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年去井冈山旅游，参观过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陈列室有张曾志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曾志的容貌靓丽倒是其次，惊奇的是，照片中曾志显示出来的风采，比笔者当时认识的湖南妹子还要现代、文气。
1932年的曾志（21岁）与2000年的李湘（24岁）
后来知道曾志年轻时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美人。性情豪爽，为人刚烈，独立不羁，有"母夜叉孙二娘"的恶名。虽然如此，自古英雄爱美人，先后有五位中共人士与她交好，分别是夏明震、蔡协民、陶铸、叶飞和任铁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中共早期出任过中层要职，称得上一时才俊。当了解他们的经历后，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五位男士似乎与曾志关系越深，命运就越凄惨，巧合地应验了"红颜祸水"的说法。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其代表作《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biography of great men"（历史除了为伟人写传，什么都不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志和夏、蔡等人也许在历史上只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透过对这些普通历史人物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中共革命。
卿本佳人奈何从共
曾志（1911-1998）原名曾昭学，湖南宜章人。其祖父年轻时当过把总（相当于营长），解甲归田后开始悬壶济世，成了当地名医。父亲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是个书呆子。他当厘金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能当到赔钱，做生意更是做什么亏什么。
昭学自小受祖父、祖母宠爱，养成胆大、任性、不计后果及不负责任的习惯。四岁那年，昭学淹死一只老母鸡，被母亲揍了一顿，然后要给她缠足；惹得祖母大怒，抡起洗衣棒追打其母。
八岁到长沙读小学。嫌给她的早餐比姨娘的儿子少，操起秤杆照着姨娘的后脑勺就是一下；被父亲提着菜刀追打。昭学一口气跑到订婚的夫家。夫家在长沙有实业，又是省议员；住所气派、宽敞，生活奢华、腐朽。夫家供昭学去学费昂贵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还请两位家庭教师分别教授其英文和国文，十分宠爱。
1923年，昭学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衡阳），同学中有夏明衡、毛泽建、伍若兰和任培轩。1926年，以国民党名义开办的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昭学听同学说讲习所教的是军事，就去报名，并改名为曾志，意为"争志气"。湖南民风尚武，女子也不例外；这可能也是受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当年办湘军的影响。
曾志8月考入讲习所，10月底加入中共，时年15岁。从此踏上腥风血雨、曲折坎坷之路。
夏氏兄妹
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制为半年，比当时各地讲习所的学制都长。农讲所所长彭平之，是毛泽东最早发展的青年团员；总队长赵伯诚为黄埔生，教务长就是夏明震。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夏明震（1907-1928）出生于衡阳当地的名门望族。他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男校）。这所学校为中共培养了不少人才，比如蒋先云、陈为人、黄克诚、江华、张平化、曾希圣、张经武、唐天际、张际春等等。1925年秋，中共湘南区委选送夏明震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夏是农讲所五期学员，不是主持农讲所六期的毛泽东的学生（夏明震似乎对毛有看法，曾劝诫朱德要警惕毛泽东）。
广州第五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合影（二排左12为所长彭湃）
衡阳农讲所共招收学员112名，按连队编制。学员基本都是青年学生，其中包括曾志、毛泽建、夏明衡等十多名女生。那个时代的女学生，一般家境良好，难免娇生惯养、自由散漫。在军事训练场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和孙武训练吴王阖闾后宫时的情形差不多。她们入学一周就串通起来，抗议军事教官的常规训练与管教，所以全部被转到衡阳政治运动讲习所。只有曾志坚决要求留下来，成为农讲所惟一的女兵，轰动一时。
衡阳农讲所学员合影
经过半年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曾志以总分第八名的成绩从农讲所毕业。她进入衡阳警察第二大队，担任政治助理员，每月50元大洋，年仅16岁。那个时期的两湖地区，旧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传统的乡绅势力受到压制，农会和工会代行议会、法庭、治安等职能。掌握农会和工会的中共，也经常掌握着所在地区的人事大权。当时，即便像小学教师这样低阶的职位，也须得到中共人员的首肯。
从古至今，容易说服人的永远是利益，而不是道理。当革命俨然成为一门时髦的"生意"时，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向党组织靠拢。
