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惊魂如今的桥口（续完）

桥口夫妇从一个发达国家来到赣南山区小县城，体会到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生活。

听说有日本人来县里，学校的老师呼啦一下都跑到我家看热闹。小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老远见到他俩一边笑一边大喊“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

桥口他们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早有心理准备。松川在日本学过粤语，多少能听一些，但客家话是完全听不懂，每次都大大方方地以微笑作为回应。

我带着桥口他们逛了县里的主要景点，还去同学家转悠。同学家自然开心得不行，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这可是外国人，一辈子都难能见到的！

但是在外面，上厕所成了问题。

桥口所住的招待所自带卫生间，有蹲式冲厕，虽然比不上日本和北京校招待所，但在小县城已经很不错了。日本人最注重用厕卫生，我班同学第一次去校招待所桥口住处时，夫妇两就带我们参观厕所，当时我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解释说这是日本人的习惯，厕所是住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干净整洁也代表主人的生活习性。（日本人发明的带冲洗功能的坐厕可谓一大壮举，如今离开这个我也不习惯）。

90年代初县城开始开发商品套房，都带冲厕。我家四兄妹因为都在国外或者外地工作、上大学，我妈一门心思想早退回赣州，因此压根没打算买。我家住的是联排的二层独立小楼，70年代末建立的，没有带厕所，只能使用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通常是间大屋子隔成一个个小间，各自独立。木地板凿出一个长方形的洞口，下面就是粪池。当时中国各处都不乏类似的厕所，日本早就没有了，我能看出松川非常不习惯。但入乡随俗，再不习惯也得用。松川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修养确实很好。

虽然是南方，春节也需要穿棉衣的，而中国的幼童，大都还穿开裆裤。有时桥口他们看到，忍不住会说“あの子は可哀そう、お尻は寒くないの”（那个小孩好可怜，小屁股不冷啊？）我答曰不冷，我们当地有句俗话“小孩屁股三把火”，冻不着。南方冬天也还没冷到那个程度，没听说那个孩子穿开裆裤感冒的。他俩一听，哈哈大笑。

桥口还挺“贼”的。有一天我带他们去我姐一个同学家玩。我曾经写过一篇“上海知青子女的不同命运”一文，这位同学就是文中提到过的“贺”。贺的父亲是上海知青，贺通过曲线救国路线回了上海，但贺几乎每年都会回县里过年。

出门时贺与我姐一同送行。路上桥口问我贺是不是我姐男朋友？我说不知道，不可能吧。桥口小眼睛透过眼镜片眨了眨，很狡黠地笑了笑，说，肯定是，那眼神我一看就知道！

我满怀狐疑，心想，我都没看出来，你一句话听不懂看一眼就知道？

等姐姐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问。姐姐一开始吃了一惊，旋即脸就红了，说我怎么知道？

我的天，还真是！我不得不服了桥口！

不过有情人未必成眷属，我妈说男方学历不如我姐，死活不让我姐跟贺来往。我姐为了不伤妈妈的心，只能分手。我姐后来去了德国，与我姐夫海归。我姐夫落户于中科院，成了博导。

桥口在县城里，吃到了很多没吃过的食物，包括赣南客家特有的“粄”（用米浆制成的食品）；看到了很多独特的客家风俗，也体会到了客家人的热情。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桥口夫妇也要告别了，他们还要启程去南昌、上庐山。

我忘了是如何送走他们的，好像是我们一起到的赣州；也好像是县政府派了专车送他们去的赣州机场，然后乘飞机去了南昌。

返校后桥口告诉我说，南昌机场是他们见过的最破烂的一个机场，当时他都怀疑是否真的有飞机。

而在庐山上，桥口夫妇又惊魂了一次！

庐山，以避暑胜地著称，冬天自然温度不低。

旅行社派了一辆专车送他们上山，结果因为天冷路面结冰，车轮打滑，刹都刹不住，几次出现险情，吓得松川脸都白了。

桥口在我们学校好像只呆了一年，第二年转到对外经贸大学当外教了。但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存在，时不时还会见个面。逢春节我都会把我妈炸的花生米带给他们一瓶，他们非常感动。而我妈和我姐也时不时念叨他俩，经过那次春节，桥口夫妇和我姐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毕业后我去了珠海，过了几年桥口又在日本3000人的竞争中杀出重围，成功应聘为日本文部省选拔的广州日本人学校以及香港的日本人学校教师一职，并且很快担任了两所学校的理事。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我们很快取得了联系。桥口夫妇来过珠海，我请他们在我商社所在的五星级宾馆餐厅吃饭。桥口个人来过几次，有次赶上我妈也在，我让我妈给他做了一大桌好吃的，又炸了花生米。时隔几年，再次尝到我妈妈的厨艺，桥口感慨万分。我也去过香港太古城他们的住处，还留宿过（日本人很少在家留人住宿的，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松川很厉害，竟然成了太极拳老师，每天在香港给一群学生（包括香港人）授课！

松川还曾还带着一群香港的日本朋友去深圳购买整木做的茶几（广式功夫茶），我姐那时也在深圳，正好我去姐姐家。我姐特意邀请她们到家里做客，一大堆人浩浩荡荡地来了，很是热闹。一年后，我姐要去德国，从香港起飞，我送她到赤鱲角国际机场。途中和桥口夫妇见了一面，四人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不久我来了日本。大概是06年，我回北京，正好桥口也在。他利用多年在中国积攒的人脉，很热衷社会活动。那几天正忙着举办一个中日书法交流展，请来了张铁林、朱旭等文艺界名人。原叫我同班同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播音组的一姐当现场翻译的，同学那天因为临时有工作脱不了身，桥口找我帮忙。我就去了，见到了久违的桥口。他还是胖乎乎的，精神气极好。他那时有四十多了，但似乎不见岁月的痕迹。

但他还是感叹岁月的流逝，说教我们时，我们还不到二十，如今我们也过了他当时的年龄。我们是他到中国教的第一批学生，因此感情最深。的确如此，他也带过比我们低一届的学生，但关系远不如跟我们一样这么亲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又过了几年，听说他回日本了。据同学所说，他好像在日本人学校遭到排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无奈只好回到原来所在的广岛市一家国立中学继续当老师。

前几年我要来了桥口的邮址，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过了好几天才收到回复，字里行间充满了低落的情绪和颓废，跟以前爱说爱笑的他判若两人。我又不能直接问怎么回事，就想着改天去广岛看看他。

可是后来我也遇到很多麻烦事，去看桥口老师的愿望就一直搁置。

写这篇博客的时候，眼前不时浮现出桥口夫妇的形象，那么鲜明，那么生动。桥口老师是所有外教中，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我们不仅仅是师生，更胜似朋友！

桥口、松川老师，希望你们安好！等疫情过了，我一定会去看望你们！

（全文完）

严冬，终究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看，春天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