钱钞或任何值钱的东西，装着的只是一些“工程计划书”、“合约”之类的手写文件，还附着几份图纸。老刘也没有细看，就把东西重新装入皮包，说看来那戴眼镜的小子还是这一行里的雏儿，没有轧准对象就下手了，白干了一回活，还失手导致受了伤。算了，教育他们几句，放他们走吧。
“扫帚眉”、“眼镜”两人欢天喜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他们不知道，马上就有厄运临头！
二、
“扫帚眉”25岁，名叫印有富，籍贯是江苏省南通县，无业流民。他的那个连档模子“眼镜”， 19岁，名叫邱承发，江苏省丹阳县人，富家出身，其父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后来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中级官员。邱承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自然充分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可惜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不久就因其父被国民政府枪决，家产抄没而家道败落，成为一个流浪少年。
印有富抗战时参加过汉奸政府的“和平军”，据说还担任过某汉奸师长的卫士长。抗战胜利后，他曾被国民党军队抓捕过，但很快就逃跑了。因为不是什么必须要惩办的要犯之类，所以，之后也没有人再想到过他。但印有富自己却不清楚，只道人家已经把他的姓名上了通缉榜，于是不敢轻易抛头露面。但吃饭穿衣这样的基本谋生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于是他就去了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凭着在军队练就的格斗本领混入了当地的一个地痞团伙“十三大义帮”，并且不到半年就当上了帮内的小头目。
“十三大义帮”并不是一个大帮，既没有青帮、洪帮那样的历史根底，又缺乏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后台，所以，在江湖上的地位始终处于中下等位置。而每次镇江市警察局要向省政府或者南京中央政府表示他们存在的价值或者为了应付上面检查而整治社会治安时，就会把“十三大义帮”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毫不留情地给予扫荡式打击。这样，“十三大义帮”到解放前夕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镇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所有反动帮会、流氓团伙一律严厉打击，“十三大义帮”遂彻底瓦解，侥幸逃避了法网的团伙成员纷纷作鸟兽散逃离镇江。
印有富和邱承发两人作为一对结拜弟兄结伴逃到了南京，邱承发意外遇到了一个亲戚，获得了他的若干资助。两人便得以在秦淮河畔的石狮巷口搭建了一间小屋，购置了几件工具，摆了一个修车小摊，专修自行车、黄包车和童车。几个月下来，生意倒还不错，手头积蓄了一点活钱。这对难兄难弟都不是甘于劳动吃饭的主儿，不久就动起了歹念，悄然干起了偷窃、抢夺的勾当。在跟“国字脸”遭遇之前，他们已经干成了三桩活儿，弄得了一些赃款赃物。
这天，两人盘算着去夫子庙物色一个合适的目标，好好整上一票，然后去上海过一个开开心心的春节。他们在夫子庙周围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物色到了“国字脸”，对他那个黑色皮包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于是就搞了那么一出戏。哪知运气不佳，不但失了手，邱承发还受了伤，两人差点就陷进了局子。
印有富、邱承发两人被放出来后，回到了石狮巷他们的修车摊子兼住处。他们换下了那身作案时使用的行头，穿上了修车的工作服。一边哀叹命运不济，出师不利，一边给邱承发的后脑勺伤口上涂了些红汞，然后只好重新干起了修车的活儿。
两人正把一辆上午一个客户送来修理的三轮车拆开时，忽然从巷子里冒出两条汉子来，其中一个推着一辆自行车，另一人跟在后面。邱承发瞥了他们一眼，只觉得这对主儿是一脸的阴沉，可能因为先前在“大集成”吃了败仗的原因，他的心里便本能似的产生了一种畏惧感。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感觉，令他逃过了一劫。
那两条汉子来到摊头前，把自行车停下，其中一个开口道：“修车的，给咱检查一下这车是怎么回事，怎么刚打的气只骑了几分钟就没了？”
印有富在修车时当然不像先前在“大集成”时那么横，当下就赔笑说多半是车胎漏气了，咱给你二位看看。说着，蹲下身子伸手去捏后车胎。几乎是同时，寒光一闪，一把刀子从上向下疾速刺进了他的后背！
邱承发因为已经生出了畏惧感，便有了一份本能的防范意识，那人刚把手伸向怀里，刀子还没亮出时，他已经拔腿朝马路对面狂奔。奔出半条马路听见背后传来印有富的那声临死前的惨呼时，便马上狂叫：“杀人啦！救命啊！”
这叫声使凶手产生了胆怯，两人当即合骑了那辆其实没坏的自行车从巷子的另一头逃离了现场。
派出所出警的又是老刘带着的三名警察，其中两人正是先前跟印有富、邱承发打过交道的，见死者是印有富，那份吃惊自不待言。老刘在询问幸存者邱承发后得知印有富被杀的情况后，头脑里马上产生了两个感觉：一是这两个修车者可能是有什么积案背景的主儿；二是这件凶杀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隐秘。于是，在勘查过现场做好一应程序性的手续后，他就决定把邱承发带走。
因为是命案，所以必须上报。这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很快就派来了几名刑警。刑警先去现场察看一番后，留下两人跟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在现场访问线索，那位为首的姓汤的中年领队向老刘询问相关情况。当他听说死者印有富之前曾为“大集成”那事儿进过一趟派出所，放出去后没多长时间就遭受了杀身之祸后，立即断定此事除非正好是跟“大集成事件”没有关系的一般的仇家寻仇，否则就一定是另有隐情了。
是否属于仇家报复，那先得了解死者生前的情况。于是，老汤、老刘两人决定马上讯问邱承发。
邱承发到这当儿了哪里还敢隐瞒，就把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后来如何辍学流浪，加入“十三大义帮”等事宜一五一十地作了一番交代。“十三大义帮”在镇江不过是一个中等偏下档次的地痞流氓团伙，又没有什么反动的政治背景，所以，汤、刘二人对邱承发此刻的交代并不吃惊，也不大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死者印有富的情况。于是就问邱承发是否知道印有富犯过人命案子欠下过血债，或者结下了大仇家之类的情况。邱承发说据他所知，别看印有富身高架大、一脸凶相，但胆子其实并不大，所以，打架斗殴虽频，却未杀过人，甚至也没有致人残疾过。
这样，那看来就得从另有隐情方面去考虑了。
于是，老刘就说起了之前发生的“大集成酒楼事件”，老汤顿时来了兴趣。说那个“国字脸”离开派出所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连他那皮包也不要了，这不是奇怪了吗？那个皮包里装着什么你们看过吗？老刘说里面没有什么钱钞之类，只有几份合同、图纸。如果那人来拿也就还给他了，可是奇怪的就是那主儿一走就不回来了，而放出去的印有富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这就不得不让人要把这两桩事儿连起来考虑了。说着，就从橱里拿出了那个皮包：“要不，我们再检查检查？”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老汤的情况，老汤参加革命有些年头了，早在抗战前他在老家无锡当小学老师时就已经在从事地下党工作了。国共合作组建新四军时，他被组织调往新四军军部，跟着后来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干保卫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老汤调往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南京解放后不久，老汤的老领导曾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的龙潜，奉命从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任上调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得知老汤正好在南京治病，就把他留了下来。以老汤的资格，到这会儿他应当有个一官半职了，可是由于他在无锡从事地下工作时有一段历史一直无法调查清楚，所以就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走到哪里都得耽搁下来。尽管龙潜局长做主点名把他留下，安排在市局搞刑侦工作，却没有任何职务。前不久，龙潜被陈毅点名调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离开了南京市公安局，由陈龙接任局长，老汤便请求离开市局到基层工作，陈龙局长挽留无效，就让老汤自己选择去向，他就去了秦淮分局。当然，还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不可能担任什么职务，干的还是刑事侦查那一块的机动指挥员的工作。
凭老汤这样的省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已经算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了，加上他多年的地下工作加上保卫工作的经验，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一看“国字脸”遗下的皮包里的那几件东西后，顿觉疑窦重重：首先是那三份手写的建筑工程合约，不但别字连篇、语法错误，而且还有几页是重复的；其次，后面所附的那几份图纸，不是合约中所说的建筑工程式样。因此，老汤断定：此事大有蹊跷！