曾志同时兼任衡阳农民协会妇女部干事。1927年，她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曾志说，她嫁给夏明震并非心甘情愿。有次夏明震以开会太晚、不便回家为由，半夜进了她的房间，第二天就流言四起。党组织做工作，说夏家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母亲也是地主家小姐出身。夏明震向曾志跪下，苦苦哀求，曾志不得已从了夏。那时曾志喜欢的是稳重、含蓄的赵伯诚（已婚），对慷慨激昂、锋芒毕露的夏明震并不欣赏，而且夏有未婚妻在衡阳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时他还正与女子三师的一位学生热恋。
1928年1月，夏明震参与领导湘南暴动，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3月21日，时任郴州特委书记的夏明震，在"反白事件"（中共称之为郴州反革命暴乱）中被农民乱刀砍死，死状甚惨。
当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本名尹澍涛）等人，面对即将北上的桂系部队，提出了一个奇葩计划：即将从宜章到衡阳一线400多里长、两侧各5里宽的沿途乡村，烧个片瓦不留（原计划各烧30里宽，后经夏明震等人据理力争，改为各烧5里），“使进攻之敌无寸草御寒，无粒米果腹，不战自垮”，然后大家就等着去捡枪——这种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大概后世的波尔布特也难望其向背。
当得知家园要被共党烧毁，原本支持中共的农会成员纷纷反水。"淳朴、善良"的农民一旦被挑动起来，其暴虐的一面就显露无遗。他们见中共人员就杀，对女尸极尽侮辱。那时有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少先队员，都是12-15岁的孩子，"老实"的农民先欺哄他们下山，然后毫不手软地展开屠杀。
夏明震的胞兄就是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夏母陈云凤是清末"铁面御史"陈嘉言的长女（陈嘉言三兄弟是同榜进士，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绝无仅有）。夏母思想开明、进步，主张子女接受新式教育。她育有4子3女，几乎全部参加了中共组织。明翰是长子，比明震早一天遇害；三弟明霹在此前的2月28日为中共牺牲；二妹明衡是曾志的同学，于同年6月被害。所幸夏家还留下一个儿子没有加入中共，不过自幼失聪（用大白话说，就是个聋子）。
“军中梁祝”
1928年4月，曾志与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蔡协民结婚，随部队进入井冈山。
蔡协民（1901-1934）是湖南华容人，比曾志年长10岁。蔡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1925年加入中共。与夏明震同为广州农讲所五期。"马日事变"后，和同乡何长工一道去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经毛泽东介绍，蔡协民由组织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司令部工作。蔡参加了南昌暴动，任连党代表。27年11月，朱德率南昌暴动余部，暂寄于其在滇军时的旧交范石生部；此时蔡协民已升任朱德部政治处主任。不久蔡被朱德派去联络中共湘南区委。蔡协民参与领导湘南暴动，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七师党代表。第一师系南昌暴动余部扩编而成，朱德为师长，陈毅任党代表。
上井冈山后，蔡协民很快得到与其有旧的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成为毛的亲信。曾志因此与毛泽东及毛当时的妻子贺子珍相识，并结下友情。蔡先后出任红四军第三十团、三十二团、三十一团（前身是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党代表；那时红四军共五个团，这三个团均原属毛泽东部。1929年3月，三十一团改称为第三纵队，蔡协民续任党代表；纵队司令就是当时与一纵司令林彪齐名的伍中豪。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县城召开。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七大"《决议案》指出毛泽东有七项缺点：“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其时朱毛争斗非常激烈；朱德曾亲自出马，企图争取曾志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去闽西上杭的蛟洋休养。毛的亲信蔡协民、谭震林（二纵党代表）、江华（毛的秘书）和曾志同时调离红四军。经毛的运作，在蛟洋镇举行的闽西第一次党代会上，蔡协民当选为闽西特委委员兼组织科科长，曾志任团委书记，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任特委委员兼军委委员。
闽西特委书记和军委书记分别由本地人邓子恢和张鼎丞担任。邓子恢是闽西龙岩人，曾考取公费留日生。1928年3月，邓子恢与郭滴人等领导龙岩后田暴动，揭开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6月，邓再与傅柏翠等领导上杭蛟洋暴动。张鼎丞是永定人，做过小学校长。1928年6月，张领导了福建规模最大的永定暴动。和贺子珍一样，他们都是客家人。
那时，蔡、曾夫妇与毛、贺夫妇住在一起。毛泽东得了疟疾，特委请来一位厨师，每天给毛做一只鸡、二斤牛肉。因为毛泽东爱吃鱼，蔡、曾二人就经常抓鱼给毛吃。29年底，陈毅奉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的指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毛委托曾志照顾身怀六甲的贺子珍。
1929年12月28至30日，红四军"九大"在上杭的古田镇召开，这就是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终于在红四军内部彻底斗倒朱德。据曾志回忆，那时蔡协民身体很差，经常起夜。会议期间，蔡在一次起夜时摔成了脑震荡，身体不能动，说话困难。此后，蔡协民时常抱怨曾志对他不够照顾和关心。
1930年6月，蔡协民、曾志调厦门，去福建省委工作。
中央路线与地方土共
毛泽东在红军时期的政治路线，相对温和而实用。他与上杭的地头蛇傅柏翠关系不错。傅柏翠（1895-1993）出身于地主家庭，1917年从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回乡进行社会改革试验。贺龙、叶挺部在南昌暴动后南下，行军至闽西时，傅柏翠参与接应暴动部队，并加入中共。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朱、毛曾问计于傅。傅柏翠领导的地方武装，积极配合红军打下龙岩和上杭。朱毛红军能在闽西立足，傅柏翠功不可没。毛泽东在闽西休养，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傅伯翠的老家蛟洋，傅伯翠对毛相当照顾。追随毛泽东的闽西特委，与傅的关系尚可维持。
1930年7月，中共福建省军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对闽西特委非常不满，认为他们偏安保守、组织纪律性差、对中央新指示阳奉阴违。王海萍（1904 - 1932）是海南琼山县人，曾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和东华大学。他参加过南昌暴动；暴动部队在潮汕地区溃败后，被派往福建工作。30年5月，王海萍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返回福建后，传达中央决定：“闽西苏区和红军为广东领导，命令闽西红军进攻东江、潮汕，夺取两广，会师武汉”。其时中原大战正酣，混战中的军阀无暇顾及红军，红军及红区得以快速扩张。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策划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闹剧。李甚至还扬言：“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
闽西特委随即改组，换上党性更强的郭滴人和张鼎丞，分别接替邓子恢的闽西特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两个职务。邓调至福建省委做巡视员。之前，负责闽西组织工作的蔡协民被调离，可能是王海萍在人事上的提前布局。因为从苏区调一个非军事干部去白区，协助王做军事工作，it doesn't make sense。此时毛泽东已离开闽西，闽西特委与傅伯翠的关系变得更为恶劣。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是中共党史里大名鼎鼎的罗明。罗明（1901-1987）是广东大埔客家人（大埔紧邻闽西，都是客家地区）。他早年在厦门附近的集美师范完成学业，1925年考入国立广东大学。26年2月，罗明作为特派员到厦门发展党组织。他吸收了大量青年学子加入中共，其中包括很多来自闽西的客家学生。南昌暴动后，担任闽南特委书记的罗明，主动去闽西接应暴动部队。罗明建议部队将多余的6000多条枪，留给当地，建立闽西红色武装，被周恩来拒绝。之后，他留在闽西扩展党组织，发动土地革命，筹备武装斗争。罗明与闽西本地知识菁英关系良好，比如傅柏翠就是由罗明介绍而加入中共；曾在集美师范学习的郭滴人，则是罗明特地去闽西、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讲所六期而招收的学生。
罗明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力求符合实际，也注意维护地方利益。他对追随毛泽东路线的蔡协民比较信任。两人均对"立三路线"有所抵触。蔡协民很快从省军委秘书，调任省委委员兼省委秘书长。蔡、曾夫妇对罗明很尊重。据罗明女儿罗小玲介绍，1931年初，经曾志牵线搭桥，罗明与母亲谢小梅在厦门结为伉俪。
王海萍则是"中央派"干部的代表。王比较重视党的组织与纪律，执行中央指示坚决。他曾几度临时主持福建省委的工作，整肃、打击过不少罗明的支持者或好友。王在福建省军委的副手陶铸，也是外来干部。陶铸（1908-1969）是湖南祁阳人，黄埔五期毕业，参加过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陶与王海萍的关系非常密切。有次王巡视闽西时，委托陶铸照顾他重病的妻子，陶铸端屎端尿、尽心尽力。但陶铸对省委书记罗明很不客气。
王海萍、陶铸与罗明及原闽西特委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上海中央与地方土共的冲突。中央着眼的是如何执行莫斯科下达的指示（"立三路线"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比莫斯科的命令还要荒唐、离谱），方式一般比较狂飙、激进和不计后果，也经常不切实际。地方土共有的可能紧跟中央，比如张鼎丞；有的就未必了，比如傅柏翠：跟着你搞共产革命可以，但不能损害我的民众的利益。
这并不意味地方土共的路线就一定是正确的。以笔者的观点，地方土共领袖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乡绅没有本质区别，有的人就是行一些共产党进步政策的土皇帝。闽西土共的宗族与排外意识严重，保守割据思想突出，传统农民意识浓厚。党组织的维持与发展主要靠当地党员间的私人关系，缺乏列宁主义政党所强调的组织和纪律观念，上级很难调动其武装作战，特别是离开本地外出作战。
毛泽东与江西东固的李文林（"富田事变"的主角）之间的矛盾也比较类似。对于苏区红军来讲，"诱敌深入"是打败敌军的最佳战略；但对李文林而言，"诱敌深入"将残害到本地百姓的利益，故不能接受和不愿执行。"不执行"就意味着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在列宁主义原则的组织架构下，不服从上级党组织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中共党内的血腥屠杀（学名叫"肃反"），其中一个原因即源于此类矛盾。
连城诀
1930年6月，19岁的曾志在福建省委认识了22岁的陶铸。她在回忆录中坦言，双方见到对方时，都是为之一震。“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这大概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1930年12月，周恩来的亲信邓发抵达苏区，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新成立的边区特委事实上代替了闽西特委的职能。新来乍到的邓发不了解闽西土共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很快就捅了别人想捅又不敢捅的马蜂窝——将长期与上级龃龉的傅柏翠开除出党，从而拉开了闽西"肃反"的序幕。傅柏翠率数百名当地党员退党。邓旋即给傅扣上反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帽子，数次派闽西红军攻打傅的老巢蛟洋和古田地区，但皆被傅用游击战术击退。多年以后，一位91岁的傅姓老人颤巍巍地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再次庄严宣誓，重新加入中共。