这时，跟老汤一起来的那几个分局刑警从现场回来了。老汤指着其中一个皮肤白净、模样斯文的青年刑警说，小王，听说你老爹是建筑营造商，你自己也上过建筑学校，料想看得懂图纸，你过来看看，这几份是什么图纸？
小王果然是内行，他过来只一看，就认出这三份图纸的底细。原来，这三份不是什么建筑图纸，而是在普通平面图上面加画了一些建筑图纸上常用的线条，并以粗细分辨，故意让人以为这是建筑图纸。那么，平面图上画的是什么呢？小王说从图纸下面的英文简标来看，一张是飞机场，一张是邮电局，一张是广播电台。
这下，不但老汤、老刘，所有在场的警察都惊得或睁大眼睛，或张开了嘴巴：飞机场、邮电局、广播电台这三处都是重要所在，什么人用得着这三处所在的平面图？这不是稍稍一猜就能想得到的吗？况且，这些平面图是借用建筑图纸和合约来予以伪装的，而且，那个持有这些图纸的家伙在面临着可能会被派出所盘问图纸的情况下，扔下皮包惶惶开溜了，这些加起来，如果还没有想到跟“破坏”之类的词汇联系起来，那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老汤当即让老刘把正接待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的派出所长请来，报告了一下情况，说此事得马上向分局、市局报告。从以前我在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工作时破获过的特务案件来看，同时对飞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这三个重要单位发生兴趣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破坏阴谋了，很有可能是跟“反革命暴动”这样的特大案件有关了，所以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
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人选，刚解放时调动频频，从1949年5月市公安局成立到同年12月，一共有三人出任局长一职。5月至8月是周兴，从周兴手里接过局印的是龙潜，到了12月，一个名叫陈龙的东北汉子从龙潜手里接过了局印。这是一位非同小可的政治保卫战线的大将，何以见得？单凭从不向党内同志赠送礼品的毛泽东主席亲自赠送陈龙一块“英纳格”手表就可见一斑！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10月出生于辽宁抚顺。早年投奔东北军二十一旅六五九团当兵，多年的征战生涯使他练就了双手持枪百发百中的神枪绝技。1931年投入抗日救国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经新疆到延安。原想返回白山黑水的东北工作，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二室副主任、主任。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任命陈龙担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卫士长。在重庆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里，他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参加酒宴，他接杯代饮；各国记者蜂拥到毛主席身边，他贴身保护；毛主席出门专访，他探路开道。晚上，毛主席休息后，他汇集各方情报，布置第二天的警卫路线，不清楚的必定亲自前往现场勘察。蒋介石的招数，都是刚刚孕育出笼，就被我情报人员掌握，转告陈龙，陈龙再向周恩来汇报，一起及时制订方案，逐个击破，最终安全地将毛主席送回延安。正是有了这四十三天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从心底喜欢上这个智勇双全的卫士长。为表达他的心意，毛主席一改往日从不送礼的习惯，专门送给陈龙一块手表和“忠心耿耿”四个大字，还提出将陈龙调到身边工作。但陈龙一直想回东北和那些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解放和保卫故土，便求见毛泽东当面谈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虽然感到意外，但还是支持了陈龙，并亲自挑选了自己的三张照片，题词后赠送陈龙留念。
陈龙带领三十多名干部去了东北，先后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沈阳市公安局长等职。他狠狠打击了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特务队、各种伪装的间谍特务组织，平定了多起反革命暴动，将所辖地区治理得秩序井然。陈龙创建的这套反间谍经验，后来作为城市公安反间谍工作的经验，在全国予以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进驻北京，党和国家的内务、外事活动日趋频繁。解放不久的北京城里敌人还在不断制造破坏颠覆事件。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调陈龙到北京中南海工作。陈龙反复斟酌，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即将崩溃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海外帝国主义分子，这些不甘灭亡的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派遣特务间谍进行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经过十几年与敌人的反复较量，他已掌握了对付这些形形色色敌人的办法，能直接和这些暗藏在国内的敌人作斗争，比做其他工作更合适，也会对党和国家领袖的安全起到更大的保障作用。想到这些，他立即写了一封长信，托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转达，坦率地谈了对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看法，希望毛主席能谅解。毛泽东阅信后，心情不悦，说：“人家不愿意来，就算了吧。”
陈龙遂打电话给汪东兴请求面见毛主席，毛泽东当即说“有请”。陈龙见到毛泽东后，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想法，说起国内外敌人正在施展的种种阴谋，以及对中央首长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和侦察工作的担忧。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快就理解了陈龙的心愿，当场说：“罗瑞卿已调到公安部当部长，希望你陈龙同志予以合作，能将东北的侦察工作经验推广。”
这次谈话后不久，陈龙就接到通知调任南京市公安局长。他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秦淮分局的这样一个案情报告。经验老到的陈龙一听那个丢弃的皮包里有飞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的平面图，马上断定：这是敌人要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当即下令：立刻组建专案侦查组，查清该案情况，悉数逮捕所有参者，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当晚，专案侦查组就成立了。专案组十三名成员大部分来自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小部分从秦淮区等几个分局抽调，老汤、老刘也在其中。老汤被任命为副组长。
随即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议，公布了三份材料：一份是那个“国字脸”丢弃的皮包里的那些合约、图纸，一份是法医对于印有富死因的鉴定报告，还有一份是讯问邱承发的笔录。众人正讨论着时，陈龙局长忽然进来了，摆摆手让大家继续发言，自己则坐在一个角落里专注地听着
在场这些侦查员既然被点名抽调来参加这样一个大案的专案侦查，自然各有一份本领，大家七嘴八舌地谈了一通，都是谈到了点子上，最后形成共识：以追查黑色公文包的主人“国字脸”为中心，争取迅速取得突破。说到这里的时候，办公室同志来请陈龙局长去接听北京电话，陈龙便朝众人拱拱手，说同志们这样讨论很好，大家辛苦了，我等着听好消息。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匆匆离开了。
众人于是抽着香烟继续讨论如何进行具体侦查工作，决定分三路同时进行：一是向夫子庙“大集成酒楼”方面进行查访，争取获得跟“国字脸”相关的线索；一是从印有富命案现场石狮巷着手调查，看能否获取凶手的线索；还有一路则是从杀死印有富的伤口推断出凶器是一把三棱刮刀，在这一点上进行调查，找到凶手的线索。这三条路的走法不同，但是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查获“国字脸”的下落。尽管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印有富的被杀跟“大集成酒楼事件”有关联，但是，专案组中有一名侦查员认为凶手是受“国字脸”方面的指使而冲印有富下的手。
次日上午，三组侦查员当即开始进行调查工作，去大集成酒楼和石狮巷现场查访的两个组都没有收获，只有调查三棱刮刀的那一路侦查员访得一条线索。昨晚专案组对三路人马进行分工时，考虑到访查三棱刮刀的这一路工作量大，所以配备了六名侦查员，分为三个小组同时进行。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将这三个小组称为“ABC组”，这三组都由出身南京熟悉本地社会风情的侦查员组成，其中B组的两名侦查员都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警，都在1947年就参加了地下党，因此，解放后就作为政治可靠分子充实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