罗明那时因抵制"立三路线"被调至上海赋闲，王海萍代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蔡协民则转任军委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1931年4月，与傅伯翠关系良好的罗明被中央派至新改组成立的闽粤赣省委，协助邓发工作，收拾残局，但为时已晚。7月，邓发上调去苏区中央局工作；11月，闽粤赣省委被迫从永定的虎岗迁移去了长汀。
曾志称，那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停地与蔡争吵。
31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撤销，成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王海萍为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蔡协民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央派巡视员姚仲云到福州检查工作。蔡表达对闽西"肃反"的不满，同时认为有人为了排除异己而公报私仇。张鼎丞和傅柏翠两位地方领袖系一山不容二虎，这是中共党内相互残杀的另一类诱发因素（类似土匪火并）。姚仲云认为蔡协民"立场倾斜，有社党之嫌"。32年1月，蔡被免职，调厦门，职务由王海萍的副手陶铸接替。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部打下漳州，蔡协民去迎接红军。蔡任漳州中心县委（即先前的闽南特委）书记；成立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蔡协民兼任总指挥。因执行罗明传达的中央精神：“保护苏区每一寸土地，主动出击”，导致作战失利。后蔡协民不断调整策略，失败后的独立团开始渐渐站稳脚跟。这支部队就是抗战初期的"何鸣事件"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前身。
10月，蔡协民和曾志突然被招回厦门，受到严厉批判。蔡协民不服，到上海中央申诉。
曾志则follow her heart，选择去了福州。不久曾志出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由于工作需要，经党组织安排"，与市委书记陶铸假扮夫妻。两人终于借机成了真夫妻。只是天公不作美，当时曾志挺着大肚子。
在上海的蔡协民，就没有曾志"幸运"了。他没有得到中央的答复。当花光盘缠的蔡协民找不到任何联系人时，意识到自己被抛弃。蔡流落街头。走投无路的蔡协民甚至想到马路上撒尿，让警察抓走，在牢里有口饭吃（想起了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 (The Cop and the Anthem) 》）。后来遇见一同乡，获赠10块大洋，得以于33年初回到福州。
党组织（就是陶铸）批准曾志去见蔡协民，但严厉警告她不得泄露党的秘密。蔡协民在上海时用买船票后剩下来的钱，买了些漂亮布料，准备给曾志做件旗袍。其时落魄的蔡住在福州一家肮脏、低下的小旅店，原本知识分子模样、斯斯文文的蔡协民变得像一个"衰弱的小老头"。曾志接到衣料后大为感动，潸然泪下，忍不住一时人性beat党性，向蔡透露了党的机密——我党认为你是"社党分子"，你被踢出去了！
【注：不知是谁制定的这种缺德又荒唐的政策？试想如果被逼到绝路的蔡协民叛变投敌，后果会如何？这种把事做绝的方式，不太像伍公的手法。伍公总是“人情留一线，日后好想见”。即便伍公请人跳井，也会眼含热泪地让对方明白其跳井的意义有多伟大，然后自愿跳下去。】
事情的原委：蔡协民没有按照厦门中心市委的要求，肉体清除一名被市委认定为"社党分子"的闽南独立团军官。于是，市委向中央报告说，蔡本人就是"社党分子"。从时间上看，此事应该是王海萍主导的。虽然王于32年7月被捕，但厦门市委正是在7月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反蔡协民路线"斗争。根据当时党内开展政治斗争的程序来推断，厦门市委在7月之前，应已上报中央，并得到批准。曾志在其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罕见地用"见马克思"这样有些调侃的语气，讲述王海萍的牺牲。曾志因向蔡泄露了党的秘密而受到处分，不仅无怨无悔，似乎还感到些许自豪。
据陶铸告知曾志，他于32年秋天收到上海中央来信，说蔡协民是"社党分子"，要求福州中心市委对其“揭发批判、划清界线、肃清影响”。曾志32年年底到福州后，陶就给中央打报告，替蔡申辩。
看到此处，笔者不自觉地想起《连城诀》中戚芳去监狱探望狄云的情节。看透人性丑恶的丁典告诉狄云：『为了讨好那位姑娘，我自然要忙忙碌碌，一笔笔白花花的银子拿将出来，送到衙门里来打点，说是在设法救那个小子。那妞儿一切都是亲眼瞧见的，心中自是好生感激。』
蔡协民之死
从政治路线上看，蔡协民与罗明、毛泽东等人气味相投，王海萍、陶铸则与上海中央更为一致。王海萍曾向中央揭露罗明及闽西特委的问题，也积极支持肃反。笔者怀疑，蔡协民被撤职，王、陶二人可能在中央巡视员面前给蔡上过眼药，甚至向中央打过蔡的小报告——实事求是地说，蔡协民对某些中央政策，消极应付、甚至抵制。
被组织抛弃了的蔡协民，听从曾志的建议回到厦门。以打石头、扛枕木等重体力活为生，与苦力们同吃同住，开展工运工作。蔡还是不能忘情于曾志，时常给她写信。33年7月，蔡协民重新恢复了组织关系，被派往闽南打游击。11月，"福建事变"爆发，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批判和排挤的罗明，又被中央派回厦门临时主持福建省委工作。得知蔡协民的遭遇，罗明痛斥原厦门中心市委，并将蔡召回厦门。1934年5月，准备回中央苏区的蔡协民，在途中被叛徒出卖而遇害。