旧时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刑警，为了侦查案子的需要，基本上各自都有只有自己个人掌握的“耳目”，以便需要时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对象，通常由叫花子、地痞流氓、帮会小卒和头脑活络的守夜人、清道夫、黄包车三轮车夫、小商贩等组成。当然，江湖上有投桃报李的规矩，你要他们为你提供情报线索，就得给他们报酬，或者提供方便。有的刑警手头掌握的对象较多，有时拿不出活动经费支付给他们的，就只好动用自己的薪水打发人家。B组的这二位侦查员既是旧刑警出身，自然也掌握着一些“耳目”。但解放后这些对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联系了。此刻手头这起案件非常重要，所以两人商议：看来得需要动用以前的“耳目”关系了。于是，他们就去拜访了一个名叫李阿得的无业人员。
李阿得三十多岁，据说从未干过一天活，他是靠混混谋生的。所谓“混混”，就是介乎于乞丐、地痞之间的一种角色。旧时的乞丐、地痞之流，都是有各自的帮伙的，势力大的还有名号，比如印有富参加的镇江“十三大义帮”之类。而“混混”则不参加任何一个帮伙，但帮伙有活动时如果需要“混混”到场或者“混混”自己想参加，也是可以前往的，相当于客串。这种身份比较自由，不受约束，但是却享受不到在帮伙的待遇，比如受人欺负了，遇到困难了，帮伙就没有义务替你出头，帮你解困。
李阿得如此一混就混了十几年，从抗战前一直混到南京解放，没有干过一天正经的活儿，却过着一份相当于城市平民的日子，甚至还混到了一个老婆。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算帮伙罪行，有材料表明李阿得曾参与过数次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帮伙行动，甚至有一次还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引起了严重后果。本来，凭这点就可以把李阿得逮捕法办，公安机关也已经有了这个打算，据说鼓楼分局已经开出了逮捕证。但是，就在行动前，却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情：一天下午，一辆美制军用小吉普开到了李阿得的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带着两个警卫员的解放军团长，跟李阿得热情握手，还让警卫员从车上搬下了大米、食油、衣服等物品往屋里放。
这顿时引起了轰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解放军团长在抗战时期当新四军侦察队长时，曾奉命到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市内采购西药、电池、五金工具等急需军需用品，其行踪不料被敌人发现，在其下榻的饭店里将其堵住后予以逮捕。敌人认为肯定会有同伴前来接头，于是决定守株待兔。侦察队长趁机打死了看守他的两个汉奸后逃了出来，日伪方面当即进行全城大搜捕。侦察队长在混乱中乘黑夜的掩护躲进了李阿得的破屋，受到了素不相识的李阿得的掩护，得以脱身。现在，这位侦察队长当上了团长，参加了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进城后经过反复打听，终于找到了已经搬家的李阿得。
这件事马上通过居委会传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知道分局当晚要抓李阿得，因为有了此事，就马上向分局汇报。鼓楼分局领导认为李阿得当年此举是一桩立功行为，于是决定撤销逮捕令，改为传讯教育。这样，李阿得就逃过了一劫，还经派出所方面介绍，有了一份正当工作——当上了驻军军需品仓库的清洁工。如此，也算修成了正果。
有趣的是，李阿得从此倒还真有了脱胎换骨的念头，把自己当做“公家人”，一举一动都努力模仿公家干部，整天把团长送给他的旧军服穿在身上，甚至还主动学习识字，每天一空下来就捧着份报纸阅读。
B组的两个侦查员找上门去时，李阿得正在家里看报。见来了两个警察，马上热情招呼，张罗着要沏茶。侦查员说他们不喝茶，是来向他打听一桩事情的，说着就把印有富的尸体照片拿出来，问是否知道这种三棱刮刀伤口是何人所为。侦查员这一步算是走对了，李阿得一看伤口马上就说这肯定是“赤练帮”的“快刀夏二”所为。
“赤练帮”是南京地区丐帮的一个分支帮伙，以“蛇叫花”为主。所谓“蛇叫花”，就是随身带着蛇要饭的叫花子。这种乞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身怀治疗蛇毒绝技的，以替人疗伤、入宅捕蛇谋生；另一类没有治毒绝技，当然也对付不了民宅内的毒蛇，就抓了无毒蛇带在身上，靠吓唬人进行要挟性质的乞讨。“赤练帮”就是由后一类人员组成的，他们捕捉了无毒的赤练蛇，或盘于手臂、脖颈，或藏于口袋、帽子、怀间，出没在店铺、民居门口，借此行乞。
“赤练帮”的这套行乞手法行之有效，但于同为丐帮的其他派别却构成了生存威胁。试想，施舍者的财力有限，而且都是有一个心理价位的，超过了这个价位人家就停止施舍了。让你“赤练帮”要走了钱粮，其他行乞者怎么办？于是，矛盾由此而产生。最先他们肯定是丐帮内部协商解决，但利益当头显然是无法解决得了的。谈不成，那就动手吧。一动手，“赤练帮”的无毒蛇就对付不了同为丐帮成员的其他叫花子了，于是就抄家伙。一次次的械斗，使“赤练帮”造就了几位出手不凡的高手，其中最狠的那位姓夏，大概家里排行第二，故自称“夏二”。夏二的常规武器是赤练蛇，那是对付平民百姓的谋生工具；另一种特殊武器则是三棱刮刀，专门对付江湖上跟其过不去的弟兄，出手奇快，刀刀见血。久而久之，江湖上就呼其为“快刀夏二”。
李阿得这样一说，B组这二位侦查员也隐约想起以前确实听说过“赤练帮”有这么一个主儿，于是就作为一条线索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专案组长老江跟副组长老汤一商量，决定再次讯问邱承发，了解凶手外形后加以比较。
老汤、老刘和B组两个侦查员前往看守所讯问邱承发。邱承发已经被印有富的血溅当街命归黄泉一幕惊得魂不守舍，上一天陈述那一幕时有点模糊，这回经过侦查员的耐心启发，总算镇定了些，边回忆边叙述，断断续续地把凶手的外形勉强说了一番。
经分析，侦查员认为邱承发所说的凶手外形跟“快刀夏二”基本相符。于是，就下达了拘传令。
但是，要想在偌大一个南京城查寻一个居无定所的乞丐，那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这事还多亏了李阿得，他听说专案组要拘传夏二后，便自告奋勇打听夏二的下落。二十小时后，果然打听到夏二近日正栖身于中山陵附近的一座土地庙里。
当晚，夏二落网。从他家里，搜出了那把行凶的三棱刮刀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血衣。
三、
专案组立刻提审了夏二，原本担心这家伙来个“一言不发，拒不交代”，给侦查员出一个难题。这份担心倒是多余的，夏二的三棱刮刀出手快，交代的速度也快，稍稍一问，便马上交代了行凶杀死印有富的幕后指使者，那是一个名叫鲁大石的人让他下的手，报酬是50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50元）。他自己留了40万元，另外10万元给了那个也出现在现场，但没有下手而只是骑了自行车载着他逃离现场的同伙封四宝（封四宝在获悉夏二被捕后，逃离南京前往老家苏北宝应藏匿，不久被当地公安局逮捕）。
鲁大石是什么人？跟你夏二是什么关系？他是怎么让你杀人的？
据夏二交代，他跟鲁大石已经相识两年了。1948年元月，那时他还是南京黑道上声名显赫的分子，一把三棱刮刀奠定了其在“赤练帮”内不可动摇的核心骨干地位。那段时间，夏二下榻在德胜门草鞋巷口的一所被火烧去了大半而被房主暂时废弃了的住宅内。对于丐帮成员来说，那已经算是一座豪宅了。一天，夏二看到巷口围着一群人正在观看一份告示，他不识字，挤进去看了看，也看不懂那上面写了些什么内容，于是就向别人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丢失了一辆摩托车，悬赏20块大洋寻找，找到者可拨打一个电话号码通知失主，失主一手交赏银一手取车。
夏二立即被那二十大洋的赏格所吸引，于是就决定去寻找那辆摩托车。其时他在“赤练帮”内已经收有徒弟若干人，分布于全城各处行乞兼带偷抢骗捞。夏二便向众徒传下命令，让按照告示上所说的留意寻找那辆摩托车。叫花子打听消息自有一番别样本领，不到两天就有徒弟前来向夏二报告，说那辆摩托车在尧化门街的一个修车摊的角落里放着，不过，牌照看不真切，因为被人故意涂上了泥巴。
夏二生怕情报有误，亲自前往尧化门街以行乞为掩护察看过，确认肯定就是失主所说的那辆摩托车，遂按照头脑里记下的那个电话号码联系到了失主。他跟失主在约定地点见面，一见之下却暗吃一惊。原来那个自称“鲁先生”的失主竟是一身便衣侦缉队的打扮，身穿皮茄克衫，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宽框墨镜，腰间鼓鼓囊囊地显然揣着家伙。对方见夏二一脸惊色，便说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干的活儿有点特殊，不过，跟你这种人肯定没有关系的。说着，递上一支香烟，说兄弟咱言归正传，你说吧，我那辆摩托车在哪里？
夏二估摸这位“鲁先生”不是警察局的便衣，就是“军统”（那时已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但社会上习惯上还是以此称呼）“中统”之类的，或者是宪兵团侦缉队，于是就担心对方食言不付赏银，所以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对方马上明白了他的担心，从手上摘下戒指，想了想，又把腕上的手表也捋了下来，递给夏二说：兄弟，这两件东西作为押金放在你那里，拿到了摩托车你跟我去取二十块“袁大头”，如果我不给你，你就把这两件东西拿走便是。夏二这时也起了狠心，暗忖你若赖账，那老子就一刀插了你，“快刀夏二”的名头可不是凭空乱喊出来的！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夏二领着这位“鲁先生”去了修车摊，不但收回了摩托车，还把送去改装的那个临时车主给抓走了；“鲁先生”答应给的赏银也一分不少地付给了他。
从此，夏二就和这位“鲁先生”交上了朋友。对方大约一月一两次请夏二上馆子吃饭，顺便托其打听一些消息，每次听回音时不管是否打听着实，都会送给他一些东西或者钱钞。交往了一段时间，夏二终于知道了这位“鲁先生”的真实身份，名叫鲁大石，是“国防部保密局”的少尉。
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南京解放前大约两个月，鲁大石就没了消息。夏二这种人，对于政治当然没有那份敏感，他每天的当务之急是填饱自己和手下那十来个徒弟的肚子，所以也没有把鲁大石的失去联系跟当时的时局联系起来考虑。直到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张贴布告通缉国民党反动分子时，他才隐约意识到看来鲁大石早已远走高飞，再也见不着了。
哪知，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夏二就碰到了怪事。解放后，“赤练帮”成员的日子就难过了，原先那套靠亮出赤练蛇乞讨的模式受到了人们的抵制，一不留神人家就报告派出所，警察一来，对不起，抓你没商量，抓住后就送往收容队。收容队到了一定人数，就把收容下的人送到苏北去开荒。至于亮刀子，那更是属于已经不敢想象的事儿了，刀子属于凶器，亮刀子比亮赤练蛇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所以就有可能直接折进局子。如此，夏二的谋生就受到了威胁。一个月里总有几天觉得肚里空空，天冷了还要担心如何御寒。不过，一连数月，凡是只要夏二和两三个还跟着他的徒弟面临饥寒时，总是有人偷偷把食物、衣服和少量钱钞放在下榻的破庙里，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夏二不知何方人氏伸以援手，反复回忆，也没有想起过自己曾经对谁有过哪怕些许的施恩，所以肯定没有人偷偷报恩的。这个疑问，直到前天下午方才得到解决。
那天下午两时许，夏二照例在秦淮河畔的关帝庙门前晒太阳。关帝庙那块地盘一向属于“赤练帮”的领地，丐帮的其他帮伙成员是不能到这地盘来乞讨的，否则就犯了江湖规矩。夏二被暖洋洋的太阳侍候得浑身舒服正待昏昏欲睡时，被人唤醒了。定睛一看，“哎呀”一声便跳了起来——站在面前的竟是已有将近一年没有见过面的鲁大石！
鲁大石打个手势阻止了夏二开口说话的意图，扯着他就走。一走就走到了附近的一家旅馆，进了一个房间。鲁大石看样子遇到了很着急的事情，递上一支香烟后开口便说：“夏二啊，这一阵还混得过去吧？再怎么困难总还不至于挨饿受冻什么的吧？”
夏二心里一动，马上反应过来：“哦！鲁先生是您不断在救济兄弟啊？”
“小意思。这段日子我自己过得也不大顺畅，所以只能略表心意了。不过，你的情况我倒是一直让人注意着的。”
夏二这才想起对方的“军统”少尉身份，心里只觉得一阵后怕：曾经有公家人向我了解过鲁先生的情况，幸亏我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些许，否则人家要解决我还不是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鲁大石说：“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小忙……”
夏二欠身：“请先生吩咐，夏二保证马到成功！”
“这里不远处有条石狮巷你总知道的吧？巷口最近出现了一个修车小摊，那两个家伙很讨人厌，我不想看见他们，你去把他们打发掉。”
“遵命！”夏二寻思撵走一个修车摊还不是小事一桩？
鲁大石拿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这是50万元辛苦费。”又在钞票上放上一把钥匙，“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你去找个帮手协助，完事后骑车撤离现场。车不必还我了，就算是给你的封口钱。你那把三棱刮刀使着还顺手吧？要不要拿把匕首给你？”
夏二这才知道不是撵走修车摊的小事，而是杀人的大事，顿时愣了。别看他“快刀夏二”的名头在江湖上喊得很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活儿没少干过，但事实上之前从来没有犯过命案。鲁大石看他神色有异，微笑道：“夏二，你如果不想干，也可以，我另请高就……哈哈！”
夏二知道这“哈哈”是什么意思，马上点头：“没问题！鲁先生您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鲁大石拿出一个包袱扔在床上，说这个房间就留给你了，回头你把同伴约来了，先把衣服换一下，然后去把活儿干了。这件事办妥了，我会记着你的，不久以后还有重赏。
交易就这样谈成了。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血案就发生了。
如此，石狮巷命案的幕后指使者就是那个“保密局”少尉鲁大石了。鲁大石为何要让夏二杀人？是为了灭口还是报复？抑或其他动机？这一切，夏二一概不清楚。看来，只有让鲁大石到案交代了。
鲁大石在哪里？夏二说他不知道，因为鲁大石从来没有跟他说起过住所之类的话题。
换一个角度，那么，鲁大石有些什么爱好？平时喜欢跟什么人交往？他的亲戚朋友之类你是否知道？
这一说，夏二提供了一条线索：以前曾经听鲁大石说过，他有一个相好名叫阿瑛的，长得很漂亮，是“日日春舞厅”的舞女。
行了！就循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专案组查下来，南京确实有一家招牌名为“日日春”的舞厅，位于建邺区石榴园路上，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由一个上海老板到南京来开的。舞女全部是他从上海带来的，该舞厅属于中等规模，没发现有什么背景。解放后已经将舞厅列为特种行业，必须向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进行登记，侦查员查了“日日春”的舞女，确实有一个艺名阿瑛的上海籍舞女，真名叫宋雯瑛，23岁，未婚。
专案组长江恒大下令对宋雯瑛进行外围调查，侦查员于是开始跟踪这个漂亮舞女。发现她住在离“日日春舞厅”仅隔两条横马路的一所公寓内，独自租了一个房间，自己不烧饭，一日三餐是在舞厅和公寓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包饭的。从公寓看门人那里了解到，宋雯瑛平日生活很有规律，舞厅、下榻处两点一线踩得很准，除了伴舞外没有其他活动内容。那么，她是否有男朋友？看门人说他没有听说过，他自南京解放后被人介绍到这个公寓来当看门人到现在，没有发现过有男性朋友来公寓找过宋雯瑛，找她的电话也没有男人的（公寓使用传呼电话，由看门人先接听后传呼）。
这是公寓看门人的说法，那么，舞厅方面是怎么说的呢？侦查员打听到鼓楼分局有一个刑警跟“日日春舞厅”一个舞女搭得上些许亲戚关系的，于是就通过他约那舞女谈话。了解到宋雯瑛在南京解放前一年开始谈了一个男朋友，大约30岁左右年龄，据说是当便衣警察的，那个男的经常驾着一辆美国军用摩托车前来舞厅接宋雯瑛下班。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南京解放前夕，后来那个男朋友就不来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露过面。
那么，平时是否有电话打到舞厅来找宋雯瑛呢？这个，不好意思，干舞女这一行的肯定每天都会接到一些电话，而且都是男的，哪天哪个舞女没有电话找了，她大概也得改行了。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日日春舞厅”的电话进行昼夜二十四小时的秘密监听。
监听到第三天，下午4点10分，一个自称“阿石”的男子打电话找宋雯瑛。侦查员从监听到的内容判断，这个“阿石”应该就是目标鲁大石，而他并不是在跟宋中断联系后第一次通话了。不过，宋雯瑛的态度似乎很冷淡。使侦查员欣喜的是，“阿石”向宋雯瑛提出了见面一叙的请求，宋勉强同意了，两人约定次日中午11点半在鼓楼“大新华饭店”见面。
专案组马上研究，决定在“大新华饭店”设下埋伏抓捕那个“阿石”。次日，那个“阿石”就被捕了。
经讯问，“阿石”果然就是夏二所说的命案幕后指使者鲁大石。这个人的落网，对于专案组理清案情，部署下一步的侦查工作，以及最后破获这起大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鲁大石，29岁，浙江省绍兴人，1939年在上海初中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统局”在上海的外围组织，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曾在“军统”组织的行刺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陈篆行动中立过功，并受到戴笠的点名嘉奖。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大石正式参加“军统”，成为一名情报特工，接受了一年训练后以少尉军衔担任“军统”江苏站情报员。1947年“军统局”改称“保密局”后又调到南京本部从事情报内勤。
鲁大石在“军统”被视为“戴老板”的人，原本可以青云直上，但戴笠死后“保密局”成了毛人凤的天下，他就属于失势派。几年下来一直待在少尉情报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到南京解放前夕又把他作为潜伏人员留了下来。根据上峰命令，鲁大石仍干他的老本行当情报特工，具体分工是“联络社会闲散人员，了解民众思想动态”。因为没有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的内容，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差使。鲁大石手里原本就掌握着一批社会底层人员的关系，如“赤练帮”之类，于是他就继续保持着跟这些人或明或暗的联络。对于“赤练帮”，他采取的是暗的方式，不时派人悄悄留意着夏二等人的动静，看到遇上困难了，就让人暗暗送些东西或是零钱去，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情报，因为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思想言论内容，以鲁大石这样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必费心去打听，而只要自己稍稍留意一下街头人们的议论，再看看报纸，基本上就能不时针对当前形势编造出一批又一批了，报上去上峰还老是说“不错”。