曾志认为蔡协民“稳健缜密、认真负责、具有组织才干；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忠诚和信仰也毋庸置疑”。在笔者看来，蔡协民的人品比较像曾志的父亲：清白、正直、厚道。蔡协民先后受到朱德、毛泽东和罗明的重用，显示他应该也具有不错的工作能力。就连看他不顺眼的厦门市委，在向中央揭发蔡时，也承认其“工作能力本不差”。
但才德兼具的蔡协民，其性格并不适合参加中共革命。首先，蔡协民的斗争性不强，在党内斗争中拉不下脸面。当需要站队、表态时，蔡虽然在路线上坚定支持毛泽东，但对朱德也抹不开情面。红四军"七大"后，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责怪蔡是中间派。这可能是蔡协民在"古田会议"后未能同谭震林、江华一样，重回红四军的主要原因。毛的期望大概是蔡协民能挺身而出，与朱德一方撕破脸地对干。当年刘少奇上位，就是因为其能赤膊上阵，与"王明派"面对面撕咬，为毛泽东战胜王明-周恩来联盟立下赫赫战功。
其二，蔡协民党性不强，对党内同志下不了狠手。一个上级指示要清除的"社党分子"，蔡竟然借口与事实不符，把人给放了，这党性何在？同为毛亲信的谭震林，就与蔡协民不同。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谭震林奉令清除将来有可能会动摇的林野。林野是黄埔四期生，曾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和公略步兵学校校长。其妻魏月初是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当时刚刚历经国军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达苏区，与林野团聚。谭震林将欢天喜地的两人骗到林子里，毫不犹豫地用大刀砍死，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党性！相比之下，谭的很多同僚，党性就不行。他们居然心中不忍，特别是对林野的妻子，想网开一面。谭震林后来一直官运亨通，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东汉时有一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看来对于中共革命者来说，应该修改为：“讲人情，死道边；无人性，反封侯。”
红颜祸水
前些年，耶鲁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发现：娶其貌不扬的妻子，丈夫可以多活几年。该研究是以己经死亡的3519位已婚男性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将女方的照片，交给学生打分，20分为满分。结果发现妻子得分越高，丈夫寿命越短。妻子得14分以上的丈夫寿命，比得13分以下的短12年。
究其原因，研究人员认为娶个娇美的妻子，丈夫要付出相当的精神负担。为了顾好美丽的妻子，有时疑神疑鬼、心绪不宁，有时要放低姿态，有时妒火中烧。长期在患得患失的情况下，身体状况会跟着出现问题。这正是蔡协民活生生的写照！
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年轻的男男女女住在一起，难免有接触。有些男同事爱去与曾志聊天，蔡就很不高兴。那时陶铸私下告诉曾志：蔡协民经常借酒消愁，报怨曾志三心二意，对他不真心。有道是：娶妻当娶钟无艳，敬爱的总理睿智啊!
蔡协民对感情忠诚，把曾志看得很重，对她百般呵护、情意绵绵。在苏区时两人关系尚可维持。自从曾志见到陶铸后，情况就改变了。曾志承认，蔡对她很好，但她对蔡协民的感情不深，对蔡的安危从不担心和关心；对陶铸就完全不同。各人有各命，蔡协民再深情也是枉然。
现世报
1933年3月，中央通知陶铸到上海，职务由陶铸一手提拔的陈之枢接替。
陶铸对中共革命的残酷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知道这次去上海后，可能要与曾志永久分离。临行前，陶铸特地在旅馆订了房间（这经费是挪用组织的吧？），与曾志共度十天的"蜜月"。此时曾志生完孩子，身体刚复原。
果不其然，陶铸在上海也被中央抛弃。比蔡幸运的是，陶铸很快被捕，因而不必为吃、住发愁。
据后来披露的资料，陶铸被撤职的原因：一是中央巡视员朱理治对陶的评价不好；二是陶的亲信陈之枢，向中央揭发了陶铸。陶铸的遭遇有些像是在盗版蔡协民，大概是神有意为之吧！
打小报告揭发同事甚至上级，是中共发扬至今的优良传统。其历史之久远可以追溯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期。当时有学生向党组织揭发同学私下里的言行，在以五四愤青为主体的留苏学生中引起议论和争执，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为告密行为辩护，认为打小报告对党有利，因此值得称赞。
陈之枢揭发陶铸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此系圣经上所说：今生的骄傲）。陈接任后，各项决策显得更为灵活、稳妥，特别是处理闽东土共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比较细腻、周到；作风也更温和、民主。
陈之枢（1906-1962）出身于福建豪富之家，曾是叶飞（1914-1999）任福建团省委书记时的部下。1931年底，叶飞调至福州工作时，陈之枢仍是其助手。陶铸接替蔡协民任市委书记后，很快提拔陈做市委组织部长。叶飞在闽东与已担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陈之枢，在工作中多有争论，但叶飞对其能力颇为认可。陈之前的两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叶飞对蔡协民的评价不错，对陶铸的评语就有点党八股的味道。
曾志不久被陈之枢打发到闽东。1934年陈之枢被捕叛变，闽东自行成立临时特委，曾志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闽东红军第二独立团（1934年1月成立）政委，任铁锋（1910-1987）任独立团团长。特委书记是一位能力有限的工人干部。