鲁大石原想就这样混下去算了，熬到美国人协助老蒋打回大陆，他就有出头之日了。哪知，这天他正在秦淮河鱼行桥畔租住的临时住处翻阅当天报纸研究形势动态时，忽然来了一个男子——“国字脸”邹谷。鲁大石认识邹谷，那还是以前在“军统局”戴笠手下时，知道这老兄是从“军统”特训班出来的情报特工，属于正牌特务。因为凡是特训班出来的，都是接受过各种收集情报的训练，还擅长擒拿格斗、射击爆破之类的行动术技能。像鲁大石这样的半路出家的情报员，通常见到他们就只有恭敬的份儿了。
这份恭敬一直保留到眼下，当下鲁大石便马上向邹谷热情问候，同时心里很是纳闷：这老兄怎么也留在大陆了？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正这样想着时，邹谷掏出了香烟盒，抽出了一支递给鲁大石。鲁大石便知道香烟里有上峰指令了，撕开取出一圈薄纸，用放大镜一看，果然是上峰用暗语下达的指令，让他按照来人的指令去办一桩事情。
什么事情？自然就是找夏二之类的角色去杀那两个修车人了！
邹谷一脸的愤怒，问鲁大石：马上解决，有什么困难吗？
鲁大石回答：没有困难，如果没有意外，今天一定解决。
很好！事情解决后，你给我打个电话。邹谷说着随口报出了一个电话号码，鲁大石便记在心里。情报特工的记性自然都是出类拔萃的。
鲁大石的交代到此结束。这边专案组马上通过电信部门邹谷的那个电话，得知是一个资本家住宅的私人电话。随即进行外围调查，查得那个资本家在解放前夕已经去了香港，留下了几个子女。因为房子宽敞，空着也是闲了，就把其中一间租给了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就是在“大集成酒楼”跟印有富打架后又把皮包丢弃在派出所逃跑的“国字脸”邹谷。
当天深夜，邹谷就落网了。陈龙局长闻讯，把专案组正副组长江恒大和老汤召去，亲自过问讯问方案，根据他在东北反间谍的经验，当场作出了几点事后证明行之有效的指示。专案组于是谨慎地制订了讯问方案，直到次日黎明时分方才对邹谷进行讯问。
根据陈龙局长的指示制订的讯问方案对付邹谷，这个科班出身的情报特工很快就败下阵来，乖乖作了交代——
邹谷跟鲁大石一样，也是在南京解放前夕受命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了南京。他是科班出身，搞情报工作有专业经验，就被任命为“国防部保密局大陆东南地区第五情报组少校组长”，公开身份是西药和医疗器械中介商。从南京解放到建国这段时间里，上峰没有向邹谷下达什么指令，他倒也确实做成了几笔生意。到了1949年10月中旬，邹谷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去镇江开会。在镇江，他见到了几位以前在“军统局”和“保密局”曾经熟悉的同事，当然也有几个是陌生脸孔。会议召集者名叫蒋云龙，邹谷不认识，据其自我介绍，原是“国军”第六兵团的少校营长。蒋云龙在会上宣布，由他发起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自即日起正式成立，此事已经得到台湾方面的批准和支持，在座各位同志的关系就是根据蒋先生的指令向我这边提供的。然后就谈了一些打算，大意是准备首先在南京发动武装暴动，制造轰动全世界的特大事件，然后将武装力量拉到大别山去打游击。与此同时，还可以在浙江和安徽的几个城市策划发动武装暴动，配合“国军”光复大陆。
这次会议意味着邹谷以往的轻松生活的结束。会后没几天，蒋云龙就在南京“万腾茶馆”约见邹谷，说“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设之“南京行动总队”已经成立，目前正在着手发展下属大队的力量；又说邹谷是“军统”特训班科班出身的情报特工，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最佳的情报人才，因此决定委以重任，让他收集南京的飞机场、广播电台和邮电局的地形情报，绘制成地图，以便发起暴动时使用。蒋云龙还通知邹谷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我亲自掌握，活动经费也由我下拨。说着，当场就拿出台湾密令给邹谷看了，又把200万元人民币（旧币）发给了邹谷。
于是，邹谷就开始布置手下特务着手收集这方面的情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将情报收集齐全了。于是，他便运用以前在“军统”特训班学到的技能，绘制了三份详尽的地图。出于保密考虑，又以普通建筑图纸的式样加以伪装。到1950年元旦，邹谷算是圆满完成了使命。这段时间，蒋云龙一直没有露过面，只是有两次派人给他送来经费和收集情报用的照相机、胶卷和冲印设备。元旦后大约一周，蒋云龙给邹谷打来电话，询问活儿完成的情况，让邹谷在1月13日中午去夫子庙“大集成酒楼”，届时会有人前来，对上暗语后就可以把图纸交给对方。蒋云龙很谨慎，再三叮嘱邹谷必须对图纸妥加伪装。邹谷于是又炮制了几张虚假合约，跟图纸放在一起。此举使他后来得以从夫子庙派出所侥幸脱逃成功。
邹谷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科班出身的老牌特工竟然一时大意阴沟里翻船，在两个小偷手里栽了个跟斗，而且导致图纸失陷在派出所。邹谷逃离派出所后，越想越恼火，竟然以从前“军统”对付此类事情的思维作出了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把印有富和邱承发解决了！
当时，邹谷并不知道印有富、邱承发是何许人、居住何处，但能够确认这两个主儿肯定是没有什么后台背景的，杀了也就杀了。他也真是胆大，竟然就在派出所斜对面的茶馆楼上坐着喝茶，候得印有富、邱承发两人被放出来，就下楼去跟踪。待到弄清这两人是何许人、位居何处后，就炮制了一份密令，亲自去鱼行桥畔找鲁大石，让其找人下手。鲁大石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关系其实已经由“保密局”转到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云龙手里，而蒋云龙又把他作为机动力量临时调配给了邹谷，而邹谷之前因为没有用得着鲁大石的地方，所以一直没有露面，此刻有使命需要下达，就直接去找了鲁大石。
解决了印有富后，邹谷就开始担心如何向蒋云龙那边交待了。他一点儿也不笨，知道自己把皮包丢弃于派出所的后果多半会是怎样，不敢抱侥幸念头。但是，此事真相不能被蒋云龙知晓，否则肯定会被密裁。刚想到这里时，蒋云龙打来了电话，询问中午失约的原因。邹谷谎称他在赴约时似乎发现有可疑对象跟踪，所以当机立断离开了“大集成”。蒋云龙竟然对此不疑，说那另外约个时间吧，明天下午3点，你到鼓楼那边的“葛老大茶坊”，我派人去取图纸。
于是，邹谷就把留下的图纸底稿作了一番伪装，又炮制了数页合约，拼凑成一份情报，次日按时前往约定地点，交给了蒋云龙派来的那个特务。
如此一招，竟然混了过去。当天晚上，蒋云龙打来电话，对邹谷大加赞赏，说已经上报台湾给他记了一大功。惊魂甫定的邹谷这时除了祈祷夫子庙派出所没有识破皮包的秘密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对付此事了，寻思如果蒋云龙那里要一如既往地将暴动计划进行下去，到时候看来他只有临时溜号的选择了。不料，还没有到时候，公安局已经找上门来了！
邹谷的供词立刻上报，陈龙局长看了之后点头笑道，果然不出所料，敌特动的正是这个脑筋。于是下达命令：继续侦查，将包括蒋云龙在内的全部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四、
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时，陈龙再次亲临参加，和侦查员一样畅所欲言，发表意见，还鼓励侦查员一起探讨不同观点的问题。如此一直分析了几个小时，终于达成了一致共识。
众人分析：蒋云龙发起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就其名称看来，在目前不过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说法，敌特肯定没有力量能在三省范围内组织起一支反革命武装。而从蒋云龙不过是一个“国军”少校这一点来看，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也并非是受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方面的指使而组建的，否则，不可能指派一个少校军官来主持这样一桩大事。估计是台湾方面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在大陆发起武装反共行动，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照此推理，不久还会有将蒋云龙升衔封官的命令下达。
但是，并不是说上述原因警方就可以掉以轻心不予重视。蒋云龙既然已经成立了辖属于“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之下的“南京行动总队”，那估计“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计划可能是先在南京发起反革命暴动，因此，不管怎么说，敌人的力量还不容小觑。因为暴动不是普通案犯作一起什么刑事案件，而是一场有可能大规模流血的武装行动，那敌人方面肯定必须作好人员和武器这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如此，这个“南京行动总队”的人数至少得有上百人，因为蒋云龙准备攻打和控制的目标就有飞机场、广播电台和邮电局，没有上百名武装人员那是别想动这个脑筋的。
这样，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了：怎样侦查才能达到把所有敌特分子一网打尽的目的？以陈龙局长在东北打击敌特分子武装暴动阴谋的经验，敌人通常是先搭建一个领导班子，然后发展下面的组织，如果是军事组织结构的，那就从“纵队（兵团或军）——总队（师或者旅）——联队（团）——大队（营）……”这样逐级往下发展。发展组织是先从单个骨干分子着手进行的，比如“纵队”级头目看中了某个可靠对象，就将此事向其交底，对方自然同意参与，那你就去发展成员，秘密招兵买马，招得多少人多少武器就根据数量让你当什么官，然后把你招到的人马编成一支跟封你的官职相符级别的队伍，随手给你一个番号就是。
之所以要说上面这些话，是为了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逐级发展而组成的组织，上一级的头目是不知道下一级头目手里掌握的成员的详细情况的。如果有一个叫张三的人，哪天走在路上跟以前在“军统”时的某个上级不期而遇，被上级看中，于是就跟他说我们准备发动暴动，迎接老蒋光复大陆，你也参加吧，以后可是有功之臣，当个将军不成问题。张三觉得这笔买卖值得做的，就点了头。好！从这时起，你张三同志就是“本军”骨干了，你去物色对象拉队伍吧，到时候拉到多少人就封你当哪一级的军官！张三胡乱折腾了一阵，向上级报告说我已经发展到了多少多少对象，都是跟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且精通单兵作战的可靠勇士。上级大喜，说你把名单拿来给我备案，然后领取委任状。张三送来的名单上面自然只有不知是真是假的姓名，没有地址。上级也不可能问他要这些“勇士”的地址，因为上级不可能直接使用这些家伙，真到发动的时候，是张三通知他的这些下属，也是张三指挥这些下属。
说了这些，就应当明白了一点：像“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这样的组织，应当也是“军”级头目发展“总队”级头目，“总队”级头目再去发展“大队”级头目，“大队”级头目再去发展“中队”或者“分队”。因此，如果想破获“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全“军”，那就应当先控制“军”级头目，比如蒋云龙那主儿。蒋云龙被捕后，供出他手下的“南京行动总队”头目，警方便去抓捕“总队”头目。“总队”头目到案后交代了他下面的“大队”级头目，如此一级一级往下捋，就能达到破获全“军”一网打尽的目的了。
所以，专案组的侦查方案是：先对付“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发起人、总头目蒋云龙！为防止蒋云龙落网后拒不交代，必须得秘密监视蒋云龙的行踪，看他跟外界有些什么联系，最好能据此顺藤摸瓜找到另外线索。这样即使一时还不能把另外线索调查清楚，也足以作为讯问时对付蒋云龙的武器了。因此，决定在发现蒋云龙的下落之后，暂时先不下手抓捕，而是实施跟踪，弄清楚他跟什么地方什么人员有过接触联系。
如何查摸蒋云龙的线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蒋云龙原先在“国军”里的官职太小，不过区区一个少校，即使去问“国军”第六兵团的司令长官，也不可能听说过他的手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主儿。这种角色，到了解放后，在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就好比一滴水掉进了长江，哪里还分辨得出？而专案组此刻要做的，恰恰正是要把这滴掉落进长江的水，鉴别出来。
专案组分析，目前掌握的线索中唯一认识蒋云龙的人，就是邹谷。而邹谷跟蒋云龙没有主动联系的方式，他甚至连蒋云龙是否住在南京这一点也不清楚。这样，看来只有靠邹谷解决这个问题了。专案组经请示陈龙局长获准，决定把邹谷放出去对蒋云龙进行“钓鱼”。
专案组长江恒大跟邹谷谈话，交待政策，鼓励邹谷争取立功赎罪。邹谷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现行罪行之大，已经作好了判死刑的心理准备。此刻听说人民政府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感激涕零，跪地磕头。江恒大又提出警告，告诉邹谷警方已经作了严密的布置，让他不要试图有其他任何方面的非分之想。
然后，就是制订一个如何“钓鱼”的详尽方案。邹谷租借的房子比较隐蔽，还是让其住到原先的地方去。那天他是在晚上回来的路上被捕的，没有惊动任何人。不过，此事得取得房东方面的配合，因为要派两名侦查员跟邹谷同住以便监控，另外还得临时安装一部电话机，用于在蒋云龙给邹谷来电时迅速通知电信部门查获蒋云龙所使用的那架电话机的号码、位置。
这一切，在次日中午前就都已经办妥，邹谷被秘密释放，回到了那个资本家的住宅，从此开始了软禁生活。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邹谷立功心切，生死在此一断，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而专案组方面，更是忧心忡忡，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案，一旦实施失利，那就简直一败涂地。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蒋云龙始终没给邹谷打来过电话。转眼元月过去了，进入了2月。又是一周过去了，蒋云龙还是没有消息。专案组诸君都沉不住气了，一次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反复分析检验这一方案是否正确。陈龙参加了专案组2月8日的案情分析会，说以邹谷这样的老牌情报特工的资历，蒋云龙如有所动作时不可能将其排斥在外，之所以没有跟他联系，估计可能蒋云龙最近没有用得着邹谷的事儿。有人提出，那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吗？陈龙说不着急，他估计蒋云龙这几天里应该对邹谷有所反应的。因为2月17日是春节，以邹谷这样的情报特工资历，蒋云龙这个少校应当是有点重视的。因此，他会在过年前对邹谷有所慰问，哪怕是来一个电话也是的，但多半是会在金钱物质上有所表示的。除非蒋云龙的手头很紧，那“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最近就根本无法发动反革命暴动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蒋云龙已经发现邹谷出问题了。因此，关键就在从现在起到春节这段不长的日子里，如果到春节蒋云龙还没有打电话给邹谷，那我们就得考虑制订另外的侦查方案了。
陈龙不愧为老资格的反间谍大师，所以，后来他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时，负责主管的是全国的反间谍工作。他的这个估计竟是那么准确，观点亮出不到一天，蒋云龙就给邹谷打来了电话！
蒋云龙的电话令原本已经近乎失望的邹谷因喜出望外而出现了语塞，“唔唔”着一时说不出话来，急得在一旁监控的侦查员差点一巴掌抡上去。幸亏邹谷及时回过神来，恢复了正常，按照侦查员事先布置的开始拖延时间。另一侦查员赶紧用那部一直没有使用过的临时电话机通知电信部门保卫干部着手调查蒋云龙所使用的那部电话机的位置。
果然不出陈龙所料，蒋云龙对邹谷是很器重的，他给邹谷打电话，一是因春节将至，他向邹谷表示慰问，并要发一笔慰问金给邹谷；二是因“买卖”之需，要制作一批袖章，这事想请邹谷负责，问是否有问题。邹谷已经激动得浑身颤抖了，强作镇静连连说“行，没问题”。蒋云龙于是约定后天下午6点在成贤街“沸腾火锅店”见面。
这个电话由于邹谷的拖延，通了大约有五分钟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算是勉强能让电信部门查清楚跟邹谷通话的那部电话机的位置——白下区太平巷的一家咖啡馆。侦查员当即赶去，但蒋云龙已经离开那里了。出于谨慎，生怕惊动了蒋云龙而取消次日跟邹谷的约会，侦查员没敢向咖啡馆方面打听情况。
次日傍晚，邹谷在数名侦查员的秘密监控下，前往成贤街赴约。侦查员终于见到了企盼已久的蒋云龙，按照事先的计划，他们没有下手抓捕，而是采取跟踪的方法摸清了其下榻处。从这时开始，专案组安排的另一套班子开始日夜秘密监视蒋云龙。
蒋云龙跟邹谷的这次见面，一是给了邹谷100万元人民币（旧币，合新币100元）的慰问金，二是让邹谷设计“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袖章。邹谷昨天通电话时的失常已经受到了侦查员的提醒，所以，这次见面表现得很镇静，没有引起对方的疑心。两人一起吃了顿火锅，喝了两瓶酒后握手分别。
蒋云龙的露面使专案组松了一口气，“钓鱼计划”总算没砸锅，开始显出效果了，而暴动那事儿还没有准备停当，不至于立马就发动，这给从容侦查这个案件留下了时间和空间。
邹谷也非常高兴，暗忖蒋云龙总算上钩了，使他终于看见了立功的曙光。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份急于立功赎罪的心理，导致接下来出现了失误。
邹谷的失误是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春节过后大约五六天，晚上8点左右，蒋云龙忽然打来电话，问上次见面时所说的设计袖章一事进行得怎么样了。其实，邹谷只要告诉对方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但邹谷出于想打听到更多情报以便立功的心理，竟然饶舌地向蒋云龙提出了几个问题：需要制作多少袖章？最晚大约几时交货？鉴于上次提交的图纸有飞机场、广播电台和邮电局三个目标，所以，袖章是否需要制作不同颜色的？各需要制作多少？
蒋云龙对于邹谷的这些问题没有作回答，只是说回头决定了再通知邹谷，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在场的侦查员以及在电信局机房监听着的侦查员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那时还没有磁带录音机，只有那种笨重的钢丝录音机，数量也是极其有限，通常只是在讯问重要犯人时方才使用。像蒋云龙的这种通话，虽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把钢丝录音机搬到电信部门的机房去进行现场录音，所以，采用的是去电信机房进行现场监听并速记内容的方式。现场记录需要整理一份，侦查员在整理时才觉得这次通话内容似乎有问题，邹谷似是显得过于饶舌了，这是否会打草惊蛇？
通话记录当即送到专案组领导面前，正副组长江恒大、老汤两人一看一研究，颇有同感：邹谷说了不应当说的内容，这可能会被蒋云龙产生怀疑。