那时，曾志同时与叶、任交好。叶飞外表如文静学生，善于思考、缜密稳健（有些像蔡协民）；果决勇敢、精明强干（有些像陶铸）。任铁锋胆大勇猛，指挥发动"甘棠暴动"，创建了独立团。任铁锋具有战略眼光，这在当时不多见；是他建议路过的红七军团（即寻淮洲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打下罗源县城，协助闽东创建根据地。曾志革命经验丰富、意志坚定、性格泼辣。她早前在苏区及红军时期学到的方法，像怎样开展土地革命、游击战术等，为大家所倚重。任铁锋对曾志比较痴迷；他除了曾志，谁也不放在眼里。特委其他领导，特别是本地人的领袖詹如柏，对曾志感到如芒在背。
詹如柏是一位能力、魄力、魅力都很强的干部。曾志评价：“他勇敢机智，敢说敢干，处事果断……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不过此人权力欲甚强，曾派人将与其不对付的另一位地方领袖范浚，连同怀孕的妻子，一起谋杀。一般认为，也是詹如柏因嫉妒叶飞的才华，买通敌人，袭击叶飞。叶飞命大没死，但胸部的子弹终生未曾取出。这验证了笔者一位友人对中共革命的评价：政治原本肮脏，革命亦非圣洁。
闽东特委趁曾志生病时，开会批判曾、任、叶。特委的处分：“曾志在恋爱问题上极不严肃，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团结，是企图把党权、军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阴谋手段“。曾志被撤职，并留党察看。
曾志对这个处分很是愤怒，觉得她有恋爱自由，而且是任、叶主动招惹她的。曾志承认自己那时有些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对"眉清目秀"的叶飞有好感，对任也没有拒绝。
曾志说，这个处分“一直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我，给我在政治上带来莫大的灾难”，因为她“不能在向党组织交待革命经历时，将这个处分隐瞒不报”。 向组织坦白历史、人人过关，是中共政治运动的一个特点。其时曾志这个层级的中共干部，基本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一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长于讽刺挖苦，惯于勾心斗角；嫉妒心还特强。这种处分，你叫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如何说得出口？而且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坦白。更糟糕的是，这个处分还没法申请撤销，因为闽东特委的领导后来都牺牲了，偏偏就三个当事人：曾、叶、任活着。
被组织批评之后，叶飞很少再单独与曾志说话；但对曾志还是有所照顾，只是断了男女之情。叶飞服从了组织要求，也兼顾到人情——虽然曾志多少有些怅然。圣经上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是人在世上会遇到的三大诱惑。20岁的叶飞能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战胜“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平衡好党性与人性，很了不起！
叶飞后来在闽东特委领导人死亡殆尽之时，自告奋勇担任特委书记，成为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的代表。其后在中共军内及党内的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也基本能全身而退，不只是凭着侥幸。
叶飞夫妇与他们的二子四女
痴情任铁锋
任铁锋则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和曾志来往。他领着几十人的游击队，在海上抢掠；抢到好的东西，比如西洋参，就送去给曾志。1935年初，当国军对闽东苏区大举围剿时，身有脚伤的任铁锋带着游击队费了好大的劲，找到生病的曾志。然后丢下游击队，护送曾志去就医。从此和曾志一起东躲西藏，流浪到福州、汕头、广州、上海等地，带曾志治病和寻找党组织。两人颠沛流离、患难相依，任铁锋吃尽了苦头（看起来比《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护送杨不悔上昆仑要艰难得多）。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1937年，当机会来临时，曾志毫不犹豫地离开任铁锋，由上海前往武汉。任铁锋虽然不舍，只能黯然分手。
任铁锋在淞沪战役中组织的别动队被打垮，他带着三名女护士，也到武汉向党汇报情况。党大怒，当即开除其党籍，让其自谋生路。被赶出门的任铁锋后来想想总是不甘心，三番五次回去找党要求继续参加革命，都被打发去白区做统战，也不给恢复组织关系。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他作"自干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和长征途中的罗明在贵州被捕、脱离组织后的境遇大体相近。
任铁锋带到武汉去的一个护士，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任铁锋就与人合伙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党突然又想起了任铁锋，要他去做策反、发动群众等白区工作，以配合解放军。1949年，任铁锋从上海随军南下，分配到福建省公安厅情报处，迅即被派往东南亚收集情报（任铁锋早年曾在马来西亚念书、工作）。
1951年，任铁锋做生意时的合伙人被发现系中共叛徒，任受到牵连，被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出狱后恢复干部身份，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工作。看来叶飞至少没有为难任铁锋。叶飞于1954年接替张鼎丞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直至"文革"初期。
"文革"中，任铁锋被隔离审查。他仍然实事求是地为陶铸、叶飞等人的历史，写证明材料。任于1981年获得平反，1984年恢复其自1929年以来的党龄，评定为行政14级（正县/正团级），增补为福建省五届政协委员。1987年病逝于上海家中。
任铁锋和曾志离开闽东后，一去不返，长期被认定为逃跑行为。1983年12月，任铁锋和昔日情人曾志一道，终于再次踏上闽东的土地。