于是，专案组决定加强对蒋云龙的监视，立马增派了侦查员。
五、
蒋云龙是否对邹谷产生了怀疑？此刻谁也说不清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鉴别的标准是看蒋云龙是否还跟邹谷联系。当然，同时还得注意如果蒋云龙已经受到惊动，干脆直接逃之夭夭了。所以，江恒大特别叮嘱监视蒋云龙的侦查员一定得密切注意。
哪知，蒋云龙还是逃了！
蒋云龙返回其住处后，一连三天只出过一趟门，那是返回后的次日上午，他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离其住所不算远的一家医院，挂了内科的号，配了些治感冒风寒的药。之后，他竟然一连三天都没有出过门。监视他的侦查员认为他是在生病，不出门是在床上躺着养病，所以并没有向上级报告。
那边，专案组两位领导等得不耐烦了，到了第四天上午，老汤说我去那里看看。到了蒋云龙住处附近找个地方把侦查员中的一个叫到一边一了解，老汤的脸色顿时异样：三天没出门了？那他吃饭咋办呢？平时你们不是说他一天三顿都到对面那小饭馆吃吗？
侦查员说人家生病了，饭吃不下，就不去馆子吃了，饿了可能弄点饼干蛋糕的打发就是了。
那么，晚上呢？你们看到他屋子里透出过灯光吗？
这一说，侦查员紧张起来：这个……前两天晚上亮过灯的，昨晚……昨晚好像没有亮过灯啊！
老汤知道情况坏了，立马让派出所协助找电灯公司借来了抄电表员工的服装，冒充抄表员进了那幢租住了好几户人家的楼房，以抄表为名去敲蒋云龙所租那房间的门，没有反应。叫来房东打开房门，里面没有人。
蒋云龙已经逃了。据分析，他是乘黑夜的掩护从楼上房间跳楼而下得以逃脱的。
江恒大一听就炸了：这是怎么搞的？竟然如此麻痹大意！人呢？先停职隔离，听候审查！
他们赶紧向陈龙局长报告，当然还得检查。陈龙这样的反间谍专家，什么事情没碰上过？他说检查先放一放，咱先分析一下情况，这主儿会往哪里逃？把同志们都叫过来，一起议议。
于是马上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议，专案组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落下，全都集中过来了。都以为陈龙要发一通火，哪知局长不但没有发火，还每人给了一包香烟，说同志们辛苦了，犒劳一下，等侦破了案子，我请大家喝酒。开个会议议情况，由你们江组长主持，我在这里是与会人员，跟大家一样发言和听别人发言。
众人分析，现在对于邹谷是否露了馅儿可以有定论了，否则那蒋云龙也不会逃跑了。从这家伙逃跑的手段来看，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角色，我们得认真对待。蒋云龙自2月9日跟邹谷见过面后，就受到了专案组的秘密监视，但那时他是不知道自己已被盯上，所以，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那天被邹谷的电话内容惊动之后的这些日子的外出情况，应该是真实而不加任何掩饰的。蒋云龙这段日子都跑了些什么地方呢？受命跟踪的侦查员都有记录，他基本上是深居简出，一共只跑了七八处地方，而且都是百货公司、商店、电影院、戏院、医院、饭店等公共场所，没有发现他跟别人有什么接触。
这样，就使人不得不觉得奇怪了，蒋云龙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发起人、主持者，此刻正处于非常紧要的策划、筹备在南京发动反革命暴动这样的“大计”阶段，难道他这些日子就没有跟外界联系？那他所需要的外界相关信息是怎样传递给他的，而他要向手下人下达的指令又是怎样传递出去的？他的住所没有电话，也没有发现他投递过信函邮件。因此，他唯一的沟通手段就是在外出期间直接在去过的某处或者某几处地方，偷偷用约定的方式秘密传递了情报以及指令。
这样，专案组又有了信心。如此，蒋云龙对外联络的渠道无疑就是在他这一阵去过的那七八处地方中的一处或者几处，只要对那些地方进行监控，很有可能会把业已断了的线头重新给续上。
于是，专案组当即进行人员分工，算下来人手不够的，陈龙局长当场指令调派，每个监控点都配置了足够的人员，进行全天候的监控。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仅仅过了三天，蒋云龙就露头了。那天下午，奉命监控“新都大戏院”的侦查员忽然发现蒋云龙出现在视线中。他是乘着一辆马车过来的，在戏院门前的空场上下了车，掏钱打发了车夫，然后就反背着双手佯装悠闲似的在空场上信步走了一圈，接着在海报栏前驻步，专注地看着《火烧红莲寺》的海报。
当时在场的侦查员有两个，一个伪装成卖零食的流动小贩，另一个佯装路人。发现蒋云龙的是“小贩”，他马上向“路人”发出了暗号，于是那个侦查员就开始进入了监视位置。可是，令人出乎意外的是，这次跟踪竟然失利了！
应该说，这位侦查员是一位富有跟踪经验的老警员了，他是抗战时期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当时是汪伪警察厅的刑警。国民党接管警察厅后，留用下来当了首都警察厅的刑警探长，参加过几起当时比较有名的刑事大案的侦查，而且分管的就是指挥跟踪。他曾布置或者亲自跟踪数名狡猾的案犯，从未失手过。可是，这次却竟然被蒋云龙给耍了一把。
蒋云龙看了片刻海报后，点燃一支香烟，随手把空烟盒扔进了一旁的废物箱。然后，进了售票厅，转了一圈就离开了。侦查员便开始跟踪。蒋云龙步行片刻后，招了一辆三轮车上去了。侦查员在马路对面看着，正好有一辆空出租车开过，便招停后上去，慢慢地跟在后面。
蒋云龙坐着三轮车去了原总统府附近的一家茶馆，入内上楼。这位侦查员作为一名老刑警，对于南京城内的各类公共场所诸如饭馆、茶楼、影剧院、浴室、旅馆、咖啡馆等地形都了如指掌，知道哪家有前后左右几个通道进出。当下一看蒋云龙进去的那家茶馆，知道共有两道门进出，一是前面的大门，另一个是在右侧那条只有一个出口的断头小巷子里的边门，那是专供运送煤炭、木柴使用的通道，通常是不让茶客进出的。侦查员为防万一计，还是决定同时监视这两个进出通道。于是便在进门靠右侧小巷窗口的一副座头上落座，要了一壶茶，慢慢地喝着，并且不敢喝多了，生怕蒋云龙在他正好上厕所的当儿溜了号。这个位置既可看住大门，又可盯着右侧的小巷，不愁蒋云龙会从眼皮底下溜走。
哪知，蒋云龙竟然还是钻了个空子。蒋云龙被捕后交代，他是在离开“新都大戏院”后发现自己被人跟踪的，于是就想摆脱。无奈那出租车盯得很紧，过了十几个红绿灯道口也没甩得脱，于是他只好进了这家茶馆，想先缓一口气再说。他在楼上占的也是一个好位置，能把楼下情况一览无遗。他只一看侦查员所占的那个位置，心里就暗暗叫苦，寻思这回撞上老手了。只好喝一会儿茶离开，考虑看如何再设法脱梢。一会儿，蒋云龙下楼上厕所，进得门去，不禁大喜：厕所正在扩建，原来的墙壁被砸掉了，跨过墙脚就是邻家的一个业已荒芜了的大院子。于是，他就毫不客气地来了一个不辞而别。
那个侦查员见蒋云龙进了厕所一直没有出来，不禁起了疑心，待到忍无可忍了进去一看，情知是怎么回事了，懊恼得真想砸自己的脑袋！
专案组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对于蒋云龙大老远地雇了辆三轮车前往“新都大戏院”看海报一事觉得不解：如果说是想了解该戏院这几天的演出剧目，那就买份报纸一看就清楚了，所以，估计蒋云龙是有事而去该戏院的。什么事？联想到之前蒋云龙曾两次来过“新都大戏院”，就怀疑这家戏院里有人可能跟蒋云龙是有关系的。
老汤马上想到了侦查员看到过蒋云龙往废物箱里扔过一个空烟壳的举动，便提出那可能是蒋云龙传送情报或者指令的一种方式。众人深以为然，于是便决定将此作为一条线索，围绕那个废物箱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措施。另一个措施是考虑到蒋云龙已被惊动，估计凭其那份警觉多半不会再去那七八处曾经去过的场所，所以得用另外的办法查找其行踪。什么办法？蒋云龙曾让邹谷设计袖章，现在当然不可能再跟邹谷联系了，但袖章还是需要的，不管他是怎样解决设计问题的，最终还得找地方印制（或者是购买了印制材料后自己印制）。所以，只要控制袖章印制这一坨，大约就能查摸到蒋云龙的线索了。
这时已经进入1950年3月份了，专案组双管齐下同时进行调查，稍有收获。一路侦查员悄然对“新都大戏院”方面进行调查，先从跟那个废物箱会有接触的人员查起，那是一个姓王的杂务工所负责清理的，查此人历史上曾当过国民党宪兵，因负伤后为讨索赏金组织伤兵向蒋介石请愿而被捕过，释放后不敢再张狂，但饭总要吃的，就去“新都大戏院”当了一名杂务工。最近，王某跟管他的总务主任钱惟周关系很热乎。因此，专案组决定下一步调查钱惟周的历史。
另一路侦查员对全市的印染店家安排布控，当时人民群众经济拮据，衣服穿着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件衣服要穿九年，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跟印染行业打交道，这种小作坊式的店家为数不少。侦查员一家家寻访着跑下来，费时三天。跑到最后一家时，老板说昨天已经有人买去印制材料了，选择了红色、黄色、黑色、绿色四种颜色，还买了版子、纱网和喷筒。想印什么没有说，不过，从购买材料的数量来看，是准备印很多东西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是一个女人，三十多岁，打扮得有点时髦的，说一口南京本地话。
前往调查的侦查员是夫子庙派出所警员老刘和另一市局侦讯处的同志，两人闻听之下，很是失望。暗忖怎么这样巧，跑了三天最后跑到这家店铺打听到了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老刘两人稍一商量，心存侥幸，寻思最好是对方材料买得少了些，还来增添什么的，那就可以跟踪了。于是，两人就决定守候着监视。跟专案组领导打电话一说，认为可以一试，两人于是就对店家关照一番保密事宜后，在对面摆了一个香烟摊，由老刘守着。另一侦查员化装清道夫，穿了套破旧衣衫，头上扣了一顶破毡帽，佝着身子拖着一把大扫帚扫街。
这一招，还真让他们使对了！两天后的下午，三时许，那个购买材料的女人竟然重新出现在印染店铺前，她是来调换上次买去的喷筒的，说想使用了，先加了些水试了试，发现喷得不爽，就来要求换一个。印染店老板出面接待，满足了她的要求。那女人离开时，没有留意到背后已经跟上了脱去了清道夫衣衫还原为普通市民样的侦查员。
这一跟踪，跟到了那个女人的住处。专案组当即秘密控制了那个点，经调查，这个女人名叫彭彩娟，是个寡妇，其夫是国民党军队连长，前年死于国共内战的战场上，彭彩娟靠丈夫遗下的家产带着一个女儿生活。解放后她响应人民政府“劳动光荣，自食其力”的号召，置办了一台缝纫机，做起了裁缝。居委会说，最近因刚过了年，所以生意清淡，没有发现有陌生人去过她家。不过，她近日一反常态经常去小巷口的那家织袜工厂门房那里借用电话机。