任铁锋一生命运坎坷。他是闽东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大学生出身，有战略眼光，作战勇敢，对中共忠诚。但他不能斩情灭性，反而为情所困，将个人感情置于党性之上，缺乏"党叫我干啥就干啥"的态度。按照中共的标准，其党性严重不纯。
重逢
曾志在武汉意外地见到出狱的陶铸，两人兴奋异常。有情人终能相厮守，彼此非常恩爱。
但好景不长。到了延安后，曾志发现一切都变了：陶铸总是与朋友们在一起，对曾志基本不管不问（和当初曾志对待蔡协民的态度相似），即便曾志产后大出血，也是如此。在女儿两个多月时，性情刚烈的曾志因此与陶铸大打出手。慢慢地曾志接受了现实：她认为陶铸以前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做地下工作时，不得不和她在一起。
抗战后两人去了东北，曾志就有意避免和陶铸在同一地方工作。南下广州后，曾志自己安了一个家，接母亲、亲戚同住。只在周末去和女儿及陶铸相聚；比其母亲抱怨与曾志父亲的名义夫妻关系，好不了多少。
"文革"中，一度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的陶铸被打倒，软禁在中南海。曾志陪伴陶铸三年，对自己过往有所反省。不过在陶铸癌症晚期被疏散到安徽时，曾志没有选择陪同陶铸走完其人生最后一段路，而是去了粤北插队劳动。
陶铸于1930年5月率12人突击厦门监狱，劫走狱中40多名共产党员，毙伤敌方20余人，而己方未伤一人，表现出非凡的胆识、才智和能力。在延安审干时期的"抢救运动"中，当陶铸看到柯庆施被刘少奇的人马"抢救"得死去活来时，为柯仗义执言，自己迅即被刘的打手们当成失足者施行隔离"抢救"，显示陶铸不畏强权、打抱不平的正义感（陶、柯二人都出自周恩来系统，但之前并无交集，也无交情。他们后来均被毛泽东救下，从此成为毛的铁杆马仔）。
中共建政后，叶剑英曾说：“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 1951年，陶铸尚未上任华南分局书记，就已在广东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将数万地方干部降职、撤职、查办，展现其对党内同志敢于重拳出击的魄力！
时任南方大学副校长的罗明虽然已是党外人士，仍然在劫难逃。在1951年的"三反"运动中，罗被冠以"大老虎"（大贪污犯）这一对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极具污辱性的罪名，隔离审查。此等整人手段之狠辣，果如圣经《耶利米书》17:9中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毛泽东获悉后，对陶铸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他是大贪污？”从而救下罗明。相比之下，傅柏翠除了当初对红军举兵相抗，还长期接受国民党政权的委任，其历史问题比罗明恶劣得多，却在中共建政后出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陶铸能在广东这个随处见芭蕉、野果布满山、河海有鱼虾的地方，把老百姓治理到饿死，实在是牛逼！要知道，广东气候条件非常优越，且不说椰子、菠萝、香蕉、芒果等多年生的热带水果，像南瓜、红薯等速生作物，极易栽种和成熟。中共治下，老百姓吃不好、吃不饱，并不意外；但要说在广东这个地方，把人搞到饿死，谈何容易！所以，笔者对陶铸的组织与管控能力之景仰，如滔滔之珠江水绵绵不绝。
随后，陶铸在广东进行了比较有效的农业政策调整与补救。"文革"初期，陶铸拒绝被主席当枪使，去整肃刘少奇集团的干部。皆闪耀出一丝人性的光辉。不过，当一位革命者显露出人性的光辉时，多半意谓着此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离终结不远。陶铸亦是如此。
陶铸与曾志的那种夫妻关系，笔者难以理解。即使到了1949年，陶铸才41岁，也应该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不知道类似的情况在中共领导层中是否普遍？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否会影响到领导人的心理健康，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国家和百姓的治理？
亲情
1928年11月，曾志在井冈山产下一子，送井冈山土著王佐部副连长石礼保收养。孩子8岁时养父母双亡，外婆领着他乞讨度日。曾志在1933年生下另一个儿子；其时曾志正与陶铸热恋，孩子生下来十几天就送人了。这个孩子在收养家庭备受虐待。曾志1950年再次见到孩子时，17岁的儿子只有10岁的个头，少了两根肋骨，还是个跛子。曾志的大儿子后来在井冈山务农，小儿子在粤北贫困山区工作。
1931年11月，曾志还生过一个儿子。据曾志回忆，这个孩子见人就笑，非常乖；而且很小就知道不将屎尿拉在床上。组织上为筹措经费，作主把孩子卖掉了。曾志得知组织决定后当即表示服从，蔡协民则埋怨曾志不该一口答应。此前，曾志收到母亲寄去的40元大洋，准备自己送孩子回家乡。
从福建方面的党史资料看，中央巡视员姚仲云31年去福建的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厦门中心市委的经费问题，但市委仍有100元大洋的经费缺口。在蔡协民被撤职调回厦门时，王海萍、陶铸事先已决定将他们的孩子，以100元大洋卖给一位党内同志，即叶延环。叶家是主治小儿科的名医世家，兼做大烟生意，家境不错。其时厦门天花麻疹流行，孩子被去叶家看病的儿童传染上，没几天就死了。
有人怀疑一个孩子卖不到100元大洋。这里面是否有阴谋论，笔者不好妄加推测。曾志的小儿子曾在"文革"时控告陶铸谋害父亲蔡协民，这毫无疑问不成立——蔡遇害时，陶铸正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服刑。
卖孩子筹经费，在中共党内并不罕见。1935年6月，高文华任北方局书记时，据说因党组织缺乏经费陷入困境，就将四个月大的儿子卖掉，换来50元大洋，维持了省委机关三个月的生活费用。高文华1932年在上海已经为党卖过一个儿子。中共还宣传过比卖孩子更不可思议的事迹：原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没动用一分一毫党的经费。陈为人（1899-1937）是湖南江华人，1918年考入衡阳省立三师。五四运动时期，与夏明翰、蒋先云等人同为湘南地区的学生领袖。1920年底与罗亦农、彭述之、刘少奇、任培国（弼时）等一道去苏联受训（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样一位心硬如铁、宛如禽兽的父亲，并非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模样，而是一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文弱书生。