袜厂的电话是那种最老式的人工拨号座机，去电信部门一问，由于内部技术原因，不能监听。这样，袜厂门房老邵就被专案组找去谈话，请他协助警方留意彭彩娟的通话内容。初解放时，工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翻身感特别强烈，老邵自然积极协助。可是，那些日子彭彩娟却不去打电话了。老邵有些着急，可是也没有办法，又不能去催人家过来打电话。
到了3月13日那天，终于盼得彭彩娟来了。她给老邵带来了一盒子糯米团子，说是自家做的，请老邵品尝品尝。然后就提出要借打电话，老邵当然是求之不得。
不过，这事进行得似乎不是很顺，因为彭彩娟拨通电话时，正好有人要进厂找人。老邵只好接待，让他们填了单子什么的。这样一折腾，就只隐约听见彭彩娟说“那我明天就送到那里去吧，你们几时过去取啊？上午10点？好的”，然后又说了一个店名，好像叫“富大祥”。
消息迅速传到专案组，于是马上调查“富大祥”是什么地方。最后查明“富大祥”是一家绸布商店，距南京市公安局洪公祠1号不远。专案组寻思不管明天蒋云龙指派谁去跟彭彩娟见面，反正先监控起来再说。当然，由于彭彩娟电话里说的是“你们”，所以不知对方会来几个人，会从哪个方向前往“富大祥”，所以得安排足够的人手监视各个路口。为防止打草惊蛇，跟踪时也得采取轮流替换、人车结合的方式进行。江恒大甚至还特地从市局要了几位女同志准备予以协助。
一切都准备停当，就等着好戏开场了。哪知，情况变生不测，次日上午9时许，彭彩娟叫了一辆三轮车，到她家装了一包软乎乎看上去像是纺织品的东西，自己也坐了上去离开了家。哪知三轮车在经过那家袜厂时，被一辆从里面驶出来的装货卡车碰撞了一下，三轮车夫受了重伤，彭彩娟也伤了一条腿。彭彩娟顾不得流血的伤口，马上抱住了一旁的那个包包，最后连包带人被厂方送去了医院。秘密监视她的两个侦查员，一个跟着去了医院，另一个赶紧找了部电话机向专案组长报告情况。
这样，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今天这场戏的主角是彭彩娟，只有她到场，跟她接头的敌特分子才会得以暴露。现在彭彩娟去不了接头地点“富大祥”了，对方即使到了场、在侦查员面前出现了，侦查员也不知道就是目标啊。江恒大和副组长老汤一商量，认为有必要将这个情况向现场侦查员作紧急通报，让他们首先务必注意不能使自己暴露，在这个前提下再密切观察是否有可疑分子出现，考虑跟踪与否。
江恒大让老汤去现场走一趟。老汤于是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刚刚出了市公安局大门，忽然眼睛一亮！怎么回事？还真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他竟跟蒋云龙劈面相遇！
蒋云龙是去“富大祥”门口准备跟彭彩娟碰头取请对方制作好的袖章的，这家伙胆子还真是大，竟然就敢大摇大摆地从市公安局大门口经过，一边走一边还朝大门里作好奇观望。这一望，就正好撞见了老汤。这只好埋怨自己的胆子太大，好奇心过强，运气太差了。老汤脸上一片平静，看都不看他，自顾踩车往前。直到和蒋云龙平行时，这才飞身下车，乘机把自行车朝蒋云龙身上推去。蒋云龙猝不及防被撞翻在地，连车带人被老汤按住。市局门口的警卫马上过来将蒋云龙抓获。
彭彩娟的那包东西被打开一看，果然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袖章，一共有500个。可能考虑到在夜间发动暴动，所以选择的是白布，以红、黄、黑、绿四种颜色印着“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字样，正中下方有一括号，内中以上述四种颜色区分，分别印着“东”、“南”、“西”、“北”，后据蒋云龙交代，那是“南京行动总队”下辖的四个大队。
蒋云龙被捕后，最初拒不吐口。直到专案组获取彭彩娟的口供，称其受亡夫原在“国军”时的上司蒋云龙的拉拢参加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奉命制作反革命组织的袖章云云后，向蒋予以点明，竟仍只是摇头。专案组经过研究，结合对“新都大戏院”总务主任钱惟周的调查所发现的疑点，大胆推断钱系蒋云龙的同伙，故意在再次讯问时将此节敲山震虎，这才使蒋云龙误以为其阴谋已经全部败露，被迫作了交代。专案组从蒋云龙的住处搜得“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已经印制好的“郊区大队”的胸章和布告，布告内容是宣告“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已经“接管”了飞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
这样，终于获知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情况：蒋云龙发起组织的这支反革命武装已经组建了“南京行动总队”，下辖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郊区五个行动大队。总队长名叫朱光，住在南京市糖坊桥，副总队长是钱惟周。据下面大队报上来的数字，整个“南京行动总队”已有大约300名成员。诚如专案组分析案情时所料，蒋云龙本人并不知道下面那些成员的姓名地址。好在两位正副总队长随即被抓，交代出了下面大队级成员的情况，于是顺藤摸瓜一一抓捕，最后一清点，一共逮捕了287名成员。
这起特大反革命案终于顺利侦破，反革命分子依法受到了严惩。
【附录】
这里对文中提到的机场、银行、电台作个简介，以供读者参考。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银行》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虽然是首都，但是，位于南京的大银行多是分行，譬如，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总部是在上海，而不是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于1928年创办于南京，8月1日开播。这是国民党当局继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之后，创办的第三家全国性中央宣传机构。电台起初设在南京市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1930年，陈果夫牵头向德国德律风根公司订购了全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和75千瓦功率的中波机，并在江东门筹建新台。1931年，国民政府新的中央广播电台正式落成。1932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投入使用。这个发射台是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播音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国土，甚至还包括东亚其他国家和东南亚部分地区。
据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蔡骧先生的《世纪回响》一书——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一天，电台的台长逃跑，只留下5根金条作为其他工作人员的“应变费”。作为电台资格最老的人，蔡骧成了电台的实际管理者。
23日，中山大道上一直是军车跑来跑去。
24日清晨，蔡骧接到发射台的电话，问军队已经撤离了，还要不要开机？“开！”蔡骧这样决定，“但不能再用‘中央台’的呼号，该用‘南京台’。‘中央台’都不存在了，相信听众可以从呼号的改变中判断发生了什么。”
4月24日7点30分，播音开始，内容很简单，只有“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9个字，每15分钟播报一次，这也是南京解放的最早信号。1个小时后，电台接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叫南京广播电台”的声音，双方约定9点钟通话。因还不清楚南京情况如何，双方约定11点钟再次通话。11点钟，蔡骧将《大刚报》记者钱文源采访的内容传给新华广播电台，由其播出。内容大致为“南京市面平静，新街口至下关一带，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解放军，手里拿着‘欢迎解放军’旗子的学生和老百姓围着他们谈话，大部分商店尚未开门”。这条新闻，比新华社的新闻稿早了整整6个小时。
1949年5月18日，南京广播电台改名为南京人民广播电台。1952年8月7日，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恢复江苏省建制。1953年1月1日，苏南人民广播电台、苏北人民广播电台和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合并，成立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还是江东门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旧址所在地。
《南京机场》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有两座机场，城内是民用的明故宫机场，位于中山东路南侧，路北是中央医院，励志社，国防部，和著名的中央军校，蒋先生的官邸“憩庐”）。城外的是大校（念jiao，去声）场机场，始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航空基地之一，也是当时设施最好的机场，为中华民国空军的空军基地，抗战前被定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航空总站。五十年代后，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用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