文质彬彬的陈为人
有人认为，出卖亲生骨肉来筹措党的经费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邪教徒。这一观点对不对，请读者自行判断。只是笔者有个疑问：卖自己的孩子或听任自己孩子饿死的人，会有多爱别人的孩子？会有多爱老百姓呢？
曾志晚年说过，“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有时人们以为自己在忠于信仰，实际上只不过在忠于自己的一种幻想、情绪或欲望。而人总是很难否定自己，特别是否定自己的青春、否定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但晚年的曾志有了一些改变。她鼓励、出钱让孙辈们进京上学，或者学习开车等技能，以期改善孙辈们的生活状况。 临终重病期间，对自己年轻时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特地向两个儿子真诚道歉。此外，曾志能将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其回忆录中，比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勇敢、真诚，这一点非常值得敬佩！
无论您是喜欢或是恨恶曾志，您得承认，她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结语
前些天，有网友推荐视频《老梁：人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老梁说，“泯灭人性的忠诚和信仰绝对是罪恶的”，笔者对此不予置评。但笔者对人性与信仰这个主题很感兴趣。观看此视频时，笔者就联想到曾志以及与曾志交好过的五位中共人士，想起他们在中共革命的旋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党性，对信仰的坚守，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这几位男士的遭遇似乎验证了"红颜祸水"的说法：夏明震年少遇害、蔡协民悲凉就义、任铁锋坎坷一生、陶铸孤独离世。而曾志本人又何尝不是命运多舛，应验所谓"红颜女子多薄命"——两个丈夫死于非命，与陶铸长期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与温暖，和两个儿子谈不上多少亲情，也未能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圣经上说，人在世上会遇到的三种诱惑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对照叶飞的表现，想想他们在面临这三大人性挑战时所作的选择，会多少明白红颜祸水与红颜薄命的真相（本文没有对“今生的骄傲”展开分析，而“今生的骄傲”可能是中共革命者更大的软肋）。
笔者在梳理这段历史时还发现，本文所提及到的几十个中共人物，几乎都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时代菁英，大多出生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没有一个是因为无法生存而投身中共革命，也没有一个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而加入中共。多数具有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比较强烈的社会正义感。
“中国向何处去？民族的未来又在哪里？”像傅柏翠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到穷乡僻壤的上杭，替底层百姓当律师，维护社会正义。这种行为即便到了今天，也很少人能做到。叶延环是名医世家出身，家境富裕，却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舍弃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职业”，甘愿参加中共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后来年纪轻轻就为中共捐躯。这些事实不仅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而且也从某个侧面折射出这场被很多人所诟病的革命，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和必要性。
迄今为止，中共并没有完全蜕变成为一个世俗政党，还保留有很多革命党的特征。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时，中共的这种革命党性质会带来一些掣肘；但当面临内外压力时，就会展现其战斗力与生命力。笔者在八九六四之后对中共所宣称的，他们与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不同，很是不服。随着对中共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觉得中共吹的牛皮也有几分道理。中共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其韧性之强，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如果现在还有人幻想倡导一场暴力革命来推翻中共，请对比本文中所提及的中共人物，你能像他们那样坚守信仰、百折不挠并作出牺牲吗？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忽悠别人去做烈士，就另当别论了。
《倾国倾城》
【注】博文同时发表于文学城论坛《几曾回首》和《人到中年》，有兴趣的朋友可通过以下链接，阅读网友们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